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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竞争力文献综述

第二章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

2.1概念界定和辨析

2.1.1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

1.高技术

高技术是人类进入到20世纪中叶兴起并发展起来的。

关于高技术诞生的时间和标志,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般学者将1942年12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在美国的运行作为高技术诞生的标志197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发行的《技术与国际贸易》一书中首次提到了高技术一词,随后便在全世界流行,但世界各国对高技术的表述各不同,我国称高技术为高新技术,日本称作高级尖端技术。

我国的高新技术是根据我国的发展水平提出的,比国外发达国家所谓的高技术范围要宽泛,它不仅包括“高技术”还包括“新技术”,新技术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相对而言的,在特定的区域内是高技术,但在另外的区域可能只是一般技术,而高技术则一定是新技术。

我国的高新技术的雏形来源于1986年《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1988年实施的“火炬计划”将“高技术”拓宽为“高技术”和“新技术”。

由于各国所处发展水平和不同阶段对高技术的理解不同,所以目前对于高新技术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关于高技术的定义,有如下观点:

美国商务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研究与开发(R&D)经费支出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作为基础来定义高技术,具体有两个指标:

一是研究开发强度,即研究开发支出在销售收入或增加值中的比重;二是科技活动人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在劳动力中的比重。

日本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以当代尖端技术和下一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技术,而且能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技术,是能提高现代商品功能的中心技术并且赋予产品以新用途的主导技术和构成下一代产品基础的技术总称。

我国对高新技术的定义是:

以世界科学技术新发现和新发明为基础,以知识、技术、智力和R&D资金密集为条件的新兴的科学工业技术。

它是一个建立在世界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之上的、随着空间和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一个动态与发展的概念。

2.高技术产业及特征

同高技术一样,目前对于高技术产业的概念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但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是高技术。

英国学者Mcquaid和Langridge认为:

高技术产业是高技术产业的生产者而不是使用者。

美国学者Nalson在《高技术政策的五国比较》一书中指出:

“高技术产业是指那些以大量投入研究与开发资金,以及迅速的技术进步为标志的产业”。

我国学者卢焱群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就是科技、知识和资本密集度高,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巨大产业波及效果和社会影响力,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群。

关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界定标准,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有两个:

一是美国商务部制定的,有四项衡量指标:

R&D支出占销售收入或增加值的比重,科技人员占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产品的主导技术是属于确定的高新技术领域,产品的核心技术必须包括领域中处于技术前沿的工艺或技术突破。

二是OECD制定的标准,是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统计的基础上,以R&D支出占产值的比重作为界定标准,比重大于3%的是高技术产业,在1%-2%之间的是中技术产业,低于1%的是低技术产业。

我国采用的是OECD的标准,并适当做了调整,2002年7月颁布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的通知》,明确把高技术产业的统计范围划分为核燃料加工、信息化学品制造、公共软件服务业、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疗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五大行业。

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相比有如下特征(表2-1):

表2-1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特征比较

投入

产出

人力

资金

资源

高技术产业

智力密集、科技人员、研究开发人员密集多高

经费投入多,科研经费集中程度高

对智力、信息的依赖大;物耗、能耗少

附加值高、经济效益高、竞争力强

传统产业

劳动密集、体力劳动者密集度高

经费投入少,科研经费集中程度低

资源、物耗和能耗大

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竞争力弱

2.1.2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和人才

关于人力资本,学术界并未作确切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看法各异,如舒尔茨(Schultz,1961)认为人力资本包括人自身的知识、健康和能力。

萨洛(Thurow,1970)认为人力资本是个人的知识、才能和生产技术。

虽然学者各自对人力资本界定各异,但大家都普遍认同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带来收益的价值范畴,是通过后天保健、教育、培训、迁移等投资形成的,它由凝结在人体内的知识、智慧、健康、技能等构成,并具有参与剩余收益分配的产权特性。

人力资源是由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提出,他认为人力资源具有其他资源所没有的协调、融合能力、想象力、判断力,后来学者参考德鲁克的观点并结合人作为资源的特点,将人力资源定义为:

蕴含在能够作为生产性要素投入社会经济活动的人身上,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可通过投资获益的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称,它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

“人才”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在外国语言体系中并没有完全与之完全相应的词。

国外与“人才”最接近的词是“天才”,这和我们所说的“人才”存在一定的差别。

笼统的说,人才资源是人力资源中素质层次较高的那部分的总称。

对于人才的界定,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的组织部门都有不同的界定,改革开放初期,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看作是人才的标准。

