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妇女与抗战论抗战时期的甘肃妇女慰劳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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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妇女与抗战论抗战时期的甘肃妇女慰劳会
谈妇女与抗战：
论抗战时期的甘肃妇女慰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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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国民政府委任贺耀祖代理甘肃省主席，其夫人倪斐君亦随其来到兰州。
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和全国各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迅速形成。
而此时的兰州还是铁板一块，密不透风，“静静的兰州，像一潭死水，轻微的风波，根本不能使它激荡”。
这种背景下，中共在兰州设立的唯一公开机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也正式宣布成立。
中共中央派遣与贺耀祖有着同乡、同学关系的谢觉哉担任党中央驻“八办”代表，以期更好的开展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
“八办”的成立像是一粒火种，让革命之火在甘肃大地上燃烧了起来，甘肃省妇女慰劳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关于该妇女团体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做了很好的前导和铺垫。
但是以往的研究，对于当时的报纸及刊物如《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妇女旬刊》未给予关注，造成有些地方的论述有失偏颇。
本文尽可能的挖掘资料，力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一、甘肃省妇女慰劳会的成立
贺耀祖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期间，“是国民党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时期”。
谢觉哉进驻兰州后，诗以明志：
“血凝万里碧，日见一轮红，容留暮齿在，行见九州同。
”为了争取贺耀祖积极的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谢觉哉时常去家里拜会他，一起谈甘肃民情、谈抗战前途、谈国共合作，耐心诚恳的启发他的民族情感和抗战觉悟，而这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
这使倪斐君有了接触谢觉哉的机会，而她总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坐在一旁静听。
一次次交谈，谢觉哉忧国忧民的救国情感、发自肺腑的直言进谏和极具说服力的救亡主张，不仅使贺耀祖受到感动和启发，使他的政治态度渐渐有所转变，在抗战初期“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开放民众运动，允许人民抗日救亡言论、集会、结社的政策，出现了甘肃省抗战初期群众运动高潮的局面”，而且深深的吸引着倪斐君。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西路军浴血奋战河西的感人事迹，更使倪斐君的心扉一次次地受到震动。
渐渐地，从开始了解共产党，到接受并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再到要求加入共产党，倪斐君再也抑制不住其强烈的爱国情感，积极的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功的大潮中来。
要夺取抗战的胜利，全国的抗日力量必须团结起来。
“七·七事变”后，何香凝于7月22日发起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号召全国妇女同胞“团结起来，拥护抗敌政府，不分派别，遵照总理民国十三年代表大会宣言，一心一德，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切实援助抗战。
宋庆龄亦在上海号召全国各省、市主席、市长的夫人们，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敌后援会”，动员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这一号召，犹如火炬一样照亮了倪斐君抗日救亡的道路，在谢觉哉的鼓舞和支持下，为了把西北妇女们唤出闺房，摆脱家庭的羁绊，奔向社会，进而解放自己，9月1日在省府中山堂宣告成立了甘肃第一个妇女救亡组织——“甘肃省妇女慰劳抗战将士分会”（以下简称“妇慰会”），办公地点临时设在女子职业学校东楼上，倪斐君并担任会长。
从此，“妇慰会”成员满怀一腔救亡热情，对甘肃抗日救亡运动和妇女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在“妇慰会”成立大会上，倪斐君呼吁道：
“今日的抗战，是全面的，不是局部的，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
全民族的力量，能多发动一份，即我们取得胜利的把握加多一份。
甘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甘肃，甘肃妇女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妇女，没有中华民族，自无甘肃妇女。
中华民族沦为奴隶，甘肃妇女又何能幸免?
