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程性质的历史论争及当代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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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性质的历史论争及当代启示

语文课程性质的历史论争及当代启示

　　1904年，“中国文学”科目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出现，标志着现代语文课程的独立。

一百多年以来，涉及语文课程性质的论争从未停止。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概括来看，有三轮辩论值得我们提要回顾，反思认识。

　　一、20世纪前期：

文与道

　　第一轮辩论发生在20世纪前期，论题是“文与道”。

　　中国古代语文教学一直主张“文与道”统一。

近代，融入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一般教育中的语文教学发生了“裂变”，出现了修身、读经、辞章、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等课程。

其教学活动虽都是选读文章，却开始有了“文”或“道”的不同侧重，“文与道”的学习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

例如，修身、读经的学习重在学习选文内容，重在精神思想教育，专注于“道”的传输与浸润；而辞章、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等的学习，却开始注意学习选文形式，注意学习文章及诗词歌赋的相关知识和写作方法，“文”的学习受到关注。

1909年，早期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教科书编辑沈颐在《论小学校之教授国文》中提出，“宜以实用为归而不必蹈辞章之习”，“授以布帛粟菽之文字而不必语以清庙明堂，则真国民教育之旨也”[1]。

即偏重实用性的“文”的学习，这可以看作是语文课程“工具论”的滥觞。

　　然而，语文教学有着久远的历史，与民族深层意识融为一体，在塑造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强大的教化作用，国家常常会要求语文教学实现其教化功能。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小学一律开设“国文”课，清朝末年“裂变”而出的多门语文课程“聚变”为一，语文课程的学习又重新强调“文与道”的并行。

1916年临时政府颁布《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说：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其智德。

”[2]

　　20世纪前期，面临异国觊觎和民族危机，为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振兴之路，有识之士倡导并践行教育救国。

1920年，当国语教育兴起时，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中又一次强调语文的意识形态意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作用：

“为什么要有国语？

一是对于国外的防御，一是求国内的统一。

”[3]语文教学更加偏重于“道”，并引发对于语文教学中“重文轻道”倾向的批评。

1922年，叶圣陶就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指出：

“不明白国文教授之真作用，徒视为形式的教科……由第二种谬误观念，便轻视文字的内容和表出的方法；仿佛学习国文的目的，至能读、能识、能讲、能写为止……所学的又不过是一个形式……儿童对于国文科决不感有兴味，便是谬误的目的，也绝对不能达到。

”[4]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语文教学对于“道”的偏重又有两类：

锐意革新者要求语文教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稳重继承者要求语文教学弘扬传统思想、传统文化。

显然，二者有相同之处――都重“道”，又有不同之点――所承载的内容，即“道”是不同的。

二者展开了语文教学应该偏重于怎样的“道”的辩论。

在辩论中，“道”被渐渐提升到不适当的高位，“文与道”的矛盾凸显出来。

　　对于语文教学中“文与道”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简单地评说“文与道”的孰轻孰重上，而是在积极努力地建设“文与道”的配合关系。

1920年，现代教育家陈启天在《中学国文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学国文的要旨”应有“正”“副”之别。

“正目的”为：

（1）要能说普通言语；

（2）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3）要能做现代应用文。

“副目的”为：

（1）启发思想，锻炼心力；

（2）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

[5]1925年，现代著名文学家、语文教育家朱自清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做了更明确的界定：

“我以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须这样说明：

（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

（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

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从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

但在论理上，我们须以前者为主要的。

”[6]

　　陈朱“文道统一”主张和“正副（主次）目的”的划分，对于以后的语文课程研究与教学实施影响很大。

20世纪中后期11份中学语文（包括汉语、文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教学目标（任务、要求）表述，均可以看到陈朱主张和划分的印记。

　　“重文轻道”或“重道轻文”都会导致语文教学的失衡。

1945年，叶圣陶先生在《国文教学?

