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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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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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不仅在东亚地区，在世界上比较起来也是经济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日本是第二大经济强国，有说法是中国是第四大经济强国，也已经开始有了中国将成为第三大经济强国的说法了。

韩国在世界上居于第三位。

这么大的三个国家的双边之间很早以前就有开始交流了，中日之间、中韩之间都有非常多的交往，比如钢铁等很早就和韩国之间联系起来。

中日之间的交流很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韩之间现在是相当密切的，我国现在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建立中日韩经济贸易自由区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乃至亚洲地区的经济，或者说得更大一点，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都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的。

一、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理论依据

　　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FTA）是指两个或多个经济体为消除他们之间现存的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而缔结的关税区。

FTA对区内经济的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实行自由贸易后,国内成本高的产品为其他成员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因此从成员的进口增加,新的贸易得以“创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内交易成本的降低,与区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减少,而与区内成员之间的贸易增加。

FTA的动态效果主要是指“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

二、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1.三国经贸关系的加深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中日、中韩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都成上升趋势。

2007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2360美元，日本在华实际投资额达627.9亿美元。

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1598.9亿美元，韩国在华实际投资额达52.3亿美元。

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

韩国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

据韩方统计，中国是韩国第三大进口国，并且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国。

　　可见，中日韩三国经贸关系不断加深，这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三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提条件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日本与韩国属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日本与韩国的优势在于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

中日韩三国之间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讲到经济实力，三国经济都是相对比较强的，在这个基础上都能从互相交换、互相沟通、互相流通的过程中彼此获利。

   再一个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我们的互补性很强，三个国家发展阶段拉开了层次，日本应该说是经济发展最早、经济基础比较好、科学技术、资金筹措能力、管理能力都比较强；韩国晚了一步，但是在我们之前；我们虽然晚了一步，但是我们幅员辽阔，人口很多、劳动力重组，另外文化内涵也很深。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同档、不同层次的情况下就自然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这种互补关系在三国当中如果能够沟通得很协调，很及时，就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再者，我们地理上离得很近，起码互相流通、交流，物资方面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有一个说法，我们和日本、韩国都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就不像从东到西越过大西洋、太平洋那样方便得多。

另外我们还有人文方面的联系，人文联系很密切，文化联系也比较深，文化联系的深入就使我们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容易互相理解，容易互相谈得通，在传统习惯、思维方面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些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也是很强大的力量，也是对我们有利的。

由于过去几十年东亚区域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都取决于中日韩三国，因为这一块他们占的分量是最多的，他们的GDP占整个东亚地区的70%，七成左右，所以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真正联起手来的话，无论是对区域合作还是对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意义都是非常明显的。

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宏观经济有促进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内需，其中，对GDP的促进作用约为0.4%，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约为1%，对投资的促进作用也约为1%。

　　应当说促进作用较为有限，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关税的降低对内需的影响是间接的，需要价格、收入等变量进行传导，二是目前大量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的存在导致中国的实际关税水平大大低于名义水平。

　　第二，关税水平的大幅度降低并不会对财政收入产生消极影响，其原因在于两方面：

一是关税水平的降低将导致进口数量大幅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税率下降的不利影响；二是内需的增加，消费、投资的提高，使得消费税、增值税的税收有所增加。

　　进口产品价格的降低会导致国内价格水平的下降，但是影响幅度有限，CPI约下降0.05个百分点，不会造成通货紧缩。

此外，自贸区的建立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与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其原因在于中国一部分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会因日、韩关税水平的降低而大幅度增长。

　　第三，自贸区的建立对出口的促进作用约为4个百分点，对进口的促进作用约为7个百分点，有利于改善中国目前顺差过大的局面。

中国对日、韩的出口获得了快速增长，增幅均超过10%；自日、韩的进口也增长很快，增幅均超过18%，说明整体来看中国与日、韩相比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此外，FTA的建立还可以缩小对美国、欧盟的顺差，改变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条件，但会使得对台湾地区的逆差有所扩大。

在假定条件下，对美、欧顺差减小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服装、纺织的产品更多地流向了日、韩市场。

　　第四，中国出口增长比较快的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主要是农产品、服装、纺织品等，而进口增长较多的则主要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比如汽车等。

　　出口增长较多产品的增幅逐渐回落，进口增长较多产品增幅则呈现先抑后扬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与日、韩相比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可见FTA的建立无法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

1、三大作用

　　分析可知，中日韩FTA能够拉动内需、增加居民收入、减少贸易顺差，对中国整体有利。

同时，其作用还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进一步引入外来竞争压力，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用经济外交配合政治外交，促进“和谐世界”的形成；三是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和安全环境，形成更多的区域共同利益，如环保、资源开发、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对于日、韩而言，其同样需要从中国获得市场、能源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

可见，FTA的建立将使中、日、韩共同获利。

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FTA对解决当前中国外资、外贸领域中存在的根本矛盾作用很小。

