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由近年出土文献论尚书序的有关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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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由近年出土文献论尚书序的有关问题

李銳.由近年出土的文獻論《尚書序》的有關問題.《清華簡研究（第一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壹）》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64-372頁.

由近年出土的文獻論《尚書序》的有關問題

李銳

《尚書序》伴《尚書》而傳，在漢代就獲得了經的地位。

傳說《書序》乃孔子所作，然而這種說法大概如同編《詩》、序《易》一樣，只不過是後儒一種回溯性的推其本師的說法。

當然，從《論語》來看，孔子曾經以《尚書》教過學生，子張就曾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意；孔子生前引用、甚至可能評論過一些《書》，但是孔子恐怕還不及編纂《書序》，因為孔子的弟子後學時常稱引《逸周書》中的篇章或一些佚書，說明當時百篇《尚書》可能還未成立。

傳統上除認為《書序》爲孔子作之外，尚有史官作和周秦間人作以及漢人作三說。

今人程元敏先生曾經詳加考訂，作有35萬言之專著《書序通考》，認定《書序》在“秦王政十九年至秦二世二十二年成撰”，是周秦間書，“孔家人自作”，至漢代出於孔壁，而伏生嘗見過《書序》（非孔壁本）。

程先生的書非常詳備，解決了許多問題，比如《書序》非漢以後人作，就能去掉不少糾紛。

大陸《尚書》學專家劉起釪先生曾著有《尚書學史》等書，其對於《書序》的觀點是：

“《今文尚書》亦有序，由‘漢石經’可證。

然限於二十九篇，而且很有可能受東漢末張霸偽作的古文百篇序的影響采入。

”劉先生認為百篇《書序》是東漢末張霸采集而成，但是張霸的百兩篇當時就被黜，今文學家怎麼可能會去采用他的序呢？

劉先生的這一自相矛盾的說法，遭到了黃彰健先生的批評。

有關漢時《書序》流傳的問題，程元敏先生言之甚詳。

可是程先生的結論也很成問題，因為他的論證方法是不自覺的以所見古書爲先秦所存的全部古書，將《書序》與之一一比較，雖然很細緻，但是觀察先秦古籍形成的角度過於靜止。

比如他說《書序·大誥》中的“三監”，來自於《逸周書·作雒luò》所以說建管、蔡、霍三叔。

現在清華簡《繫年》就提到了“周武王克殷，乃設三監於殷”，就可說明《書序》有可能依據了現在所不見的古代佚書。

同理，說《書序·呂刑》的“訓夏贖刑”一語是依據《世本》，而《世本》的“成書年代約在秦王政十三年至十九年”，遂謂《書序》作成在此之後，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訓夏贖刑”一語或可能有更早的來源，《書序》未必是抄自《世本》，二者可能是皆使用了更早來源的東西。

更何況陳夢佳推論《世本》的作者和年代之說有誤，譬如《世本》記有燕王喜、魏景湣王等可能更晚的材料，還有“秦始皇政生於趙，故曰趙政”這一條或說明《世本》的作成年代要在秦始皇稱皇帝之後，因此晉楊泉《物理論》、劉知幾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中均說《世本》是“楚、漢之際”好事者所為，就最後寫定時代而言很有道理，而這個結論是程先生所不能接受的。

程先生類似的考證方式及結論還有不少，因此其結論難以讓人接受。

近年出土的戰國秦漢的竹簡帛書，乃至更早的金文銘文，為我們考察《書序》的有關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一、《尚書》名稱的問題

“尚書”名稱之出現，無疑是《書序》形成的一個重要步驟。

馬王堆漢墓帛書《要》篇第14行載“夫子曰”：

《尚書》多仒bīng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

這裡明確記載了孔子稱呼《尚書》。

其實孔穎達《尚書正義》卷一所引鄭玄《書贊》也說“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已經提到孔子稱《尚書》。

