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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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侦查权监督缺位的成因
1立法对侦查权监督规定的缺位是造成侦查权监督缺位的根源。
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都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这一规定既表明法律监督是我国检察制度的根本属性和理论基础，又表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是国家权力机关授权性的法律监督权，这种监督权包括对侦查权的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的延伸，具有国家法定性、权威性和专门性。
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但是，这些规定一方面立法容量太少，存在很多缺失和空白，造成了监督上的许多盲点，使得侦查权游离于法律监督之外；另一方面对被监督机关的监督措施缺乏强制性和可操作性，往往只有原则性规定，监督程序不完善且过于原则和抽象，不能使监督权落实到实处。
这与其说我国法律规定了对侦查权实施监督的表述，不如说在实践中法律对侦查权监督的缺位。
2、侦查权监督体制的不完善是监督缺位成因的主要方面。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2款之规定，检察机关自己受理的案件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其他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具有受理必要性并经省级检察机关决定受理的犯罪案件。
这些案件的特点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方面的犯罪或者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其犯罪的侦查权，也称自侦案件侦查权，由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专门性的调查工作,强制性措施也由受理案件的检察机关行使。
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于检察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职权之一。
上述桂林法官在检察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后死亡，家属不服法医鉴定结论。
倘若，我国法律中有一套行之有效对侦查权的监督措施，再配合法医鉴定结论，死因结论的正确性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检察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缺乏有效的监督,为检察机关滥用、错用、乱用侦查权提供了方便。
《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则是让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三家机构互相制约和监督，但是现实中是检察院可以监督另外两家，但是,没有哪家可以监督检察院，这种监督体制的设计背离了法制平衡的原则。
拥有了侦查权的检察机关，使得反贪部门在办理案件时成为”自侦自办”，执法公正成为一句空话.。
3、对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定位准确性的缺陷影响着对侦查权的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主要体现在侦查、起诉审查和审判是相互衔接、前后呼应的三道工序。
在这三道工序中，其侦查权由公安机关行使，审查起诉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审判权由法院行使。
然而，实质上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结构。
在这种结构下，检察机关不但无权指导侦查，而且还处处受制于侦查机关，致使肩负着指控犯罪职责的检察机关，却出现无权有效地监督侦查活动、影响证据的合法收集和固定的错位。
侦查人员拥有侦查权，收集、固定证据却又不承担因证据不足而造成的败诉风险和后果，而导致错捕、乱捕的后果由批捕的检察机关承担。
这种权利和责任的错位直接导致了侦查人员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上面，而对证据的合法性则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
侦查终结后侦查机关把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在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只能通过退回补充侦查来解决。
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证据方面要求，特别是对检察机关的退补意见往往拖拉、敷衍，甚至抵触，最终导致法院对案件的错判、乱判及其怨假错案的频频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4、领导和上级机关对侦查权的干涉是影响侦查权缺位成因的外部因素。
领导和有关机关对侦查权干涉体现在如下方面：
（1）行政权力的非法干预。
侦查权对行政权的依附以及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倾向，是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特点之一。
同时，它为行政权力干预侦查权提供了条件，也导致我国侦查权受制于行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究其原因，一方面，侦查机关的财政权不能独立，仍隶属于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拨款；另一方面，行政首长从中央到地方同时是执政党的领导人，在法定级别上，同级行政首长比同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级别高。
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传统文化中，使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无法得以避免，形成了一大堆“关系案”、“人情案”。
（2）政党的非法干预。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党派都是参政党。
执政党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
行使侦查权的公安干警和检察官都属于干部的范畴，其任免、调动和提拔由执政党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在执政党进行干预时，行使侦查权的人员往往基于执政党的权威，不得不按执政党的意图处理某一案件。
党委经常性直接过问案件情况并参与案件的讨论和审理。
更有甚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个人情感给案件经办领导打招呼、批条子，这在表面上看似乎迎合了某些人所谓的“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需要，事实上是“以党代侦”。
这种做法导致的部分办案不公，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成为导致腐败的诱因之一。
（3）权力机关的非法干预。
在我国，国家的各级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也应当接受其监督。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权力机关却将监督理解成了干预，时常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干预公安机关、检察院的侦查活动、干预案件的具体处理。
有的甚至于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按照其意见作出处理决定。
现在，国家权力机关又采取了一种名为“个案监督”的方式，对公安、法院和检察院，往往是具体指示如何处理某一案件，并要求按其意见办理，否则，就会再次干预，直至符合其意见为止。
（4）领导个人的非法干预。
领导通过对公安干警、检查官的任免、升迁的对司法活动进行干预。
是基于案件对自己与密切关系或与自己密切关系人的关系而实施干预。
这种基于权势的干预，必然破坏公正、客观地处理案件，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所不能允许的。
5、侦查权救济缺位是侦查权监督缺位成因又一重要原因
侦查权救济缺位，是我国侦查程序的结构性缺陷。
