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经济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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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经济学

地缘政治经济学演变发展及启示

摘要：

地缘经济学，顾名思义，它是研究一个区域内国家经济之间的互相渗透与互相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中国产品出口到东南亚一带国家，形成了对周边国家经济的影响，尽管人民币目前尚不是国际流通货币和结算货币，但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民间已经接纳人民币，可见中国对外的经济影响逐渐扩大。

演变：

中国是一个大国，再过十年、二十年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

大国的国民有一种大国的心态，有时会看不起小国，特别中国人天生有一种崇洋迷外的思想，好象什么都是美国好，以美国为榜样，连欧洲很多发达的中小国家都看不上。

就象李汩的口号“学好英语，打败日本”，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不可取。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培养国民的普世价值，如何利用地缘政治，如何接纳不同民族的文化精髓，一句话如何教育下一代，使他们有全球的视野，有五大洲的胸怀，当然，加上交流的语言和专业知识，这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可解决部分问题，可惜绝大部分的留学生都向往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我倒觉得政府应该多派一些留学生到一些欠发达的中小国家去，特别是南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以色列、俄罗斯和北欧几个小国等，有可能以后你就变成该地缘区域的专家，在中国的对外扩张中发挥你的作用，因为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地缘政治学说已经演化到了地缘政治经济学阶段。

按马克思的发现，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所以地缘经济学是地缘政治学的基础。

在第一页PPT里，我提出了由于三次产业分工，出现了地缘关系变化。

第一次分工后的地缘政治基础是争夺土地，那时候罗马帝国、中国都在因为土地发生过的争夺。

工业革命以后，开始了对资源和资源所有权的争夺，19世纪形成的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表现了这种思想，在地理空间认识上形成了中心腹地结构基础的思想。

这个思想从农业经济时代就有发展，司马迁就有这个认识，要控制“天下之中”。

1965年，这个思想被打破了，林彪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提出，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实际上已经有了地缘政治经济的认识，两种经济体在搏斗，当然中心是“世界的城市”，但是他要挑战这个中心。

可是林彪死了，没有完成中国人的地缘政治学发展。

毛主席1971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彻底不承认世界中心，或者说心脏地带，这种中国人的思想，实际上破坏了传统的司马迁-麦金德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是个军事家，1990年，美国提出地缘政治问题是一个地缘经济学的EdwardN.Luttwak也是军事战略家，为什么会由军事战略家认识到地缘政治问题是地缘政治经济学问题，做得我们思考。

至少是他们厌倦战争了，希望经济问题不要让政治搞成军事问题。

在冷战后，俄罗斯作为一个中心的失败，导致了世界交流的通畅。

2008年有信息论学者证明，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递、空间相互作用空间衰减变弱，空间的中心腹地结构就破缺了，出现星形结构。

实际上这种结构连接起来，就变为枢纽网络结构，世界正在形成枢纽网络结构。

换言之，理论证明，如果要维持旧世界的中心，就要保持空间相互作用衰减快，谁要做中心国家，他就要阻碍交流与贸易。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范围产业发展，世界形成了新的三个世界，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资源业主导国家，简称金融国、制造业国和资源国，用地理学的区位商判断国家的性质给出在PPT中，美国是典型的金融业国家、中国、德国是典型的制造业国家、俄罗斯、中东是典型的资源业国家。

还有第四类，过渡性国家，法国、巴西、印度，利益取向多元化，但有偏向，他们要偏向制造业，因为金融国家美国太强大，他们难去分一杯羹，制造业空间大他们可以去发展。

在专业化分工中各个国家的经济性质不同，所以形成了三种国家，必然存在一定的经济倾向，所以必然存在着资源国，金融国，制造业国三种类型的博弈。

金融国富裕，创新比较多，研发产品比较多，它金融国，传统上通过控制资源国，控制世界，又让制造业国供应自己消费，为此他们制定金融规则剥夺制造业国家，又由于控制了资源国，就从源头控制了制造业国，所以金融国有主导世界的作用。

