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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

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

人类对传染病的认识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

(1)对传染病不认识、对其大规模暴发不能预测的阶段,这是人类历史早期直至18世纪的阶段。

(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人类能够初步控制和预防传染病。

Koch和Pasteur传染病微生物病因理论、细菌和病毒的分离鉴定、消毒方法的应用、疫苗接种和抗生素的发现等,使许多曾严重肆虐传染病得到控制和预防。

(3)20世纪末形成的新老传染病交错,威胁人类健康及国家安全的阶段。

一方面,一些老传染病死灰复燃,如下呼吸道感染、腹泻、结核、麻疹,依然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

发展中国家50%的死亡是由传染病引起的,全球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40多种新发传染病,口益成为人类致死原因。

6.1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及优化的理论

传统财政学对公共品及其供给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发表的两篇经典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图解》。

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纯粹的公共品是指所有人可以共同享有的物品,单个人的消费不会导致任何他人对其消费的减少。

相对于私人品而言,公共品具有三个显著不同的特征:

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陛。

而事实上,不同公共品在特征程度即公共性上存在较大差别,由此区分为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

严格符合公共品定义和特征的纯公共品种类不多,国防、法律制度、卫生防疫等是较为典型的纯公共品。

而准公共品则是一个范围广泛、并无确定边界的领域。

依据不同的性质特征,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是具有非竞争性,但排他成本较高,如无线电视;二是具有非竞争性,但排他成木较低,如有线电视;三是具有竞争性,同时有非排他胜(或排他成本较高),如城市道路;四是具有竞争性,同时排他成木较低,如高等教育。

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不同类型的公共品应采取不同的供给机制。

公共品的供给机制可分为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自愿供给三种。

其中,政府供给是在资源市场化配置基础上,以公平为目的,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筹资手段的供给机制;市场供给机制是营利组织根据市场需求,以营利(效率)为目的,以收费为筹资手段的供给机制;自愿供给则是在市场、政府机制发生作用的基础上,以利他为目的,以捐赠为主要筹资方式的供给机制。

传统财政学理论主要关注国内(家)公共品及其供给,一般不涉及全球公共品。

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与金融风险、全球传染病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等日益突出,各国政府不得不相互协调,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在这种大背景下,传统公共品的概念被拓展至国际层面上,全球公共品概念应运而生。

但20多年来,全球公共品供给理论始终未能系统化。

现有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分析框架基木上是沿传统的国内公共品供给理论展开的,但是这种推演却因全球公共品与国内公共品间的差异而在理论上陷入困境。

全球公共品除具有消费的公共性外,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还兼具决策的公共性和净收益分配的公共性两个特征。

在国内公共品供给中,由于存在一个最高的国家政府,公共品的决策和净收益分配可以实现有效的衔接,最高政府可以直接决定是否供给以及供给数量,可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实现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但在全球公共品供给中,由于没有一个相当于国家政府或者超国家政府的存在,所以决策过程需要多国政府间谈判,当参与者较多时,由于各自立场存在差异,协调成本较高,谈判经常会无果而终。

在净收益分配方面,国家间可能会面临成木收益不对称,但转移支付无法有效实现,从而可能会出现供给不足或者供给结构不均衡。

因此,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更多的呈现出自愿供给的特征。

此外,近年来,在全球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日俱增,市场交易机制和市场供给被不同程度的引入,如碳交易、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等。

当一类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胜或者无论是否具有竞争性,排他成本都较低时,价格机制就能较好的发挥资源配置的信号作用,收费筹资就成为可能,从而吸收私人部门的进入。

很显然,第一类本身就是私人品;第二类是准全球公共品,但在性质上更接近与私人品。

因此,准全球公共品市场供给的前提就是可以收费,并且有利可图。

对于全球公共品的三角公共性结构—消费公共性、决策公共性和净收益分配的公共性,⑤以研发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可以改变全球公共品的消费公共性。

全球性公共品消费的排他胜与否以及排他程度的高低,在木质上是排他成本问题,而排他成木最终取决于技术水平。

因而,技术进步可以通过降低全球公共品的排他成本以影响其属性,从而改变全球公共品的性质,进而影响个球公共品供给机制的选择。

6.1.1全球传染病控制的阶段特征及其公共品属性

6.1.1.1预防阶段的特征及其公共品属性

与其他公共品一样,全球传染病的预防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即受到各种传染病预防措施保护的并非个体,而是全体居民。

