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人格的意志力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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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人格的意志力量
论鲁迅人格的意志力量
王卫平
一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界，可谓是群英荟萃，启蒙的先驱们以他们惊世骇俗的反封建理论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
先驱者们站在时代和民族的高度，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批判传统，革新现实，呼唤民主和科学。
那时，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升华到对民族命运的探索层面上，人格的价值取向达到了昂奋的状态，进入了自我实现层面。
可悲的是，“五四”落潮后，许多先驱者退伍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思想，胡适放弃了主义只研究问题了；周作人躲进“知堂”品茗去了；钱玄同、刘半农潜心研究国语、语音去了……。
人格层面迅速向依附性的生存层面滑落，呈现出人格弱化或人格萎缩状态。
只有鲁迅，继承了前辈如章太炎等的战斗风格，在发出了“铁屋的呐喊”之后，又经历了苦闷，仿徨，终究独自前行，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同是先驱者甚至兄弟，但却走了绝然不同的人生之路，我们要引出这样的疑问和思考：
为什么周作人、胡适等没有坚持自己的人格理想，而走上了与他们所批判的传统认同的道路？
为什么鲁迅能把自己的人格理想始终不移地贯彻下去？
是什么力量潜在地影响他把民族精神的反思与自我解析交织在一起？
近代知识分子群中为什么只有鲁迅的人格力量最强大，最有力量，最有贯透力？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除了从思想、人生追求、对国家民族的态度等角度进行比较、探索以外，我认为更可以从主体人格的角度给予说明。
在鲁迅的人格构成系统中，有一种强大的意志力量，这是鲁迅人格最核心的力量。
纵观鲁迅的一生，经历了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和民族命运的时代沉浮相交织的坎坷历程，但对真理的探索“虽九死而犹未悔”，对个人的解剖也毫不留情。
他的现实人生超越艺术人生，都印证他人格的意志力量的强大。
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富有生命力度的潜在意志力量，鲁迅将和时代的落伍者们一样，仅是学者而已，决不是战士。
从一般的人格理论来看，人格构成有三种常规力量：
意志力量，智慧力量，道德力量。
意志力量属于心理、性格范畴，是人格的内在力量。
所谓意志力量，就是促使人自觉地确立目的并支配其行为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的潜在力量。
人格的意志力量是确实存在的。
在西方，希腊的命运悲剧把视点放到人与命运抗争从而显示人的意志，柏拉图把人的性格分为三级：
相当于哲学家的是智慧，相当于战士的是意志，相当于农工商的是情欲（详见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
十九世纪的叔本华、尼采更是把意志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创造了唯意志论的思想体系，由意志产生出超人，这种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固然难以成立，因为过分张扬了意志力量。
但是，理论往往就是二律背反，我们还得承认在人格中有这种力量，否则，叔本华，尼采就很难有这样大的影响。
在中国，对意志的肯定虽然没形成体系，但历代哲人、伟人都有散片碎金般的论述，强调人的意志的重要。
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的高度发展，大大加强了对人格力量的确认。
马斯洛的人格五层面超越理论都给人格意志力量的研究以巨大启发。
我们应该看到，人格由低级需要向自我实现层面超越时，主体意识中必须以意志力量作为潜在支配力量，才能战胜个人和社会的局限与压力，实现人格完善。
