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文化三大特色李先逵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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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文化三大特色李先逵分析
中国建筑文化三大特色
李先逵
内容提要
创造中国特色建筑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之路,应当认真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华加以汲取。
中国建筑文化有三大基本特色,一是深沉高迈的文化哲理,对建筑名称包含强烈文化意义,从哲学高度理解建筑本质,应用阴阳数理哲学表现艺术美学精神,创造独具一格的礼制建筑;二是重情知礼的人本精神,坚持以人为出发点的设计原则,亲近人的尺度营造空间环境,注重建筑环境的教化功能,强调建筑组群有机整体性,表现了“院落文化”的群体意识;三是“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人居环境应与自然环境相协调适应,广泛应用风水学说指导建筑选址规划,创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山水城市,崇尚“中和美”的环境美学观,创造了极富特色的自然式中国园林艺术,把“意境美”的追求作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最高审美理想。
中国建筑师应加深中国建筑文化修养,融入时代精神创造新的建筑理论。
关键词:
中国建筑文化特色理论创新
在当今丰富多采的中国现代建筑创作舞台上,凡严肃的负责的中国建筑师都无不在思考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之路。
这是一条艰辛的路。
它需要把传之欧美的现代建筑文明同源之本土的传统建筑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富于个性特色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随国门打开,当代西方现代建筑各种思潮理论、流派如洪水般涌入,虽然仍需要更深入地熟悉,“食洋”求化,但至今已不觉新鲜了。
相反,在“食古”的另一方面,由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中国文化传统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传统文化的余波未尽,暗流潜行,尤其在不少中青年建筑师中,崇洋甚于鉴古。
在当今的建筑创作中,之所以欧陆风盛行,盲目模仿、抄袭西方现代建筑风格大行其道,原因固然复杂,但鄙薄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研究自己本土历史建筑文化的思想倾向,却是一大重要原因。
此外,在如何学习传统建筑文化精神上也存在模糊的观念,认为传统建筑作为一种古典的形式已经过时,提继承发扬传统的创作不能体现时代精神等等。
不少对传统理解的片面性在于只看到外表形式的学习,而没有体味到更实质的学习是在对建筑本质内涵的认识。
也就是说,对中国建筑传统的认识应该从建筑文化学的观点,从建筑观的高度,从建筑哲学原理的把握上去加以阐释和理解。
从这个角度分析,笔者认为相比西方古典建筑文化而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应当有以下这样三大基本特色,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新的审视,以吸取其合理的营养。
一、深沉高迈的文化哲理
从艺术本质来看,建筑艺术如同音乐艺术一样,富于抽象的寓意性,以特有的符号语言表达一定的情绪和感受,所以,它们属于一种象征主义艺术,用这样的象征手法来映射人类的思想意识。
如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中,用罗马式风格表现庄严,用希腊式风格表现公正等等。
虽然其中也反映出一定的文化意义,但较之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底蕴来,却是失之浅表。
由于中国文化哲学的早熟,使之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的灌注和培育则比其它建筑体系显得格外的悠久、自觉、深刻、成熟,因而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文化哲理更加突出,更具普遍性。
从宫殿、寺庙建筑直至普通民居、小品园林,莫不充满丰富多姿而又深沉高迈的哲学意识,其建筑形态表象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思维理念、心理结构以及人生观和宇宙观的体验,从而更加深刻地体现着建筑的本质。
言其中国建筑文化博大精深,实为历史的验证,绝非夸张之辞。
正如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中国建筑精神在于:
“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不论集中的,或是分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地出现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
”这的确颇有见地。
中国建筑文化哲理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举其大要可列陈数端。
首先,在对建筑的名称上,就可看出强烈的文化意义。
如称建筑群中位于主体位置、形体高大的建筑为“殿”或“堂”。
据《释名》则有:
“堂,犹堂堂显貌也,殿,殿鄂也。
”这是将形容词名词化,以之命名这种高大壮丽的建筑,可说是形神韵皆备,这名称本身就已含有某种文化意味,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不似西方建筑,直呼其名为教堂或神庙那样直白。
又如“馆”这种建筑类型,据《说文》:
“馆,客舍也。
”从食、从官,为宾客食宿之处。
初始本义,即“客官居所”,如招待所,因而有欢迎、公共用途之义。
后加延伸义,则赋予社会学意义,“馆”字便大行其道,用于学馆、公馆、会馆,以至现代的图书馆、旅馆、博物馆等等。
这个“馆”字便含有迎接、开朗、活泼、公用的含义,使这类建筑性格特征展露无遗,其文化意蕴也溢于言表。
其次,对建筑这一客观对象的定义理解,中西的观念也大异其趣。
关于“建筑”的意义,在西方建筑学中,不知凡几,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说法,诸如“建筑是庇护所”、“建筑是艺术和技术的总和”、“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是空间的艺术”等等。
这些说法固然都有一定的真理性,但究其建筑哲学的高度,都不及中国的定义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据可能传至汉代的古籍《黄帝宅经》,其中有一句十分特别的话云:
“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
”意思是建筑(住宅)是介于天地间阴阳之气交汇聚集之处,是人类社会家庭生活准则的空间存在模式。
这句话前半句说的是建筑的自然属性,后半句说的是建筑的社会属性。
这是多么全面的大建筑观的定义。
这是建筑的哲学定义。
这是站在整体辩证的高度,以宏观把握的视野道出了建筑更本质的文化哲理内涵。
从现代建筑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建筑作为社会文化的最庞大的物化形式和空间载体,既是时代特征的综合反映,又是民族文化品格的集中体现。
归结到一点,它最终应是建筑所有者思维观念的哲学表达。
建筑的本质,可以说是用独特的“住”的建筑语言,表述营造者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哲学观念,以及他们对人生观、宇宙观的把握和理解。
应该说,中国建筑文化对于建筑的哲学定义更明确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第三,应用阴阳数理哲学的方法指导中国建筑的营造,以体现中国建筑的艺术精神,从而成为传统建筑文化的象征主义美学原理。
被誉为中国哲学之源的三千年前的周易哲学奠定了中国数理哲学的基石。
《易·系辞上》:
“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从中可以看出,“数”与“象”关系之密切。
诸如“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天数为阳,地数为阴”等河图洛书中神秘数字的组合所表达的文化哲理都对本身就离不开数字尺度的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象”。
以数取象,以象喻理,以理成境,这些原则都强烈地灌注于建筑营造设计之中,达到和谐有序,情理相融的艺术感染力。
如住宅作为“阳宅”采用“阳数设计”,先秦典籍记载建筑等级要求,以横向三、五、七、九开间的奇数展开,高度尺寸也按等级以奇数决定。
帝王大朝金銮殿号称“九五之尊”,则取阔九间、深五间为建筑最高规格。
唯一例外按偶数设计的是藏书楼,如文津阁、天一阁,取开间六、层数二。
则依据《易·河图》“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思想确定设计原则。
至于北京城市规划,天坛布局与个体设计其应用数理象征主义手法更是达到极高成就。
可以说从总体到细部,从建筑型制到构造作法,莫不表现出一种具有深刻寓意的数理关系,从而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古典模数理论。
“美在和谐,美在规律”,中国建筑艺术精神理性的浪漫和律动中和美的要义也就蕴含在这里。
第四,独特的礼制建筑是中国建筑博大精深文化哲理的最集中体现。
如明堂、辟雍、坛庙、宗祠等等,其源起悠远。
这种建筑型制具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性和纪念性,集中反映了宗法礼仪、意识形态、哲理观念,不但在使用上包含着重大政治社会内容,而且要求有更高的艺术形式加以表达。
没有这样的礼制建筑,甚至“国不将国,君不将君”。
因此,这类建筑的哲理精神显得更为鲜明和突出。
它不仅把社会伦理人生哲学作为设计主题,而且更将其上升到把宇宙时空的自然哲学观作为重大的设计主题,同时还使这二者相互结合达到极为神圣、至高无上的境界,在地位等级上超越其它任何建筑类型,有的甚至高于帝王的宫殿。
使这种建筑类型成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建筑,这可以说是中国建筑文化史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建筑史的一大奇观。
这类礼制建筑,每一种型制都具有特殊的含义,在传统哲学之母阴阳哲学观指导之下,充分应用象征主义数理设计的方法,创造尽善尽美的艺术形式,追求群体空间有机统一的整体境界,达到社会教化熏陶的目的。
这种设计意念,经历代匠师千锤百炼,在设计手法、构图原理、造型模式、艺术表现上,日臻成熟规范,充满了既理性又浪漫的艺术精神,展现了中华东方文化的无比智慧和独创性风采,同时也展现了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三千年前周代《礼记》载明堂型制:
“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象玉潢,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
