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丨读书十四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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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丨读书十四法
王云五丨读书十四法
在讨论读书的方法以前，我们可不要忘却所读的书因其性质的不同，也有分别采取不同方法之必要。
通常把所读的书分为精读、略读两种。
我以为这还不能概括人们所读书籍的全范围。
依我的见解，似可分为四种：
闲读，精读，略读或速读，摘读。
兹各别说明如下。
闲读闲读是指为消遣而读书。
英国文豪蓝浦·查乐（CharlesLamb）曾说过：
“人生的笑，是与灯火同时起的。
”其意是说无所用心的闲谈，是以晚上为最适宜的时间；然而借灯火助兴的闲谈，必须有可与闲谈之人，而此种人或未必随时可以获得；于是灯下把卷闲读，倒可随心所欲，远较闲谈为便利。
这样的闲读，在我国可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所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为注脚。
这样读书，完全出于消遣，自无讲求读书方法的必要。
另一种闲读，则如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公余辄阅读侦探小说。
据他说，由此种小说之巧妙的作者，故布疑局，使读者在一页一页的读下去时，对于谁是真正的罪犯，不免因好奇而作种种的臆测，致把日常萦怀的政务暂置脑后，而获得短时间的休息。
精读这是指要精细阅读的书而言，宋朱熹说：
“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更须端庄正坐，如对圣贤，则心定而义理易究，不可贪多务广，涉猎卤莽，看过了便谓已通；小有疑问，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钞记，以时省阅，俟归日逐一会理，切不可含糊护短，耻于咨问，而终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
”此语可为这一类书写照。
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Bacon）也曾说：
“有些书可以囫囵吞下；有些书却要细嚼慢吞。
”这里所谓细嚼慢吞者，也就是这一类书。
速读这便是培根所称“可以囫囵吞下的书”。
精读的长处固可使读者彻底领会书的内容与含义，而其短处则使人不能多读，而有陷于寡陋之虞。
因此，善于读书之人，应按书籍之性质，与其对所研究题目关系之轻重，而分别为精读与速读。
属于速读的范围者，只要得一书之大意；故如有可能，尽管用一目十行之方法而读之。
其有精读之必要者，当然不宜速读，致陷于“欲速则.不达”之弊。
因此，何者宜速读，何者宜精读，其区别不仅在性质方面，而且同一书亦可因不同之读者，与其各别之目的而异。
摘读此指不仅无需精读，甚至无需迅速读完全的书而言。
此类书尽可摘读其中之若干部分。
要行摘读的方法，大抵该书的导言或序文足以观全书的梗概者不可不读，其次便是阅看目录或细目，以决定某章某节当读；最后并参看索引，检得某节或某段当读。
上述四种书籍确定后，除闲读是无需研讨读书方法外，其他三种皆有赖于读书方法之善用。
现在我把读书方法归纳为十四项：
立志、奠基、选题、循序、明体、提纲、析疑、比较、专志、旁参、耐苦、持恒、钩元、备忘，并逐项说明如下。
立志任何事必须立志，始能有成；读书岂能例外？
曾国藩曾论读书之当立志，其言曰：
“苟能发愤读书，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均无不可读书。
苟不能发愤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
何必择地？
何必择时？
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这只是说立志的效用；但立志读书的动机如何而起，曾氏还没有举述。
然而旧日的读书人，上焉者不是以圣贤自期，便是以天下为己任；下焉者辄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鹄的，而借以激励自己。
像这样高的太高，低的太低，都不是一般读书人能够或应该作为立志读书之动机的。
我以为读书之动机应以充实人生为主；盖书籍为学问的宝藏，先民努力的成果与时贤研究的结晶，均借此而保存、而流布。
读书便是利用此种宝藏，并由此而促进读者自己思考与努力之成就；凡此对于人生皆有充实之用。
我们试一回溯，古人之生活确较吾人今日所享用者远为简陋，其偶有发明或发见足以改进生活者，大都作始也简，如果没有书籍为之流传于后世，使后人就其已获得的成就，陆续有更进步的发明与发见，则任何发明与发见皆将及身而消灭，既未能流传光大，更无法行远推进。
因此，读书者如立志借此以充实人生，则小之对己身，大之对社会与国家世界，皆无不适用。
以视上述立志太高则蹈于空虚，太低则沦于卑下者，当更能切合实际也。
