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蔡卞的书法艺术之我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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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蔡卞的书法艺术之我见
论北宋蔡卞的书法艺术
宋汉光
[内容提要]：
蔡卞是北宋的一代书法名家。
本文通过对史实的客观分析，指出：
在北宋一朝，蔡卞书法富有创造新意，更能体现宋代尚意书风的美学情趣。
人们要客观地承认蔡卞在我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也需要在遗忘的历史中再度发现蔡卞书法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
蔡卞书法艺术地位审美价值
论及宋代书法，史上素有“苏、黄、米、蔡”四家之说，此四家是世所公认的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
苏轼的书法造诣，“逸气横霄，故肥而不俗。
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
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
张颠、怀素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
近代山谷老人，自谓得长沙三昧，草书之法，至是又是一变矣。
”（姜夔《续书谱》）；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苏、黄、米书风推陈出新，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而列于四家之“蔡”究竟是谁，却颇多争议。
北宋书坛，有著名的“三蔡”,即：
蔡襄、蔡京和蔡卞，其书风别具特色，颇难以高下而论。
蔡襄字君漠，其书取法晋唐，讲究古意，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谓之“散草”。
苏东坡《东坡题跋》曾评：
“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既然“本朝第一”，跻身宋四家似当之无愧。
然蔡襄书法是北宋前期“本朝第一”，中期之后北宋书法新貌渐成，对蔡襄书法微词颇多，因此明清以来，人们从书风时代特色出发，认为宋四家的“蔡”该属蔡京，蔡京尊古为新，为宋时书坛中坚，故取蔡襄代之。
然而有宋一朝，书法成就堪与蔡京旗鼓相当甚或有过之者，尚有其胞弟蔡卞。
世称蔡卞书法，时享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其与保待着较多古意法度的蔡襄相比，蔡卞书法似更富有创造新意，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
只是后来由于原因种种，人们将其淡忘了。
而随着历史的推移，蔡卞书法需要人们在遗忘中再度发现其客观价值。
一、得笔尚意，俨然大家：
蔡卞的书法艺术地位
宋人尚意，开创了一代书风。
国学大师王国维指出：
“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
”（《宋代之金石学》）这是对宋人尚意的精辟论述。
宋人书法即是在尚意的时代气息中徐徐展开的。
公元九零七年后，五代十国这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持续五十四年，其间兵戈叠起。
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续，但因兵火战乱，渐次凋落衰败。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
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苏轼）。
在历史上，晚唐禅风大播，礼乐崩坏，为创新秩序，理学兴起，两者互制平衡，衍而为意。
至此，唐代平正严谨书风告歇，渐变入欹侧纵肆，尚意书风崛起，以后北宋诸名家继之而起，掀起了新的波澜，一改唐楷面貌。
苏东坡《石苍舒醉墨亭》诗云：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写意、乐心、游息，在自由挥洒中，抒发精神自由。
以蔡卞例，其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在书法作品中颇有所体现。
如果说隋唐五代尚法，是求“工”的体现，而宋朝书法直接晋帖行书遗风，把书法艺术从客观的审美对象引申为关注主观的表现个体，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黄庭坚所说“胸中有道义，广之以圣贤之学，书乃可贵”，就是这个道理，蔡卞即是在宋人尚意书风中崛起的一代书法名家。
