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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变迁中的中国与世界
国际关系变迁中的xx与世界
发布时间：
2009年12月28日1学习时报马小军赵磊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即将过去，10年来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及国际力量的对比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
我们邀请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小军与赵磊两位学者进行分析与解读。
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xx：
冷战结束的最初10年，由于战后冷战国际格局的崩解，新的国际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下得以重新分化组合，国际关系的特征是“以破为主”。
“历史终结”、“美国一超独霸”、“西方主导”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
上个世纪末的10年是冷战历史尘埃落定的历史时期。
一段时间里，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确立了其“一超独霸”的地位，西方国家为“历史的终结”而欢呼雀跃。
多极化成为大国谈论的重点，但并没有发展成为现实，那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大家庭式的全球化并未出现。
国际政治中，出现“一超多强”的局面，但各国力量之间的对比极不平衡；经济上，世界经济出现繁荣景象，美国为马首的IT行业推动西方经济的火车头，领跑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制度层面，许多国际制度建设的成果，自然也是以西方国家为核心，如IM
F、WTO、G7—G8等等。
在中国，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表达了中国政府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坚定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决心，使国际社会明确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取向。
21世纪的头10年，国际关系出现“以立为主”的基本特征。
国际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些国际社会所期盼的趋向开始显现，“新兴国家”、“风险社会”、“全球治理”等成为新10年的关键词。
这一阶段，国际关系互动频繁迅速，大国关系发展大致稳定协调，新世纪国际制度的建设加速。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
起初，我们认为WTO是以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作为制度支撑的，因此一度表现出疑虑、踌躇和不情愿，为此国内曾展开长时间的理论与政策辩论。
但是入世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政府和公众对此问题的认识，而且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与相应的国际经济制度之间的契合相得益彰，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全球性、地区性的制度安排，也开始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并在某些层面表达了发展中国家的意愿。
赵磊：
21世纪以前的10年，国际社会关注更多的是传统意义上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和平意味着没有战争，而且西方阵营所期待的历史终结并没有出现；进入21世纪的10年，风险和危机下的合作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合作主义”成为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
此外，就全球化的内涵而言，前10年全球化的核心就是西方化，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未参与其中；后10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各行为体共同参与这一进程，国家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要素的异同并不影响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就力量对比而言，前10年，美国等西方国家除拥有强大的国力外，他们的战略意图也非常明确，即改造非西方国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转型国家”十分迷茫，甚至不清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身份迷茫”的时期，后10年是“找回身份”的时期。
就中国来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重心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前10年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后10年的“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反映出中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战略位序在不断提升，也反映出西方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务实策略调整，同时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模式进入新的历史周期。
安全观念发生重要变化
xx：
“9·11”事件的发生，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变迁的历史坐标，导致了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
冷战后前10年出现的“一超独大”格局，被“9·11”恐怖袭击打破。
全球反恐战略局面的出现表明，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必须面对新世纪的新挑战，这种挑战是以权力悖论的面目出现的，即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强大的超级霸权，却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处理全球乃至地区事务，而不得不依赖其他相对弱势的国际力量的支持。
正是因为反恐战争使美国的战略力量配置不足，所以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如伊核和朝核问题上有赖于中国的战略支持。
此外，“9·11”事件也充分表达了一些国际力量对一超格局的不满和挑战。
在即将过去的10年中间，国际社会深深地感受到，尽管挑战者与被挑战者之间力量对比的极端不对称，但并未使挑战方轻易地退出博弈格局，反而使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长期对抗，使这种挑战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常态。
所谓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提出，也是源于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天然地表现为依赖于全球共治的特征，蕴含了将主权国家个体安全诉求寄寓于国际社会整体安全的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变化。
非传统安全并未取代传统安全，而是为安全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理念，带来人们对安全观念认知上的巨大进步。