奠基建筑须奠基础，读书何莫不然？
读书的基础，第一项是语文；第二项是各该科书籍的基本学科。
语文是读书之必要工具，其中包括识字、辨名与文法三事。
关于识字，则我国《康熙字典》所载之单字多至四万余，而宋代的《集韵》更多至五万余，其中绝大多数不常用；而常用之单字，在中等以下之读物中不过四千余，在大学程度的普通读物中不过七千余。
现在排印书籍的全副铅字，所含单字不过八千余。
至于读国学的古籍，则间有一些为普通刊物不常用之字，充其量亦不过千余。
好在我国文字，以形声字居大多数，许多这类的字，在速读的书籍，都不妨由此而推知其大意；惟精读之书却是一字都不应苟且，而有详加考究之必要，故要读应精读的古书时，多识字也是一种重要基础，遇有不识之字，字典之利用是不可少的。
因此，阅读便不免迟缓。
关于辨名者，则宫室、服制、草木、鱼虫等，古今异名，对于读古书者，如采精读，均有考辨之必要。
《尔雅》一书之所以列入十三经，亦即以读经须能辨名之故。
关于文法者，则古今文法亦有不同，精读古书者尤有研究古文法之必要。
《困学纪闻》称：
“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
”盖谓从若干篇古文中精究其文法文体与结构，即由此而可推及其他也。
此外还有修习外国文而阅读其书报者，由于中外句法之不同，欲能了解其意义者，必须注重文法与析句，否则对于长至数十字以上之句，仅就字面译解，难免要生错误；且法律条文等一句之长往往有达数百字者，更易误会，近人往往过分重视直接教学法，而以为文法不足重者；不知直接法纵有助于会话，然西人以其本国语言会话，其直接殆无以复加矣，但如不习文法与析句，仍不免误解长句，况我国人岂可因直接法便利会话，遂谓可以轻视文法乎？
关于读书准备之基本学科，则随所读书之门类而异。
举例言之，则研究心理学，须有生理学、神经学与统计学为基础；研究社会学，须有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地理为基础；研究政治学，须有历史、地理、经济学、社会学为基础；研究法律学、须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研究统计学，须有高等数学为基础；研究生物学，须有化学、物理学、数学、地质学、地理学为基础；研究历史，须有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为基础；研究医学，须有生理学、心理学、化学为基础。
如果基础没有奠立，而遽然进读各主科的书籍，自不免有事倍功半之虞。
选题选题包括选择问题与书籍两项。
读书要能提高兴趣，莫如集中一个问题以从事研究。
有人说，这是专家的事，或非中等以下程度之人所能为。
我以为问题有深浅难易之别，专家有专门的问题，中等以下的程度者亦有浅易的问题，甚至同一问题往往亦可有深浅不同的解答。
一个人如能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研究一个问题，以谋解答，则除借观察实验或访问以外，定必从书报杂志上搜集种种有关资料；这样一来，他的阅读书籍总是有所为而为之，除与闲读者无关外，对于精读、速读与摘读三种书籍势必遍尝。
大抵先从书目上检寻相关的书志，检得认为当读之书志后，往往先从事摘读；如发见全书值得速读，则利用速读；如认为有精读之必要，便实行精读。
阅读时，如发见有可供解答所研究问题的资料，定必欢喜万分；若证明无可取材，则将如饥思食、渴思饮，另行穷搜其他的资料。
这样的习惯，经过几次的培养，渐渐成为自然，则毕生对于读书选材自必饶有兴趣。
至已具有确定之目标，然后选择当读之书，则除利用分类法与图书提要外，最好能于各该科的学术流别与各该书的作者立场知其梗概。
此事当于读书方法之第五项明体下论述之，兹不赘。
循序宋朱熹说：
“杂然进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见其肥羹大馘，饼饵脍脯，杂然于前，遂欲左拿右攫，尽纳于口，快嚼而亟吞之，岂不撑肠拄腹，而果然一饱哉！
然未尝一知其味，则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
”此指读书不循序而求速之弊。
此与《论语》所谓“欲速则不达”，《孟子》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同一道理。
今世界任何事皆重计划，有计划则可循序进行，有条不紊，表面似缓进，实际则系稳进。
读书亦如是也。
元程端礼有读书分年日程，本朱子读书法而推广之，并订定每年月日读书程限。
虽今昔读书性质范围不同，而其意固足师也。
明体读一书须先明其大体。
书的大体包括：
（一）学术流别，
（二）作者立场，（三）时代背景。
所谓学术流别，例如读中国的经书，首须知道其有今文与古文两派，故读十三经注疏所收之尚书正义，因系古文传本，不少学者谓为伪本；明乎此，便须兼读汉伏胜所传之今文尚书大传，以资比较。
所谓作者立场，则如经济学书籍有特予区别之必要，例如亚丹斯密之《国富论》，其中理论乃自资本主义之立场发挥，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以社会主义者之立场而论列。
所谓时代背景，例如美人凯雷之地租学说》甚著名，但凯氏生息之时代，美国人少地多，其学说固甚合当时事实；但时至今日，地少人多，则其理论已失去时代性了。
