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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纵横谈
湖湘文化纵横谈
一、“湖湘文化”名称的历史溯源
湖湘文化是长期来在现今湖南境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
湖湘文化的“湖”指洞庭湖，湖南在该湖以南；“湘”即湘江，是湖南境内的第一条大河。
最早称湖南为“湖湘”者是五代十国时担任潭州军府事的武陵人周行逢。
到宋代时，朱熹称南宋时由胡宏和张栻先后在南岳和长沙岳麓、城南书院讲学的这一派为“湖湘学派”。
元、明、清以降，“湖湘学派”的称法被学者们沿用，但同时又有“湖南学派”、“湖南一派”、“湖南道学”、“湖南学统”、“潭学”、“湘潭学派”、“湖南理学”、“湘学”等一些称法并列。
到了近现代，学者们则多盛称“湖湘学”“湖南学”或“湘学”。
而真正称之为“湖湘文化”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早中期，其时因为大陆出现“文化热”，海内外一些学者对于独具特色的区域的湖南地方文化发生兴趣并展开研究，从而便创造了这个名词。
（二）楚文化：
湖湘文化的歷史源頭
湖湘文化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舊石器時代，湖南境內便發現有古人類活動的遺址。
可考的古代湖湘文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
據現有的考古資料，湖南境內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已發現有900多處，分布的范圍包括今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區的澧縣、安鄉、華容、臨澧﹔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區的常德、桃源、辰溪、靖州、麻陽﹔湘水、資水中下游和湘中區的長沙、株洲、汨羅、平江、益陽以及湘東區的瀏陽、湘南區的郴州、永興、安仁、桂東等地。
經測定，這些文化遺址証明湖南在新石器時期至少已經歷了距今8250至9100年的“彭頭山文化”﹔距今6900至7200年的“皂市下層文化”﹔距今6500年的“大溪文化”﹔距今5000年的“屈家嶺文化”和距今4400年的“長江中游龍山文化”五個發展階段。
其發展的狀況表明湖南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已開始擺脫原始的采集和漁獵經濟，進入到古代的農業文明。
并且通過上古傳說中的炎帝南徙葬于酃縣和舜帝南巡葬于九嶷山的故事，也可知那時的湖南與中原有著一定的聯系。
湖南在新石器時代的全部文化積澱到了青銅器時代，便都融入到逐漸形成的楚文化之中。
楚文化即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文化。
楚在當時被周人稱作荊楚、荊蠻，因其立國在荊山一帶，開發較晚。
楚的地域轄現今的兩湖，都城在丹陽。
楚國爭霸時的地域，曾西到陝西，東到安徽，北到河南。
楚文化存儲孕育于夏、商時期。
其時也是中原文明澤被兩湖的時期。
考古材料顯示，湖南受中原文化影響到商代才漸趨明朗。
主要表現是在青銅鑄造方面。
商人的青銅鑄造朮在商代中期已傳至湖南北部，商代晚期傳至湖南中部和整個湖南。
西周時期，在湖南境內仍表現為中原文化與土著文化兩相并存和相互影響的局面，繼續存在著地區性和民族性的差異。
其時湖南文化雖然還原始滯后，人民的生產、生活工具仍以石器、陶器為主，但青銅器的數量已較前越來越多，并且湖南也能鑄造出帶有地方特色的青銅器具來。
楚文化大約形成于春秋戰國中期，它融合了周邊地區的異族文化，特別是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華，加上楚人博采眾長、因時變革的創造，從而形成了具有楚地諸民族特色的新文化，這種文化一經形成，便立即向四周輻射。
據載向南輻射到兩廣，向東輻射到江西和安徽，向西輻射到四川，向北輻射到河南等地。
楚文化無疑成為后來湖湘文化的源頭。
據古文獻記載，湖南原為越人和“蠻”、“濮”等民族的居住地。
春秋戰國時，隨著楚國的征湘，楚人、巴人等楚國境內的民族便相繼進入湖南并逐漸成為湖南境內的主體民族。
湖南原土著民族的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楚人入湘后，一方面征服和統治著湖南的土著民族，一方面也推廣了較為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朮，使得湖南地區的農業、林業、牧副業、手工制造業和商業等都有了一定的進步和發展。
從湖南各地挖掘的楚墓看，鐵制農具包括鋤、鍤、鏟、斧、錛、?