与此同时，传统安全问题在新世纪并未退出国际舞台，反而还有深化之势，例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苏联地区的冲突等等。
此外，非传统安全观念还在某些方面深化了人们对传统安全的认识。
例如，因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资源、交通的战略价值凸现，导致近年北极邻近国家对这一区域的地缘政治争端加剧。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目前，与南北极地相关的国际法大都默认传统的先占原则，其与非传统安全观背景中的国际公地原则相互抵牾。
毋庸讳言，南北极地的开发需要巨大的综合国力支撑。
就南极开发而言，迄今为止开发大国大都集中在北半球，其势必形成北半球大国与南半球相邻国家争夺冲突的态势。
其中，争夺冲突背后的推动力量仍是传统的权力政治。
此外，传统安全有时也会演化为非传统安全。
例如，国际社会意识到维和问题的严重局面，根源在于难民的大量涌现，而严重的难民问题恰恰是国内战争与冲突国际化的结果。
因此，跨界冲突问题必须依靠国际合作才能最终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
xx：
冲突与合作是国家间关系的永恒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关系的核心始终是安全问题。
但是，前后10年国际社会的安全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前10年，各国重视的依然是传统安全，即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国家防范的是大规模的军事入侵。
“9·11”事件在国际关系史上的意义就是宣告了“非传统安全”时代的来临，一方面，恐怖主义以最有效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存在，他们袭击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又以最有效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在“9·11”之前世界上每年都会发生恐怖袭击，但只有在美国遭受袭击后，反恐才正式成为全球安全事务的主要内容。
可见，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使其自身的意志成为全球的共同意志。
反恐战争极为特殊，双方的力量极不对称，美军难以发现“敌人”，但是“敌人”却无处不在。
即使是传统安全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冲突，冲突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亚太地区，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是大国干预。
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
例如，“北极冷战”告诉我们环境保护与能源争夺之间存在两难困境。
一方面，传统安全理论强调资源稀缺性能够改变或影响一个国家的偏好，因此能源争夺仍然是国际冲突的重要诱因；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或环境问题需要各国摈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必须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大局。
但是2007年至今，加拿大、俄罗斯、美国、丹麦、挪威等所谓的“绿色国家”，一方面呼吁各国要以保护环境为重，另一方面又加紧对北冰洋的争夺。
他们很清楚，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会恶化本已脆弱的北极环境，但是在能源、战略通道、渔业资源面前，他们最终选择“非冲突安全”让位于“传统安全”，由此科考勘探、军事演习等大规模人类活动频繁在北极上演。
因此，中国不能放松对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国际社会也应当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
xx对国际制度影响力显现
xx：
冷战结束后，冷战时期建立的一些国际制度在崩解与松动。
当然，最大的制度破解是苏联主导的东方体系荡然无存。
耐人寻思的是，新的国际制度并未能在最初的10年中成形。
七国集团衍变为八国集团，一度在制度层面垄断了全球重要的议程安排，但并没有能形成新的国际制度基础，也没有能力解决这复杂变化的国际社会诸多重大问题，凸显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在后冷战初期的力不从心。
就功能而言，这一时期的国际组织主体，着重于发挥经济功能，经济上的“溢出”效益理论方兴未艾，欧盟、东盟、非盟等地区组织无不体现强烈的经济化色彩。
就效率而言，八国集团虽然缺乏全球代表性，但却表现了较高的行政效率。
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认为，以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先不论其前景如何，其最重要的障碍就是效率问题。
二十国集团在启动之始，即表现出了缺乏共治的效率，既难于达成政治共识，也缺乏具体的行政机制。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和评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现实国际政治中，西方国家仍然是构建国际制度的主导。
例如，仅就程序而言，每次八国峰会之后，才是“8+4”或“8+5”峰会，而八国峰会也是先于二十国峰会召开；就会议内容而言，八国会议的关注重心往往就是二十国集团的讨论重点。
因此，国际制度建设的主导者仍然是富国，而国际制度构建的进步也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尽管如此，21世纪新的国际制度体系的构建仍对传统国际制度的框架构成了冲击与挑战。
令国际社会瞩目的是，近年来中国对国际制度建设的影响力逐渐显现，正在发挥重大的贡献。
所谓“利益攸关者”、“中美国”等概念出现，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产物。
中国无疑将在这个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刚刚落幕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构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中的强有力的政治作为和极具建设性的能力。
努力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担负与自身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积极实现从受惠于国际体制的分享者向新国际制度的创建者和贡献者的转型（此次气候峰会上，中国充分表达了这种积极的趋向），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有益的公共产品，不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而且将在这一进程中实现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xx：
冷战后的最初10年是国际组织发展的10年，21世纪的头10年是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并行发展的10年。
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组织是国际会议成熟阶段的产物。
然而，21世纪头10年，国际会议以前所未有的声势重新回归国际政治舞台中心，在全球治理方面与国际组织齐头并进、难分伯仲，“首脑外交”、“会议外交”、“特使外交”等外交形式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严格意义上讲，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都属国际会议、国际论坛范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
需要强调的是，二十国集团的发展本身并不表明新兴国家已经取代了西方大国的政治地位：