蔡卞，字元度，仙游（今属福建）人。
蔡京弟、王安石之婿。
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
绍圣四年（1097）擢尚书左丞。
徽宗时，加观文殿学士、检校少保。
谥“文正”。
蔡卞小时聪颖敏悟，就读于枫亭塔斗山青螺草堂（后易会心书院），他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敏捷，能把《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倒背如流，《四书》、《五经》经典也烂熟于心，且史籍方志，百家杂说，国家法典无不浏览殆遍，触类旁通。
他学识渊博，满腹经纶，才华出众，名闻乡里。
《宣和书谱》言：
蔡卞“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但圆熟未至，故圭角稍露，其后自成一家。
”考察北宋末年，书坛除了米芾有蓬勃气象外，尚有二蔡之书法亦煌煌大观。
蔡卞“颇得笔法”，是一个衣冠晋风、尊古为新的舍拾淘洗过程。
与其兄蔡京一样，蔡卞以以介书生入仕，文人意识，士大夫精神不时在内心积郁。
史载：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蔡卞与胞兄蔡京同科举登进士第，历神宗、哲宗、徽宗等数朝，宦海浮沉，波澜起伏。
书生内心对于仕途的追求和对权力的争逐，使之常常不安于书法之道，但恰恰又是这种不安与争逐，使蔡卞的书法常常自出机沀，意识强烈，卓而不群。
循迹蔡卞的书学之路，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
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记载：
鲁公始同叔公文正公授笔法于伯父君谟，即登第，调钱塘尉。
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
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半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
未几弃去，学沈传师……及元祐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
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着。
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者，无出鲁公之右者。
其后又弃率更，乃深法二王。
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
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
”由此可见，蔡卞与胞兄蔡京同学书于蔡襄，后从苏轼学徐浩，后又颜、欧、柳、李邕，然后弃之而深入二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蔡卞启蒙于蔡襄，经苏轼学指点，由此登堂入室，以二王为归宿。
观蔡卞作品，俊朗淳美，圆健遒丽，有兼人之功，文人士大夫的气息跃然其上。
与蔡京一样，蔡卞遗留下来的墨迹并不多见，主要作品有《楞严经偈语碑》、《孝女曹娥碑》、《致四兄相公尺牍》等。
在二王书风的“严重”感染下，宋人书法一派“贴意”，充斥书坛，信札书法尤其盛行。
但是，蔡卞却是个特例，蔡卞擅行书，又长于大字，受柳公权、李邕影响较大。
其人不光精于“贴”，且善于“碑”，所作之字，神气充腴，稳重含蓄，风度典雅，有晋人之潇洒，唐人之发度，又有宋人之灵展。
但由于在历史上，后世因蔡卞其为人的“奸恶”而轻其书，史料中关于蔡卞的书法作品和书法思想记载得不多，所以研究蔡卞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从一个书家的角度，蔡卞不是一个完整的蔡卞，其从事书法活动的历史资料没有一个连续性，残缺不全，令人兴叹；同时，蔡卞的书法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没有系统性，鸿毛零爪，令人难以概览全貌。
但从其现存的作品看，如《致四兄相公尺牍》、《孝女曹娥碑》、泰山石刻《楞严经偈语碑》等，笔力潇落，放纵任能，字势俊丽，飘灵婉约，书风多样，洒落简捷，其作品尊古为新，运用得心应手，成熟精到，尤其是一些代表作中的人文精神自然充溢，令人叹为观止。
米南宫谓“卞得笔”，实有其深刻依据。
因此，在蔡絛的一部有名的笔记体史料书籍《铁围山丛谈》卷四中，记载了书法大家米芾对其的评价：
“鲁公（蔡京）一日问芾：
今能书者有几？
芾对曰：
自晚唐柳氏（柳公权），近时公家兄弟是也！
盖指鲁公与叔父文正公尔。