1982年,我国人事部对将人才定义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

2003年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又对人才规定了新的三个标准:

一是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二是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三是在社会主义物质、政治、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劳动者都是人才。

人才标准分为人才使用、人才社会和人才统计标准。

对于人才使用标准,可由各单位根据自身需要确定,人才社会标准是社会对人才的看法,没有固定的标准,人才统计标准则需要国家做出统一的规定,本文所研究的就是人才的统计标准,即国家在1982年规定的“具有中专或以上学历及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的标准就是人才统计标准。

学历标准可根据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做适当调整,本文就把人才的学历统计标准提高为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人才与高技术发展的匹配程度,为有利于文章的分析,因此本文侧重于从科技的角度去把握“人才”这一概念。

2.2基础理论

2.2.1竞争力理论

1.优势理论

优势理论起源于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其经历了“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阶段,优势是竞争力理论的基础,所以优势理论竞也成为争力理论的基础。

(1)绝对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起源于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一书,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有适用于自己的绝对有利于某些产品的生产条件,这种商品在价格上占有绝对优势,从而使得每个国家都按有利于自己绝对优势的生产条件生产产品然后进行交换,即进行国际贸易,这种绝对优势是区位的成本优势。

根据这种理论,没有绝对有优势的地区就不会进行国际贸易,这与事实显然不符,由此说明了绝对优势理论的不足。

(2)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从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大卫·李嘉图为代表古典比较优势理论、赫克谢尔和俄林(H-O)理论、里昂惕夫之谜和新要素理论。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为代表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个国家没有具有低成本的产品,但仍然可以进行国际贸易,即通过出口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和进口比较劣势的商品来获取利益,这就对亚当·斯密无法回答的问题进行了解释,李嘉图认为比较优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异,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并不是唯一的来源,如自然资源等也有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对各国的劳动率和生产成本会存在相对差异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

赫克谢尔和俄林(H-O)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同种商品在生产函数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相对不同,及不同商品的生产在使用要素密集形式上的不同。

由此各国应该利用自己有利的生产要素,输入本地稀缺要素但又生产需要的商品,输出本地相对丰富廉价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因此一国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决定了该国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竞争力。

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都把劳动看作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而技术是外生变量,而H-O理论则认为劳动并不是唯一的生产要素投入,但他们在生产规模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

随着规模经济的引入、技术进步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H-O理论已不适用于这种动态竞争力的变化。

里昂惕夫之谜(TheLeontiefParadox)源于里昂惕夫通过衡量美国进出口商品要素的密集型发现美国参与国际分工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专业化生产基础上的,这与要素禀赋理论相矛盾,由此形成里昂惕夫之谜。

为破解此谜,一些学者包括里昂惕夫在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新要素理论应运而生,它包括人力资本论、技术差距论和研发要素论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里昂惕夫之谜。

舒尔茨(ThodoreW.Schults)和肯林提出的人力资本论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人力资本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技术差距论由波斯纳(M·A·Posner)首创,胡弗鲍尔(G·A·Hufbauer)等人进行了完善,他们认为,某一国家在技术创新上获得突破后,在其他国家尚未掌握这一技术之前,就与其他国家有了技术差距,并依靠这种先进的技术生产产品出口,只要外国的仿制品尚未进入市场,该产品就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由基辛(D·B·Kessing)、弗农(RaymandVernon)等人提出的研发要素论认为,研究与开发费用越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越强,研发是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3)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是潜在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才是各国的现实优势,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多种要素的综合结果。

比较优势强调在国际贸易中产业互补的关系,而竞争优势则强调产业替代的关系。

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共同构成区域综合竞争力。

他还指出一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企业同构、同业竞争等关键因素。

2.技术创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J.A.JosephAloisSchumpeter)是技术创新理论的创立者,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不断打破经济均衡状态的过程,只有进行技术创新才能打破这种均衡状态,而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或者改变原有的生产函数。

创新的形式主要包括开发新产品、新要素、新市场、运用新方法和改变企业组织形式。

哈德·门茨继承并发展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他认为,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性波动,并根据1740-1960年间技术创新变化的资料推出每次技术创新都会产生新的产业部门,继而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总会由繁荣进入衰退阶段如此反复,而每次经济危机都需要技术创新来打破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2.2.2理论

2.3文献综述

2.3.1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研究

国外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大都从政府政策和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衡量指标方面进行研究,着重关注技术创新、研发强度等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如美国的Burton(1993)从政府制定政策的角度描述了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状况。

Merchant(1997)通过研究美国政府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的作用,得出政府的产业政策对提高高技术产业有重要作用这一结论。