每个居民受到预防措施的保护并不妨碍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护,而且单个个体也无法排除其他居民受到同一预防措施的保护。

而在全球传染病预防这种公共品的供给方面,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市场通常是没有效率的。

每个人仅仅为自己“生产”或“购买”这种公共品,不仅效率极低,有时甚至根木就不可能。

全球传染病预防的公共品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只能主要由政府来免费提供。

从历史上看,在疫苗预防出现之前,每个国家出于充分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对内、对外都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

在国家内部多实行“限制居住”措施,而在边境则进行严格的检疫隔离,实行“边界控制”,政府主导供给的特征明显。

这一时期各国政府主要是在传染病疫情发生后再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这种事后举措逐渐被事前预防手段所取代,即预防知识的普及和疫苗的推广。

预防知识是一种纯公共品,每个从如何避免感染知识中受益的个人丝毫没有减少这种知识对于别人的价值,而且无论是从技术上、政治上或是经济上都不能将某个社会成员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

从需求方来看,作为“经济人”的消费者具有隐瞒真实需求偏好的可一能,都期望成为“免费搭便车者”,不能提供市场活动所需的有效信息;从供给方看,排他不可能,从而向谁收费、如何收费、收多少费等成为难题,价格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导致市场供给不足。

加之,纯公共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即边际成木为零,生产者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按照高于边际成木的水平定价,必然供给不足,造成福利损失。

因此,预防知识作为纯公共品供给,存在“市场失灵”,由政府供给是有效的。

自疫苗出现之后,全球传染病预防的重心转向疫苗接种和新疫苗的研发。

根据公共品的界定,疫苗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品,一个人对疫苗的消费可以影响甚至妨碍其他个人同时消费该疫苗;且增加一个新消费者,生产疫苗的边际成木不为零。

但疫苗不同与其他产品,传染病控制疫苗的接种会产生较强的正外部效应,因此,这种私人品可以通过采取专门措施使其成为公共品,这就是所谓的产品潜在属性和实际属性之间的差异。

那么,如何使疫苗成为公共品?

这就需要政府免费的、大量的为民众提供所需的疫苗,这样既可以保证潜在消费者一方面不因经济条件被排斥在疫苗的消费之外,另一方面保证他们之间不存在消费的竞争性。

因此,疫苗的生产往往是各国政府供给为主导。

发达国家既

从事与疫苗相关的基础性研究,也进行疫苗开发和治疗方面的研究,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有限,则主要集中疫苗开发和治疗方面的研究。

在国际层面上,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组织是全球传染病控制疫苗供给的重要补充力量,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国际组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支持疫苗开发的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协调各国间的疫苗开发制度,使疫苗研发技术这种具有排他性(专利保护)和非竞争性的准公共品能够被中低收入国家分享。

自愿供给一直是全球传染病预防的重要供给方式之一,个人和私人基金以捐赠的方式支持开展疫苗的开发以及与疫苗相关的基础性研究。

近年来,在政府的引导下,伴随着制度创新,市场供给方式逐渐被引入,公私合营成为疫苗开发的重要方式。

如“预先市场承诺”,即由政府或捐赠者做出有约束力的疫苗购买承诺,如果疫苗开发成功,这些承诺将为疫苗“创造一个市场”,从而鼓励私人资本进入疫苗开发。

2009年6月推出了一个实验性的肺炎球菌疫苗预先市场承诺,加拿大、意大利、挪威、俄罗斯、英国以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承诺,如果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达到标准,将以巧亿美元购买新肺炎球菌疫苗。

总之,在预防阶段,无论采取事后“隔离”举措,还是事先进行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普及以及疫苗的接种,各国政府始终是此阶段的供给主体。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供给的重要补充力量。

虽然在此阶段引入了市场供给机制,但仍是在政府引导之下的。

6.1.1.2治疗阶段的特征及其公共品属性

全球传染病的治疗主要以抗生药物为主。

对药物的需求与预防知识的需求截然不同。

传染病感染者对治疗药物的消费可以排除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而且付费多的可以享受更好的药物治疗。

实际上药物是一种私人品,但治疗传染病的药物与其他药物不同,传染病的药物治疗可以降低感染者的传染性,产生较强的正外部效应。

那么,国家会像免费、大规模的提供疫苗那样提供治疗药物吗?