但是孔穎達認為鄭玄溺於《書緯》只說，不可信據。

帛書的年代不會晚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這比所謂孔安國《尚書序》說的“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認為《尚書》之始稱來自伏生等說法要早。

但是程元敏先生據馬王堆帛書的時代，認為劉歆《七略》所說“《尚書》，直言也，歐陽氏先名之”之說合理，歐陽氏乃伏生弟子歐陽學首祖歐陽容，“書本文獻亦與地下材料契合”，並且說此前百篇“書”作序者，但題“書序”，絕不致題“尚書序”。

此說看起來很有根據，其實不然。

廖名春先生已經指出帛書應有一個竹簡本抄寫為帛書的過程，而且秦朝的“挾書律”很嚴厲，帛書《要》篇的記載“應該會早到戰國。

帛書《要》於《尚書》，既稱《書》，又稱《尚書》”。

因此《尚書》之稱呼最晚當在戰國末就已經出現了，它當時的通行名稱更多地仍是《書》，比如郭店簡中就對此出現了“書”之名。

這個“書”是有一定所指的，正如同儒家的“易”、“春秋”一樣，是《周易》和孔子修訂的春秋，而不是其他的《易》或別國的《春秋》。

因此帛書《要》是既稱《書》，又在和《周易》對舉時稱《尚書》。

當時人多稱《書》之序爲《書序》，恐怕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因爲《書序》就是《尚書序》。

可能是秦火之後，漢代經學的神聖化，對於《尚書》的意義有了不同的理解，是故到孔穎達這裡纔成了一個問題。

從《論語》等的記載來看，孔子曾以《尚書》教人。

但是孔子當時是否稱呼《書》爲《尚書》，嚴格來說，現在的資料還不足以證明之。

不過從孔孟之間的郭店簡之相關材料來看，儒家的六藝之名已經出現，這肯定是和孔子推崇教化有關的。

因此，即使孔子當時是否已經稱呼《尚書》之名還難以斷定，但是孔子後學將《尚書》之定名歸爲孔子，仍然是合乎當時學派習慣的。

《尚書》或儒家六藝之《書》這一名稱的出現，代表了一種區分，也就是將儒家認同的《書》和一般的《書》加以區別。

這大概就是古來傳說的孔子編《書》故事的原型。

孔子生前恐怕還不及選定百篇《尚書》，不過由孔子的弟子後學們繼續完成了這一工作，則仍是可以依照學派習慣將歸為孔子的。

二、《尚書》篇名的問題

《尚書》各篇名稱的出現，無疑是《書序》變成的首要條件。

從傳世文獻看，《論語》未曾舉篇名，《孟子》中已經出現了一些《書》的名稱，而《墨子》、《禮記》中的某些篇章可能早於《孟子》，也出現了《尚書》的篇名。

從出土文獻看，《禮記》中的《緇衣》，有可對應的郭店簡和上博簡《緇衣》，已經出現了《尚書》的篇名《君牙》、《君陳》、《呂刑》、《康誥》、《君奭》。

不過，有些《書》的名稱和《書序》中出現者名稱不一，如郭店簡《緇衣》之《尹誥》，鄭玄在論《禮記·緇衣》時已指出《書序》稱《咸有一德》；《金縢》，清華簡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弋（代）王之志”；《説命》，清華簡作《傅說之命》。

傳世文獻中，《墨子》有很多《尚書》的異名，《禮記·大學》也稱《堯典》爲《帝典》，這表明當時《尚書》的名稱還大多沒有固定，看來《書序》之作應該在此之後。

而且，當時引《書》還有很多不屬於百篇《尚書》者，如《緇衣》引《祭公之顧命》（清華簡亦作此名，《逸周書》則作《祭公》，或是編者有刪節），屬於《逸周書》；郭店簡《成之聞之》也引有《？

