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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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化
青銅
銅是人類最早使用的金屬之一。
在鐵器出現之前，銅及其合金曾是用量最多、用途最廣、對人類社會發展所起作用最大的一種金屬。
我國曆史上的商代及西周時期是奴隸制社會鼎盛的時期，也是一個以青銅文化為主要特征的時期，青銅冶鑄業曾達到很高的水平，曆史學家們將這一時期稱之為“青銅時代”。
在青銅時代，銅器的工藝最能反映物質文化發展的水平和特征。
楚文化，是我國青銅時代的一種區域文化，青銅文化成為構成楚文化的主體的支柱之一。
青銅禮器是楚國銅器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當時的風俗好尚、意識形態、工藝水平、文化進程”均“蘊蓄於其中”。
楚國的青銅禮器有鼎、簋、敦、盞、壺（圖1）、缶（圖2）等。
鼎居青銅禮器之首。
周代任何一種區域文化的銅禮器的風格，都較為生動地體現在鼎上的風貌特征上。
楚國的鼎與其他各個區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於個性的形態特征，稱為“楚式鼎”。
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兩種具有代表性的鼎是升鼎和於鼎。
這兩種鼎從春秋中晚期開始到戰國晚期在楚國一直都很流行。
升鼎因這種鼎上銘文“[升鼎]”而得名，其特征是束腰和平底（圖3）。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升鼎。
這種風格的鼎為楚國所獨有，一般在高級貴族墓葬中發現，為楚國貴族身份的標志。
楚式升鼎束腰收腹，對鼎這一產生於原始社會的三足炊煮器，曆經夏、商、周三代沿襲數千年之久的傳統器形的一項最大膽的突破。
這一造型樣式上的翻新，一改傳統鼎呆板、死氣沉沉的風貌，而給人一種靈巧、生動的視覺效果。
鼎的造型的這一變化與楚人審美意識有著切的關系。
“楚王好細腰，國中多餓人”，人體審美中對細腰的喜愛，反映到青銅禮器的鑄造上就是束腰升鼎的產生。
商朝以來傳統鼎的形制中，只有方鼎為平底，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
圓鼎的器身一般采用與缶、罐、盂等器相類似的圈底。
而圓形的升鼎卻空前地在以優美柔和的圓弧線為主構成的器形中，引人了方硬而富有力度的水平橫線。
腹底由圓而變平，方折的口沿、底沿和耳沿，與外撇耳、蹄形足和內收的鼎腹等部位的圓弧線形成對比，剛柔相濟，使得鼎的造型賦於節奏和韻律。
在以禮樂文化為主體文化的社會中，禮器與樂器同是為禮樂文化服務的。
楚國青銅樂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鐘。
青銅鐘分為甬鐘、鈕鐘、鎛鐘三種，按一定的先後次序組合起來，稱為編鐘。
由於戰爭的需要，青銅被大量作來制造武器。
楚國出土最多的青銅後期器有劍、戈、戟、矛等。
劍在各類青銅兵器中數量最大，據不完全統計，在已發掘的3000餘座楚墓中共出600多把劍（圖4）。
戰國時代，隨著鐵器的長足發展以及社會的大變革，青銅禮樂器逐漸衰落，青銅的運用開始由禮樂文化轉向世俗生活。
楚人開始大量使用青銅制造日常生活用品。
楚人制造的最成功的銅器日常生活用品當數銅鏡和帶鉤。
楚國銅鏡獨具特色，稱為楚鏡或楚式鏡。
楚鏡以其類型和數量眾多而遠勝於其它地區。
據統計，出土楚鏡總數已達1000面左右，其數量遠勝於現以在中原地區出土的銅鏡。
湖南長沙是當時楚國的制鏡的中心，其次則是安徽壽縣和湖北江陵。
楚式鏡據其形態可分為方、圓兩種，以圓鏡為多。
按鏡背的裝飾，可分為多種類型，主要有：
素鏡、純地紋鏡、花葉鏡、山字鏡、菱紋鏡、蟠螭紋鏡、連弧紋鏡、透雕鏡、彩繪饒。