、刀、削等已被普遍使用﹔糧食生產除種粟之外，還廣泛種植稻米、麥子、豆類等﹔用來祭祀亡靈的有牛、羊、雞、鳧等家禽，有鵠、鴻等獵物，有鱉、龜等水產，還有甘蔗、蜂蜜、椒、姜等農副產品和經濟作物。
并且湖南地區已成為楚國重要的銅礦采煉和銅器鑄造基地。
手工制造品包括有各種各樣的銅鏡、漆木器、竹器、琉璃器以及絲織業品。
商業流通領域出現了貨幣蟻鼻錢，即銅貝，還有黃金貨幣。
表明當時的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的發展。
并且商業的發展也促使了湖南各地城市的興起。
如澧水流域的雞叫城、沅水流城的黃楚城，湘水流域的長沙城等等。
其中以長沙城最有代表性。
到目前為止，僅長沙地區所發掘的春秋戰國楚墓即達3000座，發掘材料表明，戰國時期的長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手工業和商業都相當發達的城市。
楚人不僅與湖南的土著民族共同創造了輝煌燦爛的物質文化，也創造了新興的封建的制度文化與充滿著神奇色彩的精神文化。
楚國在春秋時代已是較早實行封建郡縣制的國家。
征服湖南的土著民族后，即在湖南設縣任尹，封君封邑。
無論郡縣或者封邑，都必須向楚王室繳納貢賦。
對原居住湖南各地或新遷入的楚人或巴人，都一律按土地征收實物地租與田賦。
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和標志之一。
春秋以前，湖南的土著居民還不曾掌握和使用文字。
楚人入湘后，湖南土著居民便普遍地學習由楚國輸入的文字。
與此同時，楚人給湖南帶來了中原的文獻典籍和傳播當時北方較為先進的禮儀習尚及其文化思想。
其文獻典籍被刻在青銅器上和書寫在簡牘與帛書上在湖南廣為流傳。
其禮儀習尚主要是江北的生活習慣與民俗風情。
其文化思想突出地表現為中原五行、陰陽朮數學說與老庄的消極避世觀念。
春秋戰國時，湖南的土著居民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各種社會神與自然神。
楚人入湘后給湖南帶來了楚人的宗教信仰與神話傳統。
湖南土著與楚人帶入的宗教、神話相互影響、融合，便構成了春秋戰國時獨具湖南特色的宗教與神話。
反映這些宗教與神話的文獻有屈原楚辭中的《九歌》、《楚辭》、《九章》、《天問》和1942年長沙子彈庫楚墓中的出土的帛書，以及各種墓葬習俗的考古資料。
此外，由楚人與湖南土著居民共同創造的文學藝朮，包括詩歌、散文、音樂、繪畫、雕塑、工藝美朮等，在春秋戰國時都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與水准。
（二）秦漢-魏晉：
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漢文化
秦滅楚統一六國后，湖南成為了秦王朝統治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一部分。
自秦至漢，國家統一的民族文化開始逐步形成。
民族文化的形成首先是從民族自身的融合開始的。
秦漢時期，因兵禍與天災的頻繁發生，北方和中原地區的人口大規模地向南遷徙。
湖南境內的人口在原有的基礎上成倍地增長。
據載秦時湖南地區的人口尚不足50萬。
西漢元始元年（公元2年）達到約51萬。
及至東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時，便增長到281萬。
隨著人口的大量增長，人口的民族成分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動。
由于中原和北方人口是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湖南境內原有的大部分土著民族逐步向西部、西南部以至湖南境外的西南山區退徙，留下廣大的江湖平源供中原人和楚人聚居，這些中原人和楚人再同那些沒有退徙的湖南土著居民融合，便構成了湖南境內新的主體民族──漢族。
在民族融合的同時，湖南境內的楚文化與新進入的中原文化融合，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形成新的具有楚文化特色的漢文化。
