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互动关系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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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互动关系研究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互动关系研究

熊芳刘倩

摘要：

利用民族地区8省区1997—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Geweke分解检验、协整检验及建立协整模型等方法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的互动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互抑制的互动关系。

具体表现为：

金融发展规模与贸易开放之间存在较强互动关系，且以金融发展规模对贸易开放的影响为主导；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尚不稳定，且主要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金融发展结构与贸易开放之间尚未形成长期稳定互动关系。

民族地区需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合力作用。

关键词：

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结构；贸易开放

F830：

A：

1674-2265（2018）02-0047-06

DOI：

10.19647/ki.37-1462/f.2018.02.00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一带一路”建设推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区域及关键枢纽所在，民族地区显然将由此迎来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的重大机遇。

协调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政策，最大程度发挥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合力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其重要性早就受到国外学者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入，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更是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关联性，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正如Beck所提出的，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受经济发展程度（Kim等，2010；翟雅琴，2016）、地域差异（汪浩瀚和徐娟，2015）和制度因素（杨爱兰等，2015）等多重因素影响而不同。

整体来看，围绕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的互动关系，国内外学者主要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研究：

一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重点分析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

1987年，Kletzer和Bardha提出，金融发展水平是各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所在。

Rajan和Zingales（1998）及Berman和Hericount（2010）证实，对一个国家中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而言，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是其比较优势所在。

国内研究方面，周雪晴和孙权（2015）证实，金融发展规模对贸易开放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效率对贸易开放具有抑制作用，而潘锡泉（2016）证实，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异质性。

二是基于供给和需求理论，侧重研究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Svaleryd和Vlachos（2002）提出，企业为化解国际贸易风险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需求而引致金融创新。

Kim等（2010）的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在短期内抑制金融发展，长期则促进金融发展。

张成思等（2013）认为我国的贸易开放抑制了金融发展。

杨爱兰等（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制度水平未达到门槛值是我国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三是基于规模经济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的双向关系。

Kim和Lin（2011）的研究显示，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正向影响同时发生在所有国家，但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因国家而异。

沈能（2006）认为我国金融规模与贸易开放正相关且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贸易开放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汪浩瀚和徐娟（2010）的研究显示，我国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的双向因果关系因地域差异而不同。

综观上述文献可以得到结论：

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且这种互动关系可能受经济发展程度及地域差异等多重因素影响而不同。

然而，国内现有文献或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宏观研究，或是基于省级层面的个案研究，鲜有基于区域层面的研究。

民族地区不仅地域特征明显，而且，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域，提升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的质量和效率也是民族地区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本文通过Geweke分解检验、协整检验和建立协整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的长期双向因果关系和短期即时因果关系，并分析和比较相互因果关系的相对大小，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稳定，从而能为民族地区制定合意的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政策提供更为精准的经验依据。

二、模型設定、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1.Geweke分解检验。

Geweke分解检验是Geweke在1982年提出的一种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该方法是把变量X和Y的因果关系（[FX，Y]）分解为X对Y的因果关系（[FX→Y]）和Y对X的因果关系（[FY→X]）以及X和Y的即时因果关系（[FX.Y.]），也即（[FX，Y=FX→Y+FY→X+FX.Y.]）。

与传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只能检验两变量间的长期因果关系不同，Geweke分解检验的新颖之处在于不仅能检验多变量间的长期因果关系，还能检验变量间的即时因果关系，并在向量处理过程中间接通过反馈份额数值来比较和分析双向因果关系（即反馈）的相对大小。

然而作为一种向量处理烦冗和计算较为复杂的因果检验方法，该方法目前在国内文献中较少使用。

对于时间序列X和Y，Geweke（1982）提出如下规范表达式来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