制造业国供应世界，也就需要其他国家消费，又要依靠资源国供应，尤其是控制不了金融而不得依靠金融国消费，就要与它们双方合作。

制造业国起到中间作用，这样三个世界形成了个环，导致大家在博弈，这个博弈就是地缘政治经济学过程。

对金融国来说，在信息时代，它的“产品”不需要运输，通过网络就可以投资，收取利润，可是制造业国离不开运输、资源国也离不开运输。

这样谁要控制世界就成为了控制运输通道和信息技术的竞争，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大家坐下来协商，共同治理世界，可是现在的地缘政治思想，让国际政治的中心-腹地结构思想深入了，传统大国不是想搞全球和平治理，而是过分关注竞争了。

其实，现在世界经济的演变需要的是全球治理，而不是旧时代的“竞争”，因为世界的空间组织——中心腹地结构破缺了，地缘政治冲突就爆发了。

但是新三个世界已经出现，这些PPT是说明性材料，说明三个世界的存在国家间GDP溢出是一种地缘，这种“缘”可以计算表达出，在那张相关系数表中这个表中，可以发现美俄GDP增长率在考虑世界相互作用时存在明显负相关。

中美关系前几年是正相关，现在有负相关成分，但是值小，俄罗斯与德国、法国没有大的负相关，德国、法国是制造业国家，与中国一样，有必要与资源国维持正常的互利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金融国要维持世界中心地位，地理上就需要争夺航道，或者说控制“路权”，这就带了地缘政治冲突，资源国不愿意接受金融国的控制，就有了俄罗斯与美国冲突的基础，城门失火，殃及鱼塘，制造业国就被搅进去了。

在这个情况下，制造业国要反对任何国家控制路权，就是自己的生存根本，所以，和平是处在中间地位的制造业国的最爱，中、德、法都是这样。

我的ppt也给出了大家通过汇率、货币政策的博弈模拟，博弈结果，这些模拟结果说明，中国现在需要的地缘政治战略是：

第一、认识到并且告诉世界，地缘政治已经演变为地缘政治经济，所以不能跟着政治和宗教理念原则跑；第二，我们模拟的结果分析金融业国对世界有控制的主导权但是不是决定的，谁也不能谋求到世界霸权。

模拟发现，金融业国发生危机，对资源国冲击大，对制造业国冲击小，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证实的。

所以，制造业国是世界稳定的关键，可是美国人在犯糊涂，有人不满制造业国中国的崛起的，受人挑唆，这样可能带来世界的普遍衰退，世界就不能满意了，在这个情况下，世界需要和平的全球治理，governance这个词本身有协商共存的意义。

在新三个世界里，金融国美国和资源国俄罗斯必须找到协商基础，作为制造业国的德国、法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拼命协调他们。

说到底，所有的地缘政治行为是以各国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不承认这一点，意味着走向战争。

谁不承认，安倍不承认，因为制造业国中国和金融国美国斗起来，日本帝国才有否定二战结果的机会。

其实对于日本国来说，本身是制造业国，需要与制造业国合作而不是恶意竞争，村山就看到这一点。

由于专业化分工，我们是可以合作的。

另外，中国要与资源国友好，因为没有资源我们难于维持制造业，当然资源国要与制造业国合作，没有制造业，资源就没有价值实现；中国还要与金融国和平共处，这样大家供应与需求保持平稳发展，在地理上不要让有野心的国家控制了路权，可惜路权似乎正在成为了可能战争的火种。

60年来，美国是通过控制资源国沙特、叙利亚等控制世界的，那时候它也是一个制造业国，它最积极反对殖民主义，这样容易获得制造业的资源。

现在它成功了，但现在糊涂了，为了霸权，要控制路权了，中国为生存反控制，南海问题出来了。

中国的一带一路，根本方向应该争路权，怎么争，现在“带路”的专家很多，我不评价。

有人说中国不该与俄罗斯友好，不友好？

能源断了，路权也难维持，中国就危险了。

当然，中国与美国更要友好，这样就有供需的平稳发展了。

我们中国人不要战争，白居易写的《新丰折臂翁》，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歌颂逃兵的古代诗歌。

