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第二编 秦汉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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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第二编秦汉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第二编秦汉文学
第一节 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1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
a在诵读五经过程中，文人受到熏陶，文学素养得到提高。
b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了催化作用。
2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录用人才办法，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
3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促使汉代作家群体持续生成。
4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等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5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
第二节 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1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使汉代文学具有巨丽之美。
2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使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3文人在作品中寄托圣主贤臣理想，表现出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
4批判与赞颂的更迭：
批判秦朝暴政—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批判现实。
5文人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再次向个性独立回归，并达到更高的层次。
6从浓郁的浪漫色彩到现实理性精神的日益增强。
7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互渗互动、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第三节 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1作家群体中的经师儒士促进了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
2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使得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
3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4文学的重摹拟风气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习气互为表里。
4文学和经学的从繁到简：
抒情小赋取代汉大赋，《汉书》对《史记》篇幅缩减，五言诗取代辞赋的文坛地位；经学的删繁就简之风大盛。
5经学对文学思潮有很深的影响。
《毛诗序》又称《诗大序》。
汉代解说《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后来前三家失传，仅存毛诗。
毛诗在《诗经》各篇名下都有解释诗义的序言。
首篇《关雎》下有一篇总纲式的序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体裁和表现方法，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
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
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
第四节 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汉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其中大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
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
赋既有诗歌讲求押韵和形式整饬的特点，又有散文句型自由、无严格的格律限制的特点，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的综合性文体。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
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
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
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辞赋的分工与合流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
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
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的发展司马迁的《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
《吴越春秋》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
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
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
西汉时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东汉时大量出现文人五言诗，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汉时五言诗已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
西汉时已出现标准的七言诗句，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
附属于辞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
汉代文学的分期：
1初创期（高祖—景帝）
这时的作品题材多联系实际，内容质实深厚；形式和风格则基本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
《七发》等作品为汉赋体制奠定了基础；政论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成为庙堂之曲。
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2全盛期（武帝—宣帝）
a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b史传文学发展到高峰，司马迁撰写出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c政论散文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发展；d乐府得到强化，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枚皋、王褒等。
3中兴期（西汉元帝—东汉和帝）
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独树一帜。
4转变期（安帝—灵帝）
张衡的《归田赋》引领抒情小赋时代的到来，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
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第一章 秦及西漢散文
从秦到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
秦国的《吕氏春秋》文风畅达，李斯的《谏逐客书》辞采华美。
出自李斯之手的泰山等地刻石为我国最早的碑文体。
汉兴后，陆贾、贾谊、刘安诸人总结前代历史教训和诸子百家之说，其文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
董仲舒的策对和刘向的奏议叙录以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为讨论重点，雍容典重，宏博深奥，形成汉代议论文的主导风格。
第一节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成书约在公元前239年，出于众人之手，内容不免驳杂，风格不完全统一，因此《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
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
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组成了一个“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书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吕氏春秋》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第二节 李斯的散文
《谏逐客书》的艺术特色：
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文章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
刻石文的艺术特色：
以四字为句，大多数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
总体上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
第三节 贾谊的政论文
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可分为三类：
