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沈从文主要内容第一节边城湘西的歌者第二节田园牧歌的诗美.docx
《第三讲沈从文主要内容第一节边城湘西的歌者第二节田园牧歌的诗美.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三讲沈从文主要内容第一节边城湘西的歌者第二节田园牧歌的诗美.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三讲沈从文主要内容第一节边城湘西的歌者第二节田园牧歌的诗美
第三讲沈从文
主要内容：
第一节边城湘西的歌者
第二节田园牧歌的诗美之境
第三节“乡下人”眼中的都市
第四节以文学构筑的生命乌托邦
学习重点
1、掌握沈从文创作的基本线索和小说题材类别，了解其文学艺术独特性，以及湘西世界为沈从文创作提供的精神资源；
2、理解沈从文创作的田园牧歌的抒情风格及其成因，了解沈从文生命观的内涵，掌握其代表作《边城》、《长河》的艺术特色；
3、掌握沈从文“乡下人”的文化身份选择，理解其城乡叙述对照的区别所在，掌握其都市文化批判的视角与内涵。
一、边城湘西的歌者
沈从文（1902-1988），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生于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
1917年出身行伍世家的他离家参军，军旅生活使他看尽残酷杀戮而产生厌恶心理，同时湘兵的雄武蛮强和沅水民风的淳朴自由，使他对于生命和自然有着特殊的认知和敏感。
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
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８０多部，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３０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也是最能代表其文学独创性及文学成就的作品系列，即以《边城》、《长河》、《萧萧》、《三三》、《丈夫》、《阿黑小史》等，这些作品构成了牧歌情调的化外湘西，这里寄寓着作者的全部理想情怀和温暖回忆，它呈现出宁静自足、最具美感的生命形式；第二类作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充满尖锐讥讽与调侃的都市批判小说系列，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岚生和岚生太太》等，非都市而颂乡土的二元对立表露无疑，沈从文还有一部分小说是在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改写的，最典型的是小说集《月下小景》。
据沈从文在《<月下小景>题记》中说，里面的故事除《月下小景》外，都出自《法苑珠林》所引的佛经故事，共八篇:
《寻觅》、《女人》、《爱欲》、《猎人故事》、《一个农夫的故事》、《医生》、《慷慨的王子》、《扇陀》。
这些小说故事情节大多生动曲折，神奇迷离。
而《媚金•豹子•与那羊》则是在湘西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改写的，沈从文将原故事中豹子因贪睡而爽约改为因寻找定情礼物小羊而爽约，而这一改，则更加突出了豹子对媚金的一片痴情。
根据湘西民间故事改写的还有《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阿金》等小说，虽然很难一一考证沈从文有多少小说直接取材于湘西的民间故事，但可以肯定这类小说不在少数。
这类作品进一步将人性的自然和谐上升到具有真善美极致的神性世界，经过改写的佛经故事或民间传说，正是运用极度浪漫化的手法来宣扬这种生命哲学。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结构散漫，文字纯净，特别是追求中国传统美学风格的“造境”法，使作品的情念意念与诗情画意风土人情浑融无间。
作者对这种美学情境的追求是有意为之的。
沈从文在《废邮存底》中收编有《情绪的体操》一文，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写作不过是“情绪的体操”的命题，认为“情绪的体操”是学会“控驭感情”、“运用感情”的体操，是“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
从事小说创作，对情绪的体验、认知是相当重要的。