”此文正公，即是蔡卞。
虽然说，面对蔡京提问，米芾有谀颂之词，但其对蔡卞的评价，出自米南宫之口，该有相当的历史价值，与晚唐柳氏（柳公权）可以攀比，自有大家之态。
清人叶昌炽《语石》论及蔡卞蔡京时，更是作了详细的评述：
“世称米、蔡，谓君谟也，然君谟名位行辈均不当在米下。
其所书碑，亦惟《刘奕墓志》风格遒上，尚有唐贤遗矩，若《洛阳桥》、《昼锦堂记》，皆俗书也，不如以蔡元长配之。
元长，书之狷者也；元度，书之狂者也。
余所见元长书，以《道士墓碑》为第一，《赵懿简碑》次之，空山鼓琴，沈思独往。
刘彦和标举“隐秀”二字为文章宗旨，以之品元长书适合，亦即刘子所谓客气既尽，妙气来宅。
元度行草书皆称能品，《楞严经偈》源出于孙过庭，而其流则为范文穆。
重书《孝女曹娥碑》使笔如剑，剑气出。
支道林养马曰：
“贫道爱其神骏耳”。
如卞书，可谓神骏极矣。
潘文勤师，人谓其学苏灵芝则怒，谓其学二蔡则大喜。
余谓元长书可比唐《魏法师碑》，元度书由在薛曜畅整之间。
此但论其神气骨脉，不论其体。
”“前身相马九方皋，意足不求颜色似”，蔡卞作书，姿媚豪健、痛快沉着，功力深厚，成就颇高，尤其是晚年所书有兼人之力。
明安世凤《墨林快事》称其书云：
“卞胜于京，京又胜于襄。
”可是“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
”可见，在历史的长河中，遗憾之事往往有惊人的相似。
但正是这种惊人的遗憾，又为人们重新研究发掘蔡卞的历史价值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衣冠晋风，璀灿人文：
蔡卞书法的审美价值
宋人尚意书风，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的审美风尚。
概言之，尚意有五个要点：
一是重哲思，崇尚晋风，但不同的是，晋人冲淡神远，玄韵潇散，而宋人放任不羁，恣肆纵横，率直真趣；二是重书卷，临池习贴，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淳化阁帖》。
“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
”此后《绛帖》、《潭帖》等，多从《淳化阁帖》翻刻。
宋人学书，直接晋帖行书遗风；三是重个性，自成一家，黄庭坚主张“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不管继承还是创新，除了需具有“学识书卷气”外，还要多把注意力放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四是重金石，崇尚古雅，宋人又渐渐从上古金石中发现金石书法的随意之美，其结构大小，百物之状，颇多古意；五是重意境，抒发灵性，米芾《书史》云“薛书来论晋帖误用字，芾因作诗曰：
何必识难宇，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亦戏空。
”该时期代表作品有：
蔡襄的《行书自书诗卷》，此诗卷开始行中带楷，渐变为行草，又挥写成小草，下笔自如，天然俊美；黄庭坚的《草书诸上座帖卷》，此帖卷结体善变，神圆气畅，纵横俯仰，用笔波曲，开张圆劲，苍浑纯熟，堪称杰作；米芾的《行书苕溪诗卷》，此诗卷谨严自信，清迈脱俗，结构平中见劲，转折丰美动人，争让收放有序，疏密刚健，绝艺神髓；蔡卞的《致四兄相公尺牍》，此卷蕴含禅机，筋脉舒展，神闲气清，韵致婉润，风雅纵逸，精神传世。
蔡卞尚意，“颇得笔法”，人们还可从其流传下来的《孝女曹娥碑》、泰山石刻《楞严经偈语碑》等代表作品中得以窥见。
在灵性之追求中，颇得笔法的蔡卞，与自出新意的苏轼，高视古人的黄庭坚，萧散奇险的米芾一样，都在力图表现自已作品标新立异的姿态，讲究笔墨情趣，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给人一种精神自由的审美意境。
自魏晋时期以来，中国艺术审美视角极大地突出了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去认识审美，把“人格美”推到了极重要的地位，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中国艺术从确立之初就烙上了人伦之美的印迹，形成了一个从审美角度认识人的本质的“人化的”审美理论体系，从而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一方面突出创作和欣赏主体的自由境界，另一方面鲜明地体现个体与群体相和谐的伦理化理想。
中国书法美学理论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最充分和最集中的表现之一，是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
尤其是，中国艺术理论十分重视“人品”，把作品视为书家人品的具体表现。
从其体现的人文精神来看，它既是一个人化的体系，是一个生命美学的体系，又是一个人格化的象征体系。