Braddorn和Hartley(2007)用劳动生产率、出口和销售利润率等指标测量出英国航空产业的竞争力在1980-2000年间是上升的,并和美国、欧洲其他国家做了比较。

国内学者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影响较深远的是穆荣平,他从从竞争实力、竞争潜力、竞争态势和竞争环境四个角度对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了分析,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在资源转化能力、技术能力、比较优势、创新活力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穆荣平,2000)。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研究,研究主要涉及两类,一类是利用计量方法,构建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模型,来研究影响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和空间分布差异。

如梁莱歆等(2005)利用2001年高科技上市公司年报的数据,把R&D投入强度、技术人员比例、技术资产实力作为解释变量,把代表高技术企业竞争力的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两者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出各技术要素对高技术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

秦臻等(2007)采用出口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结构优化指数、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分析了我国航空航天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并用出口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两者存在稳定关系,劳动生产率是出口竞争力的Granger原因,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提高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竞争力意义重大。

潘雄锋等(2009)通过构建高技术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分析了1996-2005年我国区域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时空变化,并对变化的动因进行了解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是部分省区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变动的直接原因,机制和体制是变动的深层原因。

蔡莉(2010)用两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影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格局的要素作用的大小,结果显示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京津冀经济带的高技术产业更具发展潜力。

另一类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整体竞争力或各个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价。

温海峰(2004)在指出高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差异的基础上,把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产业投入能力、产业产出能力、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外部因素有产业政策环境、产业技术支持环境和产业社会支持环境,并据此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但他没有进行实证验证该指标体系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王建刚等(2004)则从实证方面在产业投入、产业产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技术支持环境和产业政策环境五个方面建立14个评价指标,运用主成份分析法衡量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

徐陈华等(2006)从高技术产业的规模、效益、成长性、国际化程度、发展潜力五个方面构建了一套评价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做了排名,得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最强,西部最弱。

徐光瑞(2008)从影响高技术产业内生因子(包括规模产出、技术研发、贸易竞争力因子)和外生因子(包括科技基础、科技环境、相对研发因子)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我国2006年除西藏和青海以外的29个地区的高技术产业进行了排名和分类,结果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存在很大区域差异。

陈红川(2009)从产业投入能力、产业产出能力、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支持环境四方面建立评价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为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建立了定量评价模型。

陈东升(2011)在对新疆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研究时,首先运用“钻石模型”分析了新疆高技术产业的优势和劣势,然后又通过建立评价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新疆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在全国的位置做了排名,结果显示,新疆2006年排名第29位,2007年排名第21位。

从国内外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来看,国外学者注重产业政策的影响和竞争力衡量指标的选取,国内学者则侧重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计量、统计等方法综合评价我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

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国内以从影响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评价者居多,虽然具体指标略有不同,相对来说,高技术产业评价指标体系较为成熟。

2.3.2人才竞争力研究

目前,国外对人才竞争力的研究还较为鲜见,相关的研究也只是一些提高人才质量的途径和方法,如加大教育、培训或管理,并未对人才竞争力进行具体的界定和规范,也未建立系统的人才竞争力的评价内容和指标体系。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在《世界竞争力年鉴》中,把各国竞争力的要素分为国内经济实力、金融、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政府管理、国民素质和国际化,根据学者的评述,可以把国民素质竞争力看作是对人才竞争力的研究。

国民素质国际竞争力要素包括人力资源数量、结构和人力资源质量两方面,其中人力资源的数量和结构主要从人口特征、劳动力特征、就业人数和失业人数反映,人力资源质量则从生活质量、教育结构和态度与价值观上体现。

而且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质量相对于人力资源的数量和结构更为重要。

国内对人才竞争力的研究起初并不是对人才竞争力进行专门的研究,而是

在研究城市竞争力时作为一个子要素进行研究的。

最具权威的是中国社科院和国内十所高校联合研究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倪鹏飞,2003),该报告从基础建设、人才、科技、资本、对外开放和企业管理等方面评估了我国主要城市竞争力,其中人才竞争力就包括人力资源数量指数、质量指数、配置指数、需求指数和教育指数。

桂昭明(2002)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鉴》基础上,提炼出部分反映人才竞争力的指标体系,主要从内在和外在要素两类,内在要素包括人才数量、质量、创新能力,外在要素分为使用效益、环境和状态,每个要素指标的重要程度通过赋权来体现,不过这个指标体系针对的是国家层面的人才竞争力,可能对于区域人才竞争力的评价不能完全适用,但这种研究依据和方法对以后人才竞争力的评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王高岑在研究人才国际竞争力时,把人才竞争力分为人才综合竞争力、内在竞争力、环境竞争力三方面考察。