在物質文化方面，秦漢時期鐵器、牛耕的普遍應用，農作物品種的增多與產量的增加，使得湖南在當時的糧食不僅能夠滿足內需，而且還大量外調。
手工制造業除原有的外，另增加了新的門類，如印染、刺繡、造瓷、造船等。
某些手工業已達到全國領先的水平。
如馬王堆出土的輕薄素紗禪衣重49克，其經緯絲纖度已達到與近代繅出的最精細的纖度相當的程度。
并且交通運輸業與商業也發達起來，利用洞庭湖和湘、資、沅、澧四水，溝通了湖南與中原地區以及大江南北的聯系，同時在陸路上也開通了與兩廣的出入通道。
商品流通中使用的貨幣除“五銖”銅錢等之外，還出現了鐵錢幣。
在制度文化方面，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行郡縣、修馳道、划一幣制與度量衡等等舉措都在湖南得到施行。
湖南地區的行政建置是在秦朝統治時期初步完善的。
到西漢時期，湖南的郡縣設置更為嚴密，同時封國遍及各地。
東漢時期朝廷對于湖南境內的諸“蠻夷”采取了一系列招撫和羈縻的措施。
在精神文化方面，黃老之學在當時的湖南已十分流行。
在馬王堆出土的漢墓中發現一大批醫學帛書和兩部我國至今能見到的最早的天文學專著，還有三幅古地圖，說明當時湖南的醫學、天文與地理學也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醫學的發展大概與東漢名醫張仲景在長沙擔任過太守不無關系。
文學藝朮上，有長沙王太傅賈誼所作的《吊屈原賦》、《鵬鳥賦》，在中國賦史上極具地位。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墓葬中，還有大批的帛畫與古樂器，也反映出當時湖南在藝朮上的突出成就。
并且東漢時湖南耒陽人蔡倫發明了造紙朮，為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秦漢以來國家統一的局面不保，出現了將近400年的分裂和戰亂。
戰爭使得全國的人口大幅度減少。
據載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湖南地區的人口由140年前的281萬減少到只有97萬。
在這數百年間，湖南由于地處江南，相對來說受戰禍兵災的影響比北方要少，社會安定的時日較多，因此經濟仍得以向前發展。
農業上，隨著耕地拓墾，水田灌溉面積擴大，以及牛耕進一步的推廣，生產技朮不斷改進和提高，使得糧食作物有了很大程度的增產，湖南在當時已開始成為全國大米的重要產地和供應地。
三國時，“長沙好米”已是名聲在外。
農業的發展帶動了工商業的繁榮，以糧食為原料的釀酒業在湖南特別興盛發達。
獨具特色的青瓷制造業和麻紡織業、造紙業、造船業以及金屬制造業都有長進。
各種產品的增多使得商業流通領域也十分活躍。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早期中國封建社會的顛峰時期，其突出表現是以世家豪族為代表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庄園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
在湖南地區也同樣出現了一批世家豪族，他們通過各種手段，廣占田地，私募佃客、部曲，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
當時反映世家豪族意識形態的清談玄學之風在湖南也盛極一時。
所謂玄學，即《老子》、《庄子》、《周易》三玄。
清談玄學就是對“三玄”的研究作出解釋。
湖南當時頗有名氣的清談家和玄學家有泉陵（今永州）人劉先，長沙人虞授、鄧粲，武陵人潘京、伍朝、龔玄之等。
他們都崇尚“老庄”，提倡“安于陋巷”，“避世山林”，“終身隱而不仕”。
由于崇尚“老庄”和清談玄學之風的盛行，與之相近的道教在湖南得到廣泛的傳播。
道教的主要據點在南岳衡山。
衡山的祝融峰有南岳觀，西晉太康八年（公元287年）所建。
在其他地方的著名道觀有巴陵的青霞觀，醴陵的登真觀等。
佛教傳入湖南也在魏晉之際。
湖南最早的一座佛教寺廟為麓山寺，建于西晉初年。
