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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革”中形成高潮，又在70年代末猝然结束。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知识青年”群体的历史评价，一直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当年的“知青”密切关注的事。
到现在为止，国内外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有关“知青”的研究成果，但很少有关于这些文献的总体介绍。
本文拟就20多年来“知青”研究方面的情况作一概略综述。
文中的论述、资料的选择和篇章数字的统计都集中在“知识青年”和“老三届”等专题上，但不包括“红卫兵”运动。
本文的重点放在“知青”研究的理论研讨方面，对以“知青”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仅略略涉及。
笔者所查询的资料限于中文和英文，所以本文只介绍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美国的“知青”研究，其中又以中国大陆的研究为主。
笔者认为，“知识青年”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至今，可以大体上被划分为4个时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85年为萌芽期，1986年至1994年为初潮期，1995年至1999年为高潮期，2000年以来为后高潮期。
这种划分是基于对研究活动及成果发布情况的统计分析。
每一时期的研究活动都有不同的特点，出现了各具代表性的着作文章和重要作者、研究者。
一、20世纪70年代-1985年：
萌芽期此一时期的特点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开始缓慢展开，但国内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仍处于冰冻状态。
在中国大陆，此一时期的“知青”研究是一片空白。
对“知青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只能以“伤痕文学”和“朦胧诗”为代表，其中“伤痕文学”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则衍变为“后知青小说”。
从广义上讲，这方面的文学活动可被视为后来展开的“知青研究”的前奏，因为当时人们还不能或不敢从政治社会分析的角度触碰这个主题，而用文学手法则可以间接地表达社会对“知青”的关注，并为这方面的研究作思想上的准备。
在台湾以及香港地区，这方面的文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就连续在报刊上出现。
虽然大部份是以新闻报导或动态情报为基本内容，但能及时地反映现实情况，今天看来仍不失其资料价值，其中也有一些篇章不乏学术性。
比如，1977年台湾文化大学大陆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中共青年下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1979年在台湾发表的《中共红卫兵一代思想认识的发展》，即属此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一时期在外国却墙外开花般地出现了“知青研究热”。
在美国和德国，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有关“知青”研究的数十篇论文和至少3部专着。
刘小萌后来于1994年曾有专文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他介绍了7位外国“知青”问题研究学者，其中有6位的着作属于这一时期。
专着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早年出版的《上山下乡》，这本书直到16年后的1993年才有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
刘小萌的上述文章对托马斯·伯恩斯坦的这本书中作了相当具体的介绍。
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在此作两点补充说明。
首先，顾洪章等人在概述此书观点时引用了中译本的说法，称伯恩斯坦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社会实验”。
这是一个依中文译本而得来的误解。
据笔者核对，英文原着中并没有提到“社会实验”的观点，只是作者夫人苏道锐为1993年中文版写的“序言”中如是说，而中译本的译者在“译者的话”里强调了这一说法。
如果遍览原着全文以及作者的其它相关文章，不会发现有“社会实验”之类的提法。
可以说，作者一直都是把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个经过官方认真组织实施的重大举措来研究，而从未把这一政策实践看成“实验”。
其次，虽然中文译者对该书内容部份的翻译基本上忠于原着的表述，但对一些主要章节的小标题却作了不当改动。
比如，第1章的英文标题只有一个词“Introduction”，为“综述”或“概论”、“介绍”之意，而中文版却译成“综述——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译者自行加上了“社会大试验”这一副标题，但无论是该章内容还是全书各章，其实都没有这一含义。
再如，第1章第2节的英文标题若直译应为“教育和改变青年人价值观与期望值的难题”，但中文译者却把这一标题改为“‘再教育’——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工程”。
还有，第4章第1节原文标题为“城市青年与乡村社区”，结果被中译本译者换成了一句毛泽东语录——“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一章第2节的原文标题是“补救的措施”，亦被换成了毛泽东对李庆霖上书的一段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如此看来，中文本译者是有意选用了一些包括“最高指示”在内的中国社会流行用语作标题，虽然增加了可读性，但却与作者的原意差距过大，非常容易误导读者。
伯恩斯坦这部着作的中文译者对此书的评价是：
“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客观态度，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精辟的议论。
通览全书，我们不能不为一位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性的准确把握而折服”。
刘小萌对此书的评价是：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外研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最全面、最详细、影响也较大的着作”。