从哲学角度说，意志力量是人行为的内驱力。
当然并不是说意志是天生的，意志力量的形成也要经过一个磨炼，超越挫折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显现出来。
二
鲁迅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子弟成长为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以至成为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辛亥革命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半个世纪的时代沉浮，他的意识和心理经历了一个痛苦、挣扎、孤独、思索的历程。
在每一次超越挫折的征程上，从生存到真理，从理性到艺术，再从艺术到人生，他的冲动、选择、奋进和渴望，都显现着意志的壮大过程。
鲁迅所生活、成长的社会环境，从人格实现的角度看，是有利于检验和冶炼一个人的意志力量的。
环境愈恶劣，越是刺激人求得生命意志，或坚强或萎缩，鲁迅属于前者，体现出强大的超越挫折的力量。
我们首先从意志力量的形成上看。
1881年到1892年，鲁迅的生活完全是贵族子弟式的。
丰衣足食，受封建的正规教育。
这一时期是鲁迅一生最平静的生活期。
可好景不长，紧接着是祖父下狱，父亲病死，家庭破产了，陷入困顿。
这使鲁迅饱尝了世人的冷眼，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的凶险和世态炎凉。
但他没有像其他破落子弟那样去经商或堕落，而是告别了伤心的母亲，“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
”他不顾世俗的冷眼，去南京进“洋堂”求学了。
这是鲁迅探求真理的开始。
求得生存的意志对鲁迅的思想影响很大，鲁迅反复强调“第一要生存”的思想，是有其亲身体验的。
鲁迅在家庭破产的情况下，却选择了异地求真理的人生理想，显示了意志力量的最初表现和建构，具有强大的独立性和果断性。
鲁迅在南京的两个学堂的四年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但他刻苦学习，接受新思想。
他从生存意志的角度接受了社会进化论思想。
1902年，他怀大志东渡日本留学，在异国的土地上，他没有尽情玩乐，他看到了中国人地位的低下，个人生活的艰难同民族的弱小与出路第一次在异国土地上交织在一起，引起了鲁迅沉重的思考：
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格？
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3．它的病根何在？
这是他与好友许寿裳讨论的问题。
这是自觉确立“立人”以“立国”，把探讨和批判国民性作为人生目标。
这种自觉确立目标正是意志力量的一个表征。
紧接着他就开始自觉行动了，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行动理想。
1906年的幻灯片事件引发了鲁迅放弃手术刀而操起笔杆，开始拯救民族精神。
要想启蒙民智，谈何容易！
巨大的传统力量时刻都会吞噬、同化你、让你低头。
这一年，鲁迅的个人生活遭遇了一个历史性的挫折。
由于母亲的包办和自己的妥协，鲁迅同朱安完了婚。
这场没有爱的婚姻使鲁迅陷入了难以解脱的伤心、懊悔、失望、矛盾的境地之中，不知所措。
从此，直到1927年同许广平结合，他一直过着没有爱的孤独、压抑的生活。
但就在这二十年中，鲁迅勇敢地承担了双重的历史使命：
谋求自身的个性解放和启蒙国人的精神觉醒，发展自我与牺牲自我的双重变奏，把自我反思和探究民族精神结合起来，用全部的生命意志投放到“以血荐轩辕”的神圣目标上。
一方面为了生存，他得工作，他奔波于绍兴、南京、北京等地；另一方面，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
他以“立人”、“反抗”为核心，以“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来呼唤国人醒来。
辛亥革命的失败，鲁迅更加看清了国民麻木的精神状态，于是，先觉者沉默了。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经过十年的沉默，磨炼了意志，心理结构逐渐趋于成熟。
他终于爆发了，向吃人的封建历史发出“呐喊”的战叫。
他没有做过父亲，却告诫天下人“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他没有爱情生活，却沉静思索青年的爱情婚姻问题（《伤逝》）……鲁迅以他惊人的意志表现出先哲的精神，显示了思想家的博大精深。