我们全省妇女只有直接间接参加抗战，才能得到全面地胜利。
这就是本会成立的目的。
”“妇慰会”在成立宣言中写道：
“这次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平津失陷，一切一切表明了日本人的行动是有计划的、有步骤地……我们必须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方可有济。
妇女占全国人口之半，是一份伟大的力量，我们不愿一份力量的旷置。
我们愿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做前方战士的后盾。
”
“妇慰会”成立后，为了充分发挥其抗日救亡作用，更好地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谢觉哉不仅让王定国参加进去，还派邢华协助倪斐君做好工作，这些都对甘肃当时的抗日救亡宣传和妇女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邢华是甘肃通渭人，革命老前辈邢肇棠的女儿，从“妇慰会”筹备起就一直努力的工作。
由于她聪明能干，很快取得倪斐君的信任，担任了“妇慰会”的理事、秘书长、宣传股长和后来创办的《妇女旬刊》的主编等要职。
这期间在“妇慰会”参加工作的还有原煊、原炘、朱芳兰等共产党员和王九菊、王德谦等进步青年。
在她们的共同努力工作下，兰州的救亡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甘肃妇女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二、“妇慰会”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
“妇慰会”成立后，运用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在短短的时间内做了大量的募捐、文教、宣传、救济等工作，对甘肃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兰州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她们的足迹和难忘的印象。
1.募捐慰劳品。
“妇慰会”成立后，就组织募捐活动，其成员每人各拿一本募捐册，分头去找自己的亲朋、老师、同学募捐，捐得的现金、实物汇交抗敌后援会，并在报纸上公布。
王九菊参加“妇慰会”的募捐活动后，从张令琦处募得50元，从甘肃学院王耕山教授处募得银币2元。
之前在兰州女师参加学联工作，后参加“妇慰会”的朱芳兰，捐得金镯子、金戒子等约50余两黄金，悉数交给了倪斐君。
倪斐君也经常动员官太太们捐献物资，组织宣传队四处讲演，并亲自清点捐来的物品，就连布鞋，她都一双双捆好。
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中旬，总共收到的各方面捐献物品（包括“妇慰会”所捐）有：
各色手套6022双;熟羊皮247张;新旧皮袄47件;毛袜子1034双;皮手套466双;各色棉毛手套87双;被褥25条;青布鞋420双;毛巾73条;牙刷10把;牙粉14袋;皮领3条;毛裤2条;棉袄200件;袜子39双。
“我们两位女同志，一位一天捐到二、三十元（腿都跑肿了）;一位通夜不睡的为空军做锦标。
回民曾开游艺大会，募捐两千余。
”这些募捐到的物品虽然数量有限，但充分表现了当时甘肃各族人民对抗战的热情支持。
2.举办妇女训练班。
谢觉哉十分重视对知识妇女的培养教育，常对“妇慰会”的成员讲：
“全省中小学女生，是妇女中的优秀分子，把她们训练好，提高她们抗日的知识、技术及抗日的情绪——决心为女界解放、民族解放的情绪。
自然这里牵涉到女子教育的改革。
贤妻良母主义固然混旦，同男子一样关在屋子里念公式抄笔记，也是糊涂。
此外，不识字而很热忱、有能力的女子，可随时开训练班，用口不用笔，这些份子的作用，有时在知识妇女之上。
”针对甘肃妇女运动没有深入到下层、宣传教育工作不够、缺乏与妇女本身利益的联系等一系列存在的问题，谢觉哉便对“妇慰会”成员说：
“有了纲领，有了干部，就得下乡工作。
如抗战团（‘妇慰会’亦可）应一直组织到乡，除执行上级指示外，还得自己工作，弱的地方派好的干部去帮助，注意培养本地妇女。
这样，妇女工作才不是空的。
”邢华亦指出，今后的工作中心，应该抓住建立下层组织的一环，成立各校的和街道的支会，以女同学为骨干，“把这些干部首先给以训练，有计划的分配她们去各街道各门口工作，召集各种妇女座谈会或利用各种组织形式如姐妹团，识字班，剧团，歌咏队等等……以建立巩固的下层基础”。
在谢觉哉的启发和指导下，“妇慰会”有计划地训练了一批妇女干部和骨干，组织她们进行学习，并请谢觉哉和“八办”的负责人给训练班人员讲课。