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应该更明确地指出相当重要的一点，即这部着作不仅是“知青”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以其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影响甚至指导了所有后来的“知青”研究者。
到目前为止，有关“知青”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基本上是在伯恩斯坦的观点框架里的发挥和扩展，还没有哪本书能超出这部着作的范围和水平。
比如，伯恩斯坦早在1977年就明确指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即“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现实协调一致”的危机，并简明扼要、画龙点睛般地阐明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脉络，“首先是大跃进之前在小范围内实施，60年代初继续展开，1968年文化大革命后急剧展开”，他曾沿着这个脉络作了详尽的阐述。
在研究方法上，伯恩斯坦不仅从各方面收集了大量数据，而且对种种数据作了极为认真的处理。
他直截了当地提出：
“对待采访材料应持谨慎态度，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被采访者就能代表其他更多的人，更不能代表一个整体的全国的下乡知青。
”他甚至注意到：
“当报纸和被采访者提到同样的事实时，其内涵也有不同”，因而作者对于从面谈口述中得到的数据总是千方百计地与新闻媒介和包括官方文件、出版物在内的各种资料反复验证。
书中这样的论述不胜枚举，令人今天读起来仍觉震撼和感佩。
二、1986-1994年：
初潮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文革”研究的展开，“知青”研究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出现了第一批研究文章。
在此期间，以“老三届热”为代表的“知青文化”现象持续升温，并有大量的以回忆录为主的文着出现，为后来广泛深入的“知青”研究创造了良好气氛，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这一时期可被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1986年初，崔武年和阎淮发表了题为“谈谈‘老三届’”的文章，这是国内出现的“知青”及“老三届”研究领域的第一篇专题论文。
作者运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论述和分析了“知青”、“老三届”一代人的教育基础、特殊经历和现实状况，认为“老三届”是“自觉对社会负起责任”，“经过磨难、经过反思的一层人”，并且呼吁“研究老三届是当代人的一种责任”。
这篇文章虽然带有官方色彩，但是有理有据，平实可信，有很强的说服力。
不久之后，史镜等人发表了“赴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历史与现状调查”，提出“认真回顾这场运动的历史过程，分析评价其利弊及经验教训，对于今后制定正确的支边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上述两篇文章表明，学者们已经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知青”、“老三届”问题展开研究。
同年晚些时候，高皋、严家其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有专节论述“知青上山下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却是第一次公开否定毛泽东的“接受再教育”的说法。
这二篇文章和一本书可被视为国内“知青”研究的开端。
1987年，张化发表了题为“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
这篇文章在整个“知青”研究史上相当重要，它与上面提到的“谈谈‘老三届’”一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张化提出了如何分析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一重大命题。
张化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而这种措施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组成部份，这是应予指出并否定的。
此文立论清晰，分析明快，对后来的“知青”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过，此后的几年里，“知青”研究仍然处于沉闷状态。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几部相关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两部纪实性文学作品值得一提。
一部是肖复兴、肖复华编写的《啊，老三届》，这是最早出现的“知青”纪实报告文学集；另一部是白描的《苍凉青春》，这虽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但其序言和结语部份却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
第二阶段从1989年开始，“老三届热”的兴起给“知青”研究带来了难得的推动力和转机。
方奕、陈小雅、仲维光、金大陆等人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及其对“知青”研究所产生的作用分别作了评介。
持续若干年的“老三届知青文化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图片书画展览、文艺晚会、影视、歌曲，到旧地重访、经济考察、项目开发，丰富多彩，而其中与“知青”研究直接相关的自然是大批书籍的出版。
据笔者统计，从1989年到1994年，共出版了30多部以“知青”为主题的书，其中“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
这些书当中不少是由四川省的几家出版社出版的。
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率先推出了《知青沉浮录》，后来又于1993年出版了《红土热血》。
同时，成都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蹉跎与崛起》、《光荣与梦想》和《热血冷泪》。
四川文艺出版社则出版了《知青档案》和《命运列车》。
全国各地的其他出版社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新书，如《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草原启示录》、《回首黄土地》、《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在海外》、《中国知青悲欢录》、《漠南情》、《理想与现实》、《苦难与风流》等。
这些“知青”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虽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但却为“知青”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正如着名作家、评论家李辉在其对《苦难与风流》的书评中所说的那样：