沈从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情绪的体操”。
它是“属于精神和情感那方面的”，包含有两层涵义:
一是在情感上“凝聚成为渊潭，平铺为湖泊”，即作者经过“情绪的散步”，把各种各样的感情都翻腾起来，细察体味，必能有所发现，使自己的心灵受到震动，达到不吐不快的程度。
二是经过锻造琢磨，最终达到质朴自然而又蕴藉的文学效果。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健全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合，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在全部创作中所要表达的文化观念与生命理想。
在沈从文的湘西理想中，“自然”与“生命”构成其精神家园的两个核心概念。
“生命”是与生存相对立的神圣性和彼岸性，如沈从文所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他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
”同时，“自然”成为沈从文美学之境的最高境界，他所醉心的人性与生命形式，就是这种充满原始生气，自由自在的自然形态，它是迥然不同于文明理性的生命状态，也是重振一个“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的一剂良方。
沈从文所有的文学理想和批判都来源于这两个概念
二、田园牧歌的诗美之境
沈从文在30年代创作文学意义是他处于左翼和海派之外，用纯粹的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创造出一个中国式的牧歌世界的湘西。
虽然同样是中国乡土的书写，但他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20年代乡土小说的沉重的暴露和丑恶的控诉，他用理想化抒情再造了一个返朴归真的乡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用桃源旅行式的灵动笔致，勾画出乡土世界中纯净美好的人性。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中长篇小说《边城》、《长河》，以及短篇《萧萧》、《三三》、《柏子》、《丈夫》等。
翠翠、萧萧、三三、夭夭的少女群体形象，构成人性化的湘西梦境的隐喻。
她们代表着不曾被污染的童真世界，像三三孩子气的和妈妈的闹别扭，翠翠不明所以的沉默，还有萧萧对女学生式的“城里的自由”的渴望等等。
甚至那些在活在侮辱和无常中的人们——忍受妻子卖身屈辱的丈夫，以性命与妓女相好的水手，他们的爱恶哀乐都一样鲜明。
这个充满古典诗性的乡土在《边城》中获得了最美好的表达。
沈从文把翠翠的世界简单到只有一个爷爷、一条狗和一只渡船，她情窦初开的爱情和后来的悲剧都只是隐隐约约，混沌而蒙昧。
如前所言，沈从文的文学理论可以归结为两个核心概念：
生命和自然。
翠翠的成长就是一种生命的自然成长，对于她的边城生活，没有三皇五帝，满清民国，没有识字读书，多少也是与世隔绝的，就是说，她仿佛生活在历史、政治、经济、知识之外，只是一个自然的人性在她身上展开的过程。
这种自然人性不要说在我们今天，就是在30年代的社会现实中，除了这个虚拟的诗境，也是不可能探求的。
每一个必须置身于现代文化的人，“非本真”的存在方式是必然的局限所在，现代文明中的人在生命生成的过程中，很多体验是在经验之后获得的，就像张爱玲说的，现代人是先看过海的图片，才见过海，先看过恋爱小说，才会自己恋爱，我们的自身塑造始终是第二重的，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新鲜体验附着在曾有的叙述中，这就是“话语”的力量，也许人们不禁疑惑，究竟是我们在陈述自己还是公共的话语在陈述我们？
这就是沈从文的思想指向，现代文明使人用知识累积代替了感性体验，伦理规范控制着感情交流，总之，人“活着”的生命体验被文明侵犯了，正因为人开始丧失了个性化的体验差异，人变得类型化。
所以沈从文说“类型的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
”
与翠翠这样的自然性截然不同的是，一个城市少女的爱情感觉、爱情意识在萌芽之前就被文化遮蔽了、改写了，变得面目全非。
但翠翠只能彻底地靠自我去摸索爱的产生、爱的感觉，确切地说，知道爱。
还包括在爱的过程中，她对每个人表现出的状态都是自然化的，人性的天真纯粹由此展现。