命》和《大禹》，可能也是佚《書》；郭店簡《唐虞之道》引有《虞志》，很可能也是佚《書》。

這也表明當時百篇《尚書》還沒有正式確立，《書序》當再次之後纔寫作。

因此，《書序》之寫定，應該在郭店簡、清華簡這些篇章寫定之後。

而且，由《書序》將《尹誥》稱爲《咸有一德》來看，很可能《書序》只是孔子後學的一家之說，此一家或可能已不熟悉曾一度廣為流傳的《緇衣》篇。

由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的時間來看，書序之寫定，可能在《緇衣》寫定之後。

三、《書序》的來源

程元敏先生本陳夢佳之說，認為“書序之著成，後於孟子七篇之成書”。

他討論了“書序體制濫觴用来比喻事物的起源、发端，於孟子”，“書序敘事依據孟子”等問題；但也有學者反而認為是孟子引用《書序》。

之所以出現這種一正一反之說，正是考訂古籍年代的觀念上存在的問題。

其實，就算說《書序》的寫定在孟子之後，也不代表《書序》某些部分的來源一定是依據了《孟子》而非別的材料，《書序》可能是根據了許多今人已不見得古代文獻而編寫成的。

有一些文獻的來源非常早，比如進出西周中期的贊公盨銘文中就有“隨山浚川”，“全同於《書序》，這是非常令人驚奇的”。

再如郭店簡《成之聞之》簡29說“《君奭》曰：

‘曩nǎng我二人，毋有合在意’，蓋道不悅之始也。

”此處所引《君奭》文和今傳本有一些差別。

“始”的意思是根、本，“道不悅之始”，即道不悅之根本，這是說周公、召公在根本上，是從曩昔、很久以前就“毋有合在意”。

《成之聞之》引《君奭》文之後說“道不悅之始也”，表明評論者已經知道了“召公不悅”這件事，而這是不見於《尚書》本文的，當另有來源。

《書序》很可能就是根據了相關材料而寫出“召公不悅”的。

然而後代學者因為不了解“召公不悅”的來源，所讀《君奭》也和先秦有差異，僅根據《書序》上下文的“召公爲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爲左右。

召公不說（悅），周公作《君奭》”，以致對於召公何以不悅周公生出種種說法。

現在根據古代文獻來看《書序》，其用語過簡單，本義當是說周召公爲師保、左右，本當互助，然而召公一直不悅周公，故周公作《君奭》已表白。

程元敏先生認為《書序》乃援《荀子·儒效》辨君臣異位之說，“不達本經誼”，恐怕是不可信的。

《成之聞之》的作者以及《書序》的寫定者知道“召公不悅”，很可能是《君奭》篇的寫作背景有流傳。

古代有史官、作者在寫一些篇章時，也常常記載了背景及有關消息。

像清華簡《金縢》名爲“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就透露了一些消息，有學者認為《書序》的“周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與之有關。

《逸周書》中的《大匡》篇首有：

“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

”《程典》篇首有“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謚法》篇首有：

“維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發，既賦𢞩受臚於牧之野，將葬，乃製作謚。

”《芮良夫》篇首也有：

：

“厲王失道，芮伯陳誥，乃作芮良夫。

”朱右曾嘗指出《大匡》篇首乃“書之原序也。

”

程元敏先生指出《書序》中的“……作某篇”形制與此有關，或可信。

但是認為《書序》要等《逸周書》七十篇編成一書之後才寫成，則不可信，因為上述四篇《逸周書》很可能曾經單篇別行，影響到了作《書序》者。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謚法》篇首，根據盧文弨依《史記正義》、《資治通鑒前編》的引文所作校訂，可能是作“維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大師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

這裡說的是“敘《謚法》”，而清華簡《保訓》開篇，根據廖明春、陳慧先生的釋讀，作：

“惟王十五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恐，述《保訓》。

”“述《保訓》”與“敘《謚法》”正相應。

因此，在當時流行的《尚書》的別本或相關文獻中，或也有可能有“……述某篇”、“……作某篇”的表述。

《書序》作者據之談《尚書》篇章的寫定，使用“……作某篇”的形制，不必要等到《逸周書》七十篇編成一書之後。

四、關於《書序》的錯誤

《書序》書寫簡略，其作者有可能是根據了今日所不見的資料，因此後人所論《書序》的問題，很可能如前文所說《君奭》一樣，是後人理解的不正確，而不一定是《書序》本身的問題。