其中山字鏡、菱紋鏡、透雕鏡、彩繪鏡最富代表性。
山字鏡（圖5）和菱紋鏡是楚國最流行的鏡類。
山字鏡因鏡背以“山”字為主體圖案用紋飾而得名。
根據“山”字出現的數量，分為三山鏡、四山鏡、五山鏡、六山鏡。
而以四山鏡為最多。
山字鏡以湖南地區出土最多，占楚墓所出銅鏡80％左右。
山字鏡在中原也偶爾有發現，在河北易縣甚至更遠至朝鮮和前蘇聯境內阿爾泰山與巴澤雷克等地也有發現，可見楚銅鏡流傳之廣。
透雕鏡又稱夾層透紋鏡，由鏡面和鏡背兩塊銅片合貫而成。
鏡背的透雕圖案，以蟠螭紋為主。
江陵張家山201楚墓所出蟠螭紋透雕鏡（圖6），構圖勻稱，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
彩繪鏡是在素鏡背上用彩漆描繪紋樣，目前主要在楚墓中出現，如信陽長臺關、湖北江陵望山楚墓都有彩繪青銅鏡出土。
帶鉤即束腰革帶上的鉤扣。
在楚國貴族那裏，帶鉤不僅僅是服裝的附件，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帶鉤的選用的材質、制作精細程度以及大小都是成為判斷帶鉤價值的標准。
楚人的帶鉤通常是用青銅鑄成，名貴的則是用黃（白）金打就或玉石雕刻而成的。
江陵望山1號墓中出土了一件帶鉤，弧長46．2厘米，寬6．5厘米，如此之大的帶鉤，在現已出土的先秦諸國的帶鉤中可算是絕無僅有的。
湖北宜城楚皇城出土了錯金嵌玉銅帶鉤，造型奇特，呈變體鱉形，並嵌有薄玉片，制作極為精致。
在長期的青銅器制造過程中，楚人不斷提高青銅器的水平，制作工藝也日趨精湛。
楚人最常使用的青銅器制造工藝有陶範法、失蠟法、鑄鑲法。
陶範法是一種采用陶土制作鑄型（範）制作青銅器的方法。
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中出土有兩套共26枚編鐘，在青銅編鐘表面有陶範鑄造時的鑄縫痕跡。
曾侯乙墓出土19口紐鐘，同信陽楚墓編鐘一樣是采用陶範鑄成。
失蠟法是熔模鑄造青銅器的一種方法。
所謂“失蠟”法，是制作一個略小制成品的粘士模型，在它上面塗上一層蠟，在蠟上雕刻花紋後，再加上一層粘士，然後進行整個加熱，蠟熔化後留下空隙，然後將青銅注入空隙。
在古代希臘、埃及都曾使用這種方法鑄造青銅器。
在我國失臘法有使用僅見於楚國。
淅川下寺2號楚墓出土的銅禁（圖7）和曾侯乙墓出士的尊盤，均為失蠟法鑄造，它們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采用失蠟法的青銅鑄件。
經鑒定商周時期1000多件青銅器，可以肯定使用失臘法的鑄造的不過10件，均出自楚墓。
鑄鑲法是將紋飾是通過鑄造成型並通過鑄造的方法而鑲在青銅器的表面。
河南淅川下寺2號楚墓中出土的銅浴缶，其蓋和身均鑲有紅銅的夔龍紋和雲紋，蓋上4龍，腹部分兩組，共有18條龍。
這些紅銅紋飾先采用鑄造成型，經修整後再與器物本身鑄接在一起。
漆器
楚人生活在一個漆的王國中，生離不開漆，死也離不開漆。
其生時使用的日常生活實用器具和娛樂用品是漆品，死後喪葬用品也多用漆品。
生活用具如漆杯（圖1）、漆碗、漆豆（圖2）、漆盒（圖3）、漆卮、漆盤、漆勺、漆方壺、漆案、漆俎、漆幾（圖4）、漆杖、漆箱、漆床等；娛樂用具如漆鼓、漆瑟、漆琴、漆竹笛等；工藝品有如漆鹿、漆座屏；喪葬用品有漆鎮墓獸、漆木俑、漆棺（圖5）等。
楚國漆器的胎體中占絕大多數的是木胎。
楚國漆木胎的制法主要有斫木成、卷木成型、鏇木成型以及雕刻、拼接等。
所謂所木成型，就是斧砍刀削而成型，漆耳杯（見圖6）多數是采用整木塊挖內成型，然後削其外形。
卷木成型，是將木板卷起來之後做成器物的胎體，如漆奩、漆卮等的器壁一般都是這樣制成的。
一些胎體較厚的圓形器物、如圓盒（圖7）、樽等采用鏇木成型的方法，其內空部分采用挖制，而器表采用漩制。
在楚國本胎漆器胎體的制作中，最富於藝術特色的是那些采用透雕、圓雕及浮雕工藝加工成型或再進行拼合的器物。
如虎座飛鳥（圖8）、彩繪木雕座屏等。
夾苧胎采用苧麻紡成的織物主原料制成的漆器胎體。
夾苧胎漆器具有堅實精巧，容易成形等特點。
