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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适与徽州文学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人。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胡适决不只是一个文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新文化运动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作为的一名旗手、一名主将、一名精神领袖,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新文化运动已经确认,胡适不愧为中国文化大师、世界文化巨匠。
胡适也的确是一位文学家
尽管以往很少有人称他为文学家。
但是我们赞成唐德刚的意见,他认为,胡适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文学方面。
有人曾说胡适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唐德刚说:
“且把六十年来的文学家点点名,试问又有几个人比胡适更懂得文学?
”
胡适是徽州绩溪人。
他出生于1891年,去年绩溪、合肥等地举行了胡适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
他的乳名叫嗣穈,父母叫他“穈儿”,哥哥叫他“穈弟”,家乡人都叫他“穈先生”。
他原来的大名是洪骍,后来改的“胡适”这个名字,是他二哥替他取的,一直到报考留学生时才正式使用。
新的名字来源于那句名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
1894年胡适4岁开始识字读书,
1895年胡适5岁回到徽州老家绩溪上庄,接受了9年的乡村传统教育。
1904年胡适14岁就读于上海新式学校,随后考取中国公学。
1910年胡适20岁通过考试开始留学美国,先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但是很快就转到文学院,改学文学专业;
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追随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研修哲学。
纵观胡适的教育背景,明显具有多元综合的特点。
既有乡村的传统教育,又有都市的新式教育;既有东方的文化教育,又有西方的思想教育。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多元文化的综合,可能就不会有文化大家胡适。
正如在大自然当中,没有谷壑纵横、层峦叠嶂,哪来横看成岭、侧看成峰的宏大气象!
1917年,胡适27岁,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以后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38至1942年他曾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1946年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大陆解放他去了美国,
1958年回到台湾定居,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最终在1962年病故于台北,享年72岁。
胡适一生的工作履历,看似简单并不复杂,但是正如美籍学者余英时所说,从1917年因为倡导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到1962年在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猝然去世,胡适的一生可谓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有人称颂他是“圣人”、“当今孔子”,有人斥骂他是“国贼”、“人民公敌”。
不过在这40多年中,无论人们是褒是贬是毁是誉,胡适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焦点人物,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因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着枢纽地位,他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
胡适的三大历史功绩
胡适平生引以为无尚荣耀的名山事业,现代学界公认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都在于上个世纪那一场新文化运动,那场新文化运动决定着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和命运。
在那场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至少有以下三个重大的历史功绩: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整理传统文化遗产,拓展现代学术领域
入西方现代思想,推动中国文化转型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
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
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主要内容
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即围绕着“四提倡,四反对”而进行的具体实践活动。
前期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
后期则由先进的知识分子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
有具体一例可观:
就新文化方面,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不主义:
一:
需言之有物
二:
不模仿古人
三:
需讲求文法
四:
不做无病之呻吟
五:
务去烂调套语
六:
不用典
七:
不讲对仗
八:
不避俗字俗语
