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实录编纂考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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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宗实录编纂考述

清宣宗实录编纂考述

舒习龙《清宣宗成皇帝实录》是一部汇集道光皇帝在位期间的上谕、朱批奏折、起居注以及其它原始档案经整理加工纂成的档案文献汇编，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对外关系以及天象变异等各个方面，详细记载了道光朝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政，它以帝王活动为中心，年经月纬，可以说是道光朝史料的总汇。

从《宣宗成皇帝实录》修纂凡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记事范围非常广泛：

登极典礼，加帝后谥号，祀天地、太店、山陵、日月、社稷，祭列祖诞辰，尊封皇太后及上徽号，恭诣皇太后问安、侍奉，册立皇后、封皇贵妃、贵妃、妃嫔，立皇太子，皇太后圣寿节、皇后千秋节，除夕、元旦、上元、冬至庆贺筵宴，升殿视朝，御门听政，大丧礼仪，谒陵、巡幸，颁诏敕、上谕，宗室分爵袭封，宗人府宗令、领侍卫内大臣、内阁大学士、六部、理藩院尚书、侍郎等官除授，满汉文武官员奉使外国外藩，保举翰林入值南书房、上书房及充补讲官，京察、大计、军政，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茶盐、铸钱之数，漕运，官员俸禄、行伍钱粮、士子廪饩，蠲免钱粮，天象云物、气候徵应及日月食、星变、地震、河决、直隶各省乡试、文武会试、殿试，修葺坛、庙，等等[1]。

学界对《宣宗实录》的研究还处于分散和不系统的境地，本节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宣宗实录》进行较为系统的考述。

一、《宣宗实录》的章程体例《宣宗成皇帝实录》始修于1850年2月癸未，文宗命大学士穆彰阿为监修总裁官，协办大学士祁寯藻、吏部尚书文庆、户部尚书赛尚阿、工部尚书杜受田为总裁官，户部左侍郎阿灵阿、季芝昌、右侍郎福济、兵部左侍郎瑞常、刑部左侍郎周祖培、工部左侍郎翁心存为副总裁官，赛尚阿兼任蒙古副总裁官。

一般人认为，《宣宗成皇帝实录》是由杜受田建议然后经文宗批准修纂。

杜受田，山东滨州（今滨县）人，父亲在嘉庆朝官至侍郎，本人是进士出身，当过翰林院编修。

咸丰即位后，为报答杜密赞定储之功，加太子太傅衔，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特命管理礼部事务。

咸丰对他的评价是：

“秉躬端正，励节直清，经术渊醇，体用兼备……十余年中，日承启迪，获益良多。

”杜既是咸丰的亲信，又曾“专司勘办（宣宗）《实录》稿本”，“开馆之初，章程体例，皆其手定，编纂稿本，业经过半”[2]，长于编纂官修诸书。

杜为协办大学士，又是《实录》的稿本总裁，所以一般人认为章程体例皆出于其手，实际上赵昀在章程体例的创设中作用更大，容后考论。

为了纂修宣宗成皇帝实录，咸丰皇帝特别重视，责成实录馆编订规条章程，以保证尽快完成宣宗实录的编纂。

为此，实录馆同人拟定了《实录馆新定规条》，对实录馆各个部门的职责、各部门办事的纂修程序和进度、考勤等都做了具体规定。

实录馆编纂实录过程中各部门各司其职：

文移处是馆中事务的总汇之处，“各股均有行查行领之件，每月核算支领桌饭银两数目，均不容稍有遗漏舛错”。

书库收藏朱批谕旨、红本、记注以及各处档案书籍和随时纂出之实录正副本，“收掌官一员，率供事二员专司档簿，注明某书于某日由某处收到，计若干本。

馆中有人领看，亦即收取领条，逐日记明，每届十日提调官查点一次，倘有遗失破损，惟该收掌等是问”。

纸库负责收发领到纸张、红黄绫缎及管理界划匠、装订匠等工价，规定专司人员“注明某日领到某项纸若干张，某日发某项纸若干张，作何项使用……誊录恭缮实录时，应用纸张，每发十张照上届例准给备页两张，有错校过多者，即责令该誊录赔补。