至今為止，在我國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夾苧胎漆器實物出自楚墓之中。
湖北江陵馬山1號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繪漆盤，為夾苧胎漆器，器內外均黑地朱繪各種雲紋和風鳥等花紋圖案。
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彩繪漆鞘，是一件十分輕巧的夾苧胎漆器，漆鞘全身裸黑漆，朱繪花紋，在鞘的一端繪有雲紋和鳳紋。
此外，還有皮胎、竹胎、金屬胎、陶胎以及絲麻織品髹漆物等。
皮胎皮革具有輕巧、柔軟、易於成型、不易開裂等優點，因此是制造甲胃的好原料；但皮革又有怕潮濕、外表不美觀的特點，所以楚國人在制作甲胄時往往要進行髹漆。
江陵藤店1號墓出土的皮甲、江陵拍馬山5號墓出土皮甲漆片、長沙戰國墓出土的黑漆彩繪漆盾等都是楚國皮胎漆器的實物。
楚國的竹胎漆器以竹編織物最為精致。
楚國的竹編織物在許多楚墓中都有出土、是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
如江陵馬山1號楚墓出土竹器27件，其中髹漆竹器有竹扇（見圖9）、小型竹笥、圓竹筒等。
該墓出土的竹扇制作精細、保存完好，出上時色澤如新，扇面成梯形，經蔑紅色，緯蔑黑色，用三經一緯的細蔑編織而成。
出土楚國漆器中，彩繪漆器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如雨臺山楚墓出士２72個漆耳杯中，沒有紋飾的素面耳杯只是少數，絕大多數是彩繪耳杯，耳杯上的紋飾顏色有金、黃、紅等；江陵望山楚墓出土耳杯上有白色的花紋，出士的彩繪木雕座屏上，其彩繪花紋色有紅、綠、金、銀等多種，其中綠色甚為鮮明；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出土漆瑟殘片上，其彩繪的顏色有紅、黃、綠、藍、白、金等。
雨臺山楚墓出土的漆器以黑、紅漆為地色，一般在器表髹黑漆，器內髹紅漆。
表明當時楚國的漆工藝中，已經采用了多種顏色的“色漆”。
要獲得有色漆，必須與植物油配合使用。
漆器是雕塑和漆繪高度結合的產物。
胎體的造型和漆繪的圖案與色彩都反映了楚人的審美觀念和藝術品味。
就造型藝術而言，楚漆器反映的主要對象不出乎自然與神怪。
楚人祟尚自然，對自然界的生命的運動，對自然界的萬物和諧都具有強烈的贊美之情。
因此，楚國藝術家通過雕塑造型的手段逼真傳神地摹寫自然界的生靈，大到鹿、虎，小到蛇、蛙都是他們表現的對象。
這些形象以形寫神，栩栩如生。
彩繪木雕座屏以透雕和浮雕相結合的手法，再現了五十五個動物彼此爭鬥的情景，高度濃縮一幅大自然中生存競爭的情景。
楚人信仰神靈，他們是相信天地萬物皆有神存在泛神論者，因而神靈也成為他們造型藝術表現的主要對象。
他們的神的形象是對自然生靈的另一種方式的表現。
各種神的形象都是來自於自然界真實生命構成部分的重新組合。
傳說中的龍鳳就是綜合眾多動物的特征而形成的一種超現實的虛擬的動物，龍鳳等虛擬動物再與現實生活中的其他動物相結合構成想象奇特的神靈形象，如鎮墓獸和虎座飛鳥。
就漆繪藝術而言，楚漆器的漆繪既有裝飾性抽象化的動植物紋樣，也有有寫實性的情景繪畫。
漆繪內容多與器物造型緊密配合。
裝飾性的紋飾多為龍鳳紋和雲雷紋。
龍鳳是楚藝術的母體。
楚漆器上的鳳紋變化多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有些鳳紋甚至符號化了的鳳頭或鳳尾紋。
在楚漆器的裝飾中，雲雷紋占有重要地位。
楚漆器上的雲雷紋舒雲漫卷，靈活自如。
江陵雨臺山楚墓出土有彩繪雲雷紋木梳和彩繪雲雷紋蛇卮。
楚漆器上漆繪內容客觀反映當時楚國的宗教生活與社會生活。
如信陽長臺關1號墓出上的彩繪瑟上的巫師圖、燕樂圖、狩獵圖等等。
楚國漆器的彩繪風格主要是線條畫與平塗畫相結合，這種畫法可能是從青銅器上冶鑄的平塊花紋和線條紋飾發展而來的。
由於當時彩繪的工具是毛筆，因此漆器上的彩繪線條顯得比較流暢。
楚人對漆器的裝飾除了彩繪外還有貼金、描金等手段。
