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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

【政治学与社会学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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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述评与展望

朱勋克/汪雁/刘蕾

【专题名称】工会工作

【专题号】D422

【复印期号】2012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京）2012年3期第50～56页

【英文标题】CommentaryontheResearchesonthe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andTheirCitizenship

【作者简介】朱勋克（1977-），男，云南宣威人，博士，就职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所，北京　100048；汪雁（1974-），女，河南南阳人，博士，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48；刘蕾（1978-），女，山东寿光人，博士，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48

【内容提要】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现有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趋于全面，实证调研分析显著增加。

然而，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研究也存在不足，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今后应从更广的学科范围、充分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重点包括：

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宏观背景进行深入、综合性的理论研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现行政策进行评估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定位和制度设计的前瞻性、统一性问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群体之间及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比较研究。

The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andtheircitizenshipisoneofthecriticalfocusissuesoftheacademiccircles.Thecurrentresearcheshaverichcontentsandcomprehensiveresearchmethodsalongwiththeincreasingexperimentalresearches.However,therearemanyshortcomingsintheresearches.Inthefuture,we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hemacrobackground,thecurrentpolicies,thestrategicorientation,theadministrationsystemdesignandthecomparativestudyonthe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andothergroups.

【日   期】2012-03-20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述评the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citizenship/commentary

    [中图分类号]D4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75（2012）03-0050-07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是我国新生代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宝贵的人力资源。

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同时，如何让他们全方位融入城市，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民工工作的重点之一。

近年来，国内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

特别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后，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

本文拟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展望，以期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以及加快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有所裨益。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

    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是研究的基础。

学者们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和称谓各有差异，也有共同之处。

    一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

早在2001年就有研究指出，农村流动人口出现代际间的变化，遂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1]的概念。

    二是第二代农民工。

刘传江等人2006年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长农民工，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别，将该群体称为第二代农民工。

[2]

    三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打工者。

邓大才把1990年代外出的打工者称为第二代打工者，2000年以后外出打工者称为第三代打工者[3]，把这两部分人统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也有人把80后农民工称为第二代打工者，把90后称为第三代打工者。

    四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一代农民工。

全国总工会课题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19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4]。

    概括发现，尽管有关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及界定存在一定分歧，但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1980年代之后出生、16周岁以上及农业户籍的外出就业劳动力是判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三个基本标志。

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在界定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农民工。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研究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

    年龄方面。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第一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33.7岁，而新生代农民工为20.6岁[5]。

全国总工会课题组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

还有研究认为是“30岁以下16岁以上”[7]。

总的看，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群体。

    性别方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女性比例为26.9%，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40.8%。

有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占55.6%[8]。

有的研究分析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老新两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分别为39.8%和54.7%[9]。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婚姻方面，全国总工会课题组的研究发现，近80%的新生代农民工未婚[10]，刘传江等人在武汉的调查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已婚比例仅为35.3%[11]。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未婚为主的群体。

    教育程度方面。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调查发现，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而新生代农民工为9.8年。

第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以小学和初中为主，而新生代农民工以初中和高中为主[12]。

还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受过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所占比例分别为57.1%、30.2%、9.9%、4.2%[13]。

    总体看，就人口特征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下的更年轻群体，他们大多未婚，受教育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外出女性更多。

（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

    全国总工会课题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四大特征。

该群体体现出“六个转变”：

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个体式维权向群体式维权转变；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14]。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状况研究

    现有文献从务农经历、土地、就业与收入、社会保障、住房与职业安全等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状况多方面进行研究。

    关于务农经历与土地承包情况。

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务农时间仅2.15年，且有38%的人从未干过农活[15]。

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16]。

另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名下有地无地情况均存在，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无地，其土地承包权益未得到落实。

一些地方实行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后收回承包土地的政策，可能引发复杂的问题[17]。

    关于外出动因。

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因是“城镇拉力”，区别于老一代农民工外出的“农村推力”[18]。

    关于就业分布。

全国总工会课题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19]。

有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较体面、较安全和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岗位[20]。

还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以工业为主，占52.84%[21]。

    关于经济收入。

调查显示，59.7%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收入水平不满意[22]。

有研究发现，87.2%的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其中低于1000元者占总数的22%[23]。

也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328元，低于第一代农民工的为1543元；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年收入均值为24657.33元[24]。

    关于社会保障。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年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

从全国看，单位或雇主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9%和4.1%[25]。

    关于住房保障。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43.9%的新生代农民工住单位宿舍，有6.5%新生代农民工住工棚[26]。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在大城市以租住为主，在中小城镇租购兼行。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居住空间与当地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相比距离较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一直未能享受基本住房空间权利[27]。

有研究发现，八成以上的农民工居住在设施不完善的各类住房中[28]；住房保障不足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瓶颈”[29]。