或收掌等徇情滥给以及收发不谨、遗失损坏者，查出均惟该收掌官等是问，仍责令照数赔补”[3]。

对于各部门办事的纂修程序和进度，规条也有明确的规定：

纂修史籍是史馆的中心任务，“满汉纂修官每员名下应照上届，各以供事二员敬值，并派总敬值供事二员。

凡汉纂修认定应纂每月书，先令该供事将此一月各项档案按日分类汇抄成帙，略如长编之例，交纂修官纂辑，以致事半功倍。

成卷后先呈监修总裁、总裁恭阅。

其汉本未成时，满纂修先将清字谕旨及应载事件敬谨译出，务与原本清文吻合，交与汉纂修汇辑。

书成后若系汉文遗漏，惟汉纂修是问，若系原奉清文未经译交，致有遗漏者，惟满纂修是问。

满汉本应派收掌官四员专司其事，逐日记明档簿，提调不时检查，至纂书体例及书内有应斟酌之处，并请监修总裁、总裁指示，纂修官与提调毋庸搀越”[4]。

誊录官缮写史稿，“汉誊录官每人每日写一千字”，“满洲、蒙古誊录，每人每日各写五百字”，“凡誊录领书交书时均记明档簿，令本员自行画押。

有字画草率及挖补过多者，书即驳回另缮。

若如式者，收掌官收送校对处细校”[5]。

对于考勤和奖惩，实录馆也有明确的规定，“凡总纂、纂修、协修、收掌、校对等官，毋令擅入擅出。

每日到馆，勿使旷误，逐日画到，由提调官加押存查”[6]。

再如实录馆规定，“除总纂、纂修、协修功课应缴监修总裁、总裁查核外，凡收掌、校对、翻译、誊录及供事人等，功课疏密，差使勤惰，应行记功记过之处，比责成提调官记明加押，侯书成议叙呈堂公核”[7]。

从以上规条中可以看出，纂修官和誊录官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每个人的职责和任务都有明确的规定，正因为有严格的规条约束，才能保证史馆的办事效率，可以说《实录馆新定规条》的出台标志着实录编纂制度化、常态化，有力地推动了宣宗成皇帝实录按期按质、高效的完成。

《宣宗成皇帝实录》编纂之初，在章程草定和体例创设方面，作为总纂的赵昀出力尤多，他在其《遂翁自订年谱》中咸丰元年（1851年）记事云：

“二月开宣宗成皇帝实录馆，监修及各总裁推余为总纂，再三辞，不获，遂任事故事。

实录开馆，先奏章程数十条，取历届旧例，参以时事，斟酌变通，总裁、提调、总纂公同妥商议定，请旨准行，合馆一律遵办”[8]。

赵昀认为编纂实录章程十分重要，草定章程必须要借鉴历届实录的旧例，并能根据时代的变化斟酌变通，才能制定出有自己特色的章程。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体例对于实录编纂的重要重要性，他说：

“至办书，首重书法体例，事有因创大小之不齐，即书有同异详略之各别，必须考订明确，画一办理，方不至错杂无章。

博稽参考，以近代而论，仁庙实录所在间与高庙不同，当时载笔必有说，然垂三十年，老成凋谢，间有曾与馆务者，又未必深悉其所以然，难以讲明切究，惟有众成一本，分门别类，取历朝纪载，一一注明详细，折中归于一是。

凡两月始成，自此乃有条不紊矣”[9]他认为实录体例有自己的特点，即：

“实录体例详谕旨而略章奏，取要义不取繁辞也”[10]。

谕旨是皇帝晓示臣下的旨意，包括谕和旨，谕又称上谕，是皇帝主动颁发的命令；旨又称圣旨，是针对大臣奏事而下达的指示。

章奏是指臣僚呈报皇帝的文书。

作为一朝经国大政的实录，应以皇帝的谕旨为主，兼采臣僚的章奏，清实录所收谕旨之多，远远超过同类之书，这是实录的体裁所决定的。

此外，实录编纂过程中首末两文在全书中地位突出，关系整部实录的价值，需要有经验的老成之手从事编纂，赵昀说：

“实录全卷首末各有文一篇，首胪御极以前事实，末则举全书所纪宏纲细目，综括言之，盛德形容，关系綦重。

高庙为刘金门先生（风诰）撰，文庙则汪文端公（廷珍）撰，此次咸以嘱予，辞不敢当，然以初办稿本，同人多未遑及，此进呈期迫，恐致迟误，遂勉纂前文以进，其后文则让之同列，则皆固逊，杜文正师时为稿本总裁，复坚以相属不得辞，及至次年将竣，遂键坐一室，竭五昼夜之力成之，前后近万言”[11]。