后来这些训练过的妇女被分派到各街道、各部门和学校工作，她们在基层办识字班、歌咏队、小型街道剧等，广泛的宣传抗日救亡及爱国主义思想，启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从而建立起了较为巩固的基层。
比如在兰州的上、下沟静安门街道，“妇慰会”便办起了妇女“识字班”，老师是住在此处的兰州一中的学生，他们利用晚上和空闲时间，不但教妇女、儿童认字，还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对甘肃妇女运动，谢觉哉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抗战过程中，救民族、救自己、解放自己，只要我们干，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
3.首次在兰州举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938年3月8日，甘肃省政府门前广场的各个角落都挤满了群众，有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有女子师范的学生、小学的女学生，许多群众还是第一次听“妇女节”这一说法。
这次妇女节是“妇慰会”首次筹办，也是兰州市首次举办，邀请了时任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担任大会主席。
江苏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新疆妇女救亡运动的先驱者曹松华等人讲解了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的关联性，对推动甘肃地区妇女解放和民族救亡起了思想启迪的作用。
正如当天《甘肃民国日报》发表的社论写道：
“觉悟的中国妇女，已经在各地做唤醒与组织的工作了。
在对日战争进行过程中，不但帝国主义势力必被驱除，封建势力也必被肃清。
妇女解放运动将跟随民族解放运动而完成……起来!
中国妇女大众，光明在前，勿弃勿馁!
”
4.开展文艺宣传。
甘肃工委和谢觉哉以及“八办”的同志对文艺宣传和出版发行都特别重视。
谢觉哉曾说：
“特别是不识字的民众，他们不能接受书本上的教育，但耳目是聪明的，情感是热烈的，一句戏，一曲歌，能使他永世不忘，可以把他的人生观改变……今后应多组织剧团、歌咏队。
”受谢觉哉的启发，“妇慰会”成立后，一方面利用《妇女旬刊》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思想，另一方面在邢华的努力下，联合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甘肃青年抗战团成立了“联合剧团”（聂青田、邢华分别任正、副团长），通过文艺演出、组织宣传队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发动群众，以唤起民众的觉悟。
开始时没有剧本，剧团便以殷汝耕的冀东汉奸政府为背景，自编了一个叫《不要放走了汉奸》的话剧，还配合了《流亡三部曲》，第一次在兰州西大街舞台演出。
1938年1月28日，剧团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纪念“一·二八”事变，成员们携带大批宣传品及新编的歌谣，在朱芳兰的率领下，前往上西园一带做了一整天的宣传。
4月23日，“妇慰会”还组织了赴雁滩等地的大型宣传活动，参加者有五十余人，分为粉笔标语队、石灰水标语队、歌咏队，她们唱救亡歌曲、在全村悬挂抗战漫画，并由成员给群众讲解，说明内容，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
正如王德谦写到：
“于是墙上：
门板上布满了宣传员的笔迹”、“我们的歌声惊动了村子里的百姓和鸡狗”。
《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便是这时在兰州首次唱起来的。
“联合剧团”还借用兰园的“抗建堂”（电影院）演出过诸如《前夜》《古城怒吼》《抢米》等多次舞台剧，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剧团成员白天在外演讲，晚上便要撰写文章、编辑稿件，她们用犀利的笔锋和生动活泼的节目，为妇女的解放呐喊。
正如时人所评论：
“联合剧团的公演，确于使兰州活跃了。
”
5.协助筹建难民所。
1938年“妇慰会”工作全面展开，4月19日召开了第四次各部长联席会议，严可谆、马兆男、王德谦等人出席会议，决议了筹建托儿所以利职工儿童托育，请甘肃学院赵石萍先生为顾问、设计托儿所组织事宜，并与王九菊共同拟定。
为寻找合作单位，王九菊等人去西北盐务局联系，该局赵帮办审阅了“妇慰会”的开办计划后，决定利用上级拨下的一笔救济费与其合作。
