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塞尔新协议对中国金融监管的阻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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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塞尔新协议对中国金融监管的阻碍

论巴塞尔新协议对中国金融监管的阻碍

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曾被以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治理的“神圣公约”。

最新发布的新资本协议框架（本报NO．425曾作报导——编者注），那么能够说是现今国际金融环境下银行风险治理的又一国际范本，其最终形成和实施必然会对全世界银行业产生深远的阻碍。

　　一、推动全世界金融风险治理进展的现实缘故和直接动力

　　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产生至今已经有过3个版本。

新版本与最第一版本相较，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国际银行业风险治理的新进展。

　　2001年的新资本协议草案较之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更为复杂、全面，这事实上是金融市场进展的客观反映，也知足了银行界关于风险更灵敏的风险监管框架的需要。

　　巴塞尔委员会主席WilliamJMaDonough指出，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将使资本充沛的监管要求能够更为准确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为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提供更多的衡量资本充沛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从而使巴塞尔委员会的资本充沛框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来适应金融体系的转变，以便更准确及时地反映银行经营活动中的实际风险水平及其所需要配置的资本水平，进而增进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进展。

显然，金融体系的迅速进展和金融全世界化已经成为推动全世界金融风险治理进展的现实缘故和直接动力。

　　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金融环境的猛烈转变迅速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环境，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同时经济金融的全世界化直接推动了全世界范围内银行监管和风险治理原那么和框架的整合与统一，而且促使这些原那么和框架要及时依照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进行调整。

如何使监管原那么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经营环境的转变、使得银行的风险监控始终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变更维持高度的灵敏，愈来愈成为全世界银行业关注的重大问题。

　　历史地看，本世纪70年代以来，放松管制成为全世界银行监管的普遍趋势；与这一趋势相伴而行的，是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金融领域的创新活动日渐活跃。

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的活跃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快速进展，使得银行竞争日趋猛烈，银行经营风险明显加大，促使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探讨成立新的经济环境下的金融监管方式，以保护金融市场中银行体系的稳固。

同时，伴随着跨国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银行的业务迅速扩大，银行危机传染的可能性增大，各国监管方式上的不同也增大了监管跨国银行的难度，于是，成立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统一的国际银行监管原那么和风险治理框架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金融进展历史看，1974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促使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从理论熟悉上升到了实践层面。

1975年2月，来自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端土；英国和美国的代表聚会瑞士巴塞尔，商讨成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巴塞尔委员会的成立，是适应金融全世界化的内在需要，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问题提供一个讨论场所和合作的舞台。

　　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非具有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特权：

其文件从不具有、亦从未试图具有任何法律效劳；其虽鼓舞采纳一起的方式和标准，但却也并非强求成员国在监管技术上的一致性。

可是，由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原那么阻碍到全世界要紧国家的跨国银行，因此这些原那么在事实上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一起原那么。

　　巴塞尔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中始终遵循着两项大体原那么：

（1）没有任何境外银行机构能够逃避监管；

（2）监管必需是充分有效的。

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以来发布的许多监管原那么和建议，大体上表现了这两个重要的大体原那么，而且也使得这两个大体原那么取得愈来愈普遍的认同。

　　在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众多监管原那么中，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是阻碍最大、也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最有代表性的监管准那么之一，期间发布的许多监管原那么大多是对那个监管原那么的补充和完善；巴塞尔委员会2001年1月公布的新资本协议框架，主若是试图在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那么的功效的基础上，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沛协议约束，转向依托最低资本充沛比率、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等三个方面的一起约束。

　　在推动全世界银行监管的一致化和可操作行方面，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能够说具有划时期的意义。

　　从国际银行业风险治理的角度看，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具有明显的特点，要紧包括：

（1）突出强调了资本充沛率的标准和意义，

（2）确立了全世界统一的银行风险治理标准；

　　（3）强调国家风险对银行信誉风险的重要阻碍。

　　可是。

这一协议也容易致使银行过度强调资本充沛的偏向，从而相应轻忽银行业的盈利性及其它风险，如此，即便银行符合伙本充沛性的要求，也可能因为其他风险而陷入经营窘境；从具体的风险资产的计算看，巴塞尔协议也没有考虑同类资产不同信誉品级的不同，从而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面临的真实的风险状况；另外，关于国家信誉的风险权重的处置比较简单化。

　　二、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的形成及其特点

　　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继续延续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以资本充沛率为核心、以信誉风险操纵为重点、突出强调国家风险的风险监管思路，并吸收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那么）中提出的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三个支柱的原那么，进而提出了衡量资本充沛比率的新的思路和方式，以使资本充沛比率和各项风险治理方法更能适应当前金融市场进展的客观要求。

（一）坚持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沛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并有了进一步完善。

　　1．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

为了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银行业风险状况，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舍弃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单一化的监管框架，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