读者为什么爱翠翠，因为在她身上展开了所有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体验过，但努力被非自然一点点压抑下去了的东西——那些属于一个人的隐秘念头，连爷爷都不能讲的“痴处”，那些渴望到来又会逃避的惴惴不安等等……。
每个阅读者都能和自己内心最深处一些不矫情的角落保留充分共鸣。
但这是一个悲剧，中国人的审美心理面多少会有一种悲剧含蓄美的阅读期待，所以我们常常愿意觉得翠翠的悲剧是她的美的一部分。
不过，这种理想也许会妨害我们怎样看待沈从文的湘西生命观。
沈从文当时就对于《边城》的好评不以为然，觉得市场上的文学读者，和他的真实创作观是隔膜的。
“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
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是什么悲痛？
当然有一系列的死亡，父母的殉情，大老的死，爷爷的死，白塔倒掉了，船没了……，还有爱情的幻灭——“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
翠翠的悲剧谁造成的？
可以有明确答案吗？
很难说明，在这个故事中，每个人之间都有深刻的误解，爷爷不完全明白她对二老的爱，而她也误以为二老爱团总女儿，大老、二老兄弟之间也无法真正沟通，二老以为她爷爷害死了大老而离开了她，顺顺也因为长子的死对爷爷冷漠。
爷爷因为受了二老父子的冷遇内心痛苦。
因为人与人之间这种无法消除的距离和误解，翠翠失去了爷爷和意中人，二老失去了大哥和恋人，顺顺失去了两个儿子。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对待人事，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但是沈从文写的是一个仿若无事的悲剧，人生的背谬，自然生命的悲剧本质，在根本的层面上困扰着沈从文。
用忧伤隐痛而不是残酷的方式写悲剧是他的特色，而且那份超然的从容不是故意做出来迁就某种主题或信念的，它发乎生命中一种天籁的境地，与生俱来。
在沈从文看来，外人看来不堪忍受的重负，湘西人却以为是生活的常态，他们象文明人接受理性一样，接受陋习、杀戮还有毁灭。
比如与《边城》同属湘西世界的故事《萧萧》、《三三》等。
十二岁作童养媳的萧萧、丈夫三岁，她被长工花狗引诱怀孕，按当地习俗本来要被发卖或沉潭，但因为生下来的是团头大耳的儿子，母子俩都留了下来，直到这个私生子的童养媳又进了家门——另一个萧萧出现，萧萧自己对什么是命运还懵懂无知，沈从文当然对乡间的蛮俗和人格习以为常的被践踏有深沉的哀怜，可是小说更多是在于萧萧的形象的美感，那种混沌未开的生命状态、人性状态。
《边城》有一种更奇特的化悲为哀的人生态度的写照，《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中说“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的痛苦是用微笑来写的”，所以“微笑”就是沈从文对人类痛苦的应对：
如这样的细节不应忽视，翠翠看到一个母亲带着13岁的女儿的手上有一幅麻花纹的银手镯，“心中有点儿歆羡”，在接受那母亲钱时，“翠翠不说什么，只微笑把头来摇尽，表示不能接受。
”沈从文从来没有写“孤儿”两个字，一个自幼失去妈妈的天真女儿的心理状态，但她写道她看见有妈妈爱的孩子时“微笑”，一种无限的自我怜悯就这样溶解在这微笑中；又如，当翠翠得知二老要娶碾坊主的女儿时，也不由抿着嘴笑着，这就是女孩爱情受挫时最真切的状态；再有，二老因为哥哥的死痛苦不已，归咎于翠翠爷爷，在亲情的爱情中两难，但是见着翠翠爷爷时“一句话不说，便微笑着”，但是这一句话不说，正是这样人群最大的冷漠；最后，老船夫与寻哥哥归来的二老相遇时，“怯怯地望了年轻人一眼，一个微笑在脸上漾开”，而他得天翠翠爱二老不是大老时，想到了翠翠和父母一样的命运，“想到这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笑了。
”很大程度上，悲剧的残酷性因为这种“微笑以对”的人生态度化解了。
沈从文曾在30年代初的自传中提到一件事：
一个卖豆腐的青年男子从坟中挖出一个年轻女子的尸体，背回去睡了三天，并和这个情人做了夫妻，他因此被杀了，被处决前他始终微笑着，沈从文说“我记得这个微笑，十余年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
”这样的人生经验除了沈从文，现代作家中少有写到。
这个故事原型在沈从文的几部小说、散文中出现。