他认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这样就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
胡适的三项文学事业主要包括三种:
文学革命充当时代先锋
文学创作开创历史先河
文学研究拓展崭新天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在留学期间就已酝酿着“诗国革命”,呼唤着“文学革命”。
他有一首“口气很狂”的《沁园春》词,就在那首词里,他发誓要在“文学革命”当中建功立业。
词的下阕这样写道: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紧接着到了1917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章题目看似谦恭,实际却成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
他在文中提出八条写作准则:
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他在文中提出三个文学论断:
一、今日中国当造今日文学;
二、今日文学能够与世界一流文学比较只有白话小说;
三、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又是将来文学必用的利器。
当年陈独秀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拍案叫绝,称赞它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为了支持胡适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一篇《文学革命论》,自称“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文章写道: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
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胡适和陈独秀的联手推动之下,一场文学革命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
随后胡适又发表多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其中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可以称作“文学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
这篇文章对应他原来的“八事主张”,正面提出了作文的四条要求:
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这些要求不限于文字形式,更加注重于新文学的思想内容。
胡适既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又是文学革命创作业绩的体现者和代表者。
从倡导文学革命开始,胡适就以“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中许多贡献都属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比如:
胡适第一个采用白话文翻译介绍莫泊桑、契珂夫等等西方文学的名家名作,出版了第一部白话译本《短篇小说》。
胡适创作了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用以确立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
胡适第一个大量尝试白话诗的创作,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尝试集》,开创了现代自由体新诗的创作流派。
根据胡明编注的《胡适诗存》,胡适现存诗歌344首。
他的诗歌创作具有开创风气、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
特别是他的《尝试集》更是中国新诗革命的奠基石,是中国新诗起步的里程碑。
《尝试集》在1920年出版,是标志新文学开始崛起的一件大事。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本集子,《尝试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显然是不可低估的,而胡适从此戴上‘新诗老祖宗’的桂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尝试集》之后,新诗的集子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在那一场气象庄严而意义深巨的诗界革命中,胡适正是“首难之(陈)胜、(吴)广”。
首先是文学史研究
胡适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是第一部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专著。
当时评论用了六个“新”字,来概括这部书的主要贡献:
新方法,为我国文学史著作开辟了新蹊径,新材料,在旧有史著之外增加了未曾有过的新内容;新考证,别开生面地表现出完全的新见解。
作为一部开山之作,《白话文学史》不仅为人们研究和撰写中国文学史搭起了框架、开辟了道路,成为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而且因为当时所运用、所体现的科学方法和全新观念,它被看作是建立新典范、开创新风气的学术著作。
换句话说,胡适的这一部著作,与其说是向人展示中国文学史,不如说是教人如何研究中国文学史。
其次是古代小说考证
胡适第一个将传统小说正式作为学术课题进行研究。
1920年经过整理的《水浒传》、《儒林外史》出版,胡适写了《水浒传考证》、《吴敬梓传》作为序言。
随后他又对《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官场现行记》、《老残游记》、《醒世姻缘传》、《宋人话本八种》等十几部古典小说进行了考证,用序言或者导论的形式,发表几十万字的考证文章,提供了前人未曾有过的学术成果。
其中成就最大者是他的《红楼梦》研究。
关于《红楼梦》,他先后发表有《红楼梦考证》、《跋红楼梦考证》、《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一系列文章,考定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考证了脂本提供的佚文“后之数十回”的信息,还考定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非出一手”等等。
