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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隆寺与正仓院献纳宝物

法隆寺献纳宝物

   法隆寺原名斑鸠寺,推古朝二年至十五年(594-607年)由圣德太子发愿主持,建造在大和地方斑鸠宫附近。

公元670年毁,公元680年以后再原址西北方再建,约在公元710年完成。

这就是现在的法隆寺西院建筑群,包括金堂、五重塔、中门和回廊四部分。

尽管是重建的,但日本学术界公认其风格为飞鸟时代。

法隆寺

   飞鸟时代的建筑具有统一的风格和共同的手法,如柱身作梭形,柱头栌斗下有皿板,出跳栱作云形栱,第一层泥道栱上散斗作云斗,泥道栱上重叠多层柱头枋状如井干,平座补间铺作用叉手等。

这些特点比中国唐代建筑和日本受唐代建筑影响最大的奈良时代建筑更为古老,故日本学术界公认飞鸟式建筑反映了中国南北朝时代后期的建筑特点。

金堂内阵释迦三尊像

金堂内阵

金堂天盖

释迦三尊像台座

释迦三尊像胁侍菩萨

金堂结构

金堂剖面图

   金堂,即佛殿。

在西院庭院中偏东,和西面的五重塔并列。

金堂是全木结构建筑,两层。

下层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分内外槽,外槽为回廊,内槽供佛像。

五重塔

五重塔回廊

   五重塔,塔在金堂西侧,平面呈方形,高五层,全木结构建筑。

塔内有一根贯通上下五层的木刹柱,穿出柱顶后承塔刹上诸铜构件。

大讲堂

大讲堂线图

大讲堂内阵

经藏

经藏线图

钟楼

钟楼线图

东院回廊

   法隆寺为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日本建筑史前辈伊东忠太及关野贞等,皆极注重法隆寺建筑的研究。

伊东忠太的博士论文即为《法隆寺建筑研究》,日本明治时期关于法隆寺建筑再建与非再建的学术大论争,亦成为法隆寺建筑研究上的重要一环。

在这一论争中,关野贞成为一员主将,力主法隆寺建筑非再建论,其著名论文《法隆寺金堂塔婆中门非再建论》(《建筑杂志》218号),就是非再建论之力作。

关野贞于该文中,以日本大化改新(645年)后的奈良时代,高丽尺(飞鸟时代所常用尺)作为常用尺的使用已经废止而转以唐大尺作为常用尺这一论点为依据,并根据法隆寺建筑的柱间营造尺度复原以高丽尺为有利这一现象(以高丽尺复原柱间尺度时可得整数尺,而以唐尺则得不到),提出法隆寺建筑应为大化改新前创建时的原构。

从而否定正史《日本书记》中天智九年(670年)“灾法隆寺,一屋无余”的记载。

这一根据营造尺的性质判定法隆寺建筑年代的新说,使得再建论者处于窘境。

此再建与非再建之论争,直至昭和17年若草伽蓝(法隆寺前身)的发掘,再建论遂成定说。

在这一论争中,关野贞所提出的根据营造尺的性质判定建筑年代的尺度论,导入了建筑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新的科学方法,并在其后日本建筑史的研究上,得到广泛的运用。

   法隆寺建筑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甚多,角度不同,论述的侧重点亦各异。

如有浅野清的《法隆寺建筑综观》(昭和28年,便利堂),太田博太郎的《法隆寺建筑》(昭和18年,彰国社),竹岛卓一的《从建筑技法看法隆寺金堂的诸问题》(昭和50年,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以及村田治郎的《法隆寺建筑样式论考》(昭和61年,中央美术出版)、《法隆寺建筑史》(昭和24年,每日新闻社)和《法隆寺建筑文献目录》(昭和30年,彰国社)等等。

其中作为基础史料,以浅野清的通过遗构修理所作的考古实证性研究最为重要。

村野治郎的《样式论考》,则追溯了其样式的源流关系,类似的论文还有滨田耕作的《法隆寺建筑样式论考》(译文载《营造学社汇刊》)。

法隆寺建筑是研究早期木构建筑的至宝。

(张十庆《日本之建筑史研究概观》)