漆器上的貼金裝飾在我國出現的時間較早，在商代就已經出現。
貼金漆器在楚墓中也有發現：
1972年至1973年發掘的湖北襄陽山灣東周墓，其中27號楚墓在棺木痕跡中還夾有綠色的漆皮和不少金箔，這座墓的棺是髹黑漆的，並有貼金的花紋。
可見，這種裝飾是用漆作粘按劑將金箔貼在已髯飾好的漆面上。
“描金”，即是在漆器上描繪金色花紋。
信陽長臺關楚墓出士漆瑟殘片上，就有用極細的金彩在獸身周圍作平塗；長沙仰天湖戰國墓出士的彩繪雕花板紋飾上也大量用金。
絲織與刺繡
考古發現的楚國絲織品至今已的幾十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湖南長沙、河南信陽、湖北江陵等地。
綜合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楚國絲織品和主要種類有：
紗、彀、羅、絹、紈、縞、綈、組、縑、綺、綿、絛等，品種十分齊全，幾乎包括了先秦絲織品的全部品種。
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是一座小型的貴族墓，共出土各類衣物35件，其中有刺繡的衣物有21件。
這些衣物由8個品種的絲織物制成，另在四件竹笥中裝有12個品種的452片絲織物碎片。
這座楚墓出土的絲織品品種之多，工藝之精，保存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
江陵馬山一號墓因此被稱為“絲綢寶庫”（圖1，九道錦帶包裹）。
絲織品的大量隨葬說明絲織品已成為貴族炫耀財富的象征。
絲織物的結構和織作方法，是衡量紡織技術水平的綜合標志。
楚國絲織品質地輕薄。
長沙左家塘44號楚墓出士的一塊淺棕色絡紗手帕，其輕薄程度相當於現代的真絲喬其紗。
這說明當時楚國在紡織生產上已經具有精湛的技巧。
楚國絲織品經緯密度大。
江陵馬山一號墓出士的衣物中，絹的用量最多，計55件。
其中枕套的絹面經緯密度最大，為每平方厘米164ｘ66根，超過了長沙馬王堆漢墓所出土的絹的經緯度，可與當今降落傘相媲美。
最能反映當時絲織技術水平的織物是錦。
錦是一種經線提花織物。
在古代要具有高級身份的人才能服用錦衣、錦衾和錦帽。
錦的提花技術也是相當複雜的。
組造時，按設計的圖案用提花技術控制經線的沉浮，織出花紋，花紋越大，技術也越複雜。
楚墓大量出土彩錦，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錦最多，不同花紋的就有十餘種，充分說明當時已有了先進的提花織機和熟練的織造技術。
楚國絲織品的色彩，以紅色、棕色為主，這與楚人崇火尚的風俗相一致。
從色譜上進行分析，有黃、紅、紫、藍、綠、褐、黑等色，可見其色譜已經相當完整。
僅江陵馬山１號墓出土的絲織品的色彩，就有深紅、朱紅、桔紅、紅棕、深棕、棕、金黃、土黃、灰黃、綠黃、鈷藍、紫紅、灰白、深揭、黑等數十不同色彩的色號。
楚國的染色工藝的石染和草染兩種。
石染以礦物為染料，染色方法主要是塗染，常見的有朱砂、孔雀石（綠）、胡粉（白）等。
這些都是楚地的石染原料。
草染以植物顏料為染料，主要是揉染和浸染。
草染的顏色主要有藍、紅、紫、黃、黑等。
楚國絲織品上的紋飾，從施紋的技巧而言，可分為編織和刺繡兩種。
編織紋飾是以絲織工藝中的提花技術的發展為基礎的。
由於受到施紋技術的限制，編織紋飾的題材和造型也受到局限，主要以幾何紋為主，人物和動物題材只占少量。
提花絲織品的幾何紋樣主要有：
大菱形紋、小菱形紋、塔形紋、十字菱形紋等。
各種幾何形紋飾中，以菱形紋（圖2）最為變化多端，奇詭如迷宮。
幾何紋飾線條規整勻稱，色彩層次清楚，立體感強，給人以對稱、均稱、平衡的形式美感。
絲織提花紋樣中還有少量的人物紋和動物紋。
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大變革，以及人本主義思潮的高漲，對生命與自由的向往在各種藝術形式中反映出來，這種新的氣象在絲織品編織紋飾中的動物、人物紋飾生動地表現出來。
