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解读中国经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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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解读中国经济
14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解读2014年中国经济
2015-01-2914:
19 中国经济新闻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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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应积极调整发展思路，改变长期注重GDP增速的惯性思维，逐步实现去“GDP化”，在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增长、防止大起大落的同时，切实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避免大量投资、低效增长的发展模式死灰复燃。
各级地方政府能否尽快适应经济新常态，加快本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对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经济顺利换挡、转型发展极为重要。
1、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我国经济有巨大的韧性和发展空间，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既定方针，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仍然有保障。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在2014年仍然取得了GDP增长7.4%的速度，符合年初预定的7.5%左右的既定目标。
尽管去年GDP增速创下24年来的新低，但中国经济总量却首次历史性地突破60万亿元，成为全球仅有的两个超越10万亿美元规模级别的经济体，国际经济新秩序得以确立。
此外，2014年我国经济结构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积极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继续提升，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继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在2014年均呈现整体放缓的态势。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即我国劳动人口数量连续第三年萎缩，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这将加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2012年和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比前一年减少345万人和244万人。
但是，201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迎来了“三连缩”，其371万人的减量更是创下历史新高。
人口规模下降会造成市场萎缩和购买力疲软，同时劳动力下降导致用工严重不足，催生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给各类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不利影响，压低经济增速。
与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相对应的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却在不断加速。
2014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高出2013年0.6个百分点。
老龄化加剧和劳动人口减少的局面，将会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过，鉴于我国经济巨大的韧性和发展空间，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既定方针，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仍然有保障,不会出现硬着陆。
为了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继续优化，我们应继续在以下四个方面发力,寻求新的突破。
一是继续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和全民创业创新精神。
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深入人心，增强了社会各界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未来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的稳步实施，随着新一轮简政放权的逐步落实，将激发全民创新创业的热情，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
二是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谈判，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目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已经很大，难以实现以往的外贸增速。
但是通过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有望在边际上短期内拓展国际合作增量空间。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和自贸区等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发展，我国将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合作水平。
三是以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为突破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
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全局，继续推进营改增改革，并探索推进房地产税、资源税、消费税等税制改革。
在政府投资方面，应该在养老、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四是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特别是要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等相关领域改革，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上到下的合力，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相信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地，政策效果将逐步显现，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并不断迈向中高端水平，大力提升我国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2、经济增长由降趋稳
经济增速已经表现出由落转稳的苗头，是2014年经济数据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2014年经济数据表明，我国经济仍处于增速换挡过程中，但开始显露由降趋稳的态势。
2014年GDP增长7.4%，增速较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1—4季度分别为7.4%、7.5%、7.3%和7.3%，经济增长呈现下行态势。
如果从“十二五”规划期回顾，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总体呈不断下行状态，这也是增速换挡的具体表现。
观察2014年经济数据也需要注意，经济增长开始显露趋稳态势。
2014年12月份工业增长7.9%，增幅较11月份提高0.7个百分点。
2014年消费持续平稳增长，四季度增速出现小幅提升；按美元计算的出口增速全年总体呈前低后高态势；投资增速下降幅度逐步收窄。
上述指标中，首先要注意需求侧指标的变化。
消费、出口、投资等三大需求增速总体呈现由降转稳的变化，是判断经济增长开始趋稳的主要根据。
分析需求指标增长趋稳的原因：
消费增长平稳，与连续几年坚持社会政策托底，坚持保就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保障基本民生有密切关系。
与增速换挡对照，就业形势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形势并未持续恶化，相反保持了持续稳定，这就必然对消费平稳增长提供基础性支持。
尽管汽车消费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趋冷对家装、家电、家具等市场消费带来一定影响，但在上述因素支持下，消费总体保持了平稳增长态势。
