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任侠风气与初盛唐诗歌创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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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任侠风气与初盛唐诗歌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与初盛唐诗歌创作

唐代侠风炽盛,绵延初盛中晚,文学创作从初盛唐的边塞诗、咏侠诗到中晚唐的豪侠小说创作,其间侠义主题笔耕不辍,任侠精神历相沿承。

而任侠风气中所包含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通过其任侠、咏侠活动已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任侠风尚与文学创作发生着广泛的联系,并由此带来了咏侠诗和豪侠小说的创作繁荣。

唐代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的创作倾向和时代精神是不同的。

一般说来,初盛唐侠风富于理想色彩,因而诗歌创作成为表达这种理想精神的一种重要体裁。

中晚唐侠风颇具神秘色彩,豪侠小说便成为最适宜的表现载体。

可见,唐代侠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有时代的不同和形式的侧重。

唐代任侠风气与初盛唐诗歌创作的联系,是探讨唐代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是基于初盛唐的任侠风气、任侠精神与文人的诗歌审美理想和创作实践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联。

初盛唐任侠风气中体现着较为一致的任侠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慷慨意气、建功立业与享受人生。

这种任侠精神成为初盛唐文人人格理想的精神基础之一。

提倡风骨兴寄进行文学革新要借助于侠的慷慨意气,立功塞外更与游侠征战边塞存在着天然的互动;科举中的引名延誉,也要通过任侠来标榜自己;追求人生享乐,时时体现着对侠的特立独行人格的崇尚。

这种具有普遍审美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任侠精神,经由一些富于侠气侠行文人的大力倡导,遂成为初盛唐诗歌的重要内容和创作中的生动意象。

钟元凯先生指出:

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随着唐诗高潮的到来而扩展为诗坛上普遍的风气。

诗人们对游侠形象的集中歌唱,以及对生活中侠义精神的开拓和赞美,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面貌。

它显然并非儒、道、释这些意识形态所尽能规范的,这无疑构成了唐诗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将任侠精神作为初盛唐诗歌的审美内容和生动意象,并非有意排斥初盛唐山水田园诗所具有的明净、淡雅的意境美。

同时,中晚唐侠风不绝,诗歌创作中也表现任侠精神,但时代精神和任侠风尚变了,文人们的兴趣似乎并不在意于一种豪气的抒发,而更看重一个离奇的故事。

因此,探讨任侠风气与唐代诗歌创作的重点便放在了初盛唐,放在了最能体现唐人审美理想和时代任侠精神的边塞、咏侠之作中了。

在初盛唐社会意识的变更中,除佛道等社会文化因素外,任侠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对于文人士大夫人格理想的渗入颇为引人注目,亦具文学史价值。

而唐人任侠,在初盛唐表现出的气质精神又紧密地联系着现实的需要和自我理想的社会角色的选择,因而表现出把侠的气质精神和形象更有效地与自身的人生理想、社会选择相结合,任侠精神往往与改造人生社会的理想相一致,或与自身的需要相统一。

这种重要的文化背景,为初盛唐诗人的人格理想、生活理想乃至文学审美理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影响了诗歌创作。

从诗人角度看,初盛唐任侠风气对诗歌创作之影响,在贞观诗坛,主要是以魏征、虞世南等为代表的太宗君臣;在贞观后期到龙朔前后,主要是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主张风骨兴寄的一批诗人;在盛唐主要表现为以王维、李白、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一批诗人。

而初盛唐这些代表诗人,或有过从军出塞征战的经历,或有侠行侠气。

从诗歌创作本身看,虽然侠风并不是对诗人所有题材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在整体上体现了初盛唐这一时代任侠风尚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因而对诗歌创作影响的具体表现各有不同。

初唐贞观诗坛,主要表现在诗人通过军旅、边塞或拟古拟意的咏侠诗来抒怀言志。

从四杰到陈子昂,除了拟古拟意的边塞诗、咏侠诗之外,在咏史、怀古、送人赠别的诗歌中,也借侠或侠义精神抒发远大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时代愤懑。