1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2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3一些杂论。
《过秦论》的战国策士遗风：
1运用鲜明的多侧面对比手法，造成巨大的感情落差，使作品的体势随着心律的搏动、历史形势的迅速巨变而跌宕起伏。
a把秦朝兴盛期的天下无敌和灭亡时的不堪一击相对照。
b把秦始皇子孙万代为天子的愿望和秦朝三主而亡的历史事实相对照。
c把陈胜的起义军和六国诸侯进行对比。
2浩荡的气势：
以数量取胜，文字包含着丰富密集的信息，形成充沛的语言符号的长河；以感情相驱动，作品情深意切，具有很强的内在张力。
3以古鉴今，密切联系现实政治，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在观察兴衰之理的过程中流露出深沉而悠长的历史沧桑感。
4词语讲究，多用修饰，行文流畅，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
第四节 《淮南子》及其他散文
《淮南子》由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的一部大著述。
原称《淮南鸿烈》，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为汉代治国法典，实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1多引用历史、神话、传说，带有鲜明的浪漫色彩；2采用辞赋写法，广征博引，反复论证，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来明事说理；3以多样化的排比句式，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造成波澜壮阔的气势。
董仲舒的阴阳灾异思想和逻辑严密、雍容儒雅的文风，对西汉后期的说理散文创作影响甚大。
《天人三策》行文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联类引证，雍容儒雅。
《春秋繁露》缺乏文学性，许多篇章比较艰涩枯燥。
刘向的奏疏文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往往先以正论开篇，继之以反证，然后总结所提出的观点，最后结合时事以证之。
其说理散文《新序》与《说苑》，采集群书中的逸闻轶事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编纂而成，寓含劝诫训教之意。
西汉政论散文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显得严谨质实。
武帝以后，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
而那些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
第二章 司馬相如與西漢辭賦
第一节 骚体赋及“九体”
汉初以骚体赋为主，贾谊是其代表作家。
其赋作继承了《离骚》的讽怨精神，具有很强的抒情色彩，感情深沉激切。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离骚》的比兴传统，风格接近楚辞。
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句式，多用“兮”字，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
《鵩鸟赋》的艺术特点：
1以人鸟对话展开赋作，形式奇特，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
2以议论为主，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阐发人生哲理。
3常运用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
4语言凝炼精警，形式整齐，通篇用韵，多用兮字，富于抒情色彩。
九体在贾谊《吊屈原赋》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悼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诸如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这些作品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中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第二节枚乘和“七体”
梁园文人群体西汉初，各路诸侯聚揽宾客，大兴养士之风，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多个以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其中以梁孝王的梁园声名最盛。
当时的俊逸之士如枚乘、庄忌、邹阳、公孙诡、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彬彬之盛”，其良好氛围激发了这些人的文学才能，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推进作用。
枚乘的《七发》：
一主要内容：
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
于是以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论道七事，来启发楚太子。
旨在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的“要言妙道”，在于劝戒淫奢，启发人们注重精神的追求。
二对先秦文学的借鉴：
吴客在说明物欲之害时的一段话模仿《吕览·本生》，而句式更加整饬华美。
赋中大肆铺写音乐、饮食、宫室之事沿袭《楚辞》，但重在明理。
观涛描写仿照《高唐赋》，但写得更生动形象，激动人心。
三艺术成就：
1鸿篇巨制，韵散结合，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结纂全篇。
2以移步换形手法赋写七事，刻意求奇，反复渲染，精刻细画，极尽铺夸之能事。
3以叙事状物为主，辞藻繁复，多用比喻和叠字。
4通过运用重重超越和逐步攀升手法，达到其讽喻意图。
四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以地方诸王为中心的汉赋辞藻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七体始于枚乘的《七发》，因其赋写七事的铺排体制和卓越的文学成就而为后世文人仿作。
其中不乏名篇，如傅毅的《七激》、刘广世的《七兴》、崔骃的《七依》、李尤的《七款》、张衡的《七辩》、马融的《七厉》等等，如此等等，数量众多。
因此，萧统《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
第三节 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
《子虚赋》《上林赋》的内容思想：
1帝国形象的塑造：
通过铺排，展示了汉王朝的宏大气象和赫赫声威，奏出汉世最强音。
2一统观念的弘扬：
通过凸显中央王朝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实现对大一统观念的阐释和宣扬。
3时代精神的体现：
表现出中华民族处于蓬勃上升期的那种昂扬奋进、激励张扬、气势充溢、信心十足的精神风貌。
艺术特色：
1采用虚构手法，以铺排夸张、描摩渲染的手段来叙事写物，使得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气脉贯通。
2按时空顺序和以类相缀兼用的铺陈方式。
作品先写楚、齐两个诸侯王，然后重点表现天子的游猎，既遵循时间推移的顺序，又有空间的依次拓展；于此同时，把属于同类的事物连缀在一起。
3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与夸张笔法的融通，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形成较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使作品呈现逐步盘升的走势。
4句法灵活多变，句式长短不一。
尤其是三言排比句的运用，紧迫急促，使作品具有奔腾跳跃的气势。
第四节扬雄四赋
扬雄作有《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等作品。
《蜀都赋》作于居蜀期间，为后世京都大赋之先声。
余下四赋是扬雄大赋的代表作，史称“四大赋”。
这四篇作品模仿司马相的飞痕迹非常明显，尤其是后两篇，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子虚赋》《上林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力夸张渲染，铺张扬厉，词采纷披，语言奢丽。
相比之下，扬雄赋更显理性特征，并体现出一定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地反对扰民、虐民行为。
其中《甘泉赋》艺术成就最高，在对景物的描写方面有新的发展：
1采用主体向观照对象逐步趋靠的方式进行铺陈。
2铺陈空间的多向维度，对景观全方位展开，并兼静态审视和动态描写。
3以骚体赋表现汉代盛世和天子声威，扩大了骚体的选材范围，使之融入主流文化。
后期（44岁后）作《解嘲》《逐贫赋》等，关注自身。
反思人生，对现实的暴露和批判更为深刻。
其辞赋理论“童子彫虫篆刻”、“壮夫不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节 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
东方朔的《答客难》，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是现存汉代最早以遇与不遇为主题的设辞类作品，后多仿作。
枚皋，汉代赋坛成果最多的作家。
王褒的《洞箫赋》是汉代咏物赋的代表作品，是独立成篇的乐器赋的奠基之作，在他之后出现的汉代乐器赋基本都是以悲为美，且也是用生命一体化观念灌注于作品。
“箫声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原型，《洞箫赋》有生成开创之功。
第三章 司馬遷與《史記》
《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1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使之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
2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其父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3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
4担任太史令后，司马迁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