在我国，侦查机关实施强制侦查，不仅不需要事先申请司法令状，而且在事后也不接受司法机关审查。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将侦查行为纳入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如对侦查行为不满，只能通过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控告、申诉,这种申诉和控告很多情况下以不了了之收场。
而在法治先进国家，普遍允许通过司法途径予以对侦查权进行救济.凡犯罪嫌疑人或公民认为侦查行为违法，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对侦查行为是否合法和必要进行审查，并作出维持或撤销的决定。
【理论法学论文】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问题的论析
2010-9-1614:
46来源：
法律教育网 【大中小】【我要纠错】
论文关键词：
侦查权性质令状制度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文摘要：
侦查权是一种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特征的特殊的国家权力。
目前我国的侦查权司法控制严重欠缺，为了构建合理的侦查权司法控制体系，可以从确立令状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方面进行努力。
一、侦查权的性质分析
侦查权是国家侦查主体，为实现侦查目的，依照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
侦查权的性质归属是研究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那么侦查程序就是一个司法程序，侦查机关就是司法机关，侦查机关的决定就有司法终局性，而没有法官介入的必要。
如果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那么侦查程序就相当于行政程序，考虑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则在侦查程序中就有引入司法控制的需要了。
目前，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大致有三类观点：
一娄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司法权。
一类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行政权。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侦查权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特征。
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笔者有如下看法：
第一，那些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的观点，多是从侦查权的行使结果来静止地回望侦查程序，发现侦查权具备丁司法权特征。
而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的观点，则倾向于从侦查权的行使过程来看问题，认为侦查权具备了行政权特征。
这两个角度都有意义。
在分析侦查权性质的时候，要全面看待问题，既要从侦查权静态的行使结果来分析，也要从它动态的行使过程来看。
第二，有一逻辑问题需要说明。
人们之所以将侦查权定位为司法权，或行政权，或既是司法权，又是行政权，大多因为经过分析，认为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
但是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是两回事。
分析侦查权的外部特征并不足以确定其本质属性。
A事物具有和B事物相同的外部特征，并不等于说，A事物和B事物性质同一。
所以，直接给侦查权定性的论证，论证理由似乎都不充分。
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并不等于侦查权本质就是属于司法权或者行政权。
第三，笔者认为，侦查权既有司法权特征，又有行政权特征。
我国学者孙笑侠先生认为，司法权和行政权，最本质的区别在于：
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是判断权，而行政权以管理为本质内容，是管理权。
他还概括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十大区别：
（1）行政权在运行时具有主动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被动性。
（2）行政权在它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面前，其态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而司法权则具有中立性。
（3）行政权更注重权力结果的实质性，但司法权更注重权力过程的形式性。
（4）行政权在发展与变化的社会情势中具有应变性，司法权则具有稳定性。
（5）行政权具有可转授性，司法权具有专属性。
（6）行政权主体职业具有行政性，司法权主体职业具有法律性。
（7）行政权效力有先定性，司法权效力有终结性。
（8）行政权运行方式的主导性，司法权运行方式的交涉性。
（9）行政权的机构系统内存在官僚层级性，司法权的机构系统内则是审级分工性。
（10）行政权的价值取向具有效率优先性，司法权的价值取向具有公平优先性。
对照这十大区别，笔者认为侦查权有如下特征：
（1）侦查权的运行具有主动性。
（2）侦查权的行使既具有倾向性，又具有中立性。
（3）侦查权行使既注重实质结果，又注重形式过程。
（4）侦查权的行使强调应变性。
（5）侦查权具有专属性，不具有可转授性。
（6）侦查权主体应具有法律职业性，而不仅仅是行政性。
（7）侦查权效力具有先定合法性，也有终结性。
（8）侦查权运行具有主导性。
（9）侦查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管理关系。
（10）侦查权的行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侦查权是一种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特征的特殊的国家权力。
二、目前我国对侦查权控制的现状
我国关于侦查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侦查机关对侦查权进行内部控制。
侦查机关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由后者签发相关的许可令状。
目前，我国对侦查权的控制主要来自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控制：
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
还可以对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关于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变更强制措施方面进行监督。
另外，检察院可以通过对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几种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从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制约。
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通过对几种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来制约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尽管我国目前通过以上多种途径对侦查权进行控制，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不完善
（1）与侦查活动同步的内部控制单薄。
公安机关的内部控制基本上都采用“批准”、“签字”的方式。
这种内部审批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控制作用，但是基于整个侦查机关利益、工作目标追求的一致性，内部控制的效果值得怀疑。
（2）内部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善。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侦查机关侦查权滥用的责任追究程序规定得较少。
2.检察监督不完善
我国的检察监督存在以下若干缺陷：
（1）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监督地位，尽管在确保公安机关遵守诉讼程序方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不力，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也常流于形式。