”这种喻义天象的艺术构思在世界建筑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至于“左祖右社”建筑型制,更是作为立国之标志,天下之象征。
还有京城四周的日坛、月坛等五坛制度,以及遍及神州的五岳五镇四渎建筑,都是天下不可复二的特殊礼制建筑。
在这方面,北京的天坛建筑群尤其是其典型的代表作。
天坛以“天”为主题,充分表达中国人的“天园地方”古典自然哲学观,其数理构图比例、群体组合等方面手法和技巧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祈年殿作为“时间的建筑”,环丘台作为“空间的建筑”,整个天坛就是一座反映东方宇宙时空观的哲学建筑。
这种大手笔使这座建筑成为唯一的天下独步之作,被中外识者赞誉为“完美无暇”的古典建筑精品。
二、重情知礼的人本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以人为本,一切从人的主体出发,体察人与自然和其它事物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相互的关系,使之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
重亲情,讲人伦,知礼仪,劝教化,倡理性,凡事中庸有度,不事张狂,成为其文化特点。
即使信奉宗教,也主张相互并存,宽容兼行,少有宗教迷狂,不知节制。
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本质上可以认为是一种人伦文化,人本文化。
而中国传统哲学则是一种伦理哲学,人性主义哲学。
不象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古典文化是神的文化和神的哲学。
虽然这种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性的内容,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
这是不言而喻的。
如人伦,在封建时期肯定是封建的人伦关系。
但这一原理用于新时期,则应有新时期的人伦关系内容,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传统文化哲学重情知礼的人本精神渗透在中国的几千年社会生活之中,建筑作为社会生活的文化容器,必然在各个方面强烈地体现这种精神。
不仅是宫殿、寺庙建筑,尤其是居住建筑更是如此。
从建筑布局、功能使用、空间环境,到构造尺度、装饰装修、家具陈设等等莫不浸染着人本主义的精神追求。
这种人本精神在设计理念上集中表现在以下诸点。
一是以人为出发点的设计原则。
在平面布置和功能使用要求的安排上,十分注重使用对象相互关系的决定作用,并成为一条设计基本原则,也就是“人伦之轨模”的设计原则。
即是说建筑设计最根本的是要反映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确定的规范关系。
建筑就是人际关系的空间模式。
如作为封建统治中心的皇宫,不仅要采用庄严、壮观的构图手法来突出皇权至上的设计主题,更重要的是要遵从礼制名份,尊卑等级,反映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理论基础。
北京故宫布局就是这样的范例。
在设计构思上故宫分前朝后庭二大部分。
外朝属阳,天子公事之用置于前,设三大殿,空间处理宽敞、通达、宏伟。
内庭属阴,寝室生活之用,置于后,设二宫,及后妃六宫六寝,空间处理则紧凑、亲密、精细。
在一般住宅四合院中人伦关系反映在平面布局上更是十分严格。
长辈住上房,哥东弟西,女眷居后院不迈二门,如此等等。
其功能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以及各式人等在其中的活动规律。
而现代建筑理论同样强调人的活动分析,主张最大限度地关注人,着眼于人在建筑中的行为方式,要研究建筑心理学、行为学等等。
应该说,研究人的心理行为以指导建筑设计,在中国建筑文化尤其是丰富多采的民居建筑中,有许多体现人生亲情和人情味的设计内涵是可资借鉴学习的。
二是以人为本的空间环境尺度。
中国建筑总的来说均以近人的尺度营造形象、空间和环境,显得亲切平和,以阴柔之美的艺术感染力见长。
即或是高大壮丽的宫殿、寺观,尺度虽有扩大,但也有所节制,把握适度。
不是以超乎寻常的夸大尺度使人在建筑面前感到渺小得似乎并不存在。
不象西方哥特建筑或罗马穹顶教堂建筑那样,尽其无比的尺度夸张,追求疯狂的高直空间和宏大飞升的穹窿,目的只在营造神的空间和气氛,无视人与空间的亲和力,只是让人在这种空间中压抑得听任神的驱使摆布,实现宗教对人心灵的震慑。
中西建筑美学观不同尺度的应用就在这空间环境人与神体验的区别。
因此可以说,中国建筑空间尺度是以人为本,而西方建筑空间尺度是以神为本的。
三是建筑环境的教化功能。
讲修养、重教化、广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一条准则。
在营造建筑环境中这条准则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众所周知,无论寺庙修行或家居休生养性,应用对联,匾额等装修手法,把人生哲理、传统美德、儒教家训等同建筑结合起来,形成强烈的人文环境,达到教化的目的。
各地传统民居形形色色的装饰图案,如砖木石三雕,陶灰泥三塑,油漆彩画等,讲求“鹿鹤同春”、“喜雀闹梅”、“遍地呈福”等等图案象征生活美满、吉祥如意等寓意,莫不表达礼乐并行、情理通融的人生追求和耕读文化的生活乐趣。
在满足建筑物质功能的同时,刻意强调建筑精神功能的重要意义,有时甚至后者更重于前者,成为中国建筑人本精神的一大特色。
四是建筑组合整体有机的群体意识。
中国建筑在观念上从来是整体重于布局,群体重于个体。
在营造方法上,院落围合重于室内分划,有机统一重于单体表现。
所谓一座建筑常常指的是一群建筑的组合体。
如民居中常以某院代表这一组群若干个院落,诸如“王家大院”、“李家大院”等称呼,都是若干幢单体的组合,是一个“群”的概念。
院落是建筑群体组合的基本空间单元和母题。
庞大的建筑组群都由院有机衍生而成。