盛唐以李白等为代表的诗人,咏史、怀古、赠别之作居多,且除了古题乐府外,还出现了许多变体,诗歌创作表现着深厚的现实内容。

如果从唐诗发展演变的进程来考察任侠风气对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影响,不难发现如下特点:

一是初唐侠风之于诗坛,表现出对质朴刚健诗风的追求和以侠、侠义精神为基调,以边塞、军旅、咏侠为主题的诗歌创作。

二是盛唐侠风的自由高朗和理想色彩,导致了自由抒发个人感情、表达理想追求和体现民族精神、歌颂英雄主义诗篇的大量涌现。

初盛唐尚武任俠与立功边塞的互动,任侠精神与时代意识的张扬,造就了唐代文学的恢宏之气,孕育了唐代雄浑壮美审美理想重要的实践成果——边塞诗和咏侠诗。

一般认为,初唐近百年,诗风仍是六朝浮靡华艳诗风的余波,但如果看看这时的边塞军旅之作,豪侠任气之篇,我们会真切地感到尚武任侠与立功边塞的互动,任侠精神与时代意识的张扬,与现实需要的合拍,文人与侠的密切联系,造就了唐代边塞诗和咏侠诗。

宗白华先生说:

“初唐诗人的壮志,都具有并吞四海之志,投笔从戎,立功塞外,他们都在做着这样悲壮之梦,他们意志是坚决的,他们的思想是爱国主义的。

……中唐诗人的慷慨激烈,亦大有拔剑起舞之慨!

……在这种威加四夷,万邦慑服的时代里,当然能陶冶得出‘有力的民族诗歌’!

养成‘慷慨的民族诗人’了!

”从虞世南《从军行》、《出塞》、《饮马长城窟》、《门有车马客行》、《结客少年场行》到魏征《出关》、《抒怀》,初唐贞观诗坛创作主体是唐太宗及其群臣,其基本主题是借边塞、军旅和游侠言志述怀。

虞世南《从军行》(其二)云:

烽火发金微,连营出武威。

孤城寒云起,绝阵虏尘飞。

侠客吸龙剑,恶少缦胡衣。

朝摩骨都垒,夜解谷蠡围。

萧关远无极,蒲海广难依。

沙磴离旌断,晴川候马归。

交河梁已毕,燕山旆欲飞。

方知万里相,侯服有光辉。

此诗边塞时事与侠义精神互动,诗中“烽火”、“孤城”、“萧关”、“蒲海”、“晴川”、“交河”构成雄壮辽阔的画面,侠客、恶少为国征战,塞外立功。

全诗

透露着爱国英雄主义和侠义精神的交融。

魏征《述怀》也是充满雄心壮志的感遇之作: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魏征重义气,常言:

“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

”特殊的经历使其诗充满身世之感。

诗篇由时事而述怀,借侠客以言志,表现着献身国事、有为于世的精神。

直接通过对侠的描写来言志述怀,也是贞观诗坛诗人共同的创作倾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陈子良《游侠篇》、孔绍安《结客少年场行》等。

这些诗篇多为拟古或拟意的古题乐府。

如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云:

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名利。

共矜然诺心,谷负纵横志。

结友一言重,相思千里至。

绿沉明月弦,金络浮云辔。

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

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

少年重一顾,长驱背陇头。

燄燄霜戈动,耿耿剑虹浮。

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

云起龙沙暗,木落雁行秋。

轻生徇知己,非是为身谋。

此诗借歌咏战国韩魏游侠,突出高渐离和荆轲,以边塞为背景,抒发自己的然诺心和“轻生徇知己”的侠义气节,仍是侠义精神与边塞时事相结合。

从任侠风气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看,四杰等人显然感受着时代任侠精神的召唤,而表现出浓厚的功名追求、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效命意识,侠的意象和侠义精神仍然是他们抒情言志的依托。

而其才高位卑的共同命运,也使他们借侠来抒发自己的慷慨意气、功业追求、知己之思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了共同的创作风格。

四杰中,王勃英年早逝,而其他三人的边塞、咏侠之篇,赠别拟古之作,洋溢着豪侠之气。

杨炯是四杰中最富慷慨之气者,其《从军行》云: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紫骝马》云:

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

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鞦。

发迹来南海,长呜向北州。

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两诗以边塞为背景,慷慨多气,傲物见志。

又借侠客的襟怀表达自己的功业追求。

卢照邻、骆宾王除了表达功业追求外,更注重对侠的生命情调的歌咏,浸透着冀知之思。

如卢照邻《刘生》云:

“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结客少年场行》云:

“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

在一些咏史、赠答、咏怀等类诗歌中,诗人亦借游侠立意抒怀。

对侠的歌咏,也超出了传统乐府诗的范围。

如卢照邻《咏史》四首,分别歌咏季布、郭解、郑当时、朱云四位侠义之士,表达对侠义人格精神的向往。

其一云:

季生昔未达,耳辱名不成。

髡钳为台隶,灌园变姓名。

幸逢滕将军,兼遇曹丘生。

汉祖广招纳。

一朝拜公卿。

百金孰云重,一诺良匪轻。

廷议斩樊哙,群公寂无声。

处身孤且直,遭时坦而平。

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

此诗以季布事,连带出朱家等侠义人物,表达自己对侠客重然诺,重义轻利这种人格精神和知己之遇的向往。

卢照邻《穷鱼赋》言:

“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

窃感赵壹穷鸟之事,遂作《穷鱼赋》。

”故此诗身世之感颇深。

骆宾王是四杰当中歌咏游侠最热烈的一位。

《旧唐书》本传称其“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

诗歌多借侠客形象送人赠别、言志述怀。

如《于易水送人》、《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等。

此类诗中,表现最强烈的是常借侠客意象或易水寒意象表达汲汲的功名追求和效命边塞、死报君恩之志。

《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中云:

天子未驱策,岁月几沉沦。

轻生常慷慨,效死独殷勤。

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

一得视边塞,万里何苦辛。

剑匣胡霜影,弓开汉月轮。

金刀动秋色,铁骑想风尘。

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贫贱。

勒功思比宽,决略暗欺陈。

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眷。

闻一多先生说:

骆宾王“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

‘宾王在《畴昔篇》中说:

“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

”以此来看,此诗可以说是骆宾王心志的剖白和形象的写照。

以侠义精神和边塞为抒情意象,表达自己有慷慨之气、效死精神、捐軀之志。

同时流露出沉沧下僚,怀才不遇的悲哀。

陈子昂是“四杰”之后在初唐诗坛上倡导“风骨”、“兴寄”诗歌理想的诗人。

他的侠气不仅使他以“汉魏风骨”重建诗美理想,而且在他的诗美意象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刚强意气的豪侠形象。

如《感遇》之三十四、三十五、《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答洛阳主人》、《赠严仓曹乞推命录》、《送魏大从军》、《东征答朝臣相送》、《送别出塞》、《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等诗。

与“四杰”不同的是,陈子昂除了有任侠的经历,还有出塞的感受。

故多慷慨悲凉和怀才不遇之慨,风骨刚健,古朴深沉。

如《田光先生》诗云:

自古皆有死,徇义良独稀。

奈何燕太子,尚使田先疑。

伏剑诚已矣,感我涕沾衣。

此诗是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之三。

诗中借田光自刎明志,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

其《感遇》三十四云: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

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

此诗主人公是一位少年游侠,后因避仇被征边州。

诗篇在展现边塞游侠儿的侠行和功勋中,借其战伐有功、白首不封的境况,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

可见,从“四杰”到陈子昂,一种相同的人生感受便是有为于世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处境,因而诗歌多以侠和侠义精神为意象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慨。

从唐人的审美追求看,风骨与声律的完美结合是他们的诗美取向。

这是在继承和超越了魏晋六朝,又在时代任侠风气下形成的最富时代特征的诗歌创作倾向,它扩大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将唐诗从六朝和初唐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中解放了出来,使唐诗以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走向了盛唐。

在唐诗由初唐走向盛唐,走向风骨、声律兼具的审美理想中,任侠风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盛唐侠风成为全社会普通推崇的社会价值观念时,大量的文人任侠,特具英雄主义、侠义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边塞诗,体现盛唐任侠精神的咏侠诗等,都无不展露着盛唐任侠风气对诗坛的影响。