《医生》就写一个失踪半月的医生回来跟人们讲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一个疯子劫持一个憨厚的医生到山里，为的是让使自己心爱的女子复活，医生深感疯子盗尸和复活的做法荒诞，可是这个疯子态度却一直认真执著。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讲述过爱人盗尸的故事，沈从文的反复讲述和谜一样神秘、诡异的气氛令人不寒而栗，冰冷的死尸，和死尸一起的生活，盗尸者的心态，死尸的复活，沈从文以极平和的笔调写这些震惊的事件造成强烈的生命体验的冲击，极度的爱的酷烈使人忘记现实生存，要在一具尸骸上苦苦建筑着爱情。
对于这样的爱而言，人的生和死都已经是外在无关一切了。
沈从文在湘西生命的世界中，展现这种极至化的生命存在状态，以及它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虎雏》、《灯》中间那些有蛮强心性但又不见容于文明世界的湘西人，他们身上不合时宜的山野灵魂也好，古典风度也罢，组成他们人生的许多甚至重要部分，某种生存方式，某些人生经验，信守的价值观念悲剧性的失去了光泽，但那种内在的统一性和和谐性仍不失其尊严和高尚。
他们的悲剧性不是自身原因造成的，而是一个自然生命“被安置到这毫不相称的战乱世界里来”，从而衍生出一曲挽歌绝唱。
如果说作者在《边城》中所描绘的是“过去农村是什么祥子，”带有极大的浪漫抒情成份的话，那么未完篇的《长河》则接触到种种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
四十年代的湘西，辰河中部的小码头吕家坪及附近的萝卜溪经历了几十年代内战的蹂躏，加之外来文明的侵蚀和冲击，一向和谐、有序的湘西小镇也开始被躁动不安的喧哗世界所侵扰。
《长河》仍然是散文诗的画卷，但这绝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它已不再属于纯粹意义的田园牧歌，它反映的政治历史背景是20世纪初叶到抗战爆发前夕之间30余年的湘西社会急剧历史演变，从中我们“还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
”如果说，《边城》像一个伴随着隐隐叹息，凄婉而甜蜜的梦（称它为梦，既言其优美韵致，又言其与社会现实相距之远），那么，《长河》则是一首歌，它虽不无感伤，更主要的却是赞颂自主自为的人生形式在外部强大力量的挤压下的卓然独立，贴近生活，贴近时代。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里说:
“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惟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的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可是，他同时也深切地意识到，“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
动荡时代中，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不仅依然保留了人性善良纯朴等闪光之处，而且摆脱了对“气运”无可奈何的依赖，在苏醒的理性精神和自信心的驱使下，以更多敏锐多感的思考，探索着新的更为残酷的人生变迁。
三、“乡下人”眼中的都市
如果说，抒情体的乡土叙事为京派的生命理想找到了最好的文学象征形式的话，讽刺体的都市叙事则与它正好相反，直露代替了节制，冲突代替了和谐。
沈从文的小说整体用生存与生命的对立、历史与想像的对立、现实与幻想的对立重构了它眼中的乡村和都市。
如果说，京派为了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虚构了一个生命家园的“乡土”的话，对都市整体的窄化和切割的叙述也是有意为之的。
京派的都市小说系列由此成为一个与乡土世界等重的、不可分割的意义世界。
它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其他类型对都市正面表现、自我观照的常规叙述，从反面以对立的方式展示了另一种都市叙述。
如《绅士的太太》在起首就有个引人注目的引子：
“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都市的“高等人”成为沈从文矢志不渝的嘲讽对象，用“设镜”最为都市批判的手段，叙述者毫不回避他忿忿的暴露心态，并且点明，受抨击的不是个别，而是整体。
他分明告诉都市人，看这些你们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闹剧——不是从你们而是从我设的镜像中去看——多么丑陋。
作者将自己和读者与故事人物之间划分出泾渭分明的界线，一边是观看者，另一边是被看者，这样，镜中人种种自欺欺人的伪饰都被剥蚀殆尽，显出原形。