    关于职业安全与卫生。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课题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安全期望度明显提高，但其从事行业职业安全健康条件差，事故和职业病发生情况较为严重；企业对农民工个体防护措施不到位，对职业健康体检及档案建立工作不重视，忽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30]。

而卫生部课题组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严重的职业病危害风险，成为职业病危害的主要人群，同时存在传染病高发、妇女保健水平低、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意外伤害隐患大等公共卫生服务问题[31]。

    概括各有关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尽管较之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在就业分布、住房条件等方面有明显的改善，但其经济收入尚不如老一代农民工。

    （四）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研究

    一些研究就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表现、特点及原因进行了分析。

    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

消费意识、权利意识、自我发展意识、培训学习意识等增强是农民工价值观的积极表现[32]。

“厌农”和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亲情意识淡漠、家庭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差、追求享乐、盲目消费、功利倾向明显、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道德迷失及对“城市冷漠”等是其价值观的消极表现[33]。

    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

一是价值观基础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偏移；二是价值判断标准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化、实用化；三是价值取向由单一型向多元化趋势发展。

在道德认知、政治意识、社会评价、情感态度上已和传统农民“诀别”[34]。

也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存在一定冲突：

一是政治热情和参与度都不高，认为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二是对工作的要求逐渐提高，希望从事体面和薪酬较高的工作，但仍面临诸多现实障碍；三是文化娱乐方式更加城市化，对教育和培训越来越重视，但需求的满足程度不高；四是渴望得到城市的尊重和认可，但离城市融入还有一段距离；五是更加乐于交际与交流，其方式日益多样化，但负面影响亦有所显现；六是婚恋生育观念和对性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开放化，传统与现代观念交织、叠加特征突出[35]。

    有研究指出，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城市文化冲击、自我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等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原因[36]。

    （五）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及其它研究

    一些研究还集中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精神需求和犯罪问题。

    有研究发现，60.7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如果能够通过婚姻解决户籍或长久居住，他们宁愿牺牲爱情[37]；三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同市民恋爱结婚的想法，其中女性比男性更愿意与市民缔结婚姻[38]。

也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出现“归根”家乡和“扎根”城市的两难局面，婚恋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的“两栖”婚恋模式为以后婚姻埋下隐患，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39]。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需求问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精神失落感”、“认同危机感”、“动荡不安感”、“朴素盲目感”、“意志脆弱感”等特殊心理现象[40]。

也有学者指出，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自卑与苦闷、怨恨与仇视、孤独与无助、狭隘与脆弱等特殊心理[41]。

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认为婚姻、性别、文化程度因素、社交回避、社会支持等与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有密切关系[42]。

    有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日益浮现，团伙犯罪明显，侵财目的显著，动机简单而冲动性犯罪突出，暴力倾向凸出，时间和地点集中，类型多样化，多系初犯和年龄低龄化是其基本特点等[43]。

有研究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动因是心理失衡，导致失衡的因素包括城市的偏见与歧视、贫富差距、城市适应能力差、家庭及社会关爱缺失、正常需要得不到满足等[44]。

对此，有研究建议，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制度，完善就业、培训及社会保障制度，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在城市生产生活的各项政策，加强舆论宣传，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有效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途径[45]。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是当前相关研究的焦点之一，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市民化的进路及测量、障碍和政策建议等方面。

（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度测量研究

    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

从过程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包括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46]。

从结果角度看，包括农民工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市民化四个层面[47]。

与之对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农民工”称谓这一概念必然成为历史[48]。

    许多研究还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量问题。

有的研究指出，在静态度量方面，市民化进程速度可以用农民工转变成市民的人数来测量，公式如下：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速度=一年内净增农民工变成市民的人数/农民工总量×100%

    有的研究构建了由个人素质、收入水平、城市中居住时间和自我认同四个指标几何平均数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标体系[49]。

还有研究建立了由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五个维度组成的评价指标，经测量，居住条件的市民化水平最高，为61.5%，经济生活、社会融合和心理认同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三个重要维度，而政治参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最低[50]。

也有研究以制度因素、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能力三个维度，提出市民化的测度指标为：

    其中，H为市民化进程指标。

A为外部制度因素，I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C为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51]。

    还有研究构建了Biprobit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目的不同对其市民化需求影响不同，文化程度的不同对市民需求具有显著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结构对其市民需求具有不同的影响，与城市居民散居在一起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具有留城意愿[5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问题也受到关注。

有研究指出，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支出成本（财政支出）约8万元，去除养老保险的远期支出后，即期成本为4.6万元左右[53]。

《中国发展报告2010》称，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财政支出）在10万元左右[54]。

总之，相关研究共同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并非不可承受。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