此处，最佳滞后阶数a和b由赤池信息准则（AIC）加以确定。

Geweke检验中因果关系成立的检验式为：

其中，n为样本的个数，d为两配对模型自由度的差。

式（7）中的[FX→Y]和式（8）中的[FY→X]反映时间序列X、Y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式（9）中的[FX.Y.]反映时间序列之间的即时因果关系。

2.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可对多变量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的JJ方法。

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在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因此，在进行JJ协整检验前必须先通过VAR模型确定最优滞后阶数。

EViews软件可通过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ikelihoodRatio，LR）、最终预测误差（FinalPredictionError，FPE）和信息准则（AIC、SC、HQ信息量）等方法确定滞后阶数。

如果以上几种方法所得结论不一致，再根据实际情况，如模型的单位根图来最终确定滞后阶数。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贸易开放指标。

贸易依存度（也称贸易开放比率），即一国进出口总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表示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或者一国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由于计算方法简单、直观，贸易依存度是国内学者分析贸易开放度的常用测度指标，且考虑区域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本文仍使用贸易依存度作为民族地区贸易开放度的代理指标。

2.金融发展指标。

陈志刚（2006）认为，金融部门及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越来越复杂，金融发展水平已无法采用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而必须基于金融功能视角来度量。

基于此，本文将从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来考察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关系。

参考沈能（2006）、刘芳和曹文婷（2017）等学者的研究，本文以地区内一定时期金融活动总量占国民财富市场总值的比重来衡量金融相关比率，记作FIR。

该比值越大，意味着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

以地区内金融机构贷款额与存款额比值衡量金融系统效率，记为FE。

该值越大，表明金融机构经营效率越高，从而资金的转换效率也越高。

同时，以地区内股票总市值占金融活动总量比例衡量金融发展结构，记为FS。

该值越大，表明直接融资占比越高。

本文样本为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等5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等3个多民族省份，样本期为1997—2015年，使用分析软件为Eviews9.0。

变量指标解释及数据来源见表1。

三、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解释

（一）平稳性检验

为确保结果的有效性，需要在实证分析前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保变量的平稳性。

本文采用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FE和FS在1%显著水平下原阶平稳，而变量TO、FIR原阶非平稳。

一阶差分后，D（TO）、D（FIR）的T统计量均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两者一阶差分后平稳。

所有变量I

（1）阶平稳，表明可以進行Geweke分解检验和协整检验。

（二）Geweke分解检验

根据Geweke分解检验基本原理，本文对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结果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三个代理指标与贸易开放之间都存在显著因果关系，具体结果如下：

1.金融发展规模与贸易开放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金融发展规模对贸易开放的影响占主导。

金融相关比率（FIR）与贸易开放（TO）之间的总体相伴概率仅为0.00%，在1%水平下拒绝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的原假设。

长期影响的相伴概率（[FX→Y]）和（[FY→X]）分别为0.64%、0.05%，均小于临界值1%，证明两者之间既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又存在即时因果关系，并且金融相关比率对贸易开放的反馈份额达到50.05%，比贸易开放对金融相关比率的反馈份额多30.89%，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对贸易开放的影响更大。

以上结果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贸易开放已形成较强的互动关系，且金融发展规模对贸易开放的影响占主导。

2.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主要表现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

金融发展效率（FE）与贸易开放（TO）之间的总体相伴概率小于1%，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因果关系。

从长期影响的相伴概率看，在1%的水平下，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的长期因果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相伴概率为13.03%），但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效率的长期影响显著且反馈份额达到70.09%。

短期影响的相伴概率为23.70%，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两者不存在即时因果关系。

以上结果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之间存在较弱的因果关系，且这种因果关系主要表现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即贸易开放能影响金融机构存贷款转化效率。

3.金融发展结构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为即时因果关系。

金融发展结构（FS）与贸易开放（TO）之间的总体相伴概率在1%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因果关系。

两者长期影响的相伴概率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

短期相伴概率为0.01%且反馈份额达到49.30%，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即时因果关系。