现实中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传染病一般没有特效药,治愈是一个不断投入且漫长的过程,国家限于有限财力,可能对某些基木的或者治疗效果较显著的药物免费、大规模生产,保证每个感染者可以享受到非竞争的、非排他的药物,但其他药物则需依靠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提供、私人捐助或者个人负担。

另一方面,药品是一个不断更新换代的产品,只有不断的研发投入,才能为传染病治疗研发出有效的药物。

以2008年销售收入居一世界前十位的医药公司为例,这一十家公司当年正在开发的新药数量为665个,研发预算高达439亿美元。

其中,用于传染病的新药74项,研发预算资金超过100亿美元。

那么为了鼓励企业进行新药研发,国家必须对研发成果给予保护。

知识产权制度为企业或个人进行新药和新医疗技术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激励机制。

在知识产权的作用下,治疗药物的私人品特征更加明显。

在新药投入市场的前期,企业为了赚取垄断利润,对新药定以较高价格;同时,付费多者可以享受到更多更好的药物治疗,可见,在知识产权保护下,新药和新医疗技术的供给可以完全通过市场机制解决。

但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为了保证中低收入国家同样享受到新药带来的传染病治疗上的收益,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需要进行协调,保证这些国家能购买到且负担起这些治疗药物。

总之,在传染病的治疗阶段,由于治疗药物的私人品性质较强,各国政府是有选择的供给,更多的是依靠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的捐助以及个人负担。

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在新药的研发及推广上发挥重要作用。

6.1.2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的要素

6.1.2.1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主体

筹资主体是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目标的制定者、筹资计划的安排者以及筹集资金的分配使用者,是传染病控制筹资中的主导力量。

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主体一般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

主权国家是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的主要行为体。

“霸权稳定论”强调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形成的霸权力量,通过国际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为成员提供安全和福利等公共品。

该理论认为霸权国家通过建立霸权体系并制定相应的基木规则和决策程序,自愿单独向体系内其他成员国提供公共品,并容忍“搭便车”行为。

从霸权国的成木收益看,取得其他成员国对国际体系的认同是其收益,而单独提供公共品则是其成本。

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传染病控制的需求量不断增长,仅依靠少数国家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这就需要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共同提供。

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全球传染病控制的合作平台。

世界范围内存在大量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们通过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共同为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

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全球传染病控制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努力;世界银行减少疾病传播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艾滋病传染的努力等。

在地区层面上,各洲复兴开发银行承担了大部分供给地区公共品的任务,以弥补全球传染病控制行动中的不足。

与主权国家不同,国际组织不能征税,其运作主要依靠国家间的合作,经费主要依靠成员国缴纳的会费和各种社会捐款。

非政府组织是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的重要行为体。

全球化时代非政府组织迅猛发展,并在全球公共品供给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们一般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明确主题开展活动。

如无国界医生组织、国际艾滋病疫苗慈善机构、疟疾药品事业会等。

与主权国家不同,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目的并非出于功利目的,而是基于利他主义和国际伦理道德。

企业和个人也是全球传染病控制中重要的筹资主体。

进行药物和疫苗研发的企业作为筹资主体增强了资金筹集的灵活性,但企业必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生产一种药品或疫苗的边际成本较低,但是为了新药或疫苗进行研发、测试、投入市场则需要较高的成本。

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积极引导,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更多企业作为筹资主体积极为全球传染病的防治筹集资金。

个人和家庭在传染病控制中同样贡献一部分力量,特别是对非免费药物和疫苗费用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球传染病控制投入的不足。

在全球传染病控制的预防阶段(疫苗未使用之前),因传染病预防具有较强的公共品属性,因此,这一阶段的筹资主体一般是各国政府,除此之外,慈善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因其特殊的组织性质是各主权国家进行传染病预防的重要补充力量。

在疫苗成为预防手段之后,因传染病控制疫苗的准公共品性质决定了除各国政府外,负责疫苗研发的企业成为此阶段的筹资主体。

同时,为了保证中低收入国家同样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收益,即传染病预防疫苗的发明及推广,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有责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保证疫苗的顺利接种。

在全球传染病控制的治疗阶段,除了主权国家,因传染病治疗药物的准公共品属性,企业仍是此阶段的筹资主体。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同样肩负着向中低收入国家投入更多资金的责任,保证这些国家的传染病感染人群能够及时的得到充足的药品治疗。

此阶段的个人和家庭也可能在传染病控制中贡献一份力量,特别是对非免费药物的负担上。

6.1.2.2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方式

筹资方式是指筹资主体筹集资金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体现资金的属性。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方式大体包括:

吸收直接投资、发行债券、发行股票、银行借款、征税和募捐。

吸收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将货币资金直接投入投资项目,形成实物资产或者购买现有企业的投资,通过直接投资,投资者便可以拥有全部或一定数量的企业资产及经营的所有权。

进行传染病控制药物或疫苗研发的企业一般会采取吸收直接投资的筹资方式,通过吸收一部分国家财政资金,弥补其研发阶段资金的不足,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发行债券是发行人以借贷资金为目的,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投资人要约发行代表一定债权和兑付条件债券的法律行为,即以债券形式筹措资金的行为过程。

国家和企业作为筹资主体经常采取发债作为筹资方式。

发行股票筹资是企业经济运营活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筹资手段,股票作为持有人对企业拥有相应权利的一种股权凭证,有权行使其相应的、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及其进行决策控制或参与的权利。

这是企业通常采取的筹资方式。

银行借款这一筹资方式手续简便,借款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所需的资金,保密性也很好。

但借款者可能需要负担固定利}i,到期必须还木归息。

无论是企业还是各国政府都可以采取银行借款方式进行筹资,如世界银行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

征税作为一种特殊的筹资方式,由于目前尚未开征国际性税收,只有各国政府在税收管辖权范围内通过此种方式进行筹集资金。

募捐是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主要的筹资方式,募捐来的资金无需还木付息,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成本,但捐助者常常会指定资金的使用用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的灵活性。

6.1.2.3全球传染病控制的资金来源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资金来源大体包括三个:

公共资金、企业和个人资金、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资金。

一是公共资金,即政府资金,包括传染病发病国国内政府资金、捐助国政府资金和由各国政府联盟组成的国际组织资金。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数据,作为捐助国,法国、德国、日木、英国和美国五个高收入国家在全球传染病控制中贡献的资金最多。

据统计,2008年这五个国家在卫生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约占到全球总公共投入的80%0其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投资者。

二是企业和个人资金。

企业和个人通常通过三种途径为全球传染病控制提供资金:

投资、缴税和捐赠。

投资是指企业和个人以股权和债券的形式参与全球传染病控制相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发,如世界前十大制药公司在传染病控制的研发方面做出巨大贡献,2009年,其研究与开发总投入占到当年全球制药行业研究与开发总投入的60%以上。

缴税是任何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和个人向对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政府提供资金的方式,这也是涉及范围最广泛的一种资金来源形式。

捐赠是全球传染病控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资金来源形式,因其是自愿行为,筹资主体需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加以引导,保证此种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三是是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资金。

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每年约将40%的资金投入到传染病控制中。

从具体来源看,传染病控制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私人基金会,而用于非传染病的资金则主要来自慈善机构。

在慈善机构投入的资金中仅10%左右用于传染病控制。

6.1.2.4全球传染病控制的激励约束机制

(1)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的激励约束机制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①资金来源方对筹资方资金使用行为的约束,监督筹资主体是否定期对筹得资金和财务进行清查;能否及时、公开、真实地公布筹资信息及资金的使用情况。

②筹资方为了调动各方资源,筹集更多资金,对资金来源方的激励。

而第二个层面的激励内容是目前全球传染病控制激励约束机制的重点所在。

为实现全球传染病的有效控制,需要筹集足够资金。

尽管公共资金对全球传染病控制而言十分重要,但并不充分,缺口部分需要其他资源来弥补。

因此,如何动员所需资源、筹资足够资金问题引发了许多研究和倡议,并提出“创新性发展筹资”这一概念。

(2)综观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的筹资问题,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完善是导致筹资不足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以国际制度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在执行阶段的激励机制不完备。

因为国际制度制定后形成的国际法是弱法,不具备强约束力。

②市场失败。

当全球传染病控制技术主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仅发达国家研究与开发投入的热情大打折扣,也因未来销售市场及利润的不确定,而缺乏对私有资本的激励。

因此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激励机制的重点在于如何促进国家间合作和创造市场,通过运用各种风险管理手段优化资源的长期分配和增强筹资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3)具体激励机制包括:

①承诺。

捐助国承诺仍是目前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形式。

随着时间推移不仅更多的国家加入到捐赠行列,而且各国的承诺额也在增加。

承诺的另一种延伸机制就是以长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所支持的债券。

如果能够提前利用国家捐款承诺从而取得先期投资带来的高回报,则可能在效率和有效性方面有所收益。

国际融资机制可以在资木市场销售债券取得资木,捐助国政府承诺的未来资金流可以用来偿还债券。

②创造市场。

市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没有充分的风险管理。

缓解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建立“预先市场承诺”。

即一批捐助者做出购买产品(疫苗)有约束力的承诺,这些承诺将会为产韶(疫苗)“创造一个市场”,鼓励私有资木进入与全球传染病控制相关的产品研发。

这实际上是一种“风险转移”,因为公众或慈善部门等捐助者保证了市场需求,预先市场承诺转移了私有资木开发者的市场风险。

三是公共支持引导机制。

对于私有资木参与全球传染病控制的公共支持引导机制大致有三种:

赠款、采购合同和奖励。

赠款通常是在方案评估的基础上,以结果为导向提供的资金支持,分配的资金基木没有限制;采购合同是指国家采购专门技术需同研究与开发生产者签订合同;奖励是赠,饮和}采购方式的结合。

政府或出资人为解决某个问题,承诺向任何解决该技术或问题的人或单位支付奖金来取代采购合同。

根据上述对个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四大构成要索的分析,这里将这四要索问的关系总结:

政府作为个球传染病控制的主甘力量,无论是在传染病的预防阶段还是治疗阶段,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的筹资方式主要有两个:

征税和发行债券,资金来源于缴税和购买债券的企业及个人。

企业和个人在传染病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生产阶段成为传染病控制的筹资主体,其筹资方式呈现多样化,通过债权筹资(发行债券)、股权筹资(发行股票)或者信贷筹资(银行借款),除此之外,企业和个人还可以通过吸收国家财政资金的直接投资,弥补前期研发投入的不足,降低投资的高风险。

企业和个人多样化的筹资方式决定了其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既有购买债券、股票的其他企业和个人资金,又有吸收国家的则政性资金,还有来自银行的信贷资金等。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主体,在调节资金分配结构,帮助中低收入国家进行传染病控制上起到关键性作用。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筹资方式主要是募捐和银行借款。

募捐的资金来源较为广泛,企业和个人捐助的资金,会员国捐助的资金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贡献的资金等,银行借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

作为筹资方的筹资主体为了确保能及时、足额的筹集资金,需采取有效的措施激励资金来源方为全球传染夕丙控制贡献资金;而资金方为了保证其投入的资金被合理的分配使用,需对筹资方的资金使少刊行为进行监督。

6.1.3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的影响因素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机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人日结构、人口密度以及城市化等。

这里将这些因素归结为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

6.1.3.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的最重要因素。

首先,经济因素影响筹资主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口在全球范围内频繁流动,传染病也随之扩散。

19世纪蒸汽机和铁路的出现使得传染病的全球扩散比以往更加容易。

传染病病毒携带者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比传染病病毒的潜伏期还要短。

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木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地区。

如1826年爆发于印度的霍乱,1827年达到俄国东部,1831年逐渐发展到德国、匈牙利和奥地利,1832年袭击巴黎、伦敦和纽约,1833年达到美国太平洋沿岸,1834年蔓延到墨西哥城,在这里这场霍乱才停止了传播。

1834年,法国政府首先倡议,在预防传染病扩散问题上开展国际间合作,第一次世界卫生大会于1851年召开。

传染病的防治也逐渐转变为加强国家间公共健康政策的合作,并开始出现一些由政府联盟组成的国际组织。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组织逐渐成为全球传染病控制的主导力量。

其次,经济因素影响筹资方式。

在传染病控制的初期,各国的筹资方式主要有两种:

征税和募捐。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分工逐渐加大,分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减少交易成本,但分工需要合作,合作的结果便产生了企业这一经济组织。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经营规模扩大与资木需求不足要求存在一种方式来让企业获得大量的资金,于是逐渐产生了发行债券、发行股票和吸收直接投资等多种筹资方式。

这些筹资方式拓展了资金来源渠道,保证了筹资主体能及

时、稳定的获得资金。

再次,经济因素影响资金来源。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资金无论来源于国家财政资金、银行信贷资金、非营利组织资金还是企业和个人资金,归根结底主要来源企业和个人资金。

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力了企业利润,也大幅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国家通过征税或者发债获得了充足的财政资金;非营利组织可以募集到更多的捐助资金;银行存款充足,可以为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等。

总之,经济增长带来企业和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这是全球传染病控制资金来源的重要保证。

最后,经济因素影响激励约束机制。

随着经济发展,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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