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一件絛帶上的田獵紋是一個完全寫實的紋樣，描寫的是貴族進行田獵活動的場面。
田獵紋絛（圖3）用棕色、士黃、鈷藍色相間織出二人禦車追逐獵物、奔鹿倉皇逃命、武士執劍與盾搏獸等戲劇性的生活場景。
幾何圖案化的各種人和動物形象都能巧妙抓住對象主要特征予以生動地表現。
將這類充滿激烈運動，扣人心弦的場景設計成編組紋樣。
這種寫實風格有花紋在先秦絲織品中還是第一次發現。
另一件具有代表性的編織紋絲織品是馬山1號墓出土的動物舞人紋錦（圖4），這也是一件反映貴族生活題材的作品。
舞人動物紋錦的花紋由七組不同的動物和舞人構成，其中長袖飄拂的歌舞人物，長尾曳地的峨冠鳳鳥，以及兩組姿態不同的爬行龍，都顯得意趣盎然。
刺繡是用多種彩色絲線在絲織品上鎖繡紋飾一種工藝。
楚國的刺繡實物，在長沙五裏牌、烈士公園、江陵望山和九店都有發現。
特別是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了許多保存完好的刺繡品，為研究楚國的刺繡工藝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剌繡題材以動物、植物為主，而動物中又以龍（圖5）、鳳（圖6）為主，江陵馬山出土的刺繡品花紋有10多種：
蟠龍飛鳳紋繡，舞鳳舞龍紋繡，花卉蟠龍紋繡，一鳳二龍相蟠紋繡，一鳳三龍蟠紋繡，鳳鳥紋繡，鳳鳥踐蛇紋繡，舞鳳逐龍紋繡，花卉飛鳳紋繡，鳳龍虎紋繡，三首鳳鳥紋繡，花冠舞鳳紋繡，銜花鳳鳥紋繡，鳳鳥花卉紋繡（圖7）等。
在龍、鳳主題之外，有的紋樣還有虎。
動物紋樣伴以花草、枝蔓，或為紋樣的有機組成部分，或作為紋樣的間隔、填充，表現了自然界的生機與和諧。
鳳鳥的形象屢屢出現，但絕不重複，從視角而言，有正面也有側面；從動作而言，或飛翔奔跑，或追逐嬉戲，或鳳昂首鳴叫，或顧盼生情，盡現鳳鳥百態；或踐蛇而舞，或與龍相皤，或與虎相鬥，顯示出鳳鳥的神異力量。
刺繡的代表作品有《三頭鳳》（圖8，三頭鳳局部）《鳳鬥龍虎》等。
馬山一號墓刺繡的繡線顏色極為豐富，有棕、紅棕、深棕、深紅、桔紅、淺黃、金黃、土黃、黃綠、綠黃、鈷藍等12種之多。
科學技術
作為楚文化組成部分之一的科學技術，在楚國的早期階段已有了發展。
楚國科技發達的領域主要表現在農業生產技術、青銅冶鑄技術和天文學等方面。
首先，在農業生產技術方面。
楚人已超越了“刀耕火種”的原始的生產方式，而采用新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
火耕水耨是古代的一秤耕作方法。
《史記·貸殖列傳》稱楚越之地“火耕而水耨”，“火耕”即用火燒掉荒地上的野草，然後下水播種，這樣既可增加水田肥力，又可用草灰作肥料；“水耨”是將稻田中的雜草灌水漚腐，化作肥料。
實際上，到了春秋時期，楚國的農業生產技術義進了一步，越過了“火耕水褥”水平，而開始使用青銅與鐵制農具（圖1），並采陂灌與井灌技術。
湖北襄陽山灣出上一批春秋晚期銅器，其中有斧、缽、鐮刀、削刀、鋤（圖2：
鐵口鋤）等。
春秋中晚期和戰國時期，鐵器的生產工具已在楚國廣泛使用。
鐵器工具的廣泛使用，大土地開墾與農業精耕細作創造了良好條件，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
與此同時，楚國的農業在春秋時期還開始使用了銅或鐵犁，代替了過去的石犁。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鑿井技術、井灌技術也已經相當發達，井的種類依井圈質料分。
有陶井、木井、柳條井圈井等，楚國農民已懂得運用桔杆汲水澆灌園圃。
楚人在長期征服水旱災害中創造發展了農田水利工程，這些工程促進了楚的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有利於楚國力的增強。
在楚國興建的水利工程中，以期思陂與芍陂最為著名，其中期思陂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並將期思之水引入雩婁之野，這是一條主幹渠，由莊王時期的孫叔敖（圖3：