5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
6从立言不朽到发愤著书：
司马迁修史本是为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润色鸿业。
经李陵之祸后，司马迁把修史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
“发愤著书”说主要见于《屈原列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提出了著述创作与作家情志之间关系的著名观点。
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压抑以后的情感爆发。
这种文学理论在汉代难以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
《史记》“三家注”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等《史记》三家注释，北宋以后合刊，多有删节，合称《史记》“三家注”。
第二节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
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
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
二编排人物传记时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脉络。
1安排人物入传时独具慧眼，遵照历史事实：
把项羽、吕后列入本纪，而不列惠帝；把孔子、陈胜列入世家。
2人物传记以时间为序排列，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类相从。
使其叙事脉络婉转多变，历史和逻辑巧妙统一。
3合传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
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
三探索并揭示出隐藏在历史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果因素。
1苦苦思索历史因果，在行文中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2详写事情发展的起因，略写该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条理清晰，游刃有余。
1娴熟运用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清晰地勾勒出复杂的历史事件。
2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
第三节 《史记》的人物刻画
一闾巷之人的入传，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二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
1人物形象各具姿态，个性特征鲜明。
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反差巨大，对照鲜明；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a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通过细节描写、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加以渲染。
b充分注意人物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
c把人物放在矛盾集中的场景中，通过典型性事件来刻画人物形象。
d运用对比突出人物性格。
2人物形象的共性：
a知恩图报，以德报德。
b以牙还牙，以怨报怨。
c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d普遍存在富贵还乡的想法。
三采用多维透视法，使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有血有肉，生动丰满。
四采用旁见侧出法，全面把握并充分展示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
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第四节 《史记》的风格特征
一画面宏阔，意蕴深邃。
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把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透过表像发掘本质，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
二通过塑造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1作者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深切的同情，暗含自己的人生感慨。
2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
三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造成一种神秘感，产生强烈的传奇色彩。
四语言平易简洁而富有表现力，风格雄深雅健。
1笔法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
2章法、句法、用词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新异多变。
3用词高度精确，讲究语言节奏，常引用古书、民谣、谚语和俗语。
第五节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1书中大力弘扬的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2作为古代散文的楷模，其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
3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
第四章 兩漢樂府詩
第一节 乐府和乐府诗
乐府诗是指两汉时期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诗歌。
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上作于庙堂，下采自民间，文人也曾参与创作。
1西汉的音乐管理部门有太乐令和乐府。
太乐主管郊庙之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以楚声为主。
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
2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
3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改为太予乐署和黄门鼓吹署，后者实际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搜集、演唱乐府诗歌并得以保存。
4魏晋至隋唐，乐府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是音乐官署的名称，人们把这种音乐官署所采集的诗篇——汉人原来叫“歌诗”的，以及后世文人的模仿之作也称作“乐府”，以和未曾合乐的“徒诗”相区别。
于是“乐府”一词又引申为一种诗体名称。
《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
诗集收录了两汉至唐五代的乐府诗，也兼及先秦歌谣，全书共一百卷，是保存乐府诗歌最完备的总集。
郭茂倩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
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
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
汉乐府在诗体发展史上的意义
汉乐府诗是我国诗体发展中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阶段，它呈现出诗歌在打破先秦古老诗体之后新兴诗体定型之前的不稳定状态。
1在句式上，二言至九言都有。
2在体式上，既有句式整齐的齐言诗，也有长短句穿插的杂言诗。
3在篇幅上，长的可达到几百句，短的只有四句。
4在韵式上，有句句押韵，有隔句押韵，也有隔两三句押韵的。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一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深刻揭示。
1《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了平民疾苦，及其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
诗的作者对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2《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以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的奢侈豪华。
三妇艳在汉乐府相和歌辞《相逢行》中，在渲染官宦之府的奢侈豪华时，提到两妇织锦，小妇调瑟的情景。
该段落被单独划分出去，名为“三妇艳”，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
二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
或表达大胆泼辣、毫不掩饰的婚恋爱（《上邪》《有所思》），或表现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孔雀东南飞》），或表现女性的高洁（《陌上桑》《羽林郎》）。
三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
1《薤露》《蒿里》《战城南》表现出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
2《日出入》《艳歌》等诗坦率地传达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之情，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
3《练时日》《华烨烨》《上陵》在表达长生幻想时，写神界的精灵来到人间，和创作主体生活在同一世界。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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