而在他另一篇小说《厨子》中，“设镜”则是正好反转过来，让按常轨生活的都市人倾听一个乡野来的厨子讲他的故事。
对这些教授和教授太太们来说，厨子所讲的一切无疑是个域外传奇，是他们从来不会也不愿知道的一种生活。
然而这些粗野村夫、下等土娼却在不为人知的世界里有生气地活着，活得那么认真，那么自然。
故事叙述到最后，被看的对象突然反转过来，变成了都市人自己，对生命真义的质疑因而更显出力度。
都市小说叙述者清晰的旁观者姿态常常反戈一击，由对“被看者”批判转向对“看者”的批判。
例如每个开始读《八骏图》的读者，常因主人公达士先生对教授同事们的针贬嘲讽感到痛快淋漓，他揭露那些教授衣冠皮相下的龌龊是那样一针见血，由此也使自己和甲乙丙丁立刻分出了灵魂、思想的高下。
而故事中达士先生的叙述是通过他写给未婚妻的一系列信件表现的，信中现实揭示的透彻有力，情感书写的真挚恳切，更使读者对主人公达士先生加倍信任。
如果没有那个出人意料的结尾，小说整体的讽刺深度会大大降低，在主人公整个自我欺骗的游戏中，结尾处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达士先生最终被海滩边神秘女人的身影和字迹所惑，给未婚妻发出了推迟返期的电报。
本来是虚假病态的旁观者和批判者，转眼之间，他也成了参与者和推动者。
如果说通过达士先生的间接叙述，读者还无法发现真伪难辨的事实全部的话，当故事转回整体直接叙述时，间接叙述的障眼法随即不攻自破，作者蓄意制造的多重叙述效果也显得饶有深意。
京派的都市批判大都指向代表都市尊严和高贵的有身分、有地位、有知识的城中“上等人”，比如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绅士学者等等，这与他们极力褒赞的村野田夫和引车卖浆之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不单只是以叙述造成的强弱、高下之别，也是将质疑、批判的对象直接指向都市人的知识和理性。
在都市人看来，物质财富的创造、技术生产的发展，都必须依靠人类的知识累积和理性的发展。
沈从文的都市叙述却把它们推置到一种反向的审视中，使人看出“城里人要礼节不要真实，要常识不要智慧，要婚姻不要爱情”的荒谬。
知识和理性、礼节和规范本来是都市人文明优越感的基础，作者偏从此深入，挖掘它非自然、反生命的本质。
沈从文的20年代的一系列都市小说，如《棉鞋》、《老实人》、《我的邻》、《焕乎先生》、《岚生和岚生太太》直到《绅士的太太》，都市与人的生命之间始终存在着不相容的对立冲突，都市完全是被排斥、被控诉的对象。
这一阶段叙事把都市和乡村作为两个精神形态上完全隔绝的世界，还谈不上对都市的多重理解甚至内在体验。
随后在三十年代创作的《虎雏》、《都市一妇人》、《如蕤》、《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冬的空间》等，虽然仍延续着城乡对立的叙述结构，但叙述视角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虎雏》写的是怀有理想主义热情的“我”，想“用最文明的方法试来造新”一个乡下少年的故事。
最终少年野性难驯，在都市中犯下命案，又逃往深山大泽中去了。
《都市一妇人》仍然用间接叙述（他者转述）的方式，讲述一个都市女子为爱人而不惜毁灭人的传奇故事，虽然两人的都市结局是共同毁灭了，然而这女子的生命却“如一个光华炫目的流星，来源已向不可知的一个方向流去毁灭多日了”，而她仍“似乎比许多女人活到世界上还更真实一点。
”《如蕤》则是从都市女主人公的立场，叙述她寻找自己爱情理想的故事。
起初她真的被一个强健骄傲的男子俘获了心灵，而一旦最终男子降服于她时，她又恢复了强烈的自我意识，离他而去。
爱情被隐喻为这个都市女性寻求自我、证明自我的心理历程。
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出，沈从文的都市叙事正从单纯的“丑剧”展演转向了从都市知识者立场出发的“正剧”。
首先，讽刺的倾向由一味暴露逐渐变为某种内在反省，都市人物形象也开始具有某种正面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叙事不再沿袭早期惯有的模式，即窥伺都市内幕或乡村生命一味拒绝都市，而是开始立足都市，寻找乡村生命的寄寓形式。
无论是对虎雏的文明改造，还是都市妇人的命运挣扎，如蕤的爱情理想，都似乎在探寻一种雄强、野性、自由的生命力在都市滋长的可能性，通过它的生长，照出都市人过去的孱弱老迈，给他们的未来注入更有朝气、更加深邃的新的血液。
所以沈从文说：
“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
