百年世事不胜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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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世事不胜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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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世事不胜悲

作者：

王家范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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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年3月19日，晨光微曦，京城内外火光烛天，煤山（今景山公园内）左侧歪歪扭扭的古槐树（一说海棠树）上，静悄悄地悬着从皇宫走来的一对主奴。

崇祯披发跣足自绝的情景，正象他遗书所说的，是要向世人宣告：

大明三百年江山金瓯坠地，寿终而未能正寝。

　　冰山化于一旦，寒冻层积则已年长月久。

一代新朝气象总似昙花，宿命般地迟早要走向衰微。

早在嘉靖、万历花团锦簇的年月里，洞察世情而深陷于忧患的文化孤独者，心中已萌生一种难以言传的苦涩，敏感到末世将临。

万历三十四年，汤显祖在答邹元标的书信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治世人多于事，否则事多于人。

世际竟未知何如也。

"乱世二字几欲脱口而出，而"事多于人"四字深可玩味。

凡乱世总起于道德沦丧，人心险恶，事端不已，怨仇相报。

明亡的祸根，少说也在四、五十年前就种下了，甚至可远溯至百年之前。

不待义军蜂起、清兵入关，它已然在人与人无尽的内耗中将生命力厮杀殆尽。

文震孟之子文秉事后曾感慨道：

"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

"在中国，"气运"（或者叫"气数

中述及崇祯十三年（张溥临终前一年）谋解黄道周于难时说：

"议及石斋（道周）之难，天如（张溥）将倾身家以图之，真有贾彪之风，予甚愧焉。

"身处明中后期的特殊政治氛围下，在道与势，政治权术与道德高扬之间，他内心的紧张、焦虑相当激烈，应是情理之中的事。

天如四十岁即中年夭折，不可谓无因。

依我看来，复社较之前辈，不能不说更趋下游。

这并不全是因为张溥等人的人品比顾泾阳辈差许多。

一个王朝越向末世走去，大多数人为末世心态所浸染，人性的扭曲就越发不可收拾。

一面是假作真时假亦真，一面是真作假时真亦假，交相激荡，黑幕重重。

迷溺于局中，就象萨特所称患了"剧场异化症"，能有几人自律自守？

中国古代政治乃为人治，人治败坏成风，也就不可收拾。

史家多称道张居正为一时之权相，事功卓著，其实政治的诡秘诈儇，大僚要员之假公贪赎，虽前有严嵩，不可谓始作俑者，然风气之坏，江陵实不能辞其咎。

江陵过于迷信权力，火中取栗而尚扬扬自得。

《明史》本传云：

"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

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

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署南镇抚。

居正三子皆登上第。

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世以此益恶之。

"江陵死后结局惨极，然朝局官场从事端发生时起就呈异状，愈趋恶劣。

时人于慎行在给友朋的信中说道：

"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

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

"后人读明末史事，不能不有坠入五里云雾之叹。

交相弹劾，以扳倒对手为快；弹章或振振有词，或危言耸听。

无不满口经典，一心为国。

到此时已是真假莫辨，人心叵测。

朋党向为中国专制政治之大忌，罗织此项常可致对手于死地，明末小人时常玩弄这种伎俩。

实际上，中国古代官场出于营私攀援，同乡同年门生故吏的习惯纽带常被利用，虽是忽聚忽散，利益苟合，却也见怪不怪。

东林、复社固然有信念之联结，不可同日而语，但亦难脱这种习气。

其倡始者都宗奉朱学，皆欲藉权力以行道德之旨，反不如王学异端看得空。

我很欣赏李卓吾在《答耿（定向）司寇》中一席话说得爽快：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异于人者……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

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会宾客……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