稍后又有巴陵君山寺、圓通寺、桃源淨照寺、衡陽上圓清寺、衡山衡岳寺、攸縣証果寺等一批佛教寺廟的出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湖南在文化學朮上已經有所表現。
東晉耒陽人羅含所著《更生論》是湖南最早的哲學著作。
三國時湖南的著名文士有蒸陽（今衡陽）人劉巴、湘鄉人蔣琬和長沙人桓階。
并且劉巴作過蜀國的尚書令，蔣琬作過蜀國的尚書郎與大將軍，可以說是當時中央一級的官吏。
湖南人最早嶄露頭角，參與中央國家的政治生活，在東漢時有耒陽人蔡倫（任中常侍）、桂陽人胡騰（任竇武之佐治屬官）、泉陵（令零陵）人蔣晉（任尚書郎）和劉優（任尚書右仆射），到魏晉時期則為劉巴與蔣琬。
到南朝時，湖南文學上的杰出人物有澧州人陰鏗與車胤。
此外，鄧粲還是東晉時著名的史學家，羅含既是哲學家又是地學家。
南朝時著名的地學家尚有武陵人黃閔與伍安貧。
湖南的文化學朮從秦漢到魏晉，雖然較之以前有了進步，但是在全國范圍內估量，其總體水平還不高。
據有關學者統計，西漢出書282種，湖南僅1種，《漢書》所載士人510名，無一出于湖南﹔西漢私家教授和五經博士人數湖南均為零。
東漢出書568種，湖南僅2種﹔《后漢書》列傳中士人990人，湖南僅4人﹔東漢私家教授213名，湖南僅有1人，五經博士人數仍為零﹔東漢三公九卿302人，湖南僅有三公2人。
三國時期，《三國志》列傳中士人625人，湖南僅9人。
西晉出書649種，湖南僅1種﹔將相大臣和辟雍學士人數均為零﹔《晉書》列傳中士人中湖南亦僅16人。
南朝時期《宋書》、《齊書》、《梁書》所含列傳人物中，湖南人物分別只有1個，《梁書》中也只有2個，《隋書》中竟然為零。
上述這種狀況可以理解為是從東漢末年以來，湖南在將近三個半世紀的分裂割據中長期與中原脫離聯系所致。
（三）隋唐文化：
湖湘文化的醞釀期
隋唐五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
這時國家由分裂重新走上了統一。
湖南與中原的聯系比過去加強了，中央也加強了對于地方的控制。
唐代宗廣德二年（764），中央在衡州設立湖南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簡稱湖南觀察使。
“湖南”之名由此始。
大歷五年（769），湖南觀察使始遷往潭州（今長沙）。
其時，北方人口繼續大量南徒，加之湖南戰亂較少，人口自然繁殖較快，據載在唐貞觀至開元年間，湖南境內的人口已達123萬余人。
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湖南在唐朝的早中期實行的是租庸調制。
均田制破壞后，又實行兩稅法。
由于隋唐五代時期湖南各地興修和擴建了許多水利灌溉工程，多數地區的水稻已實行一年二熟制。
糧食作物除種水稻，還種小麥與粟、黍等。
經濟作物有桑、苧麻、茶葉、和棉花。
手工業方面，以前的青瓷燒制工藝已發展到釉下彩燒制工藝。
長沙銅官窯的釉下彩瓷器已能代表當時國內瓷器生產的最高水平。
其他手工業如紡織業，也由以前的麻紡為主變為絲紡與棉紡并舉了。
此外傳統的有色金屬礦產的開采和冶煉，除了金、銀、銅，還有朱砂和水銀。
隋唐五代湖南對外暢銷的農副產品除大米外主要是瓷器與茶葉。
長沙銅官窯的釉下彩瓷器不僅行銷于國內的通都大埠，而且運銷朝鮮、日本、印度和東南亞地區，甚至遠達北非和南非。
茶葉主要是銷往北方各省，據載每年上交的茶稅以百萬計，可推知其銷售額是相當大的，很可能湖南茶已壓倒了江淮茶和福建茶，壟斷了北方市場。
其時，湖南對外的商道和交通線主要有四條，即通長江下游各地的商道，通中原的商道，通嶺南兩粵以及通巴蜀的商道。
通長沙下游的商道是水路，即沿湘江入洞庭，再順長江以達揚州。
唐時湖南的糧食出境和銅官窯的瓷器外銷多由此道。
至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此道受阻，對湖南經濟影響至大。
通中原的商道即順湘江而入洞庭過長江，入漢水，進入荊襄地區，再由陸路以達中原。
湖南的茶葉北銷主要依賴此道。
通嶺南與西粵的商道，自秦漢修馳道、鑿靈渠、開嶠路以來，一直有東西兩道：
一是循湘江而入廣西，一是經耒陽、郴州而入廣東。
兩道的匯合點在衡陽。