同西方院落不同,中国建筑院落的构成和功用常被赋予极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因此,要懂得中国建筑,必须要懂得中国建筑的“院落精神”。
“院落”是中国建筑的灵魂和精髓。
中国建筑文化即是“院落文化”。
这种“院落文化”也就是中国建筑人本精神群体意识的体现。
虽然它源自家族血缘政治的产生,富于封建宗法的色彩,这是客观社会因素的消极影响,但就群体组合有机统一整体的设计意念和方法上,却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
中国建筑组群设计变化万千,群体艺术魅力无穷,空间环境丰富多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和境界,有着取之不尽的经验、技巧和智慧,还需要我们加深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挖掘开拓这一文化遗产宝库。
三、“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
以周易为肇始的阴阳哲学被称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母,与西方古典哲学相比,最本质的差异莫过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
所谓“天”,即是客体存在的宇宙、自然及其规律。
所谓“人”,即是主体存在的社会、人生及其规律。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看来,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具有同构同源的特征,有共同的规律性和哲理性。
因此“天人合一”又有“天人同构”、“天人感应”等各种说法。
用现代观点来理解“天”这个客体和“人”这个主体,无论它们是多么的不同,但在发展规律上是和谐一致的,在哲学的高度上是统一相通的。
应该说这是十分合乎现代科学观和辩证法的道理的。
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理论观点显示了东方文明的睿智。
它对于今天的世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极富启迪意义。
不少西方学者鉴于后工业化的负面效应,对不尊重自然与生态而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痛加反思,而将目光转向东方文化哲学寻求出路,这绝不是偶然的。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大致反映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强调人为营造应与所处自然环境相协调适应。
人居环境不仅是指建筑本身,而且还应包括这个建筑内外空间及其周围自然环境。
建筑应成为这个大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纳入其中,与之和谐而统一,与之适应而共存。
这一环境观念早在三千多年的周代就十分明确。
据其时的《诗经·斯干》所载,在描写周姬王妃子的宫殿如何建在山下水边大自然的环抱中,就抒发出“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赞叹诗句。
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描写建筑与环境关系的作品不可胜数。
如《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腾王阁赋》等更是其名篇佳作,留传千古。
以致建筑与文学结成不解之缘,赋予了多少建筑构思和建筑美学的灵感与创作的激情。
象赖特设计的著名的流水别墅那样表现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谐和,早在中国魏晋时期的山水画中,不少点染的山居村舍莫不如此,只是我们未有慧眼识真而已。
第二,风水学说的广泛应用。
对古代风水学说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突破了学术禁区,它的神秘面纱已逐步揭开。
作为一种古典的前科学,如何正确对待这份传统文化遗产也渐为人们认识理解。
风水学说渊源流长,伴随农业文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包含有那个时代封建迷信内容。
当我们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以现代科学观点加以审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采剥合理的内核,就会发现不少有价值的蕴涵值得认真研究。
风水学说古称风水术,从建筑选址相地,建筑环境配置,到与周围山川自然环境协调的宏观把握,以至家居陈设等局部关系,所有建筑空间环境各要素无所不包,互有对应,构成一个庞大的“天人合一”人居环境观照体系。
从现代科学观分析,不少论者认为“风水理论实际上是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等一种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包括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关系学等等内容的人文社会科学。
从大建筑学观点看,风水学说就是古代城市规划学,它同中国营造学、园林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建筑理论。
遗留至今的许多寺庙、陵墓、民居等古建筑,如北京的潭柘寺、十三陵,陕西的黄帝陵、乾陵等例证不胜枚举,它们多是在风水理论的指导下选地建成的。