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何异哉？

""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这几个字份量极重，入木三分，鲜血淋漓。

明中后期，官场里着实混迹着一群儒家末流，他们以依傍儒学道统自诩，内心却失落了儒学自我反省与追求完善的热忱。

这是一种精神枯竭，丢失了向生存的意义──"存在"追问的勇气。

任凭污浊滔天，我依然稳坐钓鱼台：

亦要做官，亦要富贵，捣翻浆糊心无愧疚。

宋明以来，凡属心理不安的人，苛责自己也苛责社会的人，才真地是皈依儒家的原始教义。

程朱陆王，都是这种自我"不安宁"者。

精神只有靠自己提升。

而他们的追随者则很容易成为躺在主倡人怀抱中的"熟睡者",思想贪图安逸的庸人。

不肯思索，人云亦云，以教条吓唬别人，就是这种平庸的表现。

究其根基，还是生存的私欲在主导其灵魂。

不同的是，他们学会了虚伪和掩饰。

更可恶的，还以此为棍子，藉卫道以掩其丑陋。

这也就是汤显祖所深恶的"假人"。

明末随处可见那种思想平庸而阴谋有术的"假人"，故文坛无宁日，政界有恶斗。

　　中国是个极重道德伦理的国家。

以理想道德构筑理想政治，儒家的美梦从未圆过，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据史载，张溥与周延儒的交易原是有前提的：

"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名。

"可见复社诸君亦不满意周之人品，出于下策，冒险与魔鬼打交道，却又幻想魔鬼改恶从善。

故后人有为之辨解说：

"假使天假以年，以溥之才力经济，而辅之以东林之正人君子，复社之英俊少年，则或可以使周延儒、吴昌时辈不得不出于正道，……则或可以苟延明祚，未必遽至于亡。

"这位先生实在没有看懂中国历史，更不懂政治为何物，迂得可以。

作家借小说中的陈子龙有过这样的感慨：

"以往的那个张溥已经彻彻底底的死了，他所怀抱的理想也已经死了……"。

但在张溥不这样想，他有他的自我合理化，虽史无明载，却大抵也不离前面这位先生的假想。

　　陈寅恪先生曾倡言：

中国文明造极于宋。

意在言外，宋之下则日趋下流。

确实象明朝这样的政治勾当，士大夫运动十数万两银子贿举宜兴复出，且不惜收买小人搜集政敌的贿证以击倒对方，以贿打贿，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

熙宁间，王马政见歧异似同冰炭，却人人都是堂堂正正，君子风度。

政以贿成，政治亦因贿赂成风而污浊黑暗，以至连反贿赂也异变成整肃政敌的手段。

权力与金钱的联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变得特别凶残，政治斗争亦因此成了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不可能"合理化"。

试想此时再掺和到政治中去，会有什么好结果。

史载周延儒得知被逮，"将所居楼阁三楹尽行焚毁，盖生平宝藏咸集于此。

紫貂皮帐以十计，清河参有一只重十两者。

金珠非上乘不能登此楼，焚时火焰皆作五色。

"如此贪赎，良心墨黑的政棍，张溥与之周旋，扶其上台，实在是大悲剧。

不只是个人，更是大明的悲剧，气数已尽。

果然周被诛之第二年，崇祯亦自悬而死。

无论中外，道德想假权力而行，不能不是悲剧。

或可谓：

道德，道德，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可惜中国的儒家不明此理，偏要诱后生带着"圣贤的眩晕"（仿海德格尔"自由的眩晕"）往这歧路上赶，正是折杀了多少"精英"！

在这一点上，我倒要说西人因直率反而少些不明不白的眩晕。

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其混一，倒不如让两者保持必要的张力。

至少也不必让莫名的幻想去作践人的灵魂，以至象张溥那样自欺而欺人，长醉不醒。

　　中国哲学最高的追求谓之"无执"，所谓物我两忘。

但这是仰之弥高、不可企攀的境界，罕有人能涉及。

明中后期，象李贽是激情型的，狂放而带血的刻薄，依然执着得有似疯子。

汤显祖则处在现实自我与潜在自我的紧张之中，追求的"理想自我"只能隐显于梦境，故有"临川四梦"。

中国大多数士大夫生存的本能是如此强固，难于抗拒。

他们只是不断的设计自我,而不是超越自我。

如能在现实自我与潜在自我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象吴梅村、陈子龙那样，已属姣姣者。

明亡前后，这些人物的生存困境与内心矛盾，实在可以让写小说的发掘些许多题材。

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为身体与心灵、现实与理想、必然与可能等一系列二元难题。

"生存困境"命题的提出，是将这些二元难题作动力学的展开，从而揭示了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导引人文学科进入心理学领域，摆脱"一般"而突现"个别"。