首卷叙述皇帝御极以前的事实，必须简明扼要，取要义不取繁辞；末卷则概括全书的宏纲细目，使人读实录能收条理清晰之感。

二、修纂人员的选择与职掌实录虽为一朝皇帝之传记，但因其君临天下的特殊身份，又使实录所涉内容极为广泛。

实录馆从纂修工作需要出发，先后设置了监修总裁官、总裁官、副总裁官、提调官、纂修官、收掌官、校对官、翻译官、誊录官等。

其中，监修及正副总裁官负责主持实录纂修工作，进行具体规划，是馆中的领衔人物。

总纂官、纂修官、协修官及效力纂修官是实录纂修的主体与生力军，实任秉笔，凡置若干人。

提调官、收掌官、校对官、翻译官、誊录官是实录纂修的辅助官员，主要承担馆内的一些具体事务。

实录馆设立监修总裁，始于康熙六年（1667）编纂《世祖实录》，此前纂修《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俱见总裁官，而未见监修总裁官。

监修总裁负责史馆的全面管理工作，向史馆传达皇帝的谕旨，向皇帝汇报史馆的工作情况，提出与修史有关的建议，审定史馆各项规章制度、写作计划以及史书稿本、定本等。

监修总裁例由内阁大学士监充。

一般而言，监修总裁并不真正参与史书的修纂，“故事，监修官不与编纂”[12]。

因为监修系朝廷重臣，外间事务繁多，有时兼领多个史馆，故而对史馆的管理不可能非常细致，其主要的任务是保证官修史书在政治问题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上与统治者的思想保持一致，协调史馆与各衙署之间的关系。

监修总裁擢官他任或免职致仕，其职由后继者补任。

宣宗成皇帝实录修纂，监修总裁几易人选。

《宣宗实录》修于道光三十年二月癸未，文宗命大学士穆彰阿为监修总裁官，戊子日，监修总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因防堵“叛匪”不力革职⑨，命大学士祁寓藻为实录馆监修总裁官。

四年十一月，祁寯藻藻致仕，大学士贾桢继任为监修总裁官。

⑥六年六月，实录将成，贾桢以丁忧免，文庆又继任监修总裁官。

在清代所有史馆中，都有正副总裁一职。

按清代规定，设馆修史，内阁大学士、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及各部尚书、侍郎例充正、副总裁官，由皇帝钦命。

清代史馆中的正副总裁均由满汉官员组成。

正副总裁一般情况下也不参与史书的修纂，对史馆的管理也是相对松散的。

他们主要审定书稿，满人总裁还要负责满文本的校订。

凡制定史馆章程、修史计划，督促在馆人员赶办功课，考核在馆人员等等，均有正副总裁负责。

《宣宗实录》修纂过程中，先后任正副总裁的有多名官员。

开馆伊始，命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吏部尚书文庆、户部尚书赛尚阿、工部尚书杜受田为总裁官；户部左侍郎阿灵阿、李芝昌、右侍郎福济、兵部左侍郎瑞常、刑部左侍郎周祖培、工部左侍郎翁心存、为副总裁官。

赛尚阿兼蒙古副总裁官[13]。

1850年7月，命礼部尚书惠丰为实录馆总裁官，刑部左侍郎全庆为副总裁官[14]。

命前任工部尚书廖鸿荃、以四品京堂候补。

充实录馆总纂官[15]。

1850年10月，命都察院左都御史季芝昌、为总裁官，户部左侍郎朱凤标为副总裁官[16]。

1851年2月，以吏部尚书柏葰署录馆总裁官，理藩院尚书吉伦泰、署蒙古副总裁官[17]。

1851年7月，以工部尚书阿灵阿,为实录馆总裁官，刑部右侍郎书元为副总裁官[18]。

1852年7月，命吏部左侍郎邵灿为副总裁官[19]，命内阁学士常志为实录馆副总裁官[20]。

1852年8月，命户部左侍郎王庆云为实录馆副总裁官[21]。

1853年11月，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实录馆总裁官周祖培为副总裁官，以左都御史朱凤标为总裁官，刑部左侍郎李维翰为副总裁官，以兵部左侍郎赵光,为实录馆副总裁官。