通巴蜀的商道也有兩線，一是由洞庭過長江后經三峽而入川﹔一是經由澧水和沅水的支流酉水而入川。
隋唐五代時期，湖南的文化較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有所改觀。
但改觀是從中唐以后開始的，中唐以前，唐朝的詩歌發達，然而湖南除了虞世南外，卻沒有出過一個知名的詩人。
唐重進士，在中唐以前也沒有出過一個進士。
湖南的第一個進士是長沙人劉蛻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所中，號稱“破天荒”。
有唐一代湖南進士共9人，全部出于后期。
唐前期的湖南文化之所以不競，據有的學者分析，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湖南缺乏一個政治經濟中心。
唐初，現在湖南地區盡屬江南道。
開元21年析江南及山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湖南被分割屬于三道，湘資流域大體上屬江南西道，澧水流域及沅水下游屬山南東道，沅水上游屬黔中道。
而到了唐代宗廣德二年之后，湖南的西部雖仍被分割，岳陽地區也划歸于鄂岳沔節度使管轄，但湘資二水流域大體上從江右（江西別稱江右）分出來了，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管轄區，即置湖南觀察使，領衡、潭、邵、永、道5州，這就使得湖南有了一個政治經濟中心──長沙，于是中唐以后，在今湖南地區除澧州出了李群玉、李宣古等詩人外，湘、資流域也出了劉蛻、胡曾等知名的作家及懷素、齊己兩位詩僧。
五代時馬殷據湖南，其勢力曾一度擴展到沅水、澧水流域，文化更有發展，在長沙聚集了一批文人，屬湖南籍或定居湖南的有鄧洵美、韋鼎、狄煥、廖昌圖、廖凝等人。
這些人的成就雖然不高，卻形成了一種聲勢，對振起湖南地區的文風起了重要作用。
從中唐到五代，湖南還先后出現了石鼓、岳麓兩書院，是見諸記載的中國書院之始，更開創了湖湘以重教育著稱的先河。
（參見馬積高：
《漫論湖湘文化》，《湖湘論壇》1996年第6期。
）此外，湖南在唐代出現了全國第一流的大書法家歐陽詢、歐陽通父子及懷素，他們三人都是長沙人。
歐氏父子的“歐體”與懷素的“狂草”比湖南的詩文創作在全國更有地位和影響。
然而我們估量唐后期湖南文化的發展也不宜過高。
因為與當時的中原文化相較，湖南還仍然是地位低下。
在中原人的眼里，湖南當時還是一個未完全漢化的地方。
中唐人張謂撰《長沙風土碑銘》，序中有云：
“郡鄰江湖，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月追之人，鄉無頒白之老，談者之過也。
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署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火赫曦之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
（《全唐文》卷三十五，轉引自張偉然《湖南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2期。
）這樣一個“風俗夷僚”、“蠻越雜處”的“卑濕”、“炎熱”之地，在當時普遍為安置貶官謫吏的去處。
如王昌齡被貶龍標（今黔陽）、劉禹銘被貶朗州（今常德）、褚遂良被貶潭州（今長沙）、趙冬曦、張說被貶岳州、令狐楚被貶衡州、元結、呂溫被貶道州、戎昱被貶辰州等等。
當然，也有視湖南為“清絕地”而前來漂泊游覽者，如韓愈、李白和杜甫，他們也在湖南一些地方留下了活動的足跡及詩篇。
（四）兩宋文化：
湖湘學派的形成
兩宋時期特別是南宋，可以說是湖湘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湖南在唐末五代時曾由馬殷建立楚國割據50余年，這是歷史上唯一以湖南為中心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應當說為湖南的區域性開發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到北宋統一后，由于北方黨項、遼、金和蒙古族的相繼南侵，迫使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將重心移向南方。