但因为“妇慰会”一时找不到筹建地址，而救济费又要限时拨发，遂将筹建托儿所的计划改变，由盐务局将此款拨交红十字会专办难民救济。
盐务局还委托王九菊协助筹办难民救济所，并任难民所视察员，任务是不定期的检查难民所的工作。
王九菊参加工作后，不仅在难民所创办了两个班的民众识字班，地址在柏道路一座庙内，约其同学朱晋祥两人合教，而且在难民所组织了纺毛棉生产合作社，用来改善难民的生活状况。
三、《妇女旬刊》的创办
“妇慰会”成立后，谢觉哉希望倪斐君能够利用贺耀祖的关系，多做些工作。
谢觉哉说：
“甘肃文化比较落后，很多人不识字。
要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做好妇女的发动工作，必须要创办刊物，对知识妇女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因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桥梁。
”谢觉哉“创办刊物，改造舆论”的教导使倪斐君顿开茅塞，也为“妇慰会”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为了进行抗日宣传，促进甘肃妇女解放运动，动员后方妇女参加救亡活动，从而增强民族抗战力量，倪斐君在谢觉哉的启发下认识到：
“为使全民族抗战力量发展到最高点，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而现在战争的大前提，乃是人的动员、物的动员与精神的动员，三者尤以精神动员为总动员的骨干，都需要用思想、舆论来支持。
”1937年12月，倪斐君发起创办了以“促进妇女解放运动，揭示妇女救亡活动”为宗旨的《妇女旬刊》。
她在会上说：
“我要把这个刊物办成前后方妇女互通信息的园地，办成解放甘肃妇女的文字辅导刊物，还要办成全省妇女的喉舌。
”在《妇女旬刊》创刊词中，她更是写道：
“不论男女，老幼，宗教，种族，职业，思想，应在抗日图存最高标的之下，联成铁一般的阵线，集中举国人力物力……以艰苦卓绝，不折不挠的精神，与敌人死拼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
”《妇女旬刊》创办后，倪斐君担任社长、名誉主编，实际主编为邢华、王九菊，1938年充实编辑委员会，吸收进步青年沈滋兰、朱芳兰、王竹青为编委。
《妇女旬刊》的封面是孔寿彭先生创作的时代妇女的形象。
该刊于1937年12月1日出版，16开本，每期20页左右，到1938年4月共出版了七期，其中第六期为“三·八”妇女节专刊，第七期为儿童节专刊。
刊物内容丰富多彩，有插图、漫谈、论著、大众讲座、信箱、特载、妇运消息、文艺等栏目，主要是宣传抗日思想、妇女解放、提倡放足、反对束胸、声援被压迫、被虐待的妇女，正确对待儿童、家庭教育等。
古代社会“以小脚为美的畸形社会时尚，导致了当时人们把小脚视为女性必不可少，甚至是最重要的条件”，此背景下，缠足之风形成并发展。
近代以降，缠足之风仍在继续，姜若木的《缠足与束胸》一文对此指出：
“缠足的全是未曾受过教育的文盲妇女，束胸的多半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妇女。
”文章尖锐的批判了：
在战争年代，男子纷纷上前线，农业生产的大量任务便压到了妇女肩上，可是缠足的妇女，“全是以滕踝代足，跪了工作，这不仅是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试思在工作效率上要减低多少。
”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真切地反映了缠足给女性身心造成的痛苦。
“妇慰会”一方面利用旬刊，一方面深入群众当中，对广大妇女进行解释和宣传动员，使广大妇女懂得了“放了足，干革命”的道理，改变了妇女“走路风摆腰，怕过独木桥，鬼子来了更是逃不了”的状况。
《妇女旬刊》创办后，还得到了“八办”和甘肃工委成员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谢觉哉更是对其百般爱护，认为它是甘肃妇女运动的一面旗帜，并时常为刊物撰稿。
在《祝妇女旬刊诞生》一文中指出：
“甘肃人民要不做亡国奴，就得自己起来拼命;甘肃600多万人民中的300多万女同胞，同样要参加抗战。
《妇女旬刊》的任务就是为此……女同胞的革命坚决性，不比男子弱，有时且赛过男子。
因为女子受的压迫比男子更深一层，虽说沉沦太久太深，不容易振作起来，但一起来了，其勇气，其决心，常常出人意料之外。
”他还亲自协助修改旬刊收到的稿件，王定国则充当交通员，把要修改的文章交给谢觉哉，把修改好的文章再送出去。
此外，谢觉哉以此刊物为阵地，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和方针政策，以及抗战对妇女解放的积极意义，认为：
