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是我生命的发动机演讲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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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是我生命的发动机演讲稿
勤奋是我生命的发动机演讲稿
当突然失去出国资格、当有了发明创造、当面临被几千人起诉、当有辆“五手车”要卖、当不懂法律却开了律所……当面临这些生活“壁垒”时,你会怎么做?
且看唐骏怎么做。
我的成功“4+1”理论
经常有同学和我说:
到了大二、大三却发现自己仍不知道未来的前途,会突然迷茫——也经常考虑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成功?
怎样超越自我?
我曾提出一个“成功4+1”理论。
实际也是大学生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的几个要素:
第一个是“智慧”。
光有知识就叫智慧吗?
不是。
具备运用知识的能力才叫智慧,所以上大学不只是简单地把书本读会。
读什么专业固然重要,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学习的能力。
很少有学生看到复杂的方程式会眼睛发光、会兴奋的。
那还该不该学?
要学!
也许不是你的兴趣,但你必须强迫自己,培养毅力和学习的能力。
大家踏进社会后至少有一半工作不是你喜欢的。
不喜欢就可以不做吗?
社会可没那么简单,社会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
一个刚踏出校门的学生,你还没有核心竞争力。
社会竞争很激烈,你应该先在不喜欢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好,把你变得有核心竞争力,有了竞争力以后,再来改变。
“机遇”也很重要。
很多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于机遇的不公平。
其实在大学时每个人都差不多,而十年以后,为什么有那么大差别?
我们再来反思一下,难道每一个机遇都是公平吗?
机遇肯定是不公平的,机遇肯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勤奋”也非常重要。
我没有其他本事,只有勤奋,一直勤奋!
很多人问我:
唐骏你从一个普通的软件工程师——写代码的工程师,七年时间怎么就可以成为中国区总裁?
这在微软历史上没有过,在中国的外企也没有的。
难道是聪明吗?
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但是你看不出来的是我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
我没有其他秘密,只有靠勤奋。
一点点聪明,加上十点的努力,就足够了。
领导不会讨厌勤奋的人,勤奋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比什么都重要。
在座的大学生,今晚一定要把两个字带回去——勤奋——勤奋会影响你的整个命运。
“4+1”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激情”。
做什么事都要有热情。
如果你对每一件事能做到全身心地投入,那成功的概率会多很多。
同时,大学时期你要尝试改变“性格”。
大学是什么?
大学是个“小社会”。
跨进校门时就进入改变性格的阶段。
如果你连性格弱点都改不了,你就离成功差得远了。
什么是好的性格?
没有固定定义。
其实就是那些公认的性格:
热情、关爱、正直、坦诚……如果这些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别人会不喜欢你吗?
为什么性格决定成功?
因为机会跟性格联系在一起。
机会有三种,一种是别人给的;第二种是争取的;第三种是运作出来的。
当每个机会出现时,靠什么把这个机会变成你的?
靠的就是你的性格。
我们需要培养一个好的性格,让周围的人都认同你。
你要用真心来对待每一个人,用正直向上、关爱的心态来对待周围每一件事。
一个天天到教育部门口“上班”的研一学生
因为性格的缘故,我大学时丢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虽然成绩第一,却没有拿到出国资格。
但我没有放弃可能属于我的机会。
因为当时大学的出国名额经常有用不掉的,于是我给每个学校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出国名额。
幸运的是,我居然发现了一所学校有——北京广播学院。
当我发现这个机会时,就赶紧把广播学院写上我的第二志愿。
北广的研究生老师问我:
我觉得你的考试成绩很不错呀,为什么要来广院呢?
我说我是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而来的。
(笑)
他不理解:
那么好的学校,那么好的分数,居然不在本校,要来广播学院?
我们可以接受你,但你要记住一点:
这里只是研究生班,不能拿硕士文凭。
我当时就表白:
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有没有学位没那么重要。
我来的目的很明确!
(笑)
把资料全部转到北京广播学院后我就开始争取出国机会了。
如果出不了国,我就会变成一个只读过硕士班、没有文凭的学生呀。
我问老师:
听说学校出国研究生名额还没用完。
他说:
对。
但已经过期了。
你不是为广播事业而来吗?