可是安倍到欧洲讲，我们都是民主国家，价值观一致，什么意思？

无非想利用西方人的十字军情结破坏，破坏这种供需平衡，在宣言神风突击队的武士道精神，这样，世界就不安宁了。

宗教情结，要为主义而斗争，要不得。

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财富和战略资源加速向东转移，国际权力结构也正在发生着深刻重组，世界格局迅速从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演进，国家以及区域国家集团之间的地缘战略关系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地缘经济大时代。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进入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各国政策周期非同步、全球治理真空等五大特征并存的全球经济新常态阶段。

我国也步入换档减速、优化结构、寻找新动力、面临多挑战的中国经济新常态阶段。

在此背景下，首届地缘政治经济学论坛于2015年11月1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行。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和浙江工商大学联合主办，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新兴经济研究中心承办。

会议紧紧围绕近几年来地缘政治经济热点问题，尝试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和回答中国该如何应对此类问题以及中国未来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论坛开幕式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何大安主持，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陈寿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分别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致辞。

上午的主旨演讲由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赵英军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黄先海、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二部主任林跃勤分别作了主旨演讲。

开幕式后进行了分论坛的演讲和讨论。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广西大学等全国二十几所高校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和本次论坛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教授先后进行了总结性发言，希望本论坛以后能够继续开展下去，号召更多的学者开展对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一、新常态时期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新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地缘经济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提出的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之精神，概括了坚持开放发展的五个重点领域：

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养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广西大学李红教授等应用Citespace识别了中国地缘经济研究的主题分布及发展脉络。

研究表明，中国的地缘经济合作理论大致是重点围绕着地缘经济区体这一条研究路径，集中于地缘经济合作的三大特征（竞合并存、宏微并行、政经并进）、四个重要领域（产业合作细化、互联互通合作强化、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合作信任关系深化）及多因素动力分析；影响地缘经济合作的因素大体可归纳为地理区位、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三个大方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李婧教授认为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转型正面临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新方式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探索。

中国是“一带一路”建设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人民币国际化是公共产品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正逐步上升为国家竞争战略。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黄建忠教授提出借力“亚投行”扩大人民币货币互换和结算使用范围；加快金融衍生品与避险工具的开发、运用；沿带沿路建设离岸人民币监管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研究员认为，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形成具有历史沉淀和相对内在稳定性，在受到外部因素冲击时必然产生反应，相关国家提出某种涉及周边或其他区域国家利益关系的重大对外政策时，不能不考量权衡对既有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和冲击。

推行新丝路带构想需要考量地缘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研究好、调整好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等关系，与区域内各种力量及利益集团寻求共识，避免对抗，合作共赢，是有效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前提。

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研究员认为，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形成具有历史沉淀和相对内在稳定性，在受到外部因素冲击时必然产生反应，相关国家提出某种涉及周边或其他区域国家利益关系的重大对外政策时，不能不考量权衡对既有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和冲击。

推行新丝路带构想需要考量地缘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研究好、调整好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等关系，与区域内各种力量及利益集团寻求共识，避免对抗，合作共赢，是有效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前提。

林跃勤研究员总结了新丝路带构想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经济挑战：

2011年美国启动新丝绸之路战略，目的在于以阿富汗为核心，推动南亚、中亚经济一体化及跨区贸易，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经济目标以及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的战略扼制目标。

他认为特别要妥善处理与欧亚联盟等区域集团的关系，欧亚联盟是中国新丝路带的首要和关键环节，其中最重要的是取得俄罗斯的支持，对美国、欧盟、日本及印度等势力应有理有节。

应从偏重油气和矿产资源投资转向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旅游和其他领域。

提高投资本地化水平，创造更多当地价值和福利；对于境外基础设施投资不能不计成本收益大包大揽。

要注重树立中国企业和产品友好形象和高端品牌，尊重宗教、文化。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建浩助理教授等基于2004—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制度、文化与利益驱动等方面的因素。

研究显示：

东道国优良的制度水平会吸引中国OFDI进入，而以基因距离所刻画的文化异质性则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的阻碍因素；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是中国OFDI的三大利益驱动。

西南财经大学宋一淼副教授采用1998—2013年间涵盖29个国家的数据就文化差异对中国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在全样本的情况下，文化差异与双边贸易流量负相关；而分组回归的结果显示，不同地域国家在文化差异对贸易流量影响上有很大区别；不同的文化维度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也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