比如《高宗彤日》篇，《尚書序》說：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昇鼎而雊。

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宋代蔡沈已經在《書經集傳》中開始懷疑《尚書序》等的祭成湯之說，但仍以高宗爲武丁。

宋末金履祥則以為可能是“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元代鄒季友在《書傳音釋》中肯定了此說。

至王國維先生結合甲骨文討論有關問題，申述金履祥之說，幾乎已經使某種重要問題成為定讞，不少學者從之，程元敏先生也據之說“書序誠誤”。

然而李學勤先生也根據甲骨文、金文，認為王國維說有缺陷。

現在就《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中《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篇的有關內容來看，至少可以認為《書序》之說也是有來源的，未必有誤。

再如《西伯勘黎》的《書序》說：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蔡沈、董鼎等也說不合經義，尤其是董鼎說：

“經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

”程元敏先生對此問題倒是看得很準，他說：

“蓋不能決西伯爲周之何君，故作‘周人’。

”因為漢唐人說西伯是文王，宋人則說是𣺇武王。

現在據清華簡《耆夜》來看，西伯確是武王，或《書序》作者正有此見。

又如《康誥》的《書序》，有不少人認為有誤，當是武王而非成王封康叔。

現再由“𣺇司徒？

簋”記載的“王來伐商邑，誕令康候鄙於衛”，以及清華簡《繫年》的材料來看，還是《書序》正確。

當然，也有可能是《書序》作者知識有限，有些材料沒有看到。

比如前述《緇衣》有《尹誥》，《書序》卻作《咸有一德》。

仿此，有關《書序》中“盤庚五遷”的爭議，也許應該有新的看法。

“盤庚五遷”，恐不能如《史記》一樣理解爲盤庚自己五次遷都，而應連《書序》上文讀，偽孔傳就說是“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

”蔡沈傳根據《盤庚（上）》的“不常厥居，於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謂盤庚乃第六遷，《書序》據此說“盤庚五遷”，誤。

郝敬、簡朝亮、程元敏等從之。

《史記》sh述及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但耿被毀，據《竹書紀年》，祖乙再遷庇，此外有南庚遷奄。

由此看來，盤庚確為第六遷。

但是據《書序》上下文來看，只有“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耿既被毀，據《竹書紀年》，祖乙當再遷，因此盤庚是五遷，合於文脈。

古本《竹書紀年》末記祖乙居於耿，只說“居庇”，則或許“耿”因為遭“圮”，不能算作一都，故仍可以說“盤庚五遷”。

因此，我們或許最多祗能說作《書序》者知識有限，恐不能說《書序》錯讀《盤庚》而誤。

另外，《盤庚（上）》的“不常厥居，於今五邦。

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後人對於《盤庚（上）》的時代以及這一句話的主語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問題可能還需要再討論。

《書序》中還有不少古人提出的質疑，程元敏先生有所辨護，可以參看。

因此，總的來看，《書序》恐怕並非有如宋以後人所斥的那樣多的問題，則其作者的水平恐怕並非是朱子所說的“低手人”。

五、《書序》的成書年代

《書序》的最終寫定，程元敏先生定的很晚。

但孔穎達《正義》引束晳謂《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壁《書序》作“將始宅殷”。

我們知道孔壁藏書乃是用古文寫成，這可以表明《書序》之寫成應該是在秦統一之前。

陳夢佳先生的《堯典爲秦官本尚書考》，認為《堯典》中有秦制，當爲秦代齊、魯儒者所更定，並說“《尚書》以《秦誓》終篇，亦可見其消息矣。

”陳先生說《尚書》以《秦誓》終篇帶有政治意義，可能未必完全正確，因為《秦誓》曾被《大學》稱引過。

但是秦或可能從官方的角度，對於《書序》予以確定。

從伏生所引《書序》篇次與孔壁本有異字，以及多《大戰》、《揜誥》等來看，這可能就是秦官本和民間傳本的差別。

當然，也許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當時的《書序》已經出現了傳聞異詞，而未必如程元敏先生所說，篇次差異是“兩家於古史認知不同故；多大戰、揜誥二亡篇，出諸伏翁記憶故……”