怎么跟出国有关?
我一本正经地说:
中国的广播事业很落后,需要去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回来呀!
(笑)
虽然已经过期,但我还是立刻准备到教育部去反映这个情况。
我拿着资料跑到教育部出国司。
他们说工作已结束,已经报部委领导了,不可能有特例。
于是我开始每天到教育部去上班——当然只是在部门口。
每天早上我都比司长提前到,他7点半上班,我就7点到,每天早上都问候他:
早安。
中午他出来吃饭,我就说:
李司长,您吃饱一点。
他觉得奇怪,因为他早就不记得我了。
吃完饭,我会说:
中午还早,您休息一会儿。
晚上下班时,我会说:
明天可能下雨,您别忘了带伞。
但他仍然没有理会我。
第二、第三、第四天我继续这么做。
人不怕狠,就怕被惦记。
当时我采取暴力行动,可以吗?
犯法。
我写信有用吗?
没用。
我直接找他,强势姿态对他?
不可能。
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是什么?
是感动,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一个人无论成长到什么高度,他为之感动的东西都是相似的,你要做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
很多天过去了,他已经顶不住了,连我都快顶不住了:
每天这么早上班,还这么晚下班。
第五天,他问我:
同志,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回答:
我就是广播学院那个,关于出国研究生的事曾找过您。
下午时,见我还站在那里,他也开始跟我打招呼:
跟我上来一下!
就这一句话,我就知道有门了。
下午我就把新的资料交给他。
就这样:
通过努力,把一个在外人看上去根本遥不可及的机会,变成了我的机会。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勤奋,靠的是执着,靠的是热情。
当有一个机会离你一步时,你不妨学唐骏的方式试试?
很多人不知道碰到这种壁垒该怎么做?
离它远去?
那机会肯定离你远去。
直接的冲撞?
一定是头破血流。
那既不能去撞,又不能跑开。
到底怎么办?
绕过去!
我和“宏观经济学”紧密相关
昨天我在日本跟几大证券公司开会,聊到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事。
他们很奇怪:
没想到唐骏对宏观经济也有了解。
我说不是了解,而是亲身经历过。
(笑)
1985年-1990年,我去日本留学。
当时80年代初的日本,没人看得上。
但是突然有一年,日本经济一下子腾飞了。
1985年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
我说:
没什么事。
1985年在世界范围、日本范围确实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是有一个细节发生了:
有个人来到日本。
(笑)
我接着问他:
日本经济崩溃是哪年?
1990年。
1990年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自己也都糊涂,但是实在不知道日本经济为什么一下子崩溃了?
我说:
提醒一下,有个人离开日本。
(笑)
我说:
再问你,美国经济什么时候开始腾飞?
他说:
1990年呀,1990年你在哪里?
我说,你应该能猜出来。
(笑)我再问你,美国经济走下坡路是哪一年?
1997年。
你不会是1997年离开美国吧?
我说,你现在还有点脑袋。
我说:
问你一下,中国的经济高速稳定增长,你觉得应该从哪一年开始?
他说,差不多是1997年年底吧,那年你回国了?
我开玩笑:
你现在还像个证券分析师,有头脑了。
我经常开玩笑说:
我现在都不敢离开中国。
虽然我知道我离开中国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离开了,发生点什么,我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经过五年日本、七年美国,又回到中国。
再回过头想,挺有意思的。
于是,我经常开玩笑说:
比尔盖茨听了我的故事后,非常担心我离开微软后,微软会出现类似的经济低谷,所以赶紧给了我“微软终身名誉总裁”的称号。
一个小发明救了一个知名公司,也成就了我自己
12年前我从美国回来时,搞了个小发明。
当时我很兴奋,但跟中国很多企业沟通时。
他们都说:
这东西一点技术含量没有。
但我没有放弃,我相信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人气。
在日本我刚谈了一家,他们就非常有兴趣。
于是大家今天在街上见到了一种叫“大头贴”的机器。
后来我又做了一个跟大头贴相近、但技术含量高一些的东西——大家常见的卡啦OK中的“计分器”。
经常有人说:
唐骏,原来是你发明的,怪不得不准!