虽然叙述者将这个寻找的过程仍然指向失望和破灭，虽然最终发现的真相仍然丑陋不堪，但寻找本身已经说明了意义。
这是一个来自乡村的“自我”对都市“他者”遭遇时的不甘屈服，他要向命运搏斗，将所有的污浊抹去，把蜷缩的身躯缓慢而艰难的伸展开来。
这种努力最后不得兑现，但它却比向乡村、向自然的返归和退守更为艰难、更加现实。
都市叙事进入这一阶段，沈从文开始渐渐从历史的幻想中摆脱出来，转向探寻生命重造和新生的现实可能
四、以文学构筑的生命乌托邦
深入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我们会发现，他从对人生形式的观照出发，将人的存在状态分为“生存”和“生命”两种形态、两个层次。
。
“生存”与“生命”的对立，构成其城乡对照叙述两极的内在本质。
当小说叙述将生命引向人的诗性与神性的栖居，当生命充盈着升腾恣肆的力的美，沈从文笔下即呈现出浪漫的审美情怀；而当叙述转移到人无个性无理想的物化生存方式时，则离开了感性的浪漫想象，充满现实反讽性。
湘西世界的生命书写中，《边城》式的牧歌成为中国化的抒情形式的最佳表达。
沈从文所崇尚的生命本质——自然——赋予他的乡土抒情以真善美的精魂。
在《绿魔》一文中，沈从文对两种人的生存形态进行了比较:
“不信一切惟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为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
至于相信一切的，到头来俨然得到一切，唯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
”在生命对自然的皈依中，人同一切生物同样享有生命的尊贵与庄严，而人的自然本性一旦被摧折，生命也随之失去意义。
这样，每当叙述者惊叹于人的生命完整时，总情不自禁把他（她）与源于大自然的生命形式相比拟。
那些“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一样的男人，那些“触目为青山绿水”，“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一样的女人，如鱼戏水般地融合于大自然中去，无痕无印，清澈空灵。
但沈从文不只是一个原始生命的浪漫歌者，他的更多的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则深人刻画了现代环境中乡下人生命的存在方式及其命运转徙。
在《柏子》、《萧萧》、《贵生》、《会明》诸篇中，现代生存环境—由卖淫制、雇工制、佃农制、童养媳制及军阶制等所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注定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虽然，在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依旧保留了生命固有的热情、善良、勤劳、纯朴等品质，即如《柏子》中的吊脚楼妓女，养生虽多靠商人，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
甚至也有对自由、理想的朦胧向往与追求，如萧萧式的渴望像女学生那样，到城里去“自由”，会明式的对军人神圣职责的朴素理解及践履等。
处于自在状态的生命，在现代环境中存在的悲剧底蕴，又给人以无从消解的沉重，这其中深含着对自然的摧折和文明失范的忧患与警示。
深山大泽中的“山野精神”赋予沈从文以无边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拘一格的生命力，与之对照的是，作者又发出对人物无个性化生存的批判，特别是在物化都市中丧失生命力的“文明人”：
“都市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出，个性与特性是不易存在。
”出于这样的生命观念，对都市人物的叙述形态也呈现出“群像化”、“脸谱化”的特点，人物常常以类群的集体形象出现，如绅士们、太太们、大学教授们、学者们等等，并由此指明都市人类型化和模式化的普泛性。
“有学问的人”、“聪明人”被叙述通通剥下了种种名分、衣冠，露出他们不调和的生命。
京派的生命理想从乡村中国产生，它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与现代人孜孜以求的一切道德、知识、伦理等恰恰相反，强调生命的本真存在。
对于生存与生命的本质对立，沈从文有自己的区分标准。
在他的小说系列中，若是仅满足于“能吃，能睡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