出口增长前低后高的特点，反映了美国经济持续温和复苏，世界经济调整初步形成了底部，支持了国际市场转向平稳；中国低成本竞争优势下降，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的态势，也逐渐为创新能力、品牌竞争力、劳动力素质提高等新的竞争力提高因素所改变，开始由降转稳。
投资增速降幅收窄，首先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安排进度加快，相关的资金保障措施加快落实等相关；也与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进程加快，制造业投资增速趋稳相关。
当然，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处于下降中，对未来投资增长的影响不可忽视。
但去年四季度以来，大城市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明显回暖，房地产企业在大城市的拿地活动明显恢复，预示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态势也在转向平稳。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经济增速已经表现出由落转稳的苗头，这是2014年经济数据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3、乐观看待2014年经济数据
人们为何对经济增速如此关注？
除了数字情结外，更重要的是GDP增长承载着诸多的关注。
此前，关于新常态的讨论虽已为中低速增长做好铺垫，但当国家统计局于1月20日公布2014年经济增长数据时，仍是一石激起千重浪，“GDP增速创下24年新低”的标题仍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
人们为何对经济增速如此关注？
除了数字情结外，更重要的是GDP增长承载着诸多的关注：
中国是否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是否还会继续上升？
出口优势是否还在？
投资是否还有足够动力？
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提供社会保障？
尤其是如何来应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养老问题？
大多关于新常态的解读并没有给人太多的安慰，反而让人们更加担心。
经济换挡意味着财富增长放慢和机会减少，结构调整阵痛意味着淘汰和重新适应，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意味着忍受泡沫和资产贬值。
实际上，我们应更乐观更本质地去看待这些数据和经济阶段特征。
2014年经济增速虽降至7.4%，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仍一枝独秀，仅增量就相当于一个中上规模经济体，相当于2008年的两位数增速；2014年出口增长6.1%，为近五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增量比20年前的出口总值还多。
在全球经济复苏曲折和国内面临诸多挑战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实现如此大的增值，应从中读出更多的积极信号，坚定我们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信心。
更准确地说，我们不是在居危思变，而是在居安思危。
我们前瞻性地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并做出提前应对。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外需萎靡，我们注重扩大内需；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优势弱化，我们强调加快产业升级转型，提升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我们提出了结构调整、绿色发展；面对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后发优势”渐失，我们提出了大众创新，激发内生增长活力；面对针对我国的外部贸易摩擦增多，我们强调统筹进出口平衡和投资走出去；面对加入WTO开放促进效应弱化，我们在国内推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在国际加快商签高水平自贸区，积极参与环境产品、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寻找释放新的制度红利；面对全球治理失衡、局部冲突频发，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加强“五通”，携手共塑繁荣、稳定、和谐的国际秩序。
我们的努力已见成效：
我国服装、纺织类等传统优势产品在美国、欧、日市场份额下降的同时，总体市场份额却在上升；货物出口增速下降，但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尤其是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增长迅猛；一般贸易出口占比连续两年提升，2014年已然过半；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在外贸企业总数中的占比超过了70%；中韩、中澳自贸协定结束了实质性谈判，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一带一路”进入务实合作阶段，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速超过10%，是总体出口增速的两倍还多；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增速超过总体增速的两倍。
“沉舟侧畔千帆过”，不管前进路上存在多少激流险滩，中国人民都会以卓绝的智慧、非凡的意志、坚韧的毅力以及壮士断腕的勇气，克服困难，迎接挑战，主动担当，积极奉献，为世界和平繁荣担负起大国重任。
4、在全方位转型中探寻新常态
对GDP数据的不同反应，体现出人们对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信心和态度。
GDP有多重要？
近期在统计局公布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这一数据后，我们观察到的几种不同现象再次证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
非常重要。
乐观的人从中解读出中国的崛起，欢呼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跻身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经济体，规模超过日本的两倍；悲观的人则感慨7.4%是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慢增速，有些外媒甚至已经忍不住开始展望“印度龟”超过“中国兔”的前景。
还有一种现象也颇耐人寻味，上海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就2015年上海GDP增速作出具体的要求，这一旨在淡化GDP重要性的举措却反而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对GDP数据的不同反应，体现出人们对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信心和态度。
不过，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转型业已开始。
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开始明显超过制造业就是一个明证。
在金融这一典型的现代服务部门，许多数据也足以说明转型正在路上。
例如，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中，实体经济通过债券和股票这两大直接融资市场获得的资金分别占14.76%和2.64%，创历年新高。
非银行部门的迅猛发展，推动银行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金融体系正在朝着日渐均衡的多元化方向转型。
另一方面，经济和金融的转型，要求从理念到行动乃至体制机制的全方位变化。
在GDP的例子上，单从思想上愿意接受更低的增长率目标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使得“又好又快”增长较“又快又好”增长更具吸引力的内外部环境并出台具有可行性的举措。
在金融改革方面，面临的转型任务更为艰巨，因为在金融发展理念方面尚存在许多争论，远未达成共识。
例如，金融到底是单纯的市场机制还是应当具备一定的准财政功能？
政府应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介入金融体系？
各利益相关主体愿意并且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金融转型风险等等。
理念之外，金融市场发展所依托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则更为复杂。
正因为在理念和机制上没有明显突破，2014年银证保等领域虽然出台了许多举措，但总给人以金融改革推进缓慢、效果欠佳的感觉，各种光鲜的金融数据后面也暗藏隐忧。
回顾改革进程，理念＋机制＋举措的全面转型，推动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了质的飞跃。
如今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没有理由畏缩不前。