    现有研究多数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自身等因素限制。

    政治方面。

有研究指出，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城市各种制度（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或制度排斥），也是农民工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及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55]。

还有研究认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政治力量等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56]。

    经济方面。

很多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高，经济收入较低，大多数处于中下水平，难以承受在城市生活的各种高消费，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

其中住房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经济问题，房价居高不下，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买不起房，城市定居无望[57]。

    社会方面。

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所拥有的正式社会支持网极其缺乏，得到城市社区参与、组织支持的机会极少[58]。

还有研究指出，无论是行政组织、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还是社区组织、文化团体、福利组织等，新生代农民工都很难进入，这些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必要的承纳与整合[59]。

有调查显示，44.1%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单位没有建立工会，73.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会，42.3%新生代农民工不相信工会[60]。

    文化方面。

有研究认为，社会歧视阻止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加深了农民工与城市和市民的“鸿沟”[61]。

还有研究发现，一些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有对立冲突，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无法也不愿更多地与城市人交往，而是选择与其他农民工交往，因为后者可以保障他们在交往中处于对等的地位[62]。

    自身因素。

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亦使他们难以真正在城里扎根[63]。

也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以及浮躁心理也使得他们在面对是否融入城市以及如何为之努力奋斗等问题时摇摆不定，身份认同、自我认知等因素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城市融入[64]。

    （三）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

    学界对如何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很多建议，主要涉及政策设计、社会支持、农民工素质提高等方面。

    关于政策设计方面。

有研究建议，农民工市民化必须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统领中央与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进行制度完善和制度创新[65]。

有研究指出，应当分阶段、分层次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县域城镇户籍，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县域市民化。

同时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准入制度，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实现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

要加快推进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等与户口性质相关配套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福利待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66]。

    关于社会支持方面。

有研究建议，积极引导和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让他们理解城市、热爱城市，促进城市群体对他们的理解和认同[67]。

也有研究认为，大众传媒应当强化农民工的利益表达途径，为农民工营造公平、合理、自由和尊重的社会环境[68]。

还有研究建议，应当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组织程度，在社区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也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自治组织表达和保护农民工的权益[69]。

    关于提升农民工素质方面。

有研究建议，应当创设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专项基金，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自觉经营自身的人力资本[70]。

应根据国家产业振兴规划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地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71]。

有研究认为，应对农民工进行城市制度和规则的教育学习，理解并具备城市生存所必需的技能、知识和修养[72]。

    四、研究评析及展望

（一）关于现有研究的评述

    近年来，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研究内容丰富，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社会经济状况、价值观变迁、市民化进度测量及障碍、婚姻家庭精神需求等；研究范围广泛，包括基础理论研究、政策性研究、行业指导等。

研究方法趋于全面，实证调研分析显著增加。

然而，在成绩之外，目前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展。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对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市民化意愿及障碍、推进市民化的政策等方面，研究内容尚待拓宽。

一是缺乏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其他群体的对比研究，如同龄城镇职工，刚毕业大学生等群体间的全面对此分析。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内部比较研究，如不同性别、学历、婚姻状况、是否接受职业技能教育等。

三是缺乏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与宏观背景相结合的系统化、前瞻性研究。

四是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顶层制度设计及政府规制责任的研究，缺乏对现有政策的评估研究等。

    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研究学科看，多数研究采取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角度，其他学科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

从具体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及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相对较少。

在定量研究中，很多研究局限于一般的统计描述，缺少深入地综合分析。

从研究范围看，现有研究调查数据多数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调查资料，所反映的内容多是特定区域、特定行业领域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不能很好地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情况。

（二）未来研究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既有宏观问题，也有微观问题；既有长期发展问题，也有中期融入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学界应当将下列内容作为研究重点。

    一是丰富研究方法。

首先要从更广的学科范围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学界应当从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民族与文化学、哲学、统计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的多重视角进行深入考察辨析。

其次要加强综合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既需要运用定性研究，又需要定量研究和综合性研究。

今后应当重点加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

    二是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宏观背景进行深入、综合性理论研究。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教育等成长环境对其就业、身份定位、发展规划等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等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前瞻性研究。

    三是现行政策评估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受制于城乡二元的制度藩篱，因此，必须对当前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进行全面评估，进而提出适切的、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新的政策设计。

具体来说，需要对现行的户籍制度、村（居）委会选举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财政制度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会组建、党团建设等进行评估，查找其制度瑕疵及缺失，在此基础上修正完善，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能够平等地与城市居民享有就业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类公共服务，能够有序参与工会及党团组织。

同时，要深入研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以及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的权责问题。

    四是顶层制度设计研究。

学界应当深入系统地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定位和制度设计的前瞻性、统一性问题。

具体来说，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如何配合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发展战略，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服务问题；研究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