[22]。

　　1853年12月，以工部尚书赵光、为实录馆总裁官。

兵部左侍郎彭蕴章、为副总裁官[23]。

　1854年9月，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双福为实录馆蒙古副总裁官[24]。

1854年10月，以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实录馆总裁官，吏部右侍郎穆荫为副总裁官[25]。

在正副总裁中，稿本总裁的地位仅次于监修总裁，负责稿本的编纂和校订。

稿本是正本的基础,稿本如果纂修得体,那么定本也就容易撰成，正因为如此清廷非常重视稿本的编纂,从嘉庆始专门设立了“专勘稿本”的总裁或副总裁官。

修《清宣宗实录》时,仍然设置了专勘稿本总裁一职，先后担任稿本总裁的有周祖培、杜受田和翁心存。

1850年5月,文宗“命实录馆副总裁官、刑部左侍郎周祖培敬谨专勘稿本”[26]。

1850年8月，以刑部左侍郎周祖培在刑部主稿事繁，改命刑部尚书杜受田敬谨专勘宣宗成皇帝实录藳（稿）本[27]。

10月，命杜受田“专司勘办”纂辑稿本，不必赴刑部办事，俾得专力修史。

咸丰帝表扬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学醇品正，深资训诲，现承办实录底本，详慎纂辑，不遗余力[28]。

1852年4月，因杜受田出差，派翁心存接办恭纂实录稿本。

1852年7月，黄河决口，杜受田奉使赴山东等地赈灾，修治黄河，在途中染病卒，由此命工部尚书翁心存为实录馆总裁官，专勘稿本[29]。

《清宣宗实录》修成后,专勘稿本的官员受到特别奖励，可见地位之尊崇:

“周祖培续办稿本,妥慎精详,著赏加太子少保衔,伊子监生周文龠,并著赏给举人,一体会试。

……前充总裁副总裁之吏部尚书翁心存,在馆四年,续办稿本,悉心纂辑,伊孙监生翁曾源,著赏给举人,一体会试。

……原任协办大学士赠太师大学士杜受田,开馆之初,章程体例,皆其手定,编纂稿本,业经过半,兹全书告蒇,未与观成,殊深追念,著加恩赐祭一坛,伊孙举人杜庭琛,著赏给贡士,一体殿试。