批准民营银行筹建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确保民营银行开业后的商业化运营不会受到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创新债券品种、引入项目收益票据等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地方债务甄别后，确保融资平台真正能够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创新货币政策定向调控工具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将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等有效衔接，将市场意愿和政府意愿有效协调，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使得资金更愿意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创新城镇化融资工具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能够允许民资在有利可图的行业实现控股。
政府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越位、不缺位，剩下的就放心交给市场吧。
5、经济步入增速换挡创新转型驱动发展
经济新常态亟须培育新的内生动力，以实现持续性推动经济平稳高效发展。
2014年中国GDP增速7.4%，基本符合预期，在国际经济复苏迟滞、国内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保持在2014年年初制定的7.5%左右区间，实属不易。
更为可喜的是，结构调整、质量提升、就业增长、区域协调、创新转型也同时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4年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基本可以确定从30多年高速增长换挡于中高速调整增长。
经济结构调整、新增长动力培育、发展方式转变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新认识、新思维、新动力、新举措。
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将从数量和速度增长过渡到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从能源资源高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的粗放型增长向能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方式转变。
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终结，消费拉动、效率提升、改革驱动、创新发展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产业结构将发生深度调整，长期支撑经济调整增长的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将逐步步入下滑通道，高端装备制造业、互联网信息产业、生产型服务业等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重要支柱产业。
经济增长红利将更多惠及全社会，增就业、惠民生将成为新常态下发展关注的重点。
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应积极调整发展思路，改变长期注重GDP增速的惯性思维，逐步实现去“GDP化”，在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增长、防止大起大落的同时，切实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避免大量投资、低效增长的发展模式死灰复燃。
各级地方政府能否尽快适应经济新常态，加快本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对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经济顺利换挡、转型发展极为重要。
经济新常态亟须培育新的内生动力，以实现持续性推动经济平稳高效发展。
深化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吸引全社会各种资本参与改革发展，创新国有经济与其它经济成份高效融合、共同发展的多种模式，提升国有资本的效益和国有企业的活力，将成为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
应加快传统产业改革和技术创新，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大力扶持与互联网技术相关的新兴产业，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引领新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催生新需求、提升消费层次；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服务业在经济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在提升一般性服务业水平和质量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整体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主导的步伐，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向高端迈进。
6、新常态下城乡区域经济将有更大作为
根据“一二三号工程”和“新棋局”的新思路，未来我国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呼之欲出。
2014年7.4%的增长速度又创了一个新低。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预料中的事，虽然速度进一步下行，但这是一个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一个产业和城乡区域结构得到提升的速度、是一个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的速度、是一个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得到一定减轻的速度。
总之，这是一个符合新常态的有质量和效益的速度，一个没有过强刺激且令人感到满意的速度。
新常态如何探底，中心的许多学者们都指出2015年是关键。
探底的途径，无非是采取一切可满足就业要求的、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可改善民生的、可缩小收入差距的、可减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政策和措施。
从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特别是城乡区域结构优化角度看，未来在新常态下中国城乡区域经济将有更大作为。
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得到广大民众高度认可的新的治国理念，其中在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和协同发展方面提出的“一二三号工程”和“新棋局”的新思路，高屋建瓴，准确地把握了当前我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和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二三号工程”是指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解决大城市病，有效治理“雾霾”污染）、长江流域经济带（探索东西部协调发展路径和新的城乡区域增长点）和陆地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目的是建立全球一体化开放体系，重振中华民族往日的辉煌），分别称为一号二号和三号工程。
“新棋局”可概括为纵向和横向两个“四带”格局：
即显示和调控区域差距的纵向“四带”，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和促进区域合作的横向“四带”，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环渤海——东北沿线经济带、环渤海——华北西北经济带和泛珠三角——西南中南经济带。
根据“一二三号工程”和“新棋局”的新思路，未来我国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已经呼之欲出。
所谓城乡区域经济体系是指人口、城乡和产业在地表空间上的布局体系，从空间结构看，包括总体框架和分层格局。
总体框架，是从区域整体的点线结构看，我国城乡区域可以构建以城乡居民点为中心，以交通网络线路为连接的“四纵四横”基本总体框架。
之所以将“四纵四横”称为我国空间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因为各类具体经济要素可以在这个基本框架下构成具体的、细化的各自总体框架，如高铁线路可为“四纵四横”、国道可以是“八纵八横”、城市群网络可以是“三纵二横”等。
“二实三虚”的五层次分层格局。
“二实”指具有政府管理机构的实体区域，包括省级区域分层格局和县级区域分层格局（假设地级行政区划未来被虚化）；“三虚”指只设协调机构，为虚设区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如新三大地带或四大板块等）、综合经济区和特色经济区。
以上这个完整的我国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可以说是中国多少代城乡区域经济学家的梦想，当然这个体系中的许多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商榷。
7、资产价格泡沫有限货币可发力
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出发，从目前相对较低的投资增速、货币增速和较高的利率来看，2015年货币政策的空间仍然很大。