还有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和村镇聚落等众多实例,都的确给我们展示了无比丰富的特色鲜明的“风水宝地”营建佳作,其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其人文环境自然化,自然环境人文化的大手笔仍然是令人陶醉,感人至深的。
这方面也许还有不少未可认知领悟的经验手法和哲理内涵,需要有志者去科学客观地探索研究的。
第三,山水城市的创造与发展。
在世界城建史上,中国的山水城市是独具门类、别有风格的。
中国的传统城镇以至乡村聚落几乎无不与“山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如桂林、苏州、杭州、常熟、重庆等大多是山水城市。
虽然它们营建的理论基础是风水学说,但其指导思想都是“天人合一”的阴阳哲学原理。
古之风水术,又称“山水之术”,即研究人居与山水的关系,也就是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学问。
从小规模的田舍村庄,以至于在更大的聚落范围内形成具有浓厚人文意蕴的山水城市。
孔子有云: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赋予山水以人的感情,山水中寄托了人生意义,山水城市也就是最理想的人居环境之所。
山、水、城具有共生的生态关联自然性,共存的环境容量合理性,共荣的构成要素协同性,共乐的景观审美和谐性,和共雅的文脉经营承续性这五大特征。
这些特征同当今所提倡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十分相类的。
我国著名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倡导创建21世纪中国新的山水城市,这是对传统山水城市的发展,是极富战略远见的。
他提倡把中外城市文化结合,把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结合,在人居环境现代化的同时,要更加自然化,使城市、建筑、园林三位一体共同发展,使山水城市环境更富于个性特色和地方民族特色。
要创造这样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山水城市,我们就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各地不同的山与水,研究传统中国山水城市形成及其特征,研究在保护继承山水城市文脉的基础如何更好地创新。
第四,崇尚自然的环境美学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及审美心理结构中,在崇尚天道自然的思维模式影响下,中国人很早就把自然山水风景作为审美的观照对象。
山水美的文学修辞和艺术见解早见于先秦古籍,至孔子就概括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评价。
在魏晋山水画论中更是达到高度的成熟,山水环境之美普遍成为绘画的主题。
而西方绘画中将自然环境作为审美的题材那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
而这比中国山水画来说已是迟了近千年。
因此中国建筑环境美的自然观也因山水美学的发达积累了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种环境美学观的本质特征则在于“中和美”的谐调。
在大地的自然景观中,山是形形色色的,水是千变万化的,其美也是多姿多采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和观赏评价的角度。
但在传统儒道文化培育下,把最美的山水赋予“中和之美”的特性加以推崇。
如概括山以五形,以木山为佳,水以多曲,以冠带形为丽。
“中和美”的核心在于“和”。
“美在和谐”,这才是美的真谛。
以现代语言,美是真善美的统一。
在传统文化里,美是礼乐的统一。
《论语》云: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因此,必须礼乐适度,互有制约,才会成为中和之美。
礼乐之论常“比德山水”,有什么样的山,就有什么样的水,就有什么样的人。
自然景观中的山水是“乐而和”的。
故此建筑之美要与环境之美求得“和”,才能达到“乐”的目的。
这种中和的建筑环境美在气质上则追求平和、宁静、淡泊、雅致、含蓄、自然而不造作,奇异而不张狂,“以理节情”,“以情晓理”,“情理交融”。
凡人工环境,也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这样的环境美学最集中的体现便是中国的自然式园林艺术。
其审美情趣和哲理的表达与西方几何式园林直露的美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此外,中西园林比较的另一个重大的美学区别还在于环境经营中意境的创造。
中国建筑艺术与园林艺术最高的美学理想是“意境美”的追求,给人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情趣,并同时给以人文的熏染,提高艺术修养,从自然的意境美达至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直抒胸臆,得到最大的精神享受,的确达到了“大美不言”、“物我两忘”的崇高境界。
观今宜鉴古,务虚当求真。
在设计原理和设计意念上,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基本特色作了概括粗浅的探讨。
其目的也是在于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方面,不看重表象的形式,而看重内涵精神实质的体察,求其心领神会,得到文化艺术修养的提升,为在新的时代创造和建立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探寻新路。
中国建筑师有了更深厚的中国文化气质修养,自然就会有中国特色气派的现代建筑创作出来,这是我们所企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