以上结果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结构与贸易开放之间存在较弱的因果关系，主要以短期的相互影响为主，即直接融资占比与贸易开放之间只在短期内可以相互影响。

（三）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证明金融发展代理变量与贸易开放变量I

（1）平稳，因此可通过协整检验确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进行协整模型估计，反之则不行。

本文先通过VAR模型确定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结果可以初步确定协整检验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

此时，本文采用AR单位根图最终判断最优滞后阶数。

当AR特征多项式根倒数均小于1，即该值位于单位圆内时可以判断VAR模型稳定，反之则不稳定。

图1为对滞后2阶的VAR模型进行AR平稳性检验的结果。

从图1可以看出，AR特征多项式根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表明可以确认协整检验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

因此，可以确认协整检验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

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数据显示，在5%显著水平下，最大特征根统计量30.2556大于临界值27.5843，表明应该拒绝协整关系为“无”的零假设；同时，最大特征根统计量17.0213小于临界值21.1316，表明应该接受协整关系为“最多一个”的零假设。

因此可以判定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

（四）协整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对误差修正序列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验证协整关系是否正确。

本文对ECM进行检验的结果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变量协整关系成立。

由此，根据上述协整检验结果可以构建（11）所示协整方程（圆括号中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方括号中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

式（11）表明，金融發展的三个维度与贸易开放之间都存在显著负相关性，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抑制了贸易开放度的提高。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金融相关比率每提高1%，贸易开放度降低0.015%；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1%，贸易开放度降低0.176%；金融发展结构每提高1%，贸易开放度降低0.352%。

结合Geweke检验结果，可以得到结论：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存在相互抑制的互动关系。

如何解释这一结论？

一种可能是，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尚不能满足贸易开放的需要，从而导致了两者相互抑制的关系。

一方面，民族地区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制度偏向特征（陶春生，2013），大量非国有性质的外贸企业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或者要以很高的成本才能获得资金支持。

王瑛和房彦兵（2015）对宁夏的调研结果可以对这一解释提供支持：

作为推动宁夏外贸增长的主力军，宁夏外贸企业从银行的信贷融资成本平均超过12%，个别企业甚至超过15%。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大部分外贸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不具备股权融资条件，也无法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支持而不利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

如杨栋会和刘长波（2013）的研究显示，民族地区上市企业数量少，增长缓慢：

2006—2011年间，民族地区8省区上市公司数量从138家上升到169家，增长比例仅为22.46%；但同期，全国上市公司数量从1434家上升到2342家，增长比例达到63.32%。

此外，根据李殊琦等（2014）的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不均衡将导致大型优质外贸企业向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转移。

因此，民族地区滞后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大量优质外贸企业向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更高的东中部转移，从而使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呈现相互抑制的关系。

这一视角能解释为什么金融发展规模也与贸易开放度负相关。

四、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通过Geweke分解检验、协整检验及构建协整模型等方法，本文对民族地区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

结果表明：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存在反向互动关系。

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金融发展规模与贸易开放之间存在稳定的双向因果关系，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动机制，并且这种互动机制以金融发展规模对贸易开放的影响为主导。

第二，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较弱，表明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之间的互动机制尚不稳定，主要表现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

第三，金融发展结构与贸易开放之间尚未形成长期稳定的互动机制，两者的因果关系主要表现为即时因果关系。

本文认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尚不能满足贸易开放的需要，可能是导致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反向互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研究结论有很明确的政策含义：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给民族地区带来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的巨大机遇，但要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合力作用，民族地区还需要采取一些有力措施。

首先，进一步深化民族地区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整体规模；同时要加快民族地区资本市场建设，改善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结构，使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体系与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的需求相一致。

其次，纠正制度偏向造成的资金约束，引导民族地区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增大对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外贸企业的资金支持。

最后，政府要发挥其作为对外贸易重要参与者的作用，适度协调引领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各项政策，在提升对外贸易开放的同时，也充分发挥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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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