南移的樞紐雖在江浙，但湖南間接地通過江西而得到相應的帶動。
原來北宋都汴京，江西與之相隔較近。
南宋都杭，距江西更近。
江西又是連結嶺南的主要通道，這就使得江西成為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區域。
湖南距江浙雖遠，但南宋時國界線南移，湖北的武昌、襄陽及沿江要地都成了邊防重鎮，湖南遂成了邊防重鎮的腹地之一，地位較之北宋時反而更為重要了。
江西帶動湖南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向湖南輸出移民。
湖南在五代以前的移民主要來自北方中原一帶。
五代以后便主要來自東方的江西。
江西向湖南輸出移民從兩宋開始一直持續到明清。
據統計遷入湖南的移民達16個省區，其中江西占64.45%，江西移民進入湖南的作用一方面是增加了湖南人口的數量（宋徽宗時湖南的人口總數已達600萬，如果加上屬荊湖北路的岳、鼎、澧、辰、沅、靖6州及來列入“版籍”的峒蠻地區的人口，可達700萬以上），開墾了湖南的荒土，擴大了耕地面積（宋代荊湖南北兩路的田畝數：
南路32.4267萬頃又96畝，北路25.8981萬頃又29畝，合計58.3248萬頃。
荊湖南北路的戶口數約占全國的6%上下，而田畝卻占全國的11%以上），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
另一方面是對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緣進行更新與改造，從而導致了人口素質的提高。
因為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開拓意識，具有自立自強和勤奮創業的精神。
相對來說，那些秉性庸懦，游惰懶散，無所作為的人，多數是不愿流離遷徙去追求溫飽或較為富足的生活。
所以，從生理素質、心理因素等方面來說，除了遭到某種限制和壓迫者外，移民一般是強于土著的。
兩宋時期湖南的經濟發展比以前歷朝都要突出。
由于耕地面積的擴大和水利工程的大規模興修以及生產技朮的進步，湖南的糧食生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宋代以前，湖南糧食作物主要是稻和粟。
兩宋時期，湖南除推廣水稻優良品種占城稻，又進行南北農作物交流，普遍種二麥（大麥與小麥），使得湖南的糧食產量年年丰盈。
朝廷每年都要從湖南調運大約65萬石的糟米供京師和北方食用。
湖南的茶葉生產每年也有113萬余斤，約占全國茶葉產量的10%左右。
他如種植業和養殖業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種植業有棉、麻和各種果樹，其中以柑橘最為突出。
由于多山，湖南的森林資源也十分丰富。
養殖業主要是養蠶、漁業和豬、雞、鴨、鵝等畜牧業。
宋代湖南的手工業無論是規模、制作技朮還是品種、產量，都較隋唐五代有新的發展。
當時湖南開采和冶煉金、銀、銅、鐵、錫、鉛、丹砂、水銀等已形成相當規模。
各種金屬產量十分可觀。
礦治業的發展刺激了各種金屬制造業的興盛。
各種金屬制造品特別是銅、鐵器十分流行。
如石門縣出土的大量銅鏡、銅罐和今存于常德濱湖公園的一尊高4.33米、重1520.8公斤的鐵幢，反映了當時湖南銅、鐵制品的高超技藝。
此外，陶瓷、紡織、造紙和釀酒，在工藝水平上都有新的突破。
造船業，潭州已能制造裝載漕米萬石的巨艦。
商業和交通，在隋唐五代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與繁盛。
兩宋時期也是湖南地方文化在全國形成自己特色的時期，這就是該時期湖南出現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學中的重要學派──湖湘學派。
其實理學也是由湖南人開創的。