主门

南大门

   日本寺塔的兴建,从推古朝初期即已盛行,在其元年,把已在用明天皇时动工的四天王寺迁到难波(今大阪)的荒陵修建,不久又兴建了法隆寺。

推古朝四年十一月,法兴寺落成。

其后又建造了蜂冈的广隆寺、中宫寺、菩提寺、法起寺、妙安寺、金刚寺等,到推古天皇末年,已建造寺院四十六座,僧尼数达到一千三百多人。

在推古朝,佛教面貌为之一新,佛教兴隆,此间虽然有天皇的圣旨,但担当政治大任的圣德太子所起作用为巨。

圣德太子与两位王子

圣德太子局部

   圣德太子名厩户,为用明天皇第二皇子,母亲是穴穗部间人皇后。

他生于敏达天皇三年正月元旦,自幼聪明,对于从百济等国传来的书籍,随得随讲读。

年甫十四,即参加讨伐物部守屋得军事活动,在推古朝初年被立为太子,掌摄政大权。

太子从慧慈学佛,随博士觉哿学儒,而且都能精通(《日本书纪》卷二十二“生而能言,有圣智,及壮,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

且习內教于高丽慧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並悉达矣。

父天皇爱之,令居宫南上殿,故称其名谓上宫厩戶丰聪耳太子)。

推古朝六年四月,他奉敕讲《法华经》、《胜鬘经》,此后又数次开讲,其听众上至天皇、诸臣,下至大众百姓。

推古朝十二年,制定宪法十七条,其第二条便是“应崇敬三宝”。

十五年七月,遣小野妹子使隋,求取经论。

十六年九月,再派小野妹子赴隋,率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多人。

此后,太子撰《法华经》、《维摩经》等经义疏,并颁给畿内各地。

太子并到处修建寺塔,救济贫穷。

推古朝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子薨逝,时年四十九岁。

圣德太子手书《法华义疏》,日本现存最早典籍抄本

圣武天皇

   圣武天皇(701-756,724-749在位)于天平胜宝八年(756年)五月二日驾崩,同年七月八日,其皇女、亦即后来的孝谦天皇将圣武天皇生前所珍爱的种种遗物献纳给以东大寺为首的十八座寺院,藉以祈求冥福。

所谓《法隆寺献物帐》,即是当时献纳给法隆寺各式物品的目录。

浅蓝色麻纸,上有淡墨界栏,其楷书字体端正而笔力遒劲,具有唐代之风,总计二十二行。

原来作卷轴装。

卷末有当时朝廷中权位显赫的藤原仲麻吕、藤原永手、巨万福信、贺茂角足,及葛木户主等五人之连署,其笔致各自洋溢着每个人不同之个性。

纸面上还满满地钤印着“天皇御玺”朱文方印。

此外,这一批圣武天皇的珍爱宝物之中献纳到东大寺者,今以“正仓院宝物”之名而名闻遐迩。

其目录《东大寺献物帐》并传于世。

法隆寺献物帐国宝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寺献物帳(表題)

獻法隆寺

 御帶壹條[緊膜斑犀角金銅裏鉸具以碧絁纒]

 御刀子壹口[大沈香把斑竹鞘金銀荘口及鞘口尾以金鏤口邊刃赤紫黒紫繝絛係]

 御刀子壹口[犀角把白牙鞘金銀荘口及鞘口尾以金鏤口邊刃白組係]

 御刀子壹口[犀角把金銀荘口水牛角鞘白組係]

 青木香貳拾節

  右並盛漆革箱又盛紅緑繝地髙麗錦淺緑臈纈裏袋又緑地髙麗錦緑纈

  裏■■机又羅夾纈單■覆[二幅 長六尺八寸]緑綾帶貳條結束[帶長一丈]