孫叔敖墓）主持興建。
期思陂的建成，為大面積發展水田作物提供了有利條件，使水稻的大量種植成為可能，楚莊王在期思陂建成後不久即破格重用了孫叔敖為令尹。
自此以後，楚人推廣了截引河水的工程技術。
楚國的青銅冶鑄技術起步較晚，但後來居上。
楚成王征服江漢後，青銅冶鑄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大冶銅綠山古銅礦的開采不晚於西周，是我國迄今發現規模最大的而且保存最好的古銅礦，礦區長約2公裏、寬約1公裏，采用豎井與橫巷結合的開掘方式，礦區還發現煉銅豎爐十多座。
楚國的紅銅冶煉基地在大冶附近，而青銅鑄造地則在郢都紀南城及附近地區。
礦產原料來源有了保證，產品也就增長了，豐富的實踐，促進了鑄造工藝的進步與發展，到莊王以後，楚國銅礦的采掘、冶煉，青銅鑄造等都已超越中原與吳越，在春秋中晚期位列諸國之首。
楚國的青銅鑄造方法分鑄法、失蠟法等。
所謂分鑄法，即器身與附件不是一次鑄成，往往先鑄附件，再鑄器身，然後用銅或錫作焊劑把器身與附件焊接起來。
另外還有用失蠟法與漏鉛法鑄成的。
失蠟法先用蠟料作出鑄件的模型，可在蠟模上作出繁複的紋樣或使之具有複雜的形狀。
在蠟模的表面塗以粘土及沙石的粉末等，加熱烘烤，蠟模熔化流出，從而形成堅硬的鑄件用範。
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失蠟法鑄件是楚共王熊審盞。
河南下寺楚墓出土的銅禁、銅盞及曾候乙墓出土的尊盤（圖4）也都是我國早期的失蠟鑄件。
在當時條件下，楚國的這種青銅鑄造方法與技術顯然是第一流的。
髹漆工藝是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
髹漆業是春秋時期興起的手工業，但以楚國的漆器最為精美。
楚國的漆制品中，花紋的顏色就有紅、綠、金、銀等色，表明楚國的漆工藝中，已經采用了多種顏色的“色漆”，“色漆”一定要在漆中添加植物油。
楚國制漆工業的發展，特別是植物油的熬制，可以看作是高分子化合物的加熱聚合問題，它標志著我國古代漆化學的萌芽。
特別是油漆並用工藝的產生，是髹漆工藝的一個重大發展，它標志著原始的塗料工業從單一材料向複合材料的進步。
春秋戰國時期，楚人掌握當時一流的絲織工藝。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而先秦時期的絲織品在1981年以前，只有殘件或殘片發現。
1982年，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了絲織衣物35件，品種之繁多，工藝之精湛使世界考古學家為之震動。
人們終於看見了中國古代絲綢光輝燦爛的面貌。
經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理化分析室對絲纖維進行鑒定，其結果是各種特性棗即顯微鏡所示縱面投影形態（圖4）、X光射線所示第二峰值的20數值、吸熱峰值和氨基酸含量等，都與現代湖北桑蠶絲纖維相同或相似，證明這些絲織品具有很高的工藝水平，並且是楚國自己的產品。
這些絲織品按其織造方法和組織結構，分為絹、綈、紗、羅、綺、綿、絛、組八類。
這些絲織品幾乎包括了先秦絲織品的所有種類，其精美程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由出上的實物證明，戰國早期楚國的繅絲織帛水平居列國之首。
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是當時天文學最發達的諸侯國之一，楚國的職官中專設有大史和蔔尹，負責觀察星象、研究天文。
《史記·天官書》列舉了自遠古高辛氏至戰國時期的天文學家共十四人，其中有兩位是楚國人，他們是甘德和唐昧。
甘德長期觀察研究天象，曾系統地觀測了金、木、水、火、土五個行星的運行規律，精密記錄了恒星的位置，編成恒星表，他還著有《歲星經》與《天文星占》兩部著作，後人將《天文星占》與魏人石申所著《天文》兩書合成一書，名為《甘石星經》，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份恒星表。