“这次抗日战争，一方面不幸，一方面是很幸。
比中国男子更沉沦的中国妇女，可以在战争中锻炼自己，解放自己。
”先后在上面发表了《战争是随便可以过去的吗》《抗战到底与妇女解放》《抗战的光荣》等文章，批判了“国家大事，让男子去担当”和“一切改革等战争过去再说吧”等消极落后思想，并揭示了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历史、阶级根源，为妇运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法和途径。
四、“妇慰会”的撤销及其历史意义
1937年12月10日，由于贺耀祖对谢觉哉和“八办”的友好态度，蒋介石“以‘入京襄助’为由，免去贺耀祖甘肃省政府代主席及西安行营驻兰州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职，携眷离兰”。
倪斐君随贺耀祖离开兰州后，邢华毅然担负起“妇慰会”的领导工作，负责《妇女旬刊》编辑的是王九菊、王德谦，而在编辑工作中谢觉哉总是经常协助整理文稿。
二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朱绍良，明确提出了以巩固国民党在甘肃统治为目的的“在安定中求进步”的施政方针，推行了许多反共、防共措施，限制民众运动，并宣称他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是共产党。
“朱初来时，尚有撤销办事处及组暗杀团的谣言”，“在办事处门前（正对着门口）派一位警士站岗，昼夜轮换不断”。
在朱绍良接任后的三、四个月里，兰州的抗战形势急剧恶化，他公开压制群众救亡运动，破坏国共合作，1938年1月，省政府颁布各县邮电新闻检查办法，4月，成立甘肃省新闻刊物审查委员会，报纸、通讯开始原稿审查，《妇女旬刊》亦于此时停刊。
同年秋，即以各种名义解散了大部分群众抗日团体，并查禁了这些团体创办的报刊12种，9月，谢觉哉返回延安，10月“妇慰会”终止了活动。
“妇慰会”从成立始，其工作的开展就囿于各种因素，面临着种种困难。
据谢觉哉和彭家伦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可知，“妇慰会”开始“是一些太太把持，教育厅长亦想许多办法来破坏”，“此间抗日工作仍甚沉寂”。
倪斐君离开兰州后，“中间因人事关系中断了好久，但我们也不能不感觉到过去本分会工作的松懈”。
之后，虽然在谢觉哉的指导和邢华等人的努力工作下，“妇慰会”全权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本来可以迅速开展工作，但至今下层基础仍很弱”，因此，工作也难以广泛开展。
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在谈论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时就指出：
“在国家环境整个的变动下，青年在这时代里所占的地位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
”谢觉哉也指出：
“发动全甘肃民众起来抗敌，保卫西北，学生是个关键。
”“妇慰会”成立初期，其成员包括甘肃军政界高级官员的夫人，省会兰州的中、小学女教师以及中等以上学校的女学生尚有100余人。
但是，1938年4月20日，“妇慰会”借用省党部礼堂召开一次会员大会，“结果只有三四十人出席……竟看不到我们所希望来的那么些人数，尤其是没有几个女学生”。
就是这样的处境，甘肃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并未因此减弱。
“哥在前方杀敌人，后方工作妹担当”，“妇慰会”从成立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对甘肃的抗战，尤其是对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假如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
“妇慰会”虽然仅仅存在了14个月，但是在甘肃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彰显了那个时期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正如谢觉哉在对倪斐君的评价中所说：
“倪斐君女士不畏难，不避谤，使得无妇运的甘肃，而妇女的组织与宣传并不后于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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