这些考证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性质、划时代的意义。
胡适用他“科学的方法”研究小说《红楼梦》,将索引猜谜派的悠谬之说、揣测之词一扫而空,成功地颠覆了“旧红学”,开创了“新红学”。
胡适“新红学”的创立,震撼当时,影响当今,属于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实践的深入、科学的发展,胡适作出的种种实绩都已成为过去,他取得的种种成果都已为别人所超越,但是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胡适的拓荒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奠基性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永远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所谓徽州文学,就是由徽州本土文学家和客居他乡的徽州籍文学家所创作的文学,以及来徽州做官和游历的外地文学家创作的有关徽州的文学的总称。
换一句话说,徽州文学就是徽州作者创作的文学,与利用徽州素材创作的文学的总和。
说得再简单一点,徽州文学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徽州人写的作品
一部分是外地人写徽州的作品
徽州文学不限于徽州本土
徽州文学首先是产生在徽州本土的文学。
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徽州设立之始,下面辖有六个县:
歙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黟县,从此以后,这种一府六县的徽州版图,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徽州文学也主要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区域之中。
但是,徽州周边地区,因为地相邻,人相亲,它们不能不受到徽州历史文化的辐射,因而形成一个“亚徽州文化圈”。
“亚徽州文化圈”产生的一些文学,如果与徽州关系比较密切,那也应该纳入徽州文学。
比如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的某些作品,就可以置入徽州文学的视野。
杜荀鹤是石埭人,石埭与徽州相邻,又曾并入徽州。
杜荀鹤本人又曾游历黄山等地,写过有关黄山的诗歌作品。
还有一个因素,徽州版图基本稳定,但是徽州作者往往流动。
他们的足迹就像徽商的足迹一样遍布全国。
他们走出徽州以后,见识更广,思想更活,创造的文学更为可观。
所以我们只有立足“小徽州”,面向“大徽州”,才能全面反映徽州文学的真实面貌。
杜荀鹤(846年—904年),唐代诗人。
字彦之,号九华山人。
汉族,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
大顺进士,以诗名,自成一家,尤长于宫词。
官至翰学士知制造。
大顺二年,第一人擢第,复还旧山。
宣州田頵遣至汴通好,朱全忠厚遇之,表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知制诰。
恃势侮易缙绅,众怒,欲杀之而未及。
天祐初卒。
自序其文为《唐风集》十卷,今编诗三卷。
事迹见孙光宪《北梦琐言》、何光远《鉴诫录》、《旧五代史·梁书》本传、《唐诗纪事》及《唐才子传》。
徽州文学不限于徽州时代
徽州文学不只是徽州时代的文学,它还要往前追溯到新安时代。
新安郡建置于西晋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管辖歙县、黟县、海宁、黎阳、遂安、始新等六个县,遂安、始新两县合并之后就是现在的淳安县。
这就是说,徽州文学应该包含两个时代,新安时代和徽州时代。
当然,徽州文学虽然开始于新安时代,但大部历史是在徽州时代,主要的成就也在徽州时代。
正如现在徽州文化的概念涵盖着新安文化一样,徽州文学也就自然涵盖了新安文学,可以不再另称“新安文学”。
徽州文学不限于徽州作者
徽州文学的创造者不只是徽州人,那些来徽州做官、来徽州游历的文学家也都参与了徽州文学的创造。
自古以来,在徽州任职的文学家不在少数。
一些全国知名的文学家,到徽州任职以后,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因而常常处在诗情激荡、文思勃发之中。
毫无疑问,他们的创作会对徽州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样,文学家游历徽州,尽管时间有限,但是,他们都会为徽州的大好山水所陶醉,都会为徽州的大好山水而创作。
他们以独到的眼光欣赏徽州山水之美,以睿智的心灵体味着徽州山水之美,更以不朽的篇章传扬徽州山水之美。
他们的作品成为徽州文学中的精粹。
徽州文学不限于专业作家
徽州很多作者并非专业作家,但是却同样富有文学才情。
他们的身份有下面几种:
政治家。
像明朝开国重要谋臣朱升,曾向朱元璋建言九个字: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他著有《枫林集》十卷。
教育家。
像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元代教育家郑玉,元末明初教育家汪克宽,他们所写的文学作品艺术质量较高,影响也比较大。
学者。
像宋代著名史志学家罗愿,著有《鄂州小集》五卷;清代学者汪绂著有《双池文集》、《双池诗集》。
他们在文学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
书画家。
明代著名画家程嘉燧,著有《松园浪淘集》、《松寥集》;清初著名画家程邃著有诗集《萧然吟》、《会心吟》。
他们的作品主要是题画诗,既提升了绘画的品位,又丰富了文学的宝库。
医学家。
徽州许多著名医家都有自己的诗集、文集,像江瓘有《武夷游稿》,曹若揖有《枕流诗集》。
他们的作品体现了特有的精神风貌。
科学家。
像清代天文学家余煌,著有《吹壶》《北征》《芝阳》等诗草。
他们的作品表明,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并不总是对立,或许科学事业的成功,正有形象思维的一份功劳!
商人。
徽商贾而好儒,号称儒商,往往会对徽州文学作出特殊贡献。
他们不但用经济实力支持文学,而且还以创作实践丰富文学。
像清代著名盐商马曰琯和江春,他们都著有自己的诗文集。
八是其他特别身份,包括收藏家、工艺家、武术家等。
所有这些让我们看到了徽州文化的一种奇观,那就是“行行出状元”,“行行有文学”!