奉今月八日  勅前件並是

先帝翫弄之珎内司供擬之物各分數種

謹獻金光明等十八寺冝令常置

佛前長為供養所願用此善因奉資冥助早遊十聖普濟三途然後鳴鑾花

蔵之宮住蹕涅槃之岸

      天平勝寳八歳七月八日

     從二位行大納言兼紫微令中衛大将近江守藤原朝臣仲麻呂

     從三位行中務卿兼左京大夫侍従藤原朝臣永手

     從四位上行紫微少弼兼武蔵守巨萬朝臣福信

     紫微大忠正五位下兼行左兵衛率左右馬監賀茂朝臣角足

     從五位上行紫微少忠葛木連戸主

出典

《大日本古文書》4(176~177页《御物》)

 

   法隆寺作为日本古老建筑的代表,其本身即为世人所宝重,再加上寺内珍藏的各类文物,法隆寺也就更为世人关注了。

据悉,寺内保存的自飞鸟时代以来各种建筑及文物珍宝,被指定为国宝?

重要文化财产的文物约190件合计2300多件。

唐草葡萄纹锦局部法隆寺藏

   众所周知,日本收藏中国古代丝绸最著名的地方就是正仓院。

其中丝绸染织品自1914年以来整理已达十余万件,而其种类有织锦(经锦纬锦)、绫、绮、罗、纱、织成和缂丝,染缬品有蜡缬、绞缬和夹缬,此外还有手绘、刺绣等。

除了正仓院外,法隆寺亦是收藏中国古代丝绸的重地。

法隆寺内保存这大量与皇室及佛教有关的器物及其所用的丝织品,其所存织物的年代相对正仓院所藏要更早一些。

现法隆寺所藏的染织品中的大部分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中的法隆寺专馆,现有的件数为319件。

其中著名的为四天王狩狮纹锦、唐草葡萄纹锦、蜀江锦幡等。

四天王狩狮纹锦法隆寺藏

   四天王狩狮纹锦,原物长250、宽134.5厘米。

经线S捻,原为红地,因年久褪色,现呈浅茶色。

锦呈长方形,绫地,锦面以联珠纹为架构,大型的联珠团窼,共20珠和4个回纹。

窼径达43厘米,横三纵五。

团窼之间以四角的唐草纹、忍冬纹相连接。

团窼中心为一“生命之树”,树下两侧各有一位武士骑在翼马上,反身相向,正张弓搭箭准备射向扑来的狮子。

整个画面充满动感和张力。

此锦,从团窼架构(联珠纹、树下左右对称),武士、翼马、狮子形象等方面看都具有浓郁的波斯特色。

此锦在寺里传为圣德太子的纹旗,但此锦未见载于《法隆寺伽蓝缘起并留记资材帐》,直到镰仓时代的《太子传私记》的网封藏中,才见到“四天王欤 文锦一丈许 赤地”的记载。

据太田英藏研究,此锦可能是由第七次遣唐使河内鲸在天智八年至十年(669-671年)从中国带回的,当时唐朝与新罗联军在前一年一起攻打高句丽,这件四天王狩狮纹锦很可能是唐朝政府的国礼。

联珠狩猎纹锦正仓院藏

狩猎纹锦褥局部法隆寺藏

   赵丰教授在《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一文中讨论了此件织锦,并以此织锦为中原仿制的波斯锦。

而中原仿制波斯锦,其著名人物则为何稠。

关于何稠,《隋书·何稠传》载:

何稠字桂林,父通,善斫玉。

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

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

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

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

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

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

关于何稠家族,荣新江教授认为,何家无疑就是昭武九姓中的何国人。

蜀江锦褥残缺局部法隆寺藏

蜀江锦残缺法隆寺藏,纹样殆即陵阳公样

唐花纹夹缬罗圆褥法隆寺藏

   关于织锦新样的创制,见于记载的还有窦师纶,因其封号为陵阳公,其所创制的新样,亦被称为“陵阳公样”,此样风靡唐代200余年。

值得注意的是,窦师纶本人也并非是纯粹的汉人。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唐朝下”载:

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子。

初为太宗秦王府咨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

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

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

官至太府卿、银、坊、邛三州剌史。

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

法隆寺金堂壁画

法隆寺金堂竹泥造的墙面上所绘壁画

法隆寺金堂壁画——飞天

   法隆寺宝物受敦煌艺术影响最深,与敦煌艺术风格关系最为密切的,则数绘画,典型的例子即金堂壁画。

法隆寺金堂壁画为典型的唐代风格。

法隆寺金堂内壁绘有净土图、菩萨像等。

内侧小壁20面,每面各绘一幅双飞天图。

这20幅双飞天图基本相同,画面为两个上半身反身回视的飞天,一手持举花盘,一手向空中散花。

由于颜色自然剥落,壁画色彩已不大清晰。

但铁线描的流畅线条,晕染技法造成的明暗对比,衣服的质感效果都令人赞叹。

有学者推测,金堂壁画的创作或出自“渡来人”。

国宝玉虫厨子法隆寺藏

玉虫厨子局部

玉虫厨子局部——施身问偈图、灵鹫山说法图

   在法隆寺须弥坛东方供养观音像的玉虫厨子,现为日本的国宝。

此物大约作于公元7世纪后。

厨子,即佛龛,乃安置佛像、经卷之器具。

玉虫厨子,为安置于日本法隆寺金堂之宫殿型佛龛。

因其装饰有玉虫之翼,故称之。

唐朝宫廷制造衣服器皿的珍贵原料,其中为一种甲虫的鞘翅,这种被称为“青虫”的甲虫是在岭南和安南采集的。

青虫有时又称“玉虫”,有时则称“金龟子”,这种甲虫主要生长在广西境内,日本称它为Tamamushi。

厨子为‘入母屋造’之宫殿造型,其框座高达2.33公尺,以方形须弥座为基底,宫殿之柱上有唐草飞鸟花纹之金铜透雕,其下则嵌有许多玉虫之翼,其瓦系铜板所造,称为行基葺,堪称飞鸟时代建筑艺术之结晶。

龛之内侧有千尊佛,上贴金铜板。

厨子宫殿部、须弥座为漆画,绘画之底色以黑漆为主,而以朱、绿青、黄土等颜色描绘线条,此密陀绘之典型手法。

宫殿部之门扉有菩萨像与天部像,背面附有多宝塔供养图。

下端须弥座之正面绘有舍利供养图,右侧面绘有舍身饲虎图,左侧面绘有施身闻偈图,后面绘有须弥山世界。

正仓院:

丝绸之路的终点

正仓院藏品就其来源而言,有为中国隋唐两代产物,经当时的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及渡日僧等自中土带入的,也有自中土或新罗、百济、渤海东渡之工匠在日本制作的,也还有日本奈良时代吸取唐代文化或别抒意匠或模仿唐制而自己制作的,同时,亦间有商船载运而来的海南产物。

正仓院的藏品构成,乃是基于光明皇后的五次献纳。

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圣武太上天皇崩御,光明皇太后第一次向东大寺献纳天皇遗爱,其献纳诸物载于《国家珍宝帐》(天平胜宝八岁六月二一日献物帐)。

同年,并有第二第三次献纳,献纳诸物分别载于《种种药帐》(天平胜宝八岁六月二一日献物帐)、《屏风花氈等帐》(天平胜宝八岁七月二六日献物帐)。

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光明皇太后第四次第五次献纳,献纳诸物载于《大小王真迹帐》(天平宝字二年六月一日献物帐)、《藤原公真迹屏风帐》(天平宝字二年十月一日献物帐)。

正仓院北仓藏品以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及天平宝字二年(758年)五卷《东大寺献物帐》所载各件为主,而圣武天皇遗爱御物,都在北仓之中,珍品尤多。

正仓院御开封之图局部

 

正仓院的构造

正仓院内景

国家珍宝帐

《国家珍宝帐》,或即圣武天皇珍宝之账册的意思。

周一良先生曾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论魏晋六朝时“国家”多指皇帝个人本身,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无涉,唐初尚如此。