当时我做这个发明时,做了很多数学模式。
同时用自己的标准制定一个体系来打分:
如果我自己唱一个曲子,连自己都感动,那给个90分;唱得一般就给70多分,唱得不好就给30分。
唱到最后我想多少分就写多少。
所以实际上这是我的标准,如果你唱的效果跟我最相近就能得高分。
所以想得高分?
很简单,在KTV模仿唐骏的声音吧。
(笑)
但专利发明出来,光自己唱唱歌是没意义的,应该投向市场。
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一无资金,二无市场。
怎么办?
我应该寻找一个买家。
后来我把专利卖给一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据说现在还有点名气,叫“三星公司”。
(笑)
当时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司是日本的先锋公司,市场份额27%,第二名是三星公司,但只有2.3%的市场份额。
我跟老大合作,他当然不会理我。
于是我就跟老二合作,经过一番周折。
他们最终决定给我8万美元。
我跟他们说:
中国人不在乎钱的!
8万也好,7万也好,都不重要。
(笑)其实我的心理价位是5万美元,就这么一笔生意,改变了我的人生。
后来我才知道三星公司当时快倒闭了,却因为拿了我这个专利,市场份额从2.3%涨到10%以上。
更重要的是,它把专利使用权又卖给先锋公司。
光第一笔使用专利就要了500万美元。
更更重要的是今后先锋公司每用一次专利,就要付3美元!
为什么今天有盖茨?
盖茨不过做了一个DOS,但当时IBM要花2000万美元买下来,2000万美元对一个年轻人是非常诱惑的。
但盖茨比我聪明得多,他没卖。
而是签约:
每使用一次DOS就收5美元。
现在我明白了我与盖茨的差距。
但当时我拿了这笔钱内心还是挺感动的。
穷学生一下子变成了8万富翁!
以强势姿态卖车、谈判、办律所
当拿到三星公司的钱,我对自己说:
现在的唐骏有了8万美元身价,绝对不能再开600美元的车了。
第一件事就是把刚到美国时花600美元买的“五手车”换了——花1万美元买了辆“一手车”。
旧车怎么办?
卖掉。
不然是种资源浪费。
我花了8美元把车一洗,拍张照,贴个广告,上面写的很简单:
车很好,价格面谈。
来了一个美国人,问:
这车怎么样?
我说:
非常好。
他问:
为什么要卖?
我说:
看见那辆新车没?
那是我的。
我不是车要坏才要卖掉,而是因为有了新车。
他问:
车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
我说:
你放心,拿回去先开三个月,不用交钱。
开完后,你觉得好,回来交钱,不好,把车送回来。
首先在气势上就把他压住。
他从没听说过这种卖车方式:
哪有用三个月还不用付钱的?
性能一定很过关!
不然你不会这么自信。
他问:
多少钱。
我说中国人不在乎钱的!
(笑)他说总得有个价格。
我说:
很简单,你说多少就多少,你只要开出价,即使不付钱我都让你开回去!
(又在气势上压住他)他说:
实在不好意思呀,我觉得这车各方面都挺好,我先开一价吧,900块行不行?
我心想:
我买来的时候600美元,我开了1年多还反倒升值50%!
其实我很想往600以下砍。
最后为了保持信用,900块钱成交了(笑)。
当时我除了有自己的软件公司,还有另外一家叫“好莱坞娱乐影业公司”的公司。
(名字大吧?
没办法,“皮包公司”一定要起个大名字!
)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相声迷。
当时我就想把中国一流的相声演员都请到美国的十大城市巡演,让美国人也感受一下相声,当时这叫“国际走穴”。
中国人出国需要签证,我就委托洛山矶最有名的律师去办这些签证,他说没问题,结果离演出还有10天时,当我把所有场地包下来后,15场演出的30000张票全卖出去时,意外出现了:
姜昆突然告诉我:
签证没办出来。
我一下子瘫了。
倒不是在乎钱,最多我把场地费赔了,把广告几十万美元赔掉。
但有一个我赔不起的是信誉!