”[30]总纂官是实录纂修的主体与生力军，实任秉笔，凡置若干人。

修《清宣宗实录》时，赵昀由史馆总裁推荐成为总纂，他在其《遂翁自订年谱》说：

“二月开宣宗成皇帝实录馆，监修及各总裁推余为总纂，再三辞，不获，遂任事故事”[31]。

宋晋（1802—1874）字锡蕃，号雪帆，江苏溧阳人。

1850年任宣宗实录馆总纂，1856年所纂《宣宗实录》告成，叙功擢内阁学士，历署户部、工部侍郎[32]。

校对掌校勘之事，一书修完，必有校对官根据需要，对汉、满、蒙三种文本的史稿中的文字进行校勘。

各史馆的校对一般都有额设数人，但实际人数往往是随着工作量的大小而增减的。

实录馆等设有清文总校一职，总负责史稿满文本的校订，反映出统治者对满文文献的重视。

宣宗实录开馆后，还设有总校、详校等名目，将校对人员的职责细化。

翁同龢就充任过详校之职。

1850年12月，充实录馆详校官，实录馆议叙，作为实缺小京官[33]。

1854年，时江西司司员多告假归，余每日诣实录馆校对，饭后出西长安门，赴部决事[34]。

1855年，馆事益繁，每日赴馆赴署，几不暇给。

归侍大人，秉烛理案牍，漏三下，乃入室披书，或课一文，或习书，久而安之，不以为倦也[35]。

翁同龢还奉命派充实录馆校对官，参加校阅编纂中的道光朝实录。

实录修成，他被议叙，以额外主事补用[36]龚宝莲（1815～1856），字静轩，顺天大兴（今北京）人。

1850年，入实录馆为校对，寻迁详校，与修《宣宗成皇帝实录》[37]。

赵昀在《遂翁自订年谱》说：

“帮办者为龚静轩（宝莲），查缮之力居多。

自开馆后，辰入酉出，大风雨、大寒暑不间，为书月一卷，事繁厘为两日课一卷，或继以烛计，七月至岁终稿本告成将半焉”[38]。

苏州人朱毓英，字滋卿，咸丰初实录馆校对处供事、浙江署县，失守降革，旋保复典史县丞用，住洞庭西山[39]。

胡肇智（1807～1871），充校对官、详校官，（1853）任考功司主事，旋升文选司员外郎[40]。

三、史料采择与赏叙机制《清宣宗实录》叙事基本上是客观的，这主要得益于实录馆采集史料的渠道多元和严格靠着史料。

文庆等在《清宣宗实录·进实录表》中言：

“启批章三十椟，朱文传心性之微，检记注八百编，绿字纂动言之则。

”[41]纂修《清宣宗实录》时，除穷搜内阁大库的文书档案和官修史书外，个人提供的史料也能起到补充阙略的作用。

如《清宣宗实录》纂修过程中，太常寺卿陶梁奏称：

“宣宗成皇帝于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歼除教匪一事，当时只知神枪毙贼，不知由内讯出首逆林清住址，是以连夜拏获，克日荡平。

请敬谨登载实录，以昭圣武。

”[42]因此事能彰显其父宣宗的圣武，文宗遂敕令“交实录馆敬谨详查纂办”。

此外，皇帝提供史料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清宣宗实录》纂修告竣之际，文宗谕令纂修人员将宣宗遗封皇六子奕?

为亲王一事纂入实录，以免臣民误认为是其即位后敕封。

其文如下：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皇考宣宗成皇帝升遐。

朕与顾命大臣敬启密缄，钦奉朱谕，皇六子奕?

封为亲王。

钦此。

朕祗遵遗命于十七日降旨，封奕?

为恭亲王，并于恭撰慕陵碑文内敬谨叙述。

惟是中外臣民但知奕之封亲王，系朕即位后推恩，未知系皇考遗命，不足以传信后世。

着将此旨宣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将皇考朱谕封奕为亲王纂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遗命各条之次，以昭信史。

”[43]由上可知，《宣宗实录》纂修时，主要以以文书档案为主，但是其他材料也是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对于《宣宗实录》叙事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有重要的裨益。

实录修纂是规模宏大的工程，为激发纂修人员的工作的工作热情，清朝实录修纂逐步形成比较健全的赏赐议叙机制，主要包括阶段性奖励和书成议叙两种。

实录纂修时间较长，故纂修到一定阶段时，对纂修人员进行一次奖励议叙。

此制源于嘉庆六年五月，当时《高宗实录》已完成前十年的稿本，监修总裁官庆桂等人奏请对在馆人员进行议叙。

嘉庆帝考虑《高宗实录》“事实增多，卷帙浩繁”，若待全书完成议叙，“恐久需时日，承办各员，其中有升迁事故者，转不得尽邀优叙”。

但若纂修十年稿本即议叙一次，又觉过滥，遂折衷决定每纂成二十年之书议叙一次[44]。

1852年，宣宗成皇帝实录修纂两年，咸丰帝谕令：

现在恭纂皇考宣宗成皇帝实录已进至道光十五年，所有在馆之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校对、收掌、翻译、誊录及供事等官、均著交部照例议叙[45]。