从中观层面上,目前研究多集中在某一区域、产业的人才竞争力上的评价。

倪鹏飞(2002)把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分为劳动力的数量、素质和培养。

由潘晨光(2005)主编《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把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人才规模、人才素质、人才投入、人才产出和人才环境五大指标体系,其中每个指标又包括若干个子指标,然后利用集对分析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区人才竞争力进行排序。

王建强(2005)在结合我国各地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建立区域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分为人才总量、人才结构、人才流动、人才比例、人才效能和人才环境六大方面,并在每一级指标下设具体的子指标。

刘国新等(2005)以中部五省(湖北、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省会城市为样本,选取人力资源数量、质量、配置、需求和潜力指数构成人才资本竞争力要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五省省会城市的人才竞争力总体和逐项进行了排序。

江苏省人事厅课题组(2002)在对评价区域人才竞争力时,认为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才队伍状况和人才总体效能,并从人才的规模、密度、结构和创新能力方面建立9个具体的评价指标,据此对江苏省的人才竞争力进行评价。

王建强、潘华静(2009)在进行河北省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时,将人才规模、人才素质、人才投入、人才产出和人才环境作为一级指标,这五个一级指标下面又设立13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从而构建区域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

徐晓勇等(2011)从人才规模、人才素质、人才投入、人才产出和人才环境五个角度具体分为18个指标构建了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07年云南人才竞争力在全国处于较弱的位置。

人才竞争力的研究尚属较新的领域,目前国内对区域人才竞争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基于对人才竞争力内涵理解的主观性,缺乏对人才竞争力产生的内在原因深入分析,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较为零散相对缺乏系统性,尚缺少一套公认的成熟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研究层面上,大都集中在国家、省级地区、城市上,在跨行政区域的城市经济带层面上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人才的发展水平往往是和经济的发展保持高度联系的,而且人才的聚集和流动一般是以城市为载体的。

另外,从上文的研究成果可看出,现有研究多侧重对区域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探讨和的排名上,而对于如何提高人才竞争力则鲜见与文献中,即使涉及也只是泛泛而谈缺乏针对性。

2.3.3人力资本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关于人才在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目前学者涉及的较少,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描述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者较多,因人才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故在这里人力资本在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可代表人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

对于人力资本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作用,国外学者侧重从微观角度进行实证研究。

AnnetteL.Ranft,和MichaelD.Lord.(2000)运用统计数据证明在高技术企业内,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企业发展的成败。

Colombo.MassimoG和Grilli.Luca(2005)通过对意大利506家新型高技术企业的数据分析后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存在重要的关系。

国内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贡献时,有的侧重从理论上分析,有的则用实证去测量。

如彭连清等(2002)运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深入分析了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赵美兰等(2005)认为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面临着人才资源不足、人才投入太少、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对策。

李智博等(2005)采用AHP方法度量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水平,通过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根据1992-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高新技术产业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

张琼(2006)在分析高新技术产业人力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人力资本模型回归分析出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率已远超过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徐侠等(2007)利用1995-2004年时间序列数据计算了外资高技术产业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份额较高,但劳动生产率和国外相比较低,根源在于人力资本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有滞后效应。

赵修渝等(2010)通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发现人力资本、科技投入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存在长期的双向因果关系。

有些学者在对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因素中研究中也涉及到人力资本的作用,史丹等(2004)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投入、资金投入、企业制度等因素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周勇等(2006)通过分别构建代表科技人力资本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实证分析了科技人力资本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科技人力资本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呈密切正相关。

万永琴(2007)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扩展模型,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政府行为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温宏军(2011)在分析了教育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后,得出科技人才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发展高技术产业首先得提高教育水平。

侯珍珠等(2011)以河南省为例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从资金、劳动、技术等方面分析个因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程度,发现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主要靠引进技术和资金投入,人力资本要素中全员劳动生产率影响较大。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已较为丰富,国外学者在实证上侧重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作用研究较多,而且大多通过构建模型进行计量回归的方法验证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增长其重要作用。

而关于人力资本(本文研究的是人才)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协调度方面的研究则鲜见于文献中,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高技术产业和人才竞争力的评价模型,用以评价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高技术产业和人才发展水平,通过两者的排名来考察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和人才的发展水平是否相协调,是否人才是制约本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原因,有无一些省区是存在人才浪费或利用不足的现象,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DavidRicardo,UdayanChanda.Amodelf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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