《大小王真迹帐》、《杜家立成》及光明皇后手书《乐毅论》

紫檀金银绘书几

   唐代宫廷的书法好尚,很快便影响至日本,王羲之的书法也受到日本宫廷的喜爱,当时曾有众多的摹本流入日本,而后遂有日本书道界著名的“三笔”:

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琵琶局部——螺钿

正仓院藏的螺钿镜

   林谦三谓“近代中国的琵琶,据我看来,大约是于胡琵琶之身体上应用了秦汉子(十二柱)或阮咸而成的,不会是唐代以来的制度。

”五弦琵琶,乃是具有五条弦的琵琶,和伊朗系的四弦琵琶同出于远古时代的中亚地方。

关于当时琵琶的弹奏,并不是以手直接拨弦,而是用拨弹奏(正仓院还藏有数把弹奏琵琶的牙拨),琵琶也作横抱,而非竖抱。

这在当时的俑像和壁画中可见。

前些年《大明宫》热了一阵,此片据称很多道具都仿造了正仓院藏的东西,但在片中唐高祖李渊退位后以弹琵琶自娱的这两个细节都弄错了。

枫苏芳染螺钿槽琵琶、缥地大唐华文锦琵琶袋、红牙拨镂拨

   缥地大唐华文锦琵琶袋,在一片织锦上使用了九种颜色的丝线,九种颜色织出莲花、忍冬等花草,左右对称,华丽而端庄,用作装琵琶的袋子,交相辉映。

鸟毛立女屏风

目前典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原为八世纪中叶建立东大寺的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生前使用的器具之一。

根据日本《东大寺献物帐》和《国家珍宝帐》上可以得知此屏风,是当时用来装饰皇宮的装饰品之一,原数量并非只有目前所见的六扇屏风。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而损害了大部分屏风,导致今日,我们可以见到的就剩下这六扇屏风。

鸟毛是指仕女的衣服部位曾经覆盖有不同色彩的鸟羽,只是屏风上的鸟羽,现已脱落。

屏风上贴以鸟羽,中国古时即有。

树下人物六曲屏形式,阿斯塔那壁画中也有反映。

屏风共六幅,单幅尺寸高约136、宽约56厘米。

在《国家珍宝帐》上可见到有关它的记载。

《国家珍宝帐》关于此屏风的记载是:

“鸟毛立女屏风六,高四尺六寸、广一尺九寸一分,绯纱缘,以木板作斑竹帖,黑漆钉,碧絁背,绯夹缬接扇,揩布袋。

屏风局部

黄士纯在《日本正仓院藏鸟毛立女屏风(上)》一文中对森丰在《树下美人——丝路的幻想》中《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文中所说的“奈良朝的上层社会模仿唐的服装,若这件屏风是在日本完成的话,这便是奈良朝、天平美女姿态的描写”讨论道“而这样的描绘到底是盛唐的美女还是日本模仿唐代装束的天平美女,至今虽然没有定论,日本在七、八世纪引进中国唐时期的服制,服装上有类同的可能性,但‘丰腴’為美的体态是否曾经行于日本上层社会的女性,并不见文献记载,而这屏风上的女性造形与唐女俑的造形十分类同,在绘画上的风格也相当类似,为唐代人物的写实表现,注重人体的结构与生命感。

如果这件作品完成于日本,而艺术风格的传播,会根据当地的需要与审美角度作选择与改变,这样类似的形象在日本的呈现,是否是代表对于唐代文化的憧憬,将描绘盛唐美女的屏风作为室内的屏障,达到欣赏与装饰的作用,其女性造型的象征意义高于实际上的流行现象。

鸟毛立女屏风复原图

对于中国的树下美人图的渊源,森丰提出几点看法:

1、认为中国树下美人图可能是由中国的传统树下人物画的系统下演变出來的;2、认为中国树下美人图可能是受到印度佛教的树下人物的影响而演变的,例如摩耶夫人诞子图,便是一個佛教典型的树下人物图的表现,而佛教进入中国也将此类画像带入中国境内;3、认为有可能是受到中亚的树下人物图的影响,例如在中亚有发现许多金银器上,会有女神站立在生命树或是葡萄树之下,然后经由西域传入中国。