序》中，还在批评20世纪前期语文教学中的两种偏向。

如对“重文轻道”的批评：

“教材中的一些文章，偏重于教学的技术方面，精神方面谈到的很少。

”对“重道轻文”的批评：

“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

”[7]

　　二、20世纪中期：

工具与思想

　　第二轮辩论发生在20世纪中期，论题是“工具与思想”。

　　1950年，以语文命名的语文课程教科书面世，《编辑大意》明确表述：

“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又强调：

“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

”[8]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

“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

我们的干部无论从学校出身的或从工农出身的，都很少受过严格的语文训练。

他们常常在正式的文字里，省略了不能省略的主语、谓语、宾语，使句子的意思不明确。

他们常常使用组织错误的和不合理的句子。

有着这种错误的句子甚至还出现在大量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上。

”在社论发表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开始连载语言学家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

　　语文的命名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和《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语文和运用语法修辞的热潮。

《语法修辞讲话》进入语文课堂，在语文教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语文教学也从此有了落实到语言运用的、政治思想统率下的“工具性与思想性统一”的教学依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范式。

　　然而，“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并提和并行看似不偏不倚，对其平衡点的把握却相当困难。

一有“风吹”，便见“草动”，打破平衡，出现倾斜。

1954年6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学教育的指示》，强调“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很快出现片面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的苗头，语文教学“工具性与思想性”越来越失衡。

1957年“反右”前后，纠正改革偏向，批判白专道路，停止教学实验，批判“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劳动），提倡“三结合”，违背教育规律，质量迅速下降。

　　195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以语文教学为重点，要求各级教育领导部门抓紧语文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全国开展了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人民日报》《人民教育》《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将讨论推向深入。

讨论影响很大，涉及当时的许多热点问题，诸如语文和政治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语文和文学的关系、语文工具的文道关系等。

　　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对讨论进行了中期总结。

社论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语文教学的任务应是：

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与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与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

　　这次大讨论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63年5月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里。

大纲明确指出：

“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

”并且规定：

“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同时，大纲还针对语文教学的实际，明确地指出：

“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9]

　　三、20世纪后期：

科学与人文

　　第三轮辩论发生在20世纪后期，论题是“科学与人文”。

　　20世纪80年代前后是“科学的春天”，语文教学的科学化问题也受到高度重视。

1978年，教育部同意成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在1979年中语会第一届年会上，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30年语文教学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了语文教材的内容和科学体系，探讨了语文教学的特点和方法。

年会提出要求：

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方法，加强调查研究，搞好语文教学改革；要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必须搞科学化。

　　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先生是语文教学科学化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1978年1月，张志公与田小琳、黄成稳联名发表《语文教学要大大提高效率――泛论语文教学科学化和进行语文教学科学研究的问题》指出：

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性。

[10]1978年3月，吕叔湘先生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中提出：

应该进行科学研究解决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问题。

[11]叶圣陶先生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中提出：

要在实践中研究语文教学如何改进，集体研究，集思广益。

[12]

　　广大语文教师和教育研究人员开展了扎实的、建设性的实践探索及理论提升。

例如，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教授的“初中语文能力过关”设想，上海于漪老师的“提高语文教学综合效应”、钱梦龙老师的“三主四式语文导读法”，辽宁欧阳代娜老师的“序列化语文教学”，江苏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学”，北京宁鸿彬老师的“五步程序教学法”，河北张孝纯老师的“大语文教育”经验总结与升华，以及目标教学的设计、课外学习的衔接、教学模式的构建、评价方式的实施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面对语文教学的发展，上海陈钟梁老师在《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中认为：

“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指导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以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

”[13]语文教育界越来越重视“人文性”问题。

至90年代中期，上海于漪老师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中亦给语文教育性质重新定位：

“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

”[14]同年《文汇报》“教育园地”专栏《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中，于老师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语文教育性质观：

“语文教育不仅应注意语言工具训练，还要贯彻人文教育思想。

”“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裂。

抽掉人文精神，只是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命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游戏的死胡同；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人文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个误区。

二者应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

”

　　1995年10月，江苏董菊初老师在《坚持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中阐述语文教育研究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

“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原则有着明显区别，都不能强调过头，过分强调人文精神，便有可能排斥科学理性，导致模糊笼统和神秘主义。

所以必须使二者相互交融与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与融合。

”[15]至20世纪末，1997年11月，《北京文学》刊登一组批评语文教育的文章，《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相继转载或开展讨论，作家、文论家、教育学者、文化学者等各界人士纷纷介入，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提出了许多意见。

　　这轮辩论中的一些意见反映到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集中体现为对于语文课程性质的描述：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这也是新世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的“三维目标”在语文领域的反映。

　　四、对三轮辩论的反思认识

　　我们看到，语文课程性质和目标的三轮辩论，展现了人们对语文课程的三轮认识过程。

百余年来，三轮辩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