虽然，鲁迅在生存上还不至于忍饥受冻，但是由于对正义和真理的追求使他站到了社会统治阶层的对立面上，所以，安全层面需要极度缺乏，疾病、压抑、被捕始终伴随着鲁迅一生。
他的个人自我实现内容就是批判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社会对他就必然是一种荆天棘地的障碍，而他只有在披荆斩棘中才能前进。
他也有过苦闷，仿徨，可他这样说：
“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华盖集•北京通信》）许寿裳对鲁迅的避难生活作过一个小统计：
1.1893年秋，鲁迅13岁，因家事避难。
2.1926年，因三•一八惨案，张作霖入京而避难。
3.1930年3月，因自由大同盟事件被通缉而离寓。
4.1931年1月，因柔石被捕谣言蜂起而离寓。
5.1934年8月，因熟识者被捕离寓避难。
（许寿裳：
《我所认识的鲁迅》）
经历了这么多次人生磨难，而始终格守着自己的人格理想追求。
鲁迅正是在抗击恶劣环境中显示出强大的意志力量，鲁迅可谓“真的猛士”。
三
鲁迅致毕生精力于民族精神的反省，被誉为“民族魂”。
而这种民族精神的反省的逻辑结论便是呼唤一种健康的人格在我们民族生命性格中的复归。
可我们的民族背负传统的重担毕竟是太重太重了。
启蒙谈何容易？
当鲁迅等先驱者们在本世纪初以怀疑、批判、否定的态度不断校正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规范，承担起反思与开拓的先锋者的使命，在“铁屋中呐喊”,“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时候，却如置身于荒漠之中，没有人响应。
在鲁迅笔下，狂人的清醒却也要被吃，夏瑜为开启民智，拯救大众而被捉进监狱，他的鲜血只化作华老栓给儿子治病的一剂“药”。
这里，我们不禁想到了正是这国民的劣根性：
愚味、无知，才使先驱者感到了无边的悲哀，并把他们推到了绝望与悲凉的境地，使一批精英在“呐喊”与奋斗之后迅速向低级需求回归，自身人格迅速萎缩、弱化，人格的意志力量极度虚薄。
只有鲁迅一人，布不成阵了，仿佛进了“无物之阵”，成为历史的“中间物”。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仿徨”。
但鲁迅没有隐退消沉，鲁迅自有鲁迅的独特价值，那就在于以惊人意志把批判国民性，探讨民族命运同严格的自我解剖交织起来，表现出思想和人格的历史反思，令人难以企及。
如果说，鲁迅的成长历程都表现印证着他的意志力量，那么恰恰是对自我意识、思想进行时时反省和更新，才是鲁迅人格力量中最独特，最有穿透力和生命力的意志力量。
鲁迅的孤独、清醒、寂寞、仿徨始终在强大的自我意志力量统摄之下，这就使他的孤独显得有力量，有摄人心魄的魅力。
这是鲁迅区别于其他文学家，思想家的根本之处。
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时，一向认为，善于反省和自责是前进的有希望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心情操和美德。
他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一文中说：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鲁迅把个人的省思放在民族命运的高度上，可见自我反省的自觉性。
所以，鲁迅特别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拷问”说，认为这“显示着灵魂的深”（《集外集<穷人>小引》）。
鲁迅式的自我解剖不同于一般人的隐私坦白，它不注重既成的事实结果，而为了挖掘灵魂的冲突动力，他的解剖不是静止的展示，而是运动的刺激，是用解剖刀―文笔捅开自己灵魂中的矛盾冲突。
鲁迅的许多作品都表现了“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的努力，敢做自己灵魂的掘墓人。
一部《野草》把自己的孤独、苦闷、深邃、冰冷、追求剖析得残酷、出神入化，令人悚然危畏。
《一件小事》把别人熟视无睹的小事，视为“催我自新”。
《藤野先生》“便使我良心发现，而且增加了勇气了。
”《两地书》对个人的坦白与对社会的责任感相交融。
面对许广平炽热的爱情，他反思责问自己：
不配！
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的确是灵魂的忏悔，可只是个人的宗教式的真诚；胡适的坦诚为世人公认，可那只是坦诚，没有自责……。
鲁迅一生都在实践着他的自我解剖意识，而这种自我解剖的主体背景便是人格的意志力量。