　　据模型结果，中国出口增长较多的依旧是农产品、服装、纺织等低技术产品，无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且对资源、能源的需求继续扩大，与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抑制进口资源性产品价格非正常攀升的政策相悖。

因此，在推进与日、韩FTA的过程中，须采取审慎措施，以趋利避害。

　　目前，FTA的阻力主要在日本，这主要是由日本远交近攻和以攻为守的FTA战略，以及靖国神社、钓鱼岛主权等问题造成的。

对此可考虑与日、韩达成能源、环保、循环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单项协定，作为推进FTA的基础。

同时还应全面把握国内各行业的竞争力状况，通过多样性对冲机制来避免负面效应在时间上集中出现。

2、数字分析中日韩FTA的十年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曾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Model，CGE）估算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论主要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其研究的局限主要有两点：

一是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动态影响分析不足；二是模型使用的是1997年的数据，距今已比较久远，这其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外资流入等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由于目前关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并无实质性的协议，因此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笼统的假设---中国对日、韩所有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水平降低50%，同时日、韩对中国的关税水平也降低50%。

3、宏观经济分析

　　中日韩FTA的建立，一方面，使得来自上述地区的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提高。

另一方面，中国的对日、韩的出口也会因关税水平的下降而有所提高，导致居民收入增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

　　在调整当年（即2006年），居民消费（实际值，下同）增加了1%，此后2009年增加1.017%、2012年增加1.022%、2015年增加1.02%，呈先扬后抑趋势。

　　关税水平的降低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进而有利于当年总投资的增加；同时，当年总投资的提高又会导致当年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对下一年的投资产生促进作用。

数据显示，2006年总投资增加了0.973%，此后2009年增加1%、2012年增加1.017%、2015年增加1.023%，呈逐步增长趋势。

　　关税水平的调整将直接作用于进出口，一般来讲，双边关税水平的降低将使得竞争力强的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更多地增加，从而使竞争力强的国家更多地得利。

虽然中国对日、韩在农业、纺织等行业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整体竞争力弱于日、韩，长年维持对日、韩的逆差局面。

　　模型结果显示，在调整当年，中国出口、进口分别增加了4.002%和7.387%，2009年增加3.948%和7.58%、2012年增加3.96%和7.601%、2015年增加4.003%和7.529%，出口呈先抑后扬的趋势，进口呈先扬后抑的趋势。

可见，FTA的建立有助于减少中国贸易顺差。

上述四个变量的共同作用将导致中国实际GDP有所增加。

其中，调整当年增加0.368%、2009年和2012年均增加0.371%，2015年增加0.369%，呈先扬后抑的趋势。

此外，财政收入约增加0.2%，呈现先扬后抑的趋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约增加1%，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约增加1.2%；受进口产品价格的下降的影响，国内的CPI约下降0.05个百分点。

4、贸易伙伴分析

　　在出口方面，随着日本、韩国对中国关税水平的降低，中国对日、韩的出口获得了快速增长，其增幅均超过10%。

具体来看，在调整当年对日本出口增加了10.75%、2009年增加10.72%、2012年增加10.7%、2015年增加10.69%，呈现一种稳中有降的趋势；在调整当年对韩国出口增加了10.97%、2009年增加10.83%、2012年增加10.89%、2015年增加11.03%，呈现先抑后扬的趋势。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会促进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对美国、欧盟国家、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台湾省的出口都获得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其中，对美国的促进作用约为3.2%，对欧盟约为3.6%，对东盟约为5.2%，对台湾约为2.8%；对美国、欧盟、东盟均呈现先抑后扬的趋势，与韩国类似，对台湾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在进口方面，随着中国对日本、韩国关税水平的大幅度降低，中国对日、韩的进口也获得了高速增长，其增幅均超过18%。

具体来看，在调整当年对日本进口增加了18.3%、2009年增加18.5%、2012年增加18.53%、2015年增加18.46%，呈现先扬后抑的趋势；在调整当年对韩国进口增加了18.43%、2009年增加18.62%、2012年增加18.61%、2015年增加18.51%，其变动趋势与日本类似。

　　与出口情况类似，对日、韩关税水平的降低也会促进对美国、欧盟以及中国台湾省的进口。

其中对美进口约增长5.5%，对欧盟约增长..5%，对东盟约增长2%，对台湾约增长5.6%，变动趋势与日、韩类似。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日、韩FTA的建立除了会扩大中国对日、韩的逆差外，还可以减小对美国以及欧盟的顺差，减小对东盟的逆差，扩大对台湾的逆差。

可见，FTA建立有助于缓解与美、欧间的贸易摩擦及改善与东盟的贸易条件。

5、进出口重点产品分析

　　对于出口的主要产品，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均获得了较快的增长。

其中，谷物种植业在调整当年增加了25.3%、2009年增加25.24%、2012年增加25.19%、2015年增加25.16%，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林业约增加9.6%，趋势比较稳定；畜牧业约增加4.3%，呈现下降趋势；渔业约增加26.5%，也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在工业产品方面，中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出口也获得了较快增长。