（2）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
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如果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
（3）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采用任何强制侦查措施而缺乏来自外部的监督。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我国已部分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缺少制度保障、缺乏操作性。
在侦查机关收集运用证据的活动中，被告人和其他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容易遭受不法侵害。
比如，我圉立法禁止刑讯逼供，但并没有赋予嫌疑人沉默权，而且在实际操作上承认非法手段所获口供的有效性并加以运用。
又如，法律禁止非法搜查，并设立了搜查与扣押的程序规则，但与刑讯逼供取证的后果不一样，非法搜查与扣押所获证据材料，只要查证属实，照样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司法救济欠缺
目前，在侦查程序中，公民权利遭受侵害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
这主要表现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可以就其诉讼权利的限制或超期羁押等问题提出申诉和控告，但只能向侦查机关的上级或者检察机关提出，或者向诉讼程序之外的部门如信访、人大等机构提出“上访”。
而各级法院对于这利申诉和控告往往不予受理，不会专门针对羁押的合法性问题举行法庭审判。
我国目前存在的侦查权控制来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个方面，但是都存在着问题。
笔者认为，对侦查权的控制应该遵循两条思路：
以权力控制权力和以权利控制权力。
前者主要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大权力主体米对侦查权施加控制。
后者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来抑制违法侦查。
由此形成的侦查权控制网络才是全面的。
各种控制方式有其合理性，不可偏废。
我国目前严重缺少的是审判机关对侦查权的控制。
三、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
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形式，按照启动时间先后，可以分为两种：
事前令状主义、事后司法审查。
此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于令状制度和司法审查中，也应被看成是司法控制的一种形式。
（一）令状制度
我国目前对于侦查行为的控制没有采取令状制度，比较相似的是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权力。
所不同的是，签发令状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而非法院。
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确立令状制度，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令状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宜过大。
因为令状制度虽然起到了保障人权的作用，但是它有着制约侦查效率，影响侦查活动顺利开展的副作用。
所以笔者建议适用范围可以包括：
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搜查、扣押、技术侦查等对公民人身、财产、自由强制性比较大的侦查措施。
第二，令状制度的例外情形要严格规范。
正因为侦查机关考虑到令状制度影响侦查工作效率，本着侦查工作效率优先的思想，他们都有想方设法绕过令状制度限制的倾向。
结果就有可能导致令状制度被虚置。
所以，为了防止令状制度被虚置，控制无令状侦查行为的泛滥，应该对“紧急情况”进行严格规范，事后对于无令状侦查行为要及时进行严密审查。
第三，令状的签发主体应是法院而不是检察机关。
这主要基于令状签发主体中立性的考虑。
法院的中立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尚存争议。
而且，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形式化问题，反映了目前不理想的警检关系这也使人们质疑检察机关能否胜任签发令状的工作。
第四，加强对令状的救济。
应对违法令状或者违反令状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并且排除非法证据。
第五，令状制度的具体程序设计如下：
侦查人员在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前，必须向法官提出申请。
申请时，侦查人员列州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理由并附_卜相关的文件。
法官接到申请后，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可以就侦查人员提出的理山予以答辩。
必要时，法官可以要求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带到法官面前，当面听取双方的意见。
在听取双方的意见后，法官作出是否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并列明决定的理由和具体适用范围。
如果犯罪嫌疑人对作出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在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可以先行搜查、扣押或逮捕，但是必须在事后尽快地向法官提出申请，以求确认先前的侦查行为合法。
（二）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主要形式。
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侦查权控制的普遍做法。
但是这一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而且日前国内对该制度的研究存在一些争议。
笔者现对这一制度的构建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司法审查的范围
司法审查的范围应针对所有的侦查行为。
原有：
第一，基于司法审查的意义和价值，司法审查制度应当在侦查程序叫|充分发挥作用，不应加以限制；第二，关于司法审查的范围讨论，不少人借鉴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分类。
但是，这种分类存在于日本刑事诉讼的立法和理论中，我同目前仍有待引进和普及。
而且，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足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的界限并不清楚。
第三，不用担心司法审查J‘泛的适用范会影响侦查效率。
一方面，令状制度在采取侦查措施之前已经过滤了部分违法侦查行为。
所以真正受到司法审查的侦查行为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司法审查的形式可以有书面方式和言词方式两种，以书面方式为主，言词方式为辅。
这样司法审查工作的进行就比较快速。
第四，关于司法审查、检察监督和侦查机关内部控制的关系问题。
有人认为对强制侦查应采用司法审查，对任意侦查应采用检察监督或者依靠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形式。
也就是说，但凡受到检察监督或者内部控制的侦查行为，就不再需要受司法审查了。
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
司法审查、检察监督和侦查机关内部控制，是三种不同的监督形式，它们的适用范围都应该是广泛的。
一种侦查行为应该承受这三种监督，当三种监督形式发生冲突时，其中司法审查最具权威性。
所以，司法审查的范围应该是广泛的。
限制司法审查的范田，一则不利于发挥司法审查的作用；导致司法审查的适用范问题成为长期的难题。
对于司法审查适用的调控，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的形式来灵活变化。
2.司法审查的操作程序
司法审查的申请主体包括：
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
审查方式：
以书面审为主，言词审为辅。
当控辩双方的分歧较大或者侦查措施的采取将严重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应当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进行言词辩论。