对社会和别人的思想、行为进行批判解剖容易，但解剖自己一生，一生都在自我解剖那就难了。
事实证明，毫不留情的解剖自己才使鲁迅成功地抵御了国民劣根性的同化。
使自我的绝望与黑暗抗争，这是鲁迅精神所独有的价值。
鲁迅在论译介外国的作品时说：
“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四
作家的现实人格超越他的艺术人格，意味着作家更侧重于塑造他批判的形象。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郁达夫过着“沉沦”的生活，巴金有着觉慧的道路和反抗，茅盾塑造着理想的吴荪甫。
作家们都塑造出一系列各自崇高的人物形象，把自己的人格追求映射到作品的主人公身上。
外国作家也有类似情况：
托尔斯泰的聂赫留朵夫，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现实人格与艺术人格相互和谐，这已经是较高价值取向的人格追求了。
更有甚者，艺术人格高涨而现实人格却极度堕落。
鲁迅不同于中外作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高层次的现实人格超越了他的艺术人格，这需要强大的意志力量。
鲁迅的小说中人物形象几乎没有他理想的形象，他对笔下的人物命运、性格，“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内在人格中潜在的意志力量通过理性思维的方式贯透在作品之中，对灵魂的自我反思使他自我现实生活否定了他的艺术形象的人格追求，显示了他的人格在向自我实现层面超越过程中的潜在意志，这是文学创作主体性最充分的体现。
在吕纬甫、魏连受、子君、涓生等形象身上，我们看到在一开始时，他们都敢于按照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去改造现实，走自己的路，而不是被动地适应窒息而腐朽的社会环境。
他们所具备的带有独立性的精神和勇气，在人格完善的过程中还寻求着将理想变为现实的体验，努力发展自己爱的能力和生存抵制力。
可以说他们属于觉醒的少数人，此时他们的人格是独立与完整的，并且达到了自我实现的层面。
可不幸的是，他们作为自我实现者，尽管开始时他们是作为具有自主性的人格出现，在独立的新的意识原则下而不是在社会固有原则的支配下从事他们自主的行为。
但社会环境的黑暗和自身人格意志力量的苍白软弱，使他们在抗拒社会群体时显得无力，由于人格的意志力量中缺乏厚度，因此，难以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
他们的悲剧命运始终伴随着时代的沉浮而生成，人格处于不断的转型的状态中：
时代高涨时代退潮
↓↓
高级需求低级需求
↓↓
独立性人格生存型人格
↓↓
自我实现人格层面依附性人格
这是“五四”前后我国知识分子人格趋向的一个普遍轨迹。
而鲁迅永远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格追求，通过自我解剖认识自己，这和雅典达尔菲阿波罗神庙门廊的石板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在鲁迅小说中，反省中的“我”不仅是自我，其中蕴含的都是由时代、社会、民族、个人诸因素交织起来产生的逼人质问所引发的思索，关于命运与道路、责任与自由、理想和现实、生与死、爱与憎的冲突抉择。
涓生对爱的思考，狂人对“历史的我”的思考。
阿Q性格中无论有多少复杂的特征，但却没有意志力量来规范其行为的自我意识。
孔乙己、华老栓、闰土、祥林嫂，一系列知识分子，下层人物，信神信天信道德，而从来没有相信过自我的力量。
鲁迅所批判的正是国民性中缺少自我的软弱意志。
由这种强烈的感受出发使鲁迅特别强调做强者，有一种强者意识。
所以，一接触到尼采的超人意志哲学，对英雄主义与意志力量的高扬便发生了共鸣，引发他极力主张“立人”以救国，强烈的意志力量促使鲁迅透过艺术这种主体意识的载体来观照和反思他笔下的人物命运和现实生活中自己的命运，并使现实人格完全与艺术人格相异且超越之。
五
如果说鲁迅是伟大的，有独特人格价值的文学家、思想家，那么，正是由于他在探索和批判国民性的同时，也时时探索自我灵魂而显示出来的融智慧力量、道德力量于一体的人格意志力量的强大、厚重，使他的人格成为健康、有着时代与民族价值取向的人格。
这种意志力量正是他集康有为早期《大同书》的恢宏气度，谭嗣同决断罗网的献身精神，梁启超少年中国式的热情奔放，邹容的革命军中马前卒的胆气与豪情于一体，又有自己深刻的自我解剖精神，使他的人格成为我们民族人格追求的楷模，具有永恒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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