因此，即便秦曾經官定《書序》，但是這也只是《書序》寫作時間的下限，《書序》主體部分的寫成，應該是在此之前。

從《孟子》中有許多《尚書》篇名均同於今名，以及孟子所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無敵於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其血之流杵也”來看，，孟子之前，《尚書》當已經變成了課本。

很可能某一派儒家選定了許多乃至百篇《尚書》以教，以之為孔子所定，於是《尚書》的篇名逐漸固定，有《書序》。

因此，《書序》寫作時間的上限，應該是在《孟子》之前，但在郭店簡有關篇章《緇衣》、《成之聞之》的協定之後。

其理由是，《書序》的寫定應該是整理《書》的結果，這也就意味著《書序》所對應的《書》篇文字應該大致有定本。

但是比較《孟子》之語，可以發現所引《書》並不一致，沒有定本，如《孟子·梁惠王下》引有：

“《書》曰：

‘湯一征，自葛始。

’天下信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爲後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

‘徯我後，后來其蘇。

’”《滕文公下》則曰：

“湯始征，自葛載。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奚爲後我？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歸市者弗止，蕓者不變。

誅其君，弔其君，時如雨降，民大悅。

《書》曰：

‘徯後我，后來其無罰。

’”所引《書》之“徯我後，后來其蘇”與“徯後我，后來其無罰”，皆出自孔子之口而不同，看來是所見有不同版本，這表明孟子所用《尚書》肯能還未有定本，這很可能也就意味著孟子時儒者所用《書》又有了不同的傳本（如果曾經有過統一，如以孔子或其有名所傳《書》爲來源的話），未經在此整理（有和《逸周書》分開等工作），因此很可能這時還沒有《書序》。

《韓非子·說林上》也說《康誥》而實稱引《酒誥》。

韓非子曾從荀子問學，其説《康誥》而實稱引《酒誥》，或可能承於荀子，這或許表明荀子一系也沒有見到《書序》。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孟、荀之時，《書序》已經形成，但是並沒有流行，爲孟、荀所不見，或者他們並不認同《書序》。

如前所述，《書序》的編定很可能只是儒家某一派的工作。

但是現在看起來，《書序》很可能不是孟子、荀子弟子輩的工作。

由《書序》稱《尹誥》爲《咸有一德》，或可推測《書序》恐怕非孔家人所作。

關於引《尹誥》的《緇衣》，《隋唐·音樂志》引沈約之說，認為取自《子思子》，《經典釋文》則引南齊劉瓛之說謂《緇衣》爲公孫尼子所作。

郭店簡出土後，今人多信沈約之說，否定劉瓛之說。

李零先生提出《緇衣》是記孔子之言，子思子和公孫尼子都是傳述者，較為融通。

《緇衣》篇既然兩見於楚地，又保存於《禮記》之中，且有改作，說明流傳甚廣，恐怕孔家後人不會不知（如果《緇衣》和子思有關的話，那就更不可信是孔家人所作了），而且《禮記》中許多篇章包括可能有錯簡的《緇衣》，一般認為來自於孔壁古文《記》。

《書序》還有許多問題有待研究，尤其是《尚書》百篇的選定依據了何種原則，目前還不清楚。

因此何以《緇衣》、《成之聞之》等篇中曾經稱引過《祭公之顧命》、《？

命》和《大禹》等篇未被選入，還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