银行和监管当局能够依照业务的复杂程度、本身的风险治理水平等灵活选择利用。

通过这种灵活的制度安排，巴塞尔委员会试图促使银行不断改良自身的风险治理水平，利用关于风险状况反映更为灵敏的衡量方式，进而更为准确地测定必然风险状况下所需要的资本金水平。

　　2．外部评级与内部评级的选择。

为了测算银行的风险资产状况，银行必需要对资产进行评级，并相应确信风险权重。

巴塞尔委员会在设计方案的初期曾经试图要求银行要紧依托外部中介机构的评级，可是，由于商业银行普遍对评级机构的客观性、独立性、资料的可取得性、评级结果的及时充分披露、评级结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歧议，评级机构本身也不肯意将判定银行风险大小的责任全数担在自己身上，于是，新资本协议框架中除继续保留外部评级这一取得资产评级的方式外，更多地强调银行要成立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并提供了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即标准化方案、基础的IRB方案和高级的IRB方案体系，强挪用内部评级为基础的方式来衡量风险资产，进而确信和配置资本。

　　3．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

巴塞尔委员会最近几年来一直希望推行全面风险治理，将风险治理覆盖的范围慢慢从信誉风险推行到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

由于一些风险（如利率风险等）难以准确量化，因此这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设定最低资本充沛比率要求时要充分考虑到利率风险这一点。

新的资本协议还要求考虑操作风险并相应配备资本。

具体计算运营风险的方式存在相当大的不同，难易程度也不一样。

在实际操作中，许多考虑运营风险的银行只是在考虑信誉风险所需的资本之外，进一步增加20%作为覆盖运营风险的资本。

新的资本协议预备采纳那个20%作为广义的指导性预备标准。

　　4．适当扩大资本充沛约束的范围，在必然程度上抑制资本套利行为。

例如，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对控股公司的资本充沛比率作出要求，使得许多银行为了逃避资本约束纷纷采纳控股公司的形式。

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导的控股公司应当受到资本充沛比率的约束。

　　另外，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关于非银行机构的大额投资需要从资本中扣除。

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关于单笔超过银行资本总额15％的投资、和此类对非银行机构的投资总额超过银行资本规模60％的投资，都要从银行资本中扣除。

这无疑会对那些在非银行领域有普遍投资的银行形成严峻的冲击。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西班牙和德国的银行可能受到的冲击最大。

固然，这也是由银行体制所决定的。

（一）各国监管机构关于银行资本状况的监管方式和重点显现了显著的转变。

　　新资本协议框架更为强调各国监管当局结合各国银行业的实际风险对各国银行进行灵活的监管。

这主若是巴塞尔委员会注意到不同国家的具体金融环境和进入体制不同，因此开始强调各国监管机构承担更大的责任。

例如，在新的资本协议中，各国监管当局能够依照各国的具体状况，自主确信不低于8%水平的最低资本充沛要求，同时，许多风险衡量的水平和指标需要各国监管当局依如实际状况确信，而且监管当局还要能够有效地对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进行考察。

如此，各国监管当局监管的重点，将从原先的单一的最低资本充沛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

　　新资本协议框架延续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那么》和其1999年提出的监管框架的要紧思路。

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整体风险相匹配，监管当局能够采纳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等方式审核银行的资本充沛状况。

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情形、风险治理状况、所在的市场性质和收益的靠得住性和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定银行的资本充沛率是不是达到要求；监管当局有权依照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要求银行维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沛率；银行要成立严格的内部评估体系，使其资本水平与风险度相匹配；监管当局要及时检查和评判银行的内部评判程序、资本战略和资本充沛状况；在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实施必要的干与；若是对银行风险水平说来是必要的话，监管者应当要求银行持有超过最低比率的资本。

　　新资本协议框架同时强调，为了顺利实现向IRB资本充沛衡量体系的转换，商业银行向监管当局提交完备的内部风险评估制度安排、资产分类制度安排等。

　　（三）强化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市场约束机制的引入能够说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大进展的表现。

巴塞尔委员会关于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沛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新框架充分确信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派资金和操纵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能够以更为有利的价钱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取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那么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需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平安方法。

于是，这种市场奖惩机制能够促使银行维持充沛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

为了确保市场约束的有效实施，必然要求成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新资本协议框架中所要求的信息披露的潜在参照标准是美国的银行信息披露要求，如大型银行要求按季披露范围相当普遍的风险信息。

　　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强调，最低资本充沛比率、外部监管、市场约束这三个支柱是紧密联系在一路的，若是这三个方面不能专门好地落实，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也就难以真正落实。

　三、从2001年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看当前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进展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新资本协议框架在征求意见完毕并定稿后，将全面取代1．988年的资本协议，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的新版“神圣公约”，慢慢在全世界推行。

我国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中国人民银行也必然需要签署相关协议，这就要求我国的中央银行将用这一标准监管国内的各类商业银行。