首先，二十国集团原本只召开部长级会议，在金融危机之后是法、英等西方国家倡议将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级会议；其次，八国集团本就是二十国集团的核心成员；再次，二十国集团功能的强化有利于八国集团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支持。
长期以来，八国集团达成的共识被认为缺乏代表性而备受争议和反对，因此将更多的发展中大国纳入决策框架有利于发达国家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成本，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
就区域制度建设而言，前10年是欧盟、非盟、东盟等区域一体化组织飞速发展的时期，后10年是跨洲际组织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欧领导人峰会，等等。
中国是全球及区域制度建设维护者，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中国的国际制度影响力不断显现。
中国强调有重点的多边主义，始终呼吁捍卫联合国的核心作用。
实践证明，中国对国际制度、多边主义的秉持有利于维护中国自身利益，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
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调整加速
xx：
中国快速发展以及新兴国家的快速成长，可以看作是21世纪头10年国际关系变迁的大趋势。
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都是过去20年来改革成果的积聚。
在这方面，我认为，美国的综合实力在新世纪并没有发生衰落性的变化，但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实力确实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数量性变化，却并未出现本质性的结构调整。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世界贸易格局、资本流动等方面观察到这种变化，美国、欧洲仍占据世界经济—产业结构高端的事实并未改变，中国和其它一些新兴国家依然是商品生产国，这种状况的根本扭转尚需时日。
另一方面，在新兴技术领域，诸如金融产业、环境产业、新能源产业、气候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新的经济领域和产业群中，美国、欧洲一开始即占据了技术研发高地，并获取了主导优势。
因此，即使发生金融危机，即使新兴国家在不断涌现，但是美国和西方并没有衰落，只是力量对比在调整变化。
而且，美国和西方国家依然拥有国际社会的话语主导权，并仍在不断构筑自身的道德优势、制度优势、意识形态优势等等。
在新兴国家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和平发展最为抢眼。
中国是一个大的国家，其特征十分明显：
人口、地域、经济总量、核大国、联合国五常之一。
当然，最近10年，中国的发展首先仍是经济总量的急剧扩展和经济发展质量的迅速改善，以及由此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
中国在世界经济大盘子中的份量在迅速增长，而且中国在现行经济结构中的数量和质量都在进步。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中国逐渐由“生产者”转变为“共治者”。
这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深化，从疑虑、猜忌到认可、合作。
与此同时，使得中国成为国际政治话题的，是由此衍生出的中国国防现代化步伐的适度提速（相对以往30年而言），和在地区军事战略力量的相应提升。
赵磊：
冷战后的最初10年，国际社会更多关注的是——极，大国急欲发展成为国际舞台的一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安全，才能体现制度的优越性。
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考虑更多的是力量的制衡问题。
21世纪的头10年，国际社会转而关注——治（治理），国家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生存问题以及风险管理问题，国家领导人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尊重国际社会的共识。
可以说，全球治理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强调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合作管理，这也是为什么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速率要远远快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新兴国家的崛起过程也是适应并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格局由以力量要素为核心的“一超多强”向以观念要素为核心的“全球共治”转变，这是公民社会的全球化特征，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因。
xx：
目前，国际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新特征，是世界主要力量随不同的利益需求、议题要求进行自主组合。
这种组合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长，但核心的国际政治成员仍保持相对稳定。
此次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历时13天，虽然没有达成有约束力的政治协议，但会上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发达国家中有所谓伞形国家，欧盟与美国之间意见相左发生对抗。
发展中国家分为诸如基础四国、77国集团、小海岛国家集团，都在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利益所在。
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中出现的所谓“基础四国”与此前“金砖四国”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只是国际社会中的一种“他称”，而其自身并未形成一种国际机制，而“基础四国”因气候变化议题而形成，不仅是一种“自称”的成果，而且这四个新兴大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立场一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恪守休戚与共的政治约定，成为此次国际政治博弈空间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象，似乎预示着某种新的国际力量组合的即将问世。
这种变化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变化，在未来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人们将会更多地看到类似现象，其可以视为新兴国家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战略调整加速的新趋势。
新世纪世界经济结构转型
xx：
不能简单地将金融危机看作是美国的衰退或西方经济体制的崩溃。
无论是IT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都表明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和调整。
世界经济体系内部联系的紧密化，使危机发生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经济泡沫的破裂，并不表明相关的新兴产业毁灭了。
这只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自然过程，是泡沫剔除的过程，其中当然也有政府监管不力、华尔街的贪欲、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弊病等问题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西方经济体系的崩解。