比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言“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姜白石论书曰“一须人品高”；清朝松年所言“书画清高，首重人品”；清王士稹的《香祖笔记》中又说：
“予尝谓，诗文书画皆以人重。
苏、黄遗墨流传至今者，一字兼金。
章惇、京、卞岂不工书，后人粪土视之，一钱不值。
”种种说法，其要旨在于突出审美人格力量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从艺术作品的美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角度来看，充分地凸现中国艺术的人文精神。
但书以人重，书如其人，书品即人品，尤其是那些夹杂着政治道德的评判，以人存书，以人废书，有其过于偏激之处，往往使书法艺术的意义狭隘化。
如蔡卞所书《孝女曹娥碑》，故事悲怜，凄凄动人，人们又作如何评判？
“作字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传统审美”中不可磨灭的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强势的意识形态，要传承这一精神精髓，人们是不是应从不同文化或审美角度来对它们进行批评与反思？
当今社会，既面临全球化冲击，又是一个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
因此面对对历史遗留的事物，人们宜进行重新评判阅读，如对蔡卞其人其作品，要透过历史的审美空间再次作出评价。
我国传统儒学重视人伦秩序，《礼记》礼运篇云：
“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十义。
”又如林逋《省心录》说：
“君容而训，弟恭而劳，夫和睦而庄，妇守正而顺，人伦之道而尽矣。
”蔡卞的《孝女曹娥碑》，就书写演绎了浙江省上虞市百官镇曹娥江畔一个极为动人的故事。
当人们面对这一处天下闻名的《孝女曹娥碑》古迹，重读蔡卞所书碑文时，人们可以发现此碑透露的人文价值的光芒，也是何等灿烂。
相传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农历五月初五，曹娥父曹旴（巫者，能婆娑起舞以敬神），驾船在舜江中迎潮神伍君，“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赴水而死”。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１５１年），上虞县长度尚对曹娥“悲怜其义，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郸子礼（即邯郸淳）为之作碑。
”并立碑、建庙，以彰曹娥之孝烈。
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王羲之到庙书《孝女曹娥碑》（王羲之字本，文字由新安吴茂先镌刻，为传世神品，其造诣只亚于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但甚为惋惜，王羲之摹写的碑刻早已佚失）。
汉隶碑帖中，《孝女曹娥碑》也是传世精品，历来为书家所重，可惜汉曹娥碑也堕江消失。
现只存留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蔡卞重书的《孝女曹娥碑》。
蔡卞作品《孝女曹娥碑》记载着曹娥投江寻父的孝行，此诔文文不加点，虽仅４４２字，但“彰孝烈”其情其旨溢于言表。
此《曹娥碑》高2.1米，宽1米，为行楷体，笔力遒劲，流畅爽利，颇得李邕之神。
此碑已历千年，弥足珍贵，堪称宋代行楷的煌煌典范。
《曹娥碑》以其情其德其才传遍天下，骚人墨客源源来到曹娥庙，为碑事作文吟诗，临摹碑帖，令曹娥孝行闻名遐迩，长久不衰。
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或者说人道主义，是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关切的课题。
从蔡卞重书《孝女曹娥碑》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以人为中心，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倡导人的本性的观念和人生态度，在这极其高妙的行楷字里行间，表现了与其天赋、气质、个性相关的智慧、才情、精神之美。
书法美学中的人文精神，是书家的一种思想和对社会的认识，它突出地表现在，把创作主体、对象和技巧等紧密地联系起来，是一个人格化的象征体系。