　　其中，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约增加13.5%，呈逐渐扩大趋势；纺织业约增加19%，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约增加23%，呈逐渐缩小的趋势。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也获得了不同幅度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出口约减少2.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出口约减少7%，天然气生产业出口约减少7.3%。

　　在进口主要产品中，增长幅度较大的均为工业产品。

增长幅度在15%以上的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工业以及机械工业。

　　其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约增长21.2%，呈现先扬后抑趋势；化学工业约增长18.5%，变动趋势同前；机械工业约增长16.3%，趋势同前。

　　进口增长幅度在10%左右的还有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以及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它们的增幅约为10.8%、13.3%和9.5%。

此外，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天然气制造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分别为：

6.9%、4.9%、4.4%和3.4%。

　　可以看出，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均为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产品，原因在于日本、韩国的制造业水平要高于中国；增长幅度在5%左右的大部分是资源产品，其原因在于关税水平降低导致国内需求的增加，从而刺激了资源性产品的进口。

　　关税最初调整时，日本、韩国企业响应的程度有限，随后3年到5年相应程度达到最大，此后由于彼此之间开始适应这种关税水平，所以其促进作用会逐渐降低。

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所面临的阻碍

我们仅以贸易顺差的变动来看,在亚洲发展梯度学的雁形模式中,日本上游、韩国中游、中国居下,那么产业转移引发的应该是“顺差递推”关系:

日本对韩国应是顺差（输出资本和技术）、韩国对中国是顺差（产业转移）而中国对日本可能是顺差（资源出口日本）也可能是逆差。

但现在这个大致清晰的递推关系已经瓦解,其瓦解的时刻大致在2001年左右。

现在中国可能对日韩都是逆差也可能都是顺差,唯一不变的是三国还是维持贸易急剧不平衡的态势。

尽管我们还需要对内在机理做更深入的剖析,但可以确定的是,雁形模式已经破产,群马模式悄然破题——贸易冲突区远远超过了贸易协作区。

更重要的是三国并不愿意在“冲突区”之间做出权衡、补偿、退让和置换。

例如日本的“农业冲击问题”置于首要,日本可以跟新加坡签订FTA,因为新加坡没有农业,可以跟墨西哥签FTA,因为农业可以“悬置”。

日本对中国农业竞争力的恐惧是一贯的。

韩国亦是如此,所以日韩所青睐的FTA和经济联合,是一种外延比较宽泛的经济合作协定（EPA）。

比如日本一直提倡东亚式“OECD”（一种EPA）,欲以东亚峰会为起点,建立一个包括东盟、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6个国家在内的自由贸易区,所谓“10+6”,目的就是稀释中国的“10+3”,争取在贸易冲突区中更大的利益。

相反的是,在金融和资本领域,由于日本的竞争力稍强,中国则更多地对“冲突区”这部分利益有更多的考量和顾虑。

五、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对策

虽然在目前金融危机下中日韩三国开始高度表态并有所动作,但东北亚的经济深度整合并不乐观。

我们认为,中日韩三国应该确立一种真正的面向未来的历史意识,使东亚之弧能够圆满。

1、加强政府交流

三国首先应该从政治上加强交流。

三国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度低,是阻碍三国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三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权问题。

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利于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也只有三国之间形成良好的政治关系,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问题和韩日领土之争问题,三国才能建立起更深层次的长久的伙伴合作关系。

　　2.协调三国产业政策

由于三国之间经济上既互补又相互竞争,政府不应该对本国受到威胁的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比如日韩应该逐步开放其农产品行业。

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与自由贸易的原则相违背,还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日韩两国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会导致其制造业往劳动力更便宜的中国转移，出现所谓的“产业空心化”。

近年来，由于日韩两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增加。

如果因为担心“产业空心化”会对本国不利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将妨碍区域内的自由贸易。

因此,三国应调整自己的产业政策,建立共生共存型产业结构。

　　3.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由政府主导设置的机构，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韩合作也缺少民间的交流。

企业界参与合作的呼声得不到响应。

企业是一国经济的主流，区域合作其实质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合作。

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区域合作领域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比如可以设立中日韩贸易促进会，定期举行，为三国企业间的交流搭建一个平台，促进企业间的相互了解和业务往来，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真正建立提前作好准备。

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之前，中日韩三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合作，加深相互间的沟通，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扫清障碍。

为此，政府需要突破现有区域组织合作机制，大胆地提出一些适时有效的合作建议。

 中日韩三国互为近邻，是东亚地区最具经济实力的三个国家，人口总和占世界总人口23%，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18%。

在这样三个国家之间，建立三边伙伴关系，无论对三国还是亚洲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是三国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亚洲关系史上的大事。

变中日韩角力为中日韩携手，将是实现亚洲区域合作进而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有助于亚洲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三国政治上的互信仍显不足，对亚洲未来的命运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建立一个共同体的愿望仍未明确提出来，但是，三国合作符合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中日韩就一定能够建立起牢固稳定的伙伴关系，为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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