相反，人们在泡沫被剔除之后，并没有看到IT产业或金融产业的瓦解，也没有看到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对于这些新兴产业领导的垮塌。
这一点反而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
xx：
的确，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必然意味着某国的实力衰落和制度终结，很多情况下仅是经济问题，是世界经济结构的自我更新。
全球化时代，世界通过市场整合了各个国家的资源，各国都是世界经济产业链条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家是共损共荣的关系。
后危机时代，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达国家需要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并寻找新兴支柱产业带动下一轮经济增长。
新兴经济体需要加强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从政策性刺激转向结构性变革，从出口导向型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型模式。
此外，世界各国需加强金融合作，稳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力度；合作开发新能源，从而摆脱对传统能源的过渡依赖，推动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积极推动贸易合作，坚决反对“去全球化”现象，反对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
xx：
应当特别予以关注的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突然出现，迅速催生了与此相对的新能源产业、环境产业、气候产业等新的经济领域和产业群，这些新的事物已经快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
虽然一些新产业还看不清楚发展路径，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围绕着新兴产业，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深化，同时，资源配置、各主要国家的角色，也在发生调整和变化。
xx塑造新国际形象
xx：
美国某研究所调查了媒体使用热点词汇的频率排名，“中国崛起”位列排行榜首位。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福祉的提升。
就国际关系而言，伴随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过去20年中国的发展并未对国际社会造成任何损害，中国没有欺负过任何别的国家。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在多次与己相关的国际危机发生时，中国都充分地保持了克制。
和平、合作、和谐已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调。
当然，中国的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大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并非中国官方的说法，但是这些概念本身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实力上升及中国发展道路的肯定与赞赏。
所谓“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只是别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其是否具有普世价值，能否为别国所借鉴，那并不是中国人所需要关注的事情。
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应当从本国的国情出发。
别国的经验是不可照搬的。
就综合国力和基本国情而言，人均GDP的低下和深刻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得时下中国自身的发展仍面临极为艰巨的形势，中国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发展问题。
就国际责任而言，中国是现行国际制度的受益者，当然有义务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对外援助、维和、减排等等。
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事。
中国力量的增强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猜测甚至疑虑，很重要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尚未做好接受这种变化的准备，包括制度层面的，意识形态层面的，社会心理层面的。
就此而言，国际社会也面临着一个适应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的问题。
国际社会应当充分尊重中国的制度进步。
同时，中国也应下大的力气协调自身与世界的多种关系，其中包括：
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国际社会发展全局之间的协调；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延伸，与其他国家（首先是周边国家）的利益关切，以及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协调；中国的国际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观之间的协调；中国种种良好的国际意愿与达成良好意愿的外交艺术及行为方式之间的协调，等等。
例如，中国呈现给世界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当然是好的，但问题在于它要衍生出一系列在不同的领域、空间、议题中可操作的东西。
既有良好的意愿，也应有达至这种良好意愿的行为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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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的最初10年，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可能仅仅是“好”与“坏”的问题。
21世纪的头10年，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突出表现为认知差距问题，即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和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之间存在着鸿沟。
因此，进入新世纪，中国更多按照国际标准来塑造自身形象，国际形象建设不仅展现中国特色还充分体现国际元素。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
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身份定位是复杂的、多元的，如负责任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等等，其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中国的首要定位，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因此，中国在外交事务中要把持好三个平衡：
力量与责任的平衡，即强调量力而行基础上的有限责任；权力和义务的平衡，即强调从国际体系受益的同时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意愿与期望的平衡，即处理好自身履责意愿与国际社会期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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