关于经济问题，学者主张不一，甚难有一致的结论，故读经济学之著作，不宜盲从一家的结论，而须旁征博采，互为比较，庶可获一公允之结论。
此与数学之具有一定的公理者迥不相同，此又与明体有关者也。
提纲提纲是指利用书籍之提要而言。
我国自从宋代陈振孙编著《直斋书录解题》以来，迄今关于书籍提要之作不下百数十种。
其规模大者莫如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四库》著录之书3470部，连同存目各书6819部，一一撰著提要，读此一书，可知清代乾隆以前1万种以上图书的概要。
外国这一类的书籍提要也很多。
英文中像凯勒氏（Keller）的《读者书籍提要》等最常用。
近来许多种文摘期刊，除为各杂志的论文作节本外，每期辄附有书籍的长篇提要。
大抵10万字以上的书本节为万字以内，使读者得此可以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的时间，对一种当代名著获得整个的鸟瞰。
对于忙里偷闲读书之人最为便利。
与图书提要有同等或较大的效用者，为图书的序跋。
我国有命名为“读书引”之一部书，即收集数百种要籍的序跋，以为读书的引导者。
此书可谓名实相符。
盖图书序跋往往荟萃全书菁华于一文，且多出自名手，其文章议论亦可诵而可贵，其引导读者以进读原书的效用，实较图书提要有过之。
我在30年前购得一部抄本，内容约莫3000部图的序跋，计共3900余篇，可谓集序跋的大成，其规模七八倍于《读书引》。
现在业以“四部要籍序跋大全”的名称印刷为20册而问世，对于研读古籍的引导，当有相同的效用。
而且序跋文字之可贵，不仅在我国为然，即在欧美亦无不重视。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伊理爱·查尔博士于其主编之《哈佛古典丛书》五十巨册中，以序跋名作占其一册。
惟欧美序文多属自序；而我国序跋，则他人所作与撰人自序同属常见。
伊理爱博士称述自序之可贵，谓：
“作者于其长期工作告成时，无异步下讲坛，置身于听众之间，为面对面之恳切谈话，揭示其所怀希望与恐惧，为己身所经历之困难博取同情，并为预期可遭遇之批评提供辩护。
在冗长篇幅之全书中，作者的人格间为其郑重的态度掩蔽者，骤然于自序中露其真面目。
即此一端，纵无其他理由，自序文已值得在此古典丛书中占一重要地位。
”此特就自序的效用而言，至若他人的序跋，则往往合书评与议论而一之，殆别具一种重要性矣。
析疑析疑就是剖释疑义之意。
要剖释疑义，则读书时须先能怀疑。
若对书中所说的理论和方法毫无条件地接受，即没有怀疑，那就用不着析疑了。
孟子说得好：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宋程颐说：
“学者先要会疑。
”可见古圣先贤，对于读书皆主张能怀疑。
不过怀疑的意思，绝不可误解为事事须加挑剔，如此则对于所读的书首先已没有信仰，更何能因重视与兴趣而深切研究。
清代李光地对此点说得很公允，他说：
“要通一经，须将那一经注疏细看，再将大全细看。
莫先存驳他的心，亦莫存一向他的心。
虚公其心，就文论理，觉得哪一说是；或两说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
看来看去，务求稳当。
磨到熟后，便可名此一经。
”他又说：
“人须要用心，但用过心，不独悟过好，只疑过亦好；不但记得好，就不记得也好。
中有个根子，有时会发动。
”由此可见所谓怀疑，实在是用心的别称。
换句话说，就是对所读的书，就其所提倡的理论与方法，认真思考，不是无条件接受。
如认为不当，也不要轻易武断。
须知著书立说之人，固然不是超人，至少也下过一番苦工，尤其是古人著书视同名山事业，不像近人之轻易着笔。
如果从表面上看来有不妥当处，读者须考虑作者所处的时代与背景，并悬想假使作者生于现代，处于现在的环境，是否亦同此主张。
如此用过一番心思，才可作公允的评断也。
苏格兰学者嘉勒尔（ThomasCarlyle）曾说过：
“我若像他人读那么多的书，我也要像他一样无学问。
”这就是说读书而不用心思考，虽多无益。
又英国文豪马可黎（Macauley）的记忆力极强，过目成诵；因此能够写作许多堂皇的历史和传记，但是后人也有说他的优点便是他的缺点，即由于记忆力太好，很容易掇拾他人的言论，自己思考的习惯不免有所疏忽，以致缺乏创造力；故虽成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家与文学家，却不能以他的聪明才智发展而为一位思想家。
这又是说不多用心之弊。
以上是说怀疑的意义，至于真个发见书中有可疑之处，则析疑的工作万不可少。
析疑之道，除利用种种工具书外，尤须旁征博考同类的著作，互相印证。
例如关于史书中所记某一史事发生的年月，如确有可疑，则当参考其他史书笔记；设此一史事的关系人有年谱，或其同时代之人有年谱者，能取以对照，倘公私记载皆同，则疑团可释；若有不同，再以旁证较多而更合逻辑者为定。
这是利用比较的方法，详下文比较项。
比较比较是就同一书之各种版本比较其内容，或就同类书若干种比较其主张、叙述或文体等。
这是读书方法最有效者之一。
关于同书各种版本之比较，最显著者莫如经书之所谓今文本与古文本，已于本编“明体”项下有所说明，兹不复述。
关于同类书若干种比较其主张者，尤莫切于经济一类的书籍。
由于学者对许多经济问题的意见纷歧，迄无定论，即有趋于一致的结论，亦为暂时的，而非永久的，故宜同时参考不同派别者的主张。