2014年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相对往年虽略有下滑，但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改善，服务业快速发展，消费贡献率上升。
从需求角度看，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主要是投资，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实际增长率为15.1%，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的实际增速为9.9%，分别比2013年低了4.1个百分点和9.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较大。
与此同时，广义货币、狭义货币和流通中货币各增长了12.2%、3.2%和2.9%，分别比2013年下降1.1、6.1、4.2个百分点。
从短期的宏观调控看，需求面是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重要因素，如果寄望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着力，可从“泡沫不足虑，货币可发力”来入手。
近年来，使用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的一个担忧就是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形成资产泡沫，重蹈美国次贷危机。
在采取的应对措施方面一是控制房地产投资，二是严控房地产信贷，这两者相互关联，是2014年房地产投资和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但经过多年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很多积极变化。
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目前来看，并不足虑。
资产价格泡沫的另一个市场就是股票市场，中国股票市场和成熟市场比较起来，一是熊市时间长、牛市时间短，二是估值便宜时候少、估值昂贵时候多，两者结合起来就是：
中国的股票市场即使在熊市的时候也不比别人便宜多少。
2014年股票市场快速上涨了一次，如果仅仅是从市盈率水平看，显然是贵了很多。
据海通证券的李迅雷估计，目前中国创业板的市盈率是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的3倍，沪深主板的市盈率中位数是标普500的2.2倍，但这种较高市盈率的情形实际上是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常有现象。
从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角度看，中国居民的股票资产只占到其总资产的3%，相比美国的30%低了很多，因此，中国居民对于股票资产的需求仍然很大，这也减轻了股票市场高估值的担忧，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还并未构成危险。
因此，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出发，从目前相对较低的投资增速、货币增速和较高的利率来看，2015年货币政策的空间仍然很大。
8、把握战略机遇再造开放新红利
2015年要充分发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优势，释放新一轮改革开放红利，提升出口竞争力。
2015年，我国出口形势略好于2014年。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处于重要的窗口机遇期。
虽然2015年世界经济仍存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但更应在稳出口中为出口提质增效，牢牢把握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优势，释放新一轮改革开放红利，提升出口竞争力。
一是牢牢抓住外贸发展的窗口机遇期，主动适应外贸发展新常态，加快出口转型升级。
2014年，我国出口形势呈现逐步改善态势，这无疑增强了企业出口预期。
总体而言，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4年。
牢牢把握外贸发展的窗口机遇期，加快出口转型升级。
短期内，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仍具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综合比较优势，如比发达国家综合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竞争新优势正不断形成。
二是充分发挥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为外贸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带一路”的合作涉及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合作领域涉及基础设施、经贸、科技人文、海洋等多领域，必然会带来很多贸易投资机会。
加快“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经济结构互补，贸易发展潜力大。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科技人文交流，有助于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三是充分发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优势，为外贸发展注入新动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策部署，为我国外贸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放宽投资准入，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将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增强我国出口竞争力。
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有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发挥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
四是充分释放改革红利，为外贸提质增效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增强了外贸发展的稳定、法治化、透明的预期，大力简政放权，提升贸易便利水平。
比如，海关已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已在上海自贸区落地的创新制度，有力地推动外贸可持续发展。
9、2015年应重视广义公共品供给
政府“缺位”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完善、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瓶颈。
2014年，是我国经济逐步适应新常态的一年，经济保持了稳定发展，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初步取得成效。
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正处在旧的增长周期结束、新的增长周期尚未全面启动的过渡态阶段。
当前的问题，既有市场失灵，又有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表现在，市场机制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导致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产业结构碎片化，中低端产业低水平竞争。
政府失灵表现在，政府“越位”追求GDP的政绩导向和亲资本倾向，加快了下行周期的到来，也加剧了市场失灵，政府“缺位”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完善、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瓶颈。
2014年，上述问题正在缓解，但是挑战仍然较大。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但是投资增速仍显著高于GDP和消费增速，特别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增长7.5%，城镇居民只增长5.8%，扩大消费需求的任务仍很艰巨。
消费增长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仍不完善，特别是医疗和教育费用仍上涨较快，公平性、公益性不强，导致群众预防性储蓄，不敢放心扩大消费。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活动利润同比增长4.7%，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69%，显著低于投资和GDP增速，企业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实体经济仍然比较困难，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由于资产、债务、人员等问题难以真正化解产能，这些都可能孕育新的风险。
服务业投资虽然增长了16.8%，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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