“作者大多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官员，他们普普通通，那么平实那么自然地叙述自己”，使这些作品“真正具有了历史的参照作用，对于了解老三届一代人，提供了可信的范本”。
在“老三届知青文化热”的烘托之下，“知青”研究出现了上升的态势，有10多篇学术文章发表，其中不乏佳作，例如杜鸿林、黄金平、柳建辉、王东成等人的文章，以及上文提到的刘小萌对西方学者有关着作、观点的介绍。
不过总体说来，这方面研究的选题范围还不够广，研究还远不够深入。
这一时期其它方面的“知青”研究活动，包括1989年法国学者潘鸣啸发表了“‘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一文，以及1993年伯恩斯坦教授的《上山下乡》中译本在国内出版。
1993年，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出版了《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该书是在对26个中国年青作家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着作。
第二年此书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
三、1995-1999年：
高潮期以“文革”和“知青下乡”30周年为重要契机，在这一时期“知青”研究出现了高潮，呈全面展开之势，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表现为大量研究文章的发表和若干部专着的问世。
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看到一条线索，在1994到1998年期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举办的3次讨论会对“知青”研究活动中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以及适时总结、再推动的作用。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这3次讨论会。
1994年底，“青运所”在北京召开了“知青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专题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热心“知青”研究的学者，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张化、定宜庄、刘小萌、史卫民、柳建辉、王东成等人。
这次座谈会分析了相对于社会上的“知青热”而“知青”研究滞后的现状，明确提出了“知青”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到会的学者们还具体指出了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与会者不仅在会后进一步扩大相关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他们提出的分析和建议对后来的“知青”研究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标志是此后几年内这一领域的研讨文章和专着的大量涌现。
1996年10月，“青运所”又举办了“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汇聚了近60位学者和“老知青”，其宗旨是“追寻时代主旋律，推进知青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这次研讨会明确提出：
“知青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认真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出发进行综合研究。
”与会学者们一方面强调了“对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需要做冷静的分析，给它一个正确的定位”，另一方面也指出“对知青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上，而要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服务”。
有的与会者还提出，要对过去发表的“回顾”类文献加以“理论的提炼”，对“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进行“分层研究”。
这些看法和意见对其后的“知青”研究的确起到了有益的指导作用。
1998年下半年，“青运所”与《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笔会，总结以《中国知青史》出版为标志的“知青”研究成果，同时适时地提出“知青”研究要继续深化。
也有学者在会上提出“多学科、多角度”、“拓宽研究的领域，调换研究的视角”。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知青”研究专着达30部之多，它们与以前出版的书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即脱离了单纯回忆录的框架，呈现出更多的研究特点，其质量明显提高。
这些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列举首先是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
初澜》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
大潮》。
这两位学者都是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个历史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和理论探索，资料丰富而翔实，被称为是至今为止“在此专题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
笔者认为，这两部着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梳理归纳了浩繁的史料数据，并且挖掘出前人忽略掉但深具学术意义的重要史实。
比如，《初澜》中论述了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于1963年前后制定的15年至1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规划”的具体过程和基本内容，从而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中国经历过“大跃进”的失败之后，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城市经济也无法容纳新增劳动力，所以2千万城市青年早晚得“上山下乡”的命运实际上在“大跃进”之后就已是“既定”了的。