司法审查的内容主要围绕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具体包括：
（1）行使侦查权的主体是否合法。
（2）侦查行为以及侦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是否合法。
（3）对侦查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经过审理后，法官可以作出三类裁决：
宣布侦查行为违法或无效；维持侦查行为；变更侦查行为。
针对法院裁决，控辩双方都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以求得进一步的救济。
3.司法审查的主体
司法审查的主体应该是法院，而不是检察机关。
理由：
第一，法院具有裁判的中立性，比较适合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
而检察机关虽然说具有客观中立性，但是其与侦查机关具有追诉犯罪的利益一致性，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大不过其追诉犯罪的倾向，否则就会造成检察机关职能的弱化。
所以由检察机关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去审查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不能让人信服。
第二，法官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不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还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都认同法官的司法审查主体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变化：
2001年以前，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权力很大，有权批准或决定采取正式羁押（逮捕）等严重限制人身自由权及其他诉讼措施。
2001年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一些重要的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检察长和法院两道程序批准，才能实施。
俄罗斯的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官担任司法审查主体是发展趋势。
第三，法院做司法审查的主体，不会影响审判权的公正行使。
司法审查和审判是两项工作，在法院内部可以进行分工，部分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工作，部分法官负责审判工作。
因而这两项工作不容易形成互相干扰，不会造成审前预断。
但是，有这么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审判法官可能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
如果犯罪嫌疑人事先没有被法院同意羁押，那么法官有可能因为没有任何顾虑而判决其无罪；但是由于同一法院先前的法官己同意羁押，这时候再判决无罪，就会导致法院要承受国家赔偿的责任。
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司法审查制度需要靠法官个体独立，而不仅仅是法院整体独立来支持。
第四，关于我国目前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逮捕权。
检察机关的批捕权具有准令状制度的性质，试图通过检察机关来制约侦查机关的权力行使，体现了权力制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但问题是，我国目前对检察权的定位不清。
检察权到底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
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在检察机关的性质没有清楚界定之前，就让检察机关来制约侦查机关，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检察权行政性的一面，很有可能变权力制约为行政权强化。
目前出现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形式化已经说明，原先权力制约的良好意愿没有实现，反而检察机关在纵容侦查程序的行政化运作。
第五，法院应设立专门的司法审查庭来进行司法审查工作。
笔者建议，由立案庭法官负责实施司法授权，由司法审查庭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同时要实现法官独立。
因为在进行事后司法审查的时候，会涉及到先前司法授权正确、合法与否的问题，所以不宜由一个部门同时负责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两项工作。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的运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控制违法侦查行为。
目前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缺少立法规定和不具有操作性上。
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效果不好。
例如，刑事法庭对非法证据（如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处理大体有两种情况：
一是置之不理，不对非法证据是否存在或应否排除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专门的调查、审核程序都不举行；二是受理申请，并要求检察机关加以调查，作出说明。
而检察机关就刑讯逼供问题给予的“情况说明”往往是侦查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被用来证明侦查人员“没有刑讯逼供”，材料最后盖着侦查机关的公章。
面对这种“情况说明”，刑事法庭基本上当庭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驳回辩护方申请的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的运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最大地发挥其价值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在审判程序中运行不好，不受重视，原因之一在于，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将视线放在了解决实体问题上，没有更多的精力、也不愿意去裁决程序违法问题。
现在提前到侦查程序中，法官不需要对实体「巧题进行裁决，有利于法官集中精力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
第二，在实施令状制度的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在发生作用。
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全过程。
第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越早，其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抑制违法侦查行为的作用效果就越好。
2.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采取法官主动排除和辩方申请排除相结合的形式
法官主动排除非法证据，体现了司法权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干预。
同时，也能够弥补辩方申请排除的不足辩方申请排除有一些不足：
一是辩方要有一定的举证能力；二是辩方要意识到其遭受了违法侦查：
三是辩方申请排除程序相对复杂，耗费诉讼时间、诉讼资源。
3.关于非法证据的范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目前排除非法证据主要用来打击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侦查行为。
而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可以暂缓控制。
关于非法言词证据，通过以下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应认定为非法言词证据：
（1）刑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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