理學的開山祖周敦頤是北宋湖南營道（今道縣）人，他的《太極圖說》與《通書》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基本規模。
不過周敦頤的主要活動和歸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對于本土的影響也不大。
而把他所開創的理學傳到湖南并創立湖湘學派的卻是南宋時從福建遷居湖南的胡安國與胡宏父子倆。
故有人認為湖湘文化的形成是假借了異地的力量，這反映湖南地區本身在創造文化方面還處于軟弱無力的地位。
（馬積高：
《漫論湖湘文化》，《湖湘論壇》1996年第6期。
）胡安國是福建崇安人，曾提舉湖南學事。
南宋初轉徙荊楚。
后在南岳紫云峰下結廬隱居著書立說。
所著《春秋傳》和編輯《二程文集》是湖湘學派重要的理論基石。
其子胡宏曾拜理學家楊時和候仲良為師，但主要是繼承和發展了胡安國的理學思想。
胡宏在南岳衡山講學20余年，著有《知言》與《五峰集》等。
清代學者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序錄中稱許他是“卒開湖湘之學統”的人物。
胡宏的弟子有張、韓璜、吳翌、彪居正、孫蒙正、趙孟、趙棠等人，而以張最為出名。
張系四川人，幼時隨父到長沙定居，后拜在胡宏的門下。
張在理學的各種領域都下了功夫，并有自己的獨到見解。
清人黃宗羲說他所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
可以說是一位發揚和光大師門的人物。
張曾在長沙筑城南書院授徒進學，后主要以岳麓書院以學朮據點。
他的門人弟子有彭龜年、吳獵、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時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張接待了從福建崇安前來訪問的閩學派理學大師朱熹，朱、張二人在岳麓書院會講二月，就理學中的一系列問題切磋問難。
通過這次會講，使得湖湘學與閩學兩派得以相互取長補短，推動了學朮的繁榮和理學的發展。
由胡氏父子創立的湖湘學派經張之手得以向外傳播，走向全國。
如宋末理學大師魏了翁通過張的蜀中弟子范蓀吸取了張一系的學說，在四川蒲江和湖南靖州先后各辦起一所“鶴山書院”，不僅使“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而且使“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擴大了張思想的影響，溝通了湖湘與巴蜀文化的交流。
有的學者總結和比較湖湘學派在理論上的特點有三：
一是以性為太極，居于理之上，與程朱派以為性即理，以理為最高理論范疇不同﹔二是主張性無善惡，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修正了程氏的性善情惡之說﹔三是強調踐履和經世。
湖湘學派在理論上較之程頤、朱熹認為性即理，理先氣后，雖同屬維心主義宇宙觀但在邏輯上不如程、朱的嚴密，也更帶主觀色彩。
他們的精義在后兩者。
但在強調經世方面，又不及浙東學派的鮮明。
故張逝世后，其弟子或投閩派朱熹門下，或投浙派陳傅良門下，堅持其說的不多，是與他們學說的弱點分不開的。
不過，胡、張之說的后兩者，實比程、朱之說通脫，后來凡不太迂拘的理學家，不管其是否研究過他們的書，信奉他們的學說，實際上都不得不或多或少遵循他們的軌轍，后世湖湘學者中的多數人正是繼承的這個傳統。
有宋一代，湖南除出現湖湘學派，在理學上在全國有自己的特色外，在經學、史學、地學、文學藝朮、醫學及考據學等方面也都有非凡的建樹。
宋代湖南著名的經學家有寧鄉的易祓、武陵的丁易東、永明的周堯卿﹔史學家有湘潭的路振、路綸、祁陽的陶岳、湘鄉的王容、衡陽的鄭向、曹衍、瀏陽的湯?
、桂陽的黃植、茶陵的譚世選、龍陽的袁申儒、武陵的丁特起﹔地學家有衡山李芾、南岳釋文政、南岳道士、陳田夫、衡州宋剛仲、武陵柳拱辰等。
北宋時湖南文學方面無聞人，至南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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