熊鷹臈缬屏风、鹿草木夹缬屏风、羊木臈缬屏风

《说文》云“缬,以衣衽报物谓之缬。

”《韵会》“缬,系也,谓系缯染成文也。

”玄应《一切经音义》“以丝缚缯染之,解丝成文曰缬。

”隋《二仪实录》载“缬,秦汉间始有之,不知何人造;陈梁间贵贱通服之,炀帝诏内外宫亲侍者许服之。

”关于夹缬,又有唐玄宗柳婕妤所创而流布天下之说。

《唐语林》引《因语录》云:

“玄宗时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

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之象而为夹缬。

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

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

傅芸子在论正仓院藏蜡缬屏风时说“所谓蜡缬系以蜜蜡于布上描成纹样,浸染料中,及蜡脱落,留其纹样,再蒸而精之乃成”。

但是蜡在当时并不是易得之物。

唐人顾况《采蜡一章》里说“采蜡,怨奢也。

荒岩之间,有以纩蒙其身。

腰藤造险,及有群蜂肆毒,哀呼不应,则上舍藤而下沈壑”,足见采蜡之艰难。

敦煌所出和正仓院所藏各类染缬

   北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四云“开宝初,洛阳贤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装花缬,众谓之李装花。

”宋人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载“绍圣间,禁掖造缬,有匠姓孟,献样,两大蝴蝶相对,掩以缬带,曰‘孟家蝉’。

民间竞服之。

未几后废。

”宋代虽仍生产染缬,但规模不及唐代,并在使用上多有限制。

元代具体情况不详,但在《碎金》一书中尚载有九种染缬名目,即檀缬、蜀缬、撮缬、锦缬、茧儿缬、浆水缬、三套缬、哲缬、鹿胎斑,但实物遗存有限。

储物柜:

桧彩绘花鸟柜、密陀绘鸟兽文漆柜、碧地金银绘箱、黑柿苏芳染金银绘如意箱

家具:

粉地金銀绘八⻆长几、粉地彩絵八⻆几、绿地彩绘箱

工作人员在处理丝织品

七条纳刺树皮袈裟和七条织成树皮袈裟

圣武天皇七条纳刺树皮袈裟,以杂色各种绫锦缀成纹样,横为七条,色彩如树皮,故名。

纳刺,《急就篇》颜注“纳刺谓之紩”,《说文》“紩,缝也”。

敦煌藏经洞藏赞丹尼奇经帙和正仓院藏金光明最胜王经帙

长51.5厘米、宽29.5厘米。

中仓藏。

帙紫地,黄色唐花草文锦边,左右作二团纹,中为迦陵频伽,缘以葡萄唐草图案,周缘又有织出之字,一为“依天平十四年岁在壬午春二月十四日敕”,次接“天下诸国每塔安置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

按唐人卷子本,佳者往往有帙裹之,此犹具唐风。

阿斯塔那所出和正仓院所藏唐笔

正仓院所藏的17支完整的雀头笔,是日本最古的毛笔。

毛笔的种类很多,就形而论,有长锋、中锋、短锋、雀头、鸡爪、柳叶之分;就其笔毫而论,则有羊、狸、兔、鹿、猫、马、鼬之分。

内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有一段:

“我邦传唐时笔之制法,有雀头、鸡距、柳叶诸式,见于笔道家记录。

南都正仓院圣武帝御物,有雀头笔,摹制一只,为多田亲爱翁所藏。

余借之带到中国,示于彼国晓书法者,其中严又陵、罗叔蕴又试写字,严不惯使用,云运笔颇难,罗仅谓笔粘。

余意中国亡运笔之法已久,拨镫之解,悬腕直笔之法徒滋纷纷议论,而古法遂不复也。

独传于我邦,验制空海执笔使笔之法,唐代美术存于我者,以雅乐、舞容等具有一种节奏而律之。

宋至米元章,以后元明清无一得正鹘者,今日清人不能用雀头笔,无足怪矣。

浮慕六朝风之徒,亦徒然屑屑于碑本之形似,刻画太过,曾于现存于我邦之真迹求其神,不知求其法于传人我邦之入木道,古法果不可复乎?