正是各行各业的文学精英,以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以独特的个性和笔调,谱写了徽州文学的灿烂篇章,汇聚成徽州文学的浩荡长河。
徽州文学初成于南北朝,发展于唐代,繁荣于宋代,受制于元代,变革于明代,鼎盛于清代。
在这样的发展轨迹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徽州文学在南北朝初显端倪,预示了徽州文学的多彩格局。
南北朝的父子文学家程茂和程詧,可以看作徽州本土最早的作家。
程茂所写《责萧衍犯顺书》一文,是徽州人第一篇议论性散文。
程茂之子程詧,他的一篇《东天竺赋》,则是徽州的第一篇抒情性散文。
这一时期,有好几个著名文学家在新安做官之后,爱上新安的大好山水,定居新安就不再离去。
像文学家任昉,在担任新安太守之后,定居歙县富资里,就是现在的许村。
许村的溪叫昉溪,许村的岭叫昉岭,许村的寺叫任公寺,显然都是对任昉的纪念。
任昉之后,梁武帝又派文学家徐摛来接任新安太守,也是有意让他在此颐养天年。
另外河南人吕文达,在永明年间担任新安内史,后来也就定居新安。
他的《吕堨记》是徽州第一篇记叙性散文。
这一时期游历新安的有谢灵运、沈约等人。
谢灵运开创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
他写的《新安桐庐江》是第一首吟咏新安山水的诗篇。
沈约的《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一诗,也是意境优美的山水佳作。
徽州文学进入唐代以后,出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唐代徽州作家主要有吴少微,以及查文徽、张正甫等人。
吴少微是第一个驰名全国的歙县作家,名列“北京三杰”,在《全唐诗》中存诗6首,在《全唐文》中存文6篇。
他的儿子吴巩也有作品《白云溪》收入《全唐诗》。
诗曰:
“山径入修簧,深林蔽日光。
夏云生嶂远,瀑水引溪长。
秀迹逢皆胜,清芬坐转凉。
回看玉樽夕,归路赏前忘。
”
吴少微,唐文学家,是季札的第61世孙,他的诗文雄迈高丽,与富嘉谟合称“吴富体”。
武周长安中(701—704)累授晋阳尉。
中宗神龙初,由吏部侍郎韦嗣立称荐,升任右台监察御史。
与富加谟特相友善,神龙二年(706)三月,加谟去世,病中少微,闻讯大恸,赋诗哀惮,不久亦卒。
与加谟、谷倚,皆以文词著称,誉为“北京三杰”。
唐初,文士所撰文章碑颂,皆宗徐(陵)、庾(信),浮俚不竟,少微与加谟一反流俗,文章皆以儒家经典为本,崇雅黜浮,浑厚雄迈,时人争效之。
号为“吴富体”。
少微所作《崇福寺钟铭》,尤为时人所推重。
著录有集十卷,已散佚。
《全唐文》收录其《为并州长史张仁亶进九鼎铭表》等六篇文。
《全唐诗》收录其《哭富加谟》、《长门怨》、《古意》等诗六首。
张志和(730年(庚午年)—810年?
),字子同,初名龟龄,汉族,婺州(今浙江金华)人,自号“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
唐代著名道士、词人和诗人。
十六岁参加科举,以明经擢第,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唐肃宗赐名为“志和”。
因事获罪贬南浦尉,不久赦还。
自此看破红尘,浪迹江湖,隐居祁门赤山镇。
其兄张鹤龄担心他遁世不归,在越州(今绍兴市)城东筑茅屋让他居住。
史载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一人,张志和让他们结婚,取名渔童和樵青。
著有《玄真子》集。
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唐代在新安任职的文学家主要有伍乔、李敬方、任宇、于德晦和张途等。
伍乔的《寄张学士洎》,李敬方的《题黄山汤院》,都是歌咏黄山的名篇。
张途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一文,是叙事散文的一篇佳作。
唐代游历新安的文学家主要有权德舆、释岛云、许坚和李白等人。
伟大诗人李白不仅用他的生花妙笔,为徽州文学点染出灿烂篇章,留下《赠黄山胡公晖求白鹇》、《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送温处土归黄山白鹅峰旧居》、《青溪吟》等名作,而且还在黟县垂钓、在歙县访仙的游历中,留下许多佳话传说,新安江畔因此有了太白楼,徽州文学也从此弥漫着诗仙的气息。
宋代的徽州文学,形成了百人以上的庞大队伍,饱含激情的诗文大量涌现。
徽州作家主要以胡仔、朱熹、汪莘、方岳等人为代表。
朱熹现存诗作1200余首,词19首,散文200篇以上,其中诗如《春日》、《观书有感》,都是脍炙人口的代表作。
祁门人方岳,诗歌与刘克庄齐名,词风与苏、辛相近。
《全宋词》收录他的词74首,《四库全书》收录他的诗文40卷。