1856年12月，宣宗实录进呈之后，对纂修人员进行书成奖励，奖励的形式包括礼部筵宴、赏赐财物、议叙三种。

监修总裁官、正副总裁官、暨提调、纂校、收掌、繙译等员、与执事人员、作何议叙之处。

著该部（礼部）查照旧例，斟酌妥议具奏。

其筵宴赏赉，亦著该部察例具奏[46]。

谕内阁：

庆连奏赏需缎匹，请饬部筹款解办等语。

实录馆全书告成，应赏缎匹。

既据该织造奏称未能依限解交，应如何折赏之处。

著户部酌议具奏。

寻奏应赏缎匹，议以现存杭细夏布抵放[47]。

监修总裁、大学士文庆虽甫经添派，惟开馆之初，本充总裁。

当此盛典告成，衔名首列，著加恩赏御用袍一件，并赏加一级。

总裁兵部尚书阿灵阿、副总裁兵部尚书周祖培、吏部侍郎瑞常、均系始终其事。

阿灵阿、著赏加太子少保衔。

周祖培续办稿本。

妥慎精详。

著赏加太子少保衔。

伊子监生周文龠、并著赏给举人，一体会试。

……离馆之监修总裁致仕大学士祁寯藻、著赏食全俸。

前任大学士贾桢著赏加一级、纪录二次。

前充总裁副总裁之吏部尚书翁心存、在馆四年，续办稿本，悉心纂辑。

伊孙监生翁曾源、著赏给举人，一体会试。

户部尚书柏葰、在馆三年。

工部尚书全庆、在馆四年。

均著赏加三级。

前任户部侍郎罗惇衍、在馆二年。

著赏加二级。

原任协办大学士赠太师大学士杜受田、开馆之初。

章程体例。

皆其手定。

编纂稿本。

业经过半。

兹全书告蒇。

未与观成。

殊深追念。

著加恩赐祭一坛。

伊孙举人杜庭琛、著赏给贡士。

一体殿试。

原任工部侍郎崇室奕毓、编纂清文。

尤为详慎。

著赐祭一坛。

伊子宗人府候补委署主事载庆、著遇缺即补。

原任礼部尚书惠丰、原任理藩院尚书吉伦泰、原任兵部侍郎常志、虽在馆未久。

俱能恪恭将事。

均著赐祭一坛。

以示朕推恩懋赏。

嘉奖勤劳至意[48]。

同时，为庆宣宗成皇帝实录圣训成，赏提调官内阁学士文惠、总校兼纂修官参领三等子张廷岳花翎。

授总纂官宗人府府丞宋晋、为内阁学兼礼部侍郎衔。

予总校兼纂修官通政使司通政使讷尔济等升叙有差[49]。

[1]《宣宗成皇帝实录》修纂凡例。

[2]《文宗实录》卷211.[3]《实录馆新定规条》，道光三十年，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4]《实录馆新定规条》，道光三十年，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5]《实录馆新定规条》，道光三十年，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6]《实录馆新定规条》，道光三十年，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7]《实录馆新定规条》，道光三十年，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8]赵昀著，北京图书馆编：

《遂翁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27页。

[9]赵昀著，北京图书馆编：

《遂翁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27页。

[10]赵昀著，北京图书馆编：

《遂翁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页。

[11]赵昀著，北京图书馆编：

《遂翁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629页。

[12]李元度：

《国朝先正事略》卷6《徐立斋相国事略》，上海书局石印本。

[13]《清文宗实录》卷4。

[14]《清文宗实录》卷13[15]《清文宗实录》卷16。

[16]《清文宗实录》20[17]《清文宗实录》29[18]《清文宗实录》卷38。

[19]《清文宗实录》卷66。

[20]《清文宗实录》卷67.[21]《清文宗实录》卷68.[22]《清文宗实录》卷119.[23]《清文宗实录》卷121.[24]《清文宗实录》卷146.[25]《清文宗实录》卷149.[26]《清文宗实录》卷9.[27]《清文宗实录》卷15。

[28]《清文宗实录》卷52.[29]《清文宗实录》卷66.[30]《清文宗实录》卷211.[31]赵昀著，北京图书馆编：

《遂翁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629页。

[32]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59页。

[33]翁同龢：

《翁同龢自定年谱》。

[34]翁同龢：

《翁同龢自定年谱》。

[35]翁同龢：

《翁同龢日记》第4、5册，北京市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45页。

[36]谢俊美编著：

《翁同龢》，昆明市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37]翟国璋主编：

《中国科举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0页。

[38]赵昀著、北京图书馆编：

《遂翁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629页。

[39]翁同龢：

《翁同龢日记》第4、5册，北京市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45页。

[40]缪荃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82《续碑传集》卷8至卷15《部院大臣》，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14页。

[41]《清宣宗实录·进实录表》。

[42]《清文宗实录》卷18.[43]清文宗实录》卷181.[44]《清仁宗实录》卷83。

[45]《清文宗实录》卷58.《清文宗实录》卷211.[47]《清文宗实录》卷214.[48]《清文宗实录》卷211.[49]《清文宗实录》卷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