生存内在于个人而"存在"，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独特的。

同样，当我们历史地理解任何一个个人，也应具体地注视他们面对"非此即彼"的两难是如何选择的，凸现此种选择的热情强度及其独特性。

历史学要成为"人学"，使"人"成有血有肉的生命活体，舍此别无出路。

恰如希腊哲人所言：

"人不可能进入同一条河流"。

史学当然要关注"情境"。

由众人（意志）汇聚而综合形成的"社会情境"，正是个体"生存"要面对的客体。

然而，即使同时同地同一瞬间，它对不同的主体而言，也不是"同一条河流"。

这是因为他们的体验各不相同，应对更是殊相迥异，色彩斑烂。

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历史"比起我们的"正宗"史学或许更能长袖善舞。

内圣外王，修身治国，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从幼年诵读圣贤书之日，就以此自命为社会精英，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殊不知人类特有的那种生存困境，对中国士大夫的煎熬也因此来得格外痛苦。

学而优则仕，既是为稻粱谋的生存必需，也是满腹经纶唯一所归。

羊肠曲径，独木小桥，权力场的残酷，更加浓了人生飘忽不定的悲剧色彩，得志者少，失意者多。

历史上读书人这方面牢骚之甚，已尽人皆知，不必多说。

但是有一点常被忽略，读书人更少有敢于直面的，他们所深恶痛疾的社会之网的编织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手工。

中国的古代政治，从来都是士大夫在台上围着一个人做戏，熙熙攘攘，或哄哄闹闹。

遇上唐太宗这样的明智皇帝，是大幸，故曰"千载难逢"；碰到朱洪武就不好办，现在要侍候心理有点变态的崇祯帝，自然就头疼了。

到头来不少人只好叹一声"反认他乡是故乡"，当然也有至死不悟的。

可说，自原始儒家就开始精心编织的政治体制，君君臣臣，无可逾越，早已宿命般规定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

　　与此相关，中国古代社会的悲剧还有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常被"精英"们遗忘在村野角落的农民大众。

平日里，他们是一群最不起眼的芸芸众生，不因被冷落而辄耕，背负青天，面朝黄土，为一家之生计终日牛马般劳作。

他们是如此的老实顺从，以至有闲情的文人逸士常误读了村野风景，为所谓的恬静而心醉如痴。

殊不知他们是可以欺生而却绝不畏死。

如若把他们置之死地，在生死必择的关头，铤而走险，那破坏性的力量也着实可怕。

中国历史上就一再领教过了，从山村里走出来的暴怒，二、三百年的物质积累毁于一旦。

恕我直言，我不喜欢姚雪垠小说《李自成》的过分美化，"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已成了文坛笑料，昔日黄花。

冷眼看末世，我们常会感叹朝中无人才，其实中国之大，人才往往藏龙卧虎于山村僻野，可异的是非到乱世不可能显露出英雄豪杰的本色。

明末李、张皆非等闲之辈。

尤其是自成，若非东北杀出个皇太极、多尔衮，他完全可以成就一位比洪武要好得多的新朝开国君主；张献忠若成功，较之洪武也许更凶狠，此人则不足道。

在有些方面，自成是过于仁慈，既不满意刘宗敏辈的胡作妄为，又不想伤兄弟的旧日情份，开诛戮功臣的杀戒。

他不谙仁慈就是犯罪的政治法门。

入京四十来天，他没有急于登极，其间仍有不少可深探之处。

然而，严酷的历史已一再说明，即使成立新朝，毕竟仍是王朝的再版，过不多久，农民兄弟们又会发觉被自己的领袖所抛弃，再度回到旧日的风景。

现在有些人以厌恶农民起义为时髦，我不甚欣赏。

农民为求生而揭竿，无可指责。

要责难的倒是何以会激发起农民铤而走险，以至生灵涂炭？

要追问的是中国何以逃不出六道轮回，农民出身的皇帝未必比贵族皇帝来得善良？

　　1644年，中国再一次经历王朝鼎革，紫禁城又换主人。

治乱相继，反复轮回，至此古老中国几已逼近了绝境。

社会从内里烂透，《红楼梦》所揭示的僵而不死的状态，明中叶以来已然成形。

其时英国已告别中世纪，步入资本主义纪元。

中西差距的拉开，正是以此为界碑的。

尽管此后还有"康乾盛世"的插曲，那不过是晚霞一抹，历史的惯性施展淫威，黄昏之后是长夜。

近代中国人正是负荷着历史的沉重走向对世界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