因此，及早针对新的资本协议框架采取方法，才能使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监管适应国际金融业风险治理进展和我国金融市场平稳进展的需要。

　　以2001年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为参照，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资本不足的问题将更为突出，迫切需要在提高资产质量的同时拓展资本补充渠道。

　　依照新资本协议框架进行测算，能够大致看出，全世界银行业在新的监管框架下所需的资本金整体水平可不能显现太大的转变，可是，关于个别银行来讲，因为资产质量等的不同，所需的资本金水平会有明显的不同。

一样而言，同一家银行依照IRB方式测算的风险资产规模要较之原先减少2%到3%左右；关于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大银行，风险资产规模的下降会更为明显。

一方面，经营效益良好的银行能够用这一部份资本金支持更大规模的风险资产、或将其返回给原先的股东；另一方面，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和OECD国家的资产评级较低的银行将被迫提高风险权重、从而要求配备更高水平的资本。

　　当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本充沛率达不到8％的标准的问题，这是与我国经济从打算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及转轨期间的经济高速增加分不开的。

整体上看，我国银行业的资产业务量增加专门快，市场化改革也致使经济的货币化和金融深化，使得金融资产的增加速度明显高于国民经济的名义增加速度，商业银行在转轨期间也显现了很多经营失误!

：

积存了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可是，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却十分缺乏。

若是要实施新的资本协议，估量可能会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金提出更高的要求，若是不能达到那个国际性的要求，将必然阻碍到与外资银行的竞争能力。

　　当前的工作要紧应当包括：

一是踊跃拓展国有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其中包括上市筹资；二是大力提高资产质量，降低风险资产的规模。

（二）国家风险评级体系的改变整体上有利于我国银行业。

　　在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中，国家风险具有相当大的阻碍力，而且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关于这一风险采取了相当简单化的衡量方式，例如，银行关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给予相同的零主权风险权重。

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主权风险的确信那么是要紧依托银行自身的风险评估、或是依照一些国际性评级机构的评级，进而给予不同地域以不同的风险权重。

　　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下，亚洲地域受阻碍最大的是韩国，因为韩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在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下的国家风险权重上一直享受零风险权重；依照新的资本协议框架，韩国的主权风险权重迅速上升50%。

而从中国香港来讲，由于香港不是经合组织成员，因此在原先的巴塞尔协议下的主权风险权重一直是100%，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香港的主权风险权重将会下降到20%。

依照测算，中国的国家风险权重也会相应下降，这关于降低我国银行业的资本金需求是有利的。

　　（三）着手成立完善的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体系。

　　国际金融学院将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的核心之一归结为内部风险评级体系，从风险治理的实际操作来讲，这一界定是合理的。

从国际性大银行的体会来看，内部评级关于信誉风险治理的重要作用要紧表此刻以下几个方面：

为金融工具价钱的决定提供重要依据；作为提取坏帐预备金及经济资本的分派的基础；为客户综合授信提供依据；为治理者风险决策提供参考。

依照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一个有效的内部评级系统要紧包括评级对象的确信、信誉级别及评级符号、评级方式、评级考虑的因素、实际违约率和损失程度的统计分析、跟踪复评和对专业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利用等等。

　　与先进的国际性银行相较，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不论是在评级方式、评级结果的查验，仍是在评级工作的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揭露和操纵信誉风险方面的作用。

这要紧表此刻评级方式偏于定量化简单化，风险揭露严峻不足；基础数据库有待充实，评级结果有待查验；评级结果的运用十分有限。

因此，必需尽快制造条件来适应新的资本协议框架。

　　（四）从信誉风险治理转向慢慢实施全面风险治理。

　　在现实银行经营活动中，各类风险是相互联系、一起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内部风险治理原那么和外部监管指标时，应当将银行可能面临的各类信誉风险、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包括在风险治理的范围之内，推行全面风险治理的理念。

事实上，这一理念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已经有了具体的落实方法，如这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就包括了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

　　当前，我国关于银行风险资产和资本充沛的监管，主若是考虑信誉风险，大体上没有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等。

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动，利率波动更为频繁；银行业务操作的环节不断增多，关于电脑等的依托加大，同时也相应增大了操作风险。

因此，要真实反映银行风险状况，就必需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

这也显示，若是不能对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专门好的治理，就会加大银行风险程度，必将需要配置更高水平的资本金。

　　（五）提高监管权关的监管能力，明确监管的重点。

　　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在给予各国监管当局更大的决策自主权时，也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于中国的监管当局来讲，若是及时开辟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如何合理确信适应中国国情的不低于8%水平的最低资本充沛要求、如何评估和衡量商业银行内部风险评估体系的状况、如何运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监管外资银行等，都是新的挑战。

　　（六）强化信息披露。

　　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有待提高等因素，中国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地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切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

因此，在强化信息披露方面，既要确信具体的银行业需要按期及时披露的资料，也要引导市场强化关于银行信息的分析，慢慢提高市场约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