就盛唐侠风和诗坛创作看,任侠风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盛唐时期在诗歌创作中追求风骨刚健诗风的一批诗人,大部分是具有出塞、任侠的经历或是有侠气的文人;二是盛唐边塞诗和咏侠诗的大量涌现,形成高潮,很大程度上导源于当时边塞时事和任侠风尚的影响;三是任侠风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抒发个人感情、表达理想追求的咏史、怀古、咏怀以及送人赠别诗的创作。

盛唐侠风炽盛,影响遍及士林,王翰、王之涣、高适、王昌龄、李白等可谓代表。

这些有任侠或出塞经历的文人,多以边塞、游侠或任侠精神为表现对象或象征依托,表现出浓厚的侠义内容和任侠精神。

他们的边塞诗和咏侠诗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表现出对初唐的超越。

因为初唐边塞诗虽有作者的体验,存有着与侠义精神的互动,但整篇缺乏完整的意象经营;咏侠诗亦多为拟古拟意之作,缺乏现实内容的描写,生活感不强。

同时,在盛唐诗歌中“游侠儿”不仅是盛唐咏侠诗中的主角,也成为边塞诗中的英雄形象。

在盛唐边塞、咏侠诗的创作中,代表诗歌审美特征的是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

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

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

”曾从军出塞。

边塞诗创作充满了建功立业,效命沙场的热情和侠义精神,表现出苍凉高远的气象。

如《塞上》、《塞下曲》、《送浑将出塞》和《燕歌行》等。

《送浑将军出塞》中写道:

传有沙场千万骑,昨日边庭羽书至。

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

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判作一年行。

黄衣白草无前后,朝建旌旄夕刁斗。

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

从军借问听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

远别无轻绕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诗。

此诗为壮行之作,充满意气和自信,在黄云白草、沙场千万骑的苍凉壮阔之景中赞扬将军的英风。

又其《燕歌行》云: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枞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燕歌行》为高适边塞诗的代表作。

诗中体现着立体的边塞景象,作者直抒胸臆,通篇表现出的英雄气慨和牺牲精神成为盛唐美学“风骨”的生动写照。

岑参前后五次入戎幕。

“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

城障塞堡,无不经行。

”其边塞诗的主要审美倾向是奇丽,但其中慷慨报国的英雄主义却与盛唐时代精神是一致的。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两诗,一写行军迎战,环境险恶;一写正面交锋,厮杀酷厉。

尤其后一首,征战的艰苦,报国立功的英雄豪气溢于诗表: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此诗士气的壮威,征战的酷厉,报主的决心,立功的自信无不从雄气壮境中托出,慷慨悲壮,而侠的报恩观念和功业意识在这里也转化为诗人效命沙场,留名青史的慷慨之气。

王昌龄的边塞诗占据了他诗歌创作的较大比例,他的边塞诗很少边塞生活和风光描写,多借以抒发自己的激情,从形式上看亦多七绝。

如《出塞》(三首)、《从军行》(七首)等,往往将将士的效命沙场转化为自我意识的英雄化写照。

另外,盛唐边塞诗除表现英雄主义、民族精神外,还充满任侠精神,存在着边塞战事与任侠风尚的合拍,民族精神与侠义精神的互动。

如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王维《少年行》(四首)、《陇头呤》,高适《蓟门行》,王昌龄《少年行》(二首),李白《行行且游猎篇》、《幽州胡马客歌》、《白马篇》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

这类诗中,游侠儿已成为诗歌的主角。

高适《蓟门行》诗云:

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

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

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

在这首边塞诗中,没有凄厉的战争场面,集中歌颂了边塞游侠儿的英勇和他们的边塞游猎生活。

边气、侠风相得益彩。

盛唐边塞诗中,游侠儿边塞征战立功的篇章不少,这种现象,一是古游侠征战边塞、域外立功的传统,二是唐代时事的真实反映。

因为盛唐任侠风气中,立功塞外是任侠精神中极富尚武、爱国色彩和悲壮的一面,同时唐代府兵制毁坏后也多征游侠恶少征战边塞。

这些游侠恶少,也就是征战的游侠少年。

唐诗中这样的描写并不少见。

这些游侠少年,由于征战英勇、效命报恩意识重、牺牲精神强烈而成为边塞诗中歌颂的侠义英雄形象,而他们将任侠风气带到边塞,并使边塞诗中透露着盛唐任侠风气的熏染。

王昌龄《少年行二首》云: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

青槐夹两路,白马如流星。

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

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

走马还相寻,西楼下夕阴。

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

高阁歌声远,重门柳色深。

夜阑须尽饮,莫负百年心。

这两首诗都写游侠从军边塞的征战生活。

第一首重描写这位“西陵侠少年”的游侠生活和慷慨救边赴难的侠义精神和爱国精神。

第二首写这位游侠的边塞生活,走马饮酒,结交重义,虽不减意气狂放的任侠气节,但也流露出浓浓的哀愁。

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李白《行行且游猎篇》,描写的却是生活在边塞的游侠儿。

李白诗写道: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卷书,但知游猎且轻趱。

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

金鞭拂云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

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鹪销进落连飞。

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

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这首诗借旧题写时事,在“胡马”、“白草”、“沙碛”、“海边”构成的时空意象的融汇中,集中描写了边城游侠儿“猛气英风振沙碛”的英雄形象,表现出重侠轻儒的任侠精神。

盛唐咏侠诗潮的形成及其创作繁荣,表现着时代任侠风气对诗坛的直接影响。

侠已成为盛唐文化精神的象征和诗歌审美意象,同诗歌创作发生着广泛联系。

除咏侠诗外,一些怀古、咏史、咏怀赠别之诗,也用侠来抒情言志。

王昌龄《杂兴》诗云:

握中铜匕首,粉到楚山铁。

义士频报仇,杀人不曾缺。

可悲燕丹事,终被虎狼灭。

一举无两全,荆轲遂为血。

诚知匹夫勇,何取万人杰。

无道吞诸侯,坐见九州裂。

这首怀古诗所咏为荆轲刺秦王事,但表现的却是对荆轲名就功不成的感叹和蔑视,抒发自己强烈的功业意识。

《答武陵田太守》诗云:

仗剑行千里,微躯感一言。

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

直接以信陵君和侯赢事,抒发自己的冀遇知己之情。

李白是盛唐咏侠诗创作最多的一位,他的咏史怀古、赠答送别之作,始终不离侠客意象。

如《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诗云:

大梁贵公子,气盖苍梧云。

若无三千客,谁道信陵君。

救赵复存魏,英威天下闻。

邯鄣能屈节,访博从气薛。

夷门得隐沦,而与侯生亲。

仍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

好士不尽心,何能保其身。

多君重然诺,意气遥相托。

五马入市门,金鞍照城郭。

都忘虎竹贵,且与荷衣乐。

去去桃花源,何时见归轩。

相思无终极,肠断朗江猿。

此诗以信陵君窃符救世主赵事赠郑太守,以信陵君喻郑太守,以侯赢、朱亥、毛遂、薛公等侠义之客自况,抒发自己的然诺之气和见用于世的情怀。

可见,侠风的渗透和影响是盛唐边塞诗的特征之一,这种渗透和影响突出地表现为报恩和效命沙场的功业意识、徇义赴难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

游侠儿的英雄风采,为边塞诗的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作为盛唐任侠风气生动写照的咏侠诗更直接导源于侠风崇尚。

如果说边塞诗表现了盛唐时代精神的英雄色彩,那么咏侠诗表现的是盛唐时代精神豪放的个性。

盛唐边塞、咏侠之诗成为诗歌创作中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内容。

总之,初盛唐任侠风气对当时诗坛发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初唐侠风在南北文化融合中受关陇文化影响大,因而承袭北朝任侠精神和侠文学传统多,诗歌创作多拟古拟意的边塞诗和咏侠之作,风格刚健、古朴深沉。

盛唐侠风时代感、理想色彩浓,兼南北侠风之长而在世俗生活领域又偏重南朝自由意气和追求享乐的侠风,因而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面较大,文化层次较深,与现实生活贴近,時代感强,诗歌创作包容着深厚的时代内容和任侠精神,与初唐诗歌一起,成为唐诗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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