例如研究关税问题时，甲书详于保护政策，乙书阐发自由贸易政策较精，彼此各有其重点，均有同时阅读以资比较之必要。
至关于叙述之事实，试举历史为例，由于我国正史多为后一朝代的政府为前一朝代而修撰，凡不利于修史之朝代之处，自必为之隐讳，甚至变更其事实，故读正史以外，不能不兼读有关之稗史、野史、笔记及其他私家著述，以资比较。
又一部历史大半是许多重要人物所构成；这些重要人物自己记述，当然最可靠；就是和这些重要人物接近的人所记述，毕竟见闻较切，也较公家的一般记述，或私人借辗转传闻而记述者，自然可靠得多；即或未更必可靠，至少也可利用以为旁证。
我国对于这些重要人物事迹的记述，大都包括在各种年谱之中。
由本人自己记述的，称为自撰年谱，即等于现代所谓自传；由他人记述的，就是一般的年谱，等于今日所谓传记。
这些年谱不仅按年记述谱主的事迹，而且把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其同时的主要人物的事迹，甚至同时发生重大事件，都附带记述，比诸西洋式的传记，对参考史实的价值尤多。
我在战前为被毁后的东方图书馆搜罗了年谱1200余种，在全国公私藏书中，算得最完备。
我常常把这些年谱所记的史实，和正史、稗史等所记比较一下，觉得有很多的出入；因此拟定了一个计划，打算把这些年谱汇集印行，而另编一部详尽索引，把这许多年谱所记的重要史事和重要人物事迹，一一分别标题，自索引检得标题，即可就各谱分别参考，然后把各谱所记述的异同与正史、稗史等所记者互相比较，或从多数为断，或从记述时的情形为断；一方面固可纠正正史等记述之错误，他方面亦可证明正史等记述的正确。
深信此举对于研究历史者将有重大的协助。
可惜不久战事发生，此议遂搁置，今则连这些年谱的命运也在不可知之数了。
关于文体的比较一项，我小时候借自修而读书，在读外国文名著时，认为某一章段有精读而仿作的必要者，于熟读数次以后，往往将该章段文字译为中文，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则就所译中文重译为英文，译时绝不阅英文原文，译毕始与原文比对，于文法有错误者固查照原文修正；于文法无误而用字遣词不如原文精练者亦参酌修正。
我当时之目的是在无师自改作文，但由于如此彻底的比较，无形中对于某些名著的文体也就沈潜颇深。
专志专志犹言专心致志。
孟子说：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唯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为是其智弗若与？
曰，非然也。
”此谓任何事非专心致志不能有成，读书更属当然。
宋苏轼说：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欲求者耳。
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馀念；又别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
他皆仿此。
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此即西人所谓一时专做一事，亦即分工之意。
清李光地说：
“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
如领兵十万，一样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亲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
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便此外皆可得用。
何也？
我所亲者又有所亲，因类相感，无不通彻。
只是这部书却要实是丹头，方可通得去。
倘若一部没要紧的书，便没用。
如领兵却亲待一伙极作奸犯科的兵，交友却结交一班无赖的友，如何联属得来。
”此即谓专志精读之书，须抉择得宜，否则所努力者不免落空。
旁参旁参是指从侧面加以参证之意。
宋王安石说：
“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
故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难。
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
”这便是旁参之一重要理由。
李光地说：
“出门之功甚大，闭户用功何尝不好，到底出门闻见广，使某不见顾宁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韵历算之详。
佛门中遍参历扣，最是妙义，岂必高明人，就是寻常人亦有一知半解。
”这是主张借游学与下问而收旁参之益者。
耐苦古今来许多读书成名之人都是从穷苦中力学。
而且有愈穷愈工之可能。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称：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呂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清陆陇其云：