據唐人《開元經占》記載，甘德曾觀測到木星的衛星小赤星，這個發現比意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和德國天文學家麥依耳早了近二千年。
甘德與石申還研究整理了二十八宿體系。
一九七八年，湖北隨州市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一個漆箱，箱蓋上按星空方位寫著二十八宿星名，漆箱箱蓋面黑漆底色上繪紅彩，中間用粗筆寫著一個篆文的“鬥”字，繞“鬥”字一圈用篆文寫著二十八宿名稱，蓋面一端畫著青龍，一端畫著白虎，四周繪有圖案。
這表明二十八宿學說在楚國已廣泛流行，這幅二十八宿圖，是保存至今的珍貴的天文學資料（圖5）。
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雜占》帛書，系戰國時楚人所著。
帛書畫有二十九幅名稱、形狀不同的彗星，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關於詳細描繪彗星不同形狀的圖，無疑是一份極其珍貴的天文學研究資料。
楚人在數學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1984年在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中出土的《算數書》是我國數學史上也是世界數學史上驚人的發現，它把我國數學的成書年代提前了300多年。
該書由兩百餘支竹簡組成，全書內容分為計算方法數學應用兩部分。
據考證，此墓主人是楚國人，《算數書》成書不會遲於戰國晚期、其內容和書寫體例，都與遲於它約三個世紀的我國古代的數學名著《九章算術》相近。
因此，它可能是《九章算術》的母體。
《九章算術》是中國古代傳統數學的代表，其思想方法是著重應用與計算。
商業與貨幣
楚地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有發展商業的基本條件。
商、周以後，楚地豐富的物產就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原。
春秋後，楚國與中原各國經濟交往更加活躍。
楚與晉、齊等所謂中原“上國”的經濟交往是很密切的。
鄭、陳是楚北上與齊、晉爭霸的中間地帶，同時也是楚、夏經濟交流的樞紐。
戰國時期，楚國疆域幾乎囊括半個中國，故其物產豐富，商業活躍，在戰國時代的各國經濟貿易中舉足輕重。
當時楚國輸往中原和其他各地的物品，有穀類、絲織品、漆器、璣、珠等，以及魚鱉、黿、鼉、洞庭之鱒、雲夢之芹、雲夢之柚等土特產品。
根據考古發掘資料證明，楚國絲織品還遠銷到今西伯利亞地區，在西伯利亞地區阿爾泰巴澤雷克古代遊牧民族的貴族墓葬中發現有與楚國相同的龍鳳紋繡絲織物。
約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東山時期，文郎文化在東南亞一帶傳播，出現了鐵器和漆器。
此鐵器、漆器可能是從楚國輸傳過去的。
在頻繁的貿易中，楚國也從中原等各地輸入各種物品。
如“秦篝齊緩，鄭綿絡些”、“晉制犀比，費百日些”（《楚辭·招魂》。
）、“吳酸蒿蔞，不沾薄只”、“吳醴白[艸/檗]，和楚瀝只”（《楚辭·大招》。
）、“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楚辭·九歌·國殤》。
）等土特產品，則來自秦、鄭、晉、吳等國。
楚國玻璃則自春秋末戰國初興起，其中“晴蜓眼”式的琉璃珠，其紋飾、顏色與西方同類的玻璃珠相同，可見由於楚國與南亞地區早就存在經濟文化往來，西方的玻璃工藝也就經過南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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