因此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要更深入地研究人格理论与各种重要美学概念，人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问题的一个方面，除了更深入地借用人品的概念来阐释书法艺术的审美本质外，反过来也要用创作与欣赏审美化地阐释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从而使两者互不偏废。
所以，人们重新评价蔡卞，似应如此。
附件：
蔡卞小传
蔡卞，字元度，蔡京之弟。
生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仙邑慈孝里赤湖境（今枫亭镇东宅赤岭自然村）人。
蔡卞小时聪颖敏悟，就读于枫亭塔斗山青螺草堂（后易会心书院），他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敏捷，能把《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倒背如流，《四书》、《五经》经典也烂熟于心，且史籍方志，百家杂说，国家法典无不浏览殆遍，触类旁通。
他学识渊博，满腹经纶，才华出众，名闻乡里。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蔡卞与胞兄蔡京同科举登进士第，翌年，被授任江苏江阴县主簿，其时当地大富豪顾新元等人，趁着青黄不接之际，借谷物于庶民，利息高出平时一倍。
蔡卞同情百姓疾苦，极力推行王安石的青苗法，断然开仓借粮，以解百姓燃眉之急，煞住不法富人趁火打劫的嚣张气焰，免除农民遭受高利贷剥削之苦，因而受到王安石器重，招他为婿。
神宗元丰五年（1082），卞任国子直讲，崇政殿侍讲，不久又擢为起居舍人，同知评院侍御史，后多次以王安石执政亲嫌辞，拜中书舍人兼侍讲，进给事中。
哲宗即位（1086），高太后临朝摄政，授司马光为相，废除新法。
卞改任礼部侍郎，出使辽国，受厚礼接待，后因病回朝。
他以龙图阁侍制知宣州、江宁及扬、广、越、润、陈等五州。
当时广州是宋廷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宝物凑集，但他一毫莫取。
徙越州时，外国商人以蔷薇露洒其衣裳送之，以示敬重。
哲宗八年（1093）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
蔡卞复为中书舍人，兼国子修撰、与曾布等人以王安石所遗《日录》为依据，较客观地编撰了《神宗实录》，对诬篾王安石变法之词加以批驳。
亦因此使大臣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保守派皆获谴遭贬，而卞迁翰林学士。
绍圣二年（1095），蔡卞拜为尚书右丞，四年，转拜尚书左丞，在“绍述”的名义下，力主恢复王安石新法，上欺天子，下胁同列，中伤善类。
他又密疏圣上，请皇帝下旨施行，并欲追废政事实际主持者高太后的“宣仁圣烈”的谥号。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谏官联合弹劾蔡卞劣迹曰：
“卞芳私史，以压宗庙之恶。
”罗列蔡卞六条罪恶：
因诬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废；凡绍圣以来窜逐臣僚皆由卞启齿之后施行；宫中厌胜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处，欲礼法通议，卞云：
“既犯法矣，何用议为”。
皇后以是得罪；编排章牍，萋菲语言、被罪者数千人，议自卞出；邹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遭远谪，又请治其亲；蹇序辰建看详诉理之议，迟疑未应，卞二心之言迫之，默言不敢反对，明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30家，凡此皆由卞谋之。
要求圣上亟待正典刑，以谢天下。
蔡卞后被降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到池州居住，翌年又起知大名府，徙扬州，召为中太乙宫使，后擢知枢密院事，负责边防、军备等机要事务。
时蔡京居相位，他以亲嫌辞，没有评可。
他赞成徽宗、蔡京收复湟州、鄯廓等地，因功进金紫光禄大夫。
蔡卞反对蔡京重用宦官童贯为陕西制置使。
在其他政事上，他的主张也多与蔡京不同，因此受到蔡京的诋毁，他以天章阁学士出知河南，时张怀素败下，卞素与之游之，因此一起降职，旋加观文殿学士，拜昭庆军节度使，入为侍读，进检校少保，开封仪同三司，累迁镇东军节度使。
徽宗政和七年（1117），蔡卞告假返乡祭祖，逝于途中，享年70岁，赠太傅，谥文正。
高宗即位，追责为宁国军节度副使，绍兴五年（1136）又贬单州团练副使。
著有《毛诗名物解》，与蔡京编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各2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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