“自古豪杰往往从艰贞之时，倍加精进；苏子瞻之文章，愈穷愈工；程伊川之学问，弥困弥粹；一番否剥，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子耶？
”这两说虽指著作而言，然著作与读书殆不可分，适于前者，无不适于后者，李光地也说过：
“人于书有一见便晓者，天下之弃材也。
须是积累而进，溫故知新，方能牢固。
如富贵家儿生来便有得用，他看钱物天然不爱惜。
惟辛勤成家，便一草一木，爱之护之。
读书从勤苦中得些滋味。
自然不肯放下。
往往见人家子弟，一见便晓，多无成就。
”此与我自己所体会者，得之易失之亦易，得之难失之亦难，同一主张，尤足为富家与早慧之子弟当头一棒也。
持恒曾国藩说：
“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无恒则终身一无所成。
”这确是一针见血的话。
郑畊老《劝学篇》称：
“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数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字数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里谚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
此语虽小，可以喻大。
”可见有恒则无不可按日程功者。
否则正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初时纵能猛进，又有何益。
钩元唐韩愈自言其读书事，有“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等语；而其中要诀在记事纂言两句。
是则读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十遍，不如抄撮一次之功深也。
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元，则思理不容不精也。
这里所用钩元一语，即本于此。
前辈读书，常作劄记，亦即此意。
我早年读书，却采用划线及圈点为记号，于辅助记忆之中，略带批评之意。
记号以红蓝两色铅笔为之，对于意思最好的部分划一红线、文章最好的部分画一蓝线。
次之，则改用虚线；再次，用圆圈；再次，用小三角。
总计四种符号，每种各有两色，实际上为八个符号。
间有意见，则于书边天地头空白处酌注数语。
这可以说是我读书时的钩元方法，但对于科学书籍，我则常就其内容随读随编表式，使繁杂的内容得以简单化与系统化。
这些表式无异全书的提要，全书读毕，全份表式亦构成，不仅在事后翻阅，全书鸟瞰复现于眼前，其尤关重大者，即在自编表式之时，对全书内容既可加深印象，又能纲举目张。
备忘我在中年以后读书，却变更方法，不复如早年的在书本上划线圈点。
这或者是由于对图书馆学已发生兴趣，并有所创制之故，于是读书时遇有某章某节，读杂志时遇有某文认为有值得将来参考，以备不忘者，辄就其原有标题或自拟标题一一分记于小卡片上，附志书志名与其所见页数及卷数期数。
这些卡片，各按标题的顺序排列，如此，则许多书志中同性质、同标题的资料都借卡片的作用而贯串起来。
以后随时有需参考，只须一检卡片，则凡经涉猎过的资料毫无遗漏。
日积月累，这些卡片多至数万张，无异构成一种最完备而切实用的百科全书，可惜这副卡片现已随我的数万冊的私人藏书而陷于不可知的命运了。
自迁居台湾以来，生活复趋安定，仅存的藏书数千冊，与新添之少数外国书籍及数十种的杂志，于阅读之余，亦仿此旧习，随手重编一副卡片，迄今已有万余片，虽比诸旧日所有者远逊，然此项新编卡片之资料皆在手边，可以随时利用。
因此，偶有撰作或参考，一检卡片，数分钟内可以一览而知所有的资料；二三十分钟内，所有资料可以集于书桌左右，予取予求，殊为便利，我现在的记忆力虽未大损，已不如青年及壮年，赖有此项备忘方法，较诸任何优良之记忆力固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王云五号岫庐，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
1888年生于上海。
辛亥革命后，先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
1921年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1946年起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
1948年推行金圆券改革，引发金融混乱。
1951年去台湾，任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1979年在台北去世。
他主编了《万有文库》，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被胡适誉为“有脚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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