我校秦效成先生对他作过深入研究,完成原创性的《方岳年谱》,出版了45万字的《秋崖诗词校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春日》(宋·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在徽州任职的文学家主要有苏辙、范成大和崔鶠。
苏辙曾任绩溪知县,写有《将移绩溪令》、《绩溪谒城隍文》、《祭灵惠汪公文》和《绩溪二咏》等诗文30余篇。
为了纪念苏辙,绩溪建有“景苏堂”、“来苏桥”,并且汇集苏辙在绩溪所写诗文,由范成大手书之后,刻在石碑上,流传于后世。
范成大本人在徽州担任司户参军期间,也曾写下几十件诗文佳作。
游历徽州的文学家有杨万里等人。
杨万里的许多诗篇,如《新安江水自绩溪发源》、《过阊门溪》、《阊门外登溪船五首》、《明发祁门悟法寺溪行险绝六首》等,充分表达出游历徽州的“平生快意”。
进入元代以后,徽州文学折射出弱化的趋向。
但是文学家们对抗着时代的重压,表现出徽州文学的刚毅精神。
徽州文学家主要以方回、汪泽民、汪克宽、赵汸等为代表。
歙县人方回以宋代遗民自称。
他是“江西诗派”的殿军。
他编了一部《瀛奎律髓》,专门选评唐宋律诗,历代刻印很多,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方回(1227~1305),元朝诗人、诗论家。
方回节操无可言者,为世所讥,然善论诗文,论诗主江西派,为江西诗派殿军(参见《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六编·元代文学》)。
字万里,别号虚谷。
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
南宋理宗时登第,初以《梅花百咏》向权臣贾似道献媚,后见似道势败,又上似道十可斩之疏,得任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府。
元兵将至,他高唱死守封疆之论,及元兵至,又望风迎降,得任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即徜徉于杭州、歙县一带,晚年在杭州以卖文为生,以至老死。
方回罢官后,致力于诗,选唐、宋近体诗,加以评论,取名《瀛奎律髓》。
元代游历徽州的文学家以著名散曲家张可久为代表,他写下了《霜角•新安八景》、《水仙子•黄山道中》等一系列元曲作品,表现了他对徽州的一怀真情。
由于徽商经济的迅猛发展,明代的徽州文学出现全新的变化,戏曲小说成为文学主流,涌现出了卓有成就的小说家、戏曲家和文学理论家。
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说:
“两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徽州人所编的《广艳异编》和《亘史》,这就生动地表明了晚明徽州文学在当时的先进性及其对江浙地区文学的影响。
”与此同时,明代的诗歌也比前代更为可观。
歙县王村人王寅所编《新都秀运集》上、下二卷,从明代弘治、正德、嘉靖三朝诗歌中,选出徽州诗人100多家作品300篇,集中反映出明代徽州诗歌的艺术风采。
《新都秀运集》原著藏于首都图书馆,我校图书馆藏有汪世清抄本。
日前我们已将这一诗集作过整理,近期可望出版面世。
明代徽州作家群星璀璨,程敏政、郑之珍、汪道昆、汪廷讷、潘之恒、程嘉燧等等,都是重要代表。
汪道昆当时与王世贞并称“两司马”,他有《太函集》120卷,其中诗文传记都很可观,令学界瞩目;他的杂剧作品《大雅堂乐府》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现在有人还说,汪道昆是《金瓶梅》的作者,我们对此不敢苟同。
正如外省有人出版专著,论证《西游记》的作者,是徽州岩寺的状元唐皋,显然都不可靠。
汪廷讷除了诗文集,还著有传奇18种,杂剧9种,其中《狮吼记》是杰出的喜剧作品。
潘之恒是位著名的戏剧作家、戏剧评论家,编校杂剧60种,今人辑有《潘之恒曲话》。
他编的一部《亘史》,现在被人看作“三言二拍”的蓝本之一,对明代小说发展很有影响。
明代游历徽州的文学家,唐寅、王世贞、汤显祖、徐弘祖等人都很著名。
王世贞与汪道昆交谊很深,深感徽州文风昌盛,曾带100多名才子艺人来访,成为一次空前的文学盛会,在徽州留下了千古佳话。
汤显祖有四句诗现在非常流行: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人们认为是对徽州的赞赏。
其实他是拒绝与徽商的交往,以此表明自己的清高。
当然也不能说这诗就是厌恶徽州。
事实上汤显祖对徽州山水十分向往,后来也还亲历徽州,拜访休宁的戏曲家汪廷讷,对徽州的人文与风光都表达出赞美之情。
徐弘祖两次游历黄山、白岳,他的《游黄山日记》、《游白岳日记》,扩大了徽州山水的美誉度。
有人问他天下山何处最奇,他说:
“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由此流传一句名言: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
汤显祖(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