别的学者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但此书的介绍最为具体翔实。
再比如，《大潮》中介绍了以张木生为代表的“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对社会、理论问题的探索，展现了一批“知识青年”以其贫弱的知识积累和社会底层的真切体验，进行着顽强的独立思考，他们的思想活动构成了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思想史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
这两部着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
例如，定宜庄深入探讨了“文革”前17年的教育对包括“红卫兵”、“知识青年”在内的整个“老三届”的深刻影响，并以此为线索透彻地分析了“老三届”人的思想行为特征。
该作者指出：
“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经验教训，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一切，这是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但却未引起教育界、学术界充份注意，更未曾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的问题。
”[10]刘小萌、定宜庄等人早先还主编出版了《中国知青事典》。
这部《事典》综合了辞书和史实大事记的特点，还加入了对若干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并且包含了编者的分析评论，增强了学术性，堪称“知青”研究的“辞海”。
其次，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也有相当的代表性。
他们与《中国知青史》相比具有不同的特色。
首先，《始末》和《大事记》这两部书的编委都是原“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曾长期从事过“知青”工作，比较熟悉上层决策过程，占有较多的历史资料，又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助，因此这两部书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在内容的跨度方面，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
大潮》止于1980年，而这两部书则包括了1980年后的相关情况，如“研究解决大返城后的就业问题”以及“如何从国家的角度吸取教训、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经验”。
[11]《始末》还披露了1981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一份“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的基本内容，极具史料价值。
[12]该书还列举了1990年以后出版的官方出版物中对“知青上山下乡”评价的有关资料，以及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历史贡献的分析论述，足资参考。
[13]1998年还出版了一套《中国知青总纪实》，全书有7编，共分3卷，是一部长达2700多页的资料汇编。
该书不仅按时间顺序和内容主题记录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过程和重要人物、事件，还列出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流行口号、影剧、小说、诗歌、歌曲等，以为背景资料。
然而，该书的编辑方法是大量抄袭——其主体内容的大部份都是转载自其它相关书刊，但既不注明出处，也不注明原作的作者，非常容易误导读者，也给引用资料造成很大不便。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着作是金大陆的《世运与命运》，这是中国国内首次针对“老三届”状况所作的系统而动态的调查分析报告。
这部着作延续了作者1994年出版《苦难与风流》时对“知青”研究的深层思考，力求从一代人“生命历程”的角度，作立足现实的实证调查和实证调查基础上的思考与分析。
作者采用了现代统计方法，问卷与访谈相结合，就“老三届”人的基本状况、经济生活、政治态度、人生态度、业余生活以及与青年人的关系等问题收集了大量数据，作了深入的分析，是很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这部着作不仅回答了许多人们关心的问题，而且留下了一系列人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这一时期出版的“知青”回忆录汇编比以往更注意内容的广泛性、多样性。
例如，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收集了50名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姜昆等人主编的《中国知青回忆录》收入了260多篇京沪等地老知青的回忆录，长达1700多页，120多万字；由史卫民主编的《知青书信选编》和《知青日记选编》，收集了1968年至1979年间“知识青年”写的100余封信件和400多篇日记，从不同的层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为有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同时，一些回忆录汇编也更多地凝聚了编者的深思熟虑，向理论研讨方面靠近。
例如，由王江主编的《劫后辉煌》汇入了28位“老知青”名人的访谈口述实录，通过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反映“知青”一代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反思，并以不回避敏感话题的风格，体现出编者的见解。
再比如，由金永华主编的《东方十日谈》汇编了100篇来自全国各地“老三届”人回顾人生经历的真实故事。
在此书前言中编者鲜明地提出：
“老三届人的坎坷经历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份。
老三届人的苦难是我们民族的苦难；老三届人的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份。
”这部书“可以让人从中听到沉重的历史回声，给人留下一些历史画面，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一些参照”。
还有其它不少作品也沿着与之相似的思路，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关怀现实、思考未来的目的。
例如，1997年出版的《又说老三届》，以对谈的方式集中讨论和分析了社会上出现的“知青热”现象，以冷静理性的态度，以知青的典型代表“老三届”为对象，从心理学、教育学、思维科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不同角度，作了深入分析。