抑所求不得正鹘耳。

紫檀金钿柄香炉

依照佐野真祥所考,鹊尾香炉起源甚古,印度河犍陀罗雕刻中已现此物。

《法苑珠林》说“香炉有柄者曰鹊尾炉。

”南齐王琰《冥祥记》说“费崇先少信佛法,常以鹊尾炉置膝前。

”它为佛事中行香所用。

宋程大昌《演繁录》卷七“行香”条载:

“(行香)即释教之谓行道烧香叶。

行道者,主斋之人亲自周行道场之中;烧香者,爇之于炉也。

”此物于公元二三世纪时的印度犍陀罗雕刻中即已见到。

在我国,它最早出现在甘肃永靖炳灵寺169窟西秦壁画中,以后在南北朝造像中常见,莫高窟中更多。

国内的出土实物有洛阳龙门神会塔基石室出的鎏金铜鹊尾香炉和法门寺地宫出的银鹊尾香炉。

玳瑁竹形如意、犀角银绘如意

如意最初始就是“痒痒挠”,后来在演变中失去了实用功能,如意就成了一种代表美好寓意的陈设器物的专用词汇了,而且外貌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关于如意,八木直道谓“如意在日本奈良时代佛教任何宗派皆执之。

奈良朝以后,惟真言宗举行灌顶时之阿者梨和尚为必持之具。

今天台宗、净土宗、禅宗皆用之,而禅宗尤为必需之品”。

御礼履

圣武天皇御礼履,为歧头履,此履以赤皮为表,白皮为里,白绫为褥,黄金押缝,饰以嵌珍珠的银花,履头前端并镶有白色皮革六片。

《中华古今注》云“宋有重台履,梁有笏头履、分梢履、立凤履,又有五色云霞履”。

唐履的形制与此类相仿。

唐太宗文德皇后履至宋代犹存。

明顾起元《说略》卷二一载“唐文德皇后遗履,为米元章写图,左方有小跋,是元章为画学博士时笔。

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遗履,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

长尺,底向上三寸许。

中有两系,首缀二珠;首,古之歧头履也。

臣米芾图并书’。

阿斯塔那所出和正仓院所藏宝相花纹锦履

                                  蓝色环纹高柄杯

   正仓院藏的7世纪蓝色环纹高柄杯,足柄银质。

吹制成型,并在器壁上用热玻璃条缠出环纹作为装饰。

其为钙钠玻璃,安家瑶定此杯为伊朗高原所产的萨珊玻璃。

姊妹篇

    位于奈良的日本华严宗东大寺,有距今约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在这里设坛授戒。

在寺内西北角,有一处水塘,每当日暮时分,水塘里落日熔金,残霞如血。

秋色萧瑟之时,芦苇是池塘边唯一的陪伴,白鹭停栖在低矮的灌木之上,群鹿在塘边草地上追逐栖息,俨然一幅现实中的宋元绘画小景。

水塘的一侧,有一座用三角形木材不断叠加搭成的建筑,分为北、中、南三个仓库。

在朴素无华的仓库里保存有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宝物——这里就是正仓院。

正仓院内不但储存了数以千计的古代文物,它的建筑本身也是国宝。

在世界建筑史上,年代如此久远的木构建筑能保存至今,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建造正仓院

   公元745年,正值大唐盛世,日本圣武天皇决定建立规模宏大的东大寺,铸造日本最大的室内铜佛卢舍那大佛,传说它是光明皇后的化身。

同时,天皇命人用上等木料建筑了一座专门收藏珍贵物品的仓库,也就是今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正仓院。

当时,日本财政官府和各大寺院都建造了许多仓库,东大寺的正仓院共有十多座,但是随着岁月流逝,这些正仓先后毁坏消失了,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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