而美国人最喜欢做的就是起诉,这是欺诈行为呀!
我又碰到壁垒了:
面临进监狱。
就剩下十天时间,我什么也做不了。
但毕竟我在美国也混了两年,对美国社会有些了解:
美国是一个政治的社会,他们的国会议员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时我把56个众议院、参议院的所有人名都拿到手。
做什么?
给每个议员写信。
当然如果我在信的末端注明:
在两天之内收不到回信,我会把信转抄给《纽约时报》等报纸。
很多人给我回了信,说很关注这些事情。
也有一些议员直接给白宫、国务院、移民局、驻华使馆打电话、发电传,都询问这件事。
因为总统最怕参议院、众议院。
所以总统也发传真到驻华使馆询问这件事。
如果你是驻华大使,一下子收到这么多有关同一件事的询问,他肯定觉得这家公司来历不小呀,连美国的国家机器都被他动用了,背景一定很强!
(笑)
于是,所有签证很快拿下。
花了19000美元请的最大的律师没有做成的事,我却做成了。
那他能做成的事我就更能做了。
于是我马上花100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
让人感觉还有第二、第三。
把名字弄得响一点。
(笑)
但美国是一个律师市场很成熟的竞争社会。
人家介绍律师时,都是哈佛、耶鲁的法学博士。
唐骏算什么?
计算机科学的博士。
有人理你吗?
于是我又采用了高姿态的强势方式。
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一小时300美元。
所以,如果他缺钱就给我打个电话,随便侃一小时,你就要准备300美元支票。
但有时候你谈几次、花很多个300美元,也不一定办下来。
所以我跟他们玩得不一样,我采取完全透明的方式。
怎么透明?
把签证收费写清楚:
学生签证转工作签证600美元!
明码标价总比含糊其词容易让人信服。
另外,对客户而言,比价格更重要的是成功率。
抓住这个心态,我又采取了一个高调方式:
不成功不收费!
更重要的,别的律师事务所的广告措辞通常是模糊的:
本事务所成功率“较高”。
而我则说:
目前,本律师事务所成功率是100%(我总共做了一个,就成功了,你说是不是100%?
)。
没有想到吸引了一大群人。
我只租了三条电话线,根本接不过来,电话总占线,客户开始抱怨。
我赶紧跟自己另外一个软件公司的部下说:
你们先别做软件了,都过来帮我接电话!
统一接电话模式是:
当客户想跟律师谈一下时就回答说“我们律师很忙,所以你的案子只能以书面形式来交给我们。
”总共就一个律师,当然很忙!
一方面给人的感觉是,我们的生意很好。
当然,我也根本不敢跟他们见面。
我在做什么?
我在读书呀。
虽然美国的法律书那么厚一摞,而且全是英文。
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啃。
大学里什么最重要?
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学习方式。
社会上需要的也是懂学习方式、有学习能力的人。
尤其要学会快速学习方式,要学会抓重点。
这么厚的律师书,我在看什么?
目录,把目录记住就可以了。
既然不可能把一个个案例细节记清,那只要听到一个案子时能以最快速度翻到对应的某页就可以了,到时再临时攻关。
最后,越来越多人都要我这里来办理,一下子变得非常成功,比我的主营业务还要成功。
我突然有种失落感:
我是做软件出身的,结果软件没有做出什么来,做律所反倒成功了。
而这个律师事务所最大的创意就是它的高姿态广告——抓住了消费者的心态。
我喜欢挑战,虽然律师事务所做的还不错,但不是我的追求。
我的追求是什么?
做软件。
但我觉得做软件我又做不大,30-40人的小公司,没有成就感。
1994年,到了事业顶峰时,我选择了放弃。
虽然在洛杉矶有三份事业,可是我觉得做三个“小公司”,没有追求,我要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看。
当时恰好因为在日本发明的“婚姻配对机”引起了微软注意,在接到了来自微软的两个招聘电话之后,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洛杉矶的三家公司,结束忙碌而无为的“小老板”生活。
但加入微软时,我只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很多人不理解,放弃自己公司的总裁位置,去做工程师?
我觉得人要能上也要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