书中的对话双方分属“老三届”和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该书内容展现了思想冲突、相互理解以及两代人的共同反思。
再如，1998年出版的《激情年代》以青年摄影家黑明采访拍摄“老知青”为线索，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访、所思，展现了一代“知青”30年来磨练与奋争的不寻常经历。
尤其是当镜头对准了社会现实，揭示出“老知青”中相当多的人现今艰苦辛酸的生活处境时，令人触目惊心，因此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在这一时期还有两部系列作品出版。
其一是由丁晓禾编着的《老三届朝歌》三部曲，另一部是章德宁、岳建一主编的《中国知青情恋报告》三部曲。
前者以章回叙事的体裁，记述了“老三届”从“文革”中的“串连”、“造反”到“上山下乡”直至“回城”后的漫长难忘的经历。
后者以“知青”情恋为切入口，进入最深邃、最丰富、最复杂也最是布满风雨雷电的“知青”精神世界，以透视“知青”之心灵、社会之变革。
作者称之为“以青春为碑林，为历史作证”，并且表示要继续征稿，坚持编选下去，再出续集。
[14]此外，这一时期问世的书着还有：
曹淳亮主编的《知青故事》，孔慧云主编的《知青生活回忆》，王大闻主编的《客树回望成故乡》，信群主编的《岁月留痕》、《无悔年华》，胡发云等主编的《沧桑人生》，木斋的《恍若隔世》，沈殿忠的《思想沉浮录》，王鸣剑的《上山下乡：
一场决定3000万中国人命运的运动之谜》，王曾如、李向东的《上山下乡：
中国1968》，肖复兴的《绝唱：
老三届》，和晓剑、郭小东的《老三届：
与共和国同行》等。
这一时期的“知青”研究论文达80多篇，具有论题广泛，研讨深入，生动活泼的特点，成果颇丰。
从内容上看，既有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进一步反思，又有分专题的研讨，如论述当年家庭出身对“知青”的多方面影响，“上山下乡”对“知青”婚姻、生活的影响，以及论述“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有几篇综述或概述性的文章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历程、动因和评价以及这方面研讨的主要观点作了归纳介绍，极具参考价值。
同时，也有文章质疑或否定“老三届”人这个概念以及所谓的“”这样的口号。
在研究方法上，王江探讨了“知青”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还着重指出，必须重视和加强定量分析。
他并且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老三届的大多数人也不可能都上大学”。
在这一时期，有一些论文提出了新观点，显示出“知青”研究的不断深入。
现将其中的主要新观点介绍首先，朱学勤提出了“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样一个命题，揭示了“知青”中的一些人在当年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终日“劳其筋骨”的同时仍能“苦其心志”，如饥似渴地读书思考，在体察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执着地进行精神上的探索和追求。
学者宋永毅评价朱学勤的这一论述时认为，这是“对一代人的先行者们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们连续的积累开启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河”。
其次，王江在“中国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中，提出了“上山下乡是耽误人才还是造就人才”的新见解，并且独树一帜地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应是“反上山下乡史”的命题。
再次，陈意新的论文“从下放到下岗”直陈“知青”一代在当今改革年代的艰难遭遇，对“知青”中的许多人40多岁就被迫下岗、不但不能从改革中受益、反而成为被“改革卸下的包袱”这一社会现状，作了鞭辟入里的论析。
该作者大声疾呼：
“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要“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制度”，“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在”。
最后，倪乐雄的文章“知青——东方的十字军”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中世纪西欧的“十字军”运动作比较，从世界史的视野中观察并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上山下乡”“是一次在心理上以失败告终的精神的艰苦远征”，并认为这才是“上山下乡的本质”。
此外，在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研究活动也很引人注目。
如同本文开头时提到的，外国学者对“知青”课题的研究起步比较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并且早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在这里，因资料所限，笔者无法对此作非常全面的论述，只能在已收集到的资料范围内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除了刘小萌文章[15]中介绍的7位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戈登·怀特、白霖、托玛斯·勾德等人，在70、80年代曾发表过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以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其中，托玛斯·勾德曾于1979年至1980年间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亲眼目睹了上海“知青”“返城”风潮中的许多事件，接触了许多此次风潮的参与者，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
他据此写出并发表了具有相当深度的关于上海“知青”大返城的研究报告。
[16]他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仍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德国学者娜拉·索斯密卡特可以说是海外的“知青”研究学者中的新秀。
她从1996年以来已连续发表了3篇中国“知青”研究方面的论文，她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女“知青”的经历和现状方面，同时也涉及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整体的评析。
她对“知青”历史背景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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