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读书笔记怎么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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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读书笔记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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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一：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专著。

拜读完此书，为梁启超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深深地折服，对史学的概念有了大体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

然后梁公告诉我们：

“史者何？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

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

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

“《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

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

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政书有《通鉴》、《通典》。

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千年以为目录。

梁公说：

“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

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

注释有二：

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　　之注《三国志》。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

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

“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

清代史学有数类创作：

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札记》。

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

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所以现今的人该读何史是历史改造中的首要问题。

他还认为改造后的历史应该为生人而做，而非为死人古人而做；史学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充；做客观性质的历史；人类活动相注重其情态；还应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单辞、不相联属。

因此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第四章说史料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

史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件不易的事。

隋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书有五厄”的论述：

秦始皇焚书，一厄；王莽赤眉军入关对典籍的焚毁，二厄；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毁，三厄；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书籍散亡殆尽，四厄；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元帝自焚藏书于城外，五厄。

明代胡应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础上补上五厄，为“十厄”，在《论历代书籍存亡》中提及：

隋末广陵焚书，一厄；唐开元盛世藏书毁于安史之乱，二厄；北宋靖康之灾，图书遭毁，四厄；绍兴之祸，南宋图书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

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

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

这其中包括现存之实迹，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

实物之模型及图像。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

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外国人著述。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

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

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

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有时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

辨别真伪得先辨书再辨伪事。

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对待史料的真伪时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

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

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

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

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

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

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

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当时的社会形势：

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

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的三项业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这可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

在总论中梁公对史家的四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刘知几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长：

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对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正因为魏收心术不端，《魏书》才被大众认为是秽史。

在这方面应极力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史学，有了道德之后便讲史学了，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

要有丰富的史学，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

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是：

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

　　史识，讲的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

观察的程序可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

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史才，即文章构造的技术，这都体现在文章的组织与文采方面，组织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简洁、是否文采飞动。

如何养成史才，前人说：

多读、多作、多改，梁公提出：

多读、少作、多改。

　　分论中详述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的做法。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伟大人物是人的专史的主要对象。

大概可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形式。

其中专传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是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

文物的专史主要按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来做。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不能再以帝都为中心，而应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展的痕迹。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兴亡来划分。

　　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读书笔记，从梁公的论述中感受到了他丰富的史学，对中国的史籍都有所涉猎，这是令我们十分汗颜的，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同学，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读，多读，多读，多思。

　　篇二：

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新民主主义论》　　姓名：

**　　学院：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专业：

种子科学与工程　　学号：

*******　　我认真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专题，我觉得“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的重要代表作。

我学习了之后，我深刻的领会到，毛主席他以一个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的气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对中国民族革命实际的分析，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全新的构想，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做了全面的分析论证，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提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及其性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是哪些阶级的问题，这些都表现了他的高瞻远瞩，胸怀世界。

还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许多特点，我觉得这些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

毛泽东提到”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如今新中国欣欣向荣，可是新文化呢？

中国的，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是什么呢？

《新民主主义论》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回答了，当然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可见，当时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文化是和主义联在一起的，现在我们似乎不谈主义了，谈的是思想，”三个代表”特别指出要代表先进的文化，而各处学习三个代表也有不少的文字报道。

　　《新民主主义论》在最后指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仍然适用于当代。

毛主席在文章最后热情高呼：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如今中国的航船已经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扬帆破浪。

相信文化的风帆必将为中国的远航提供力量。

　　篇三：

希罗多德《历史》之读书笔记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之论文——期末论文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希罗多德《历史》的上下册，其上册与下册给我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上册的内容不像一本关于战争的历史书，而更像是希罗多德环游各国时所写的观后感类的散文，上册的内容并没有严格的主线，包括有地理，文化，神话，风俗，政治，战争等，而下册是严密的写了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对于我们研究希波战争史有非常大的帮助。

　　希罗多德在编撰《历史》时所奉行的宗旨是只要是他所听到的或看到的，不管正确与否，他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因此，我们在看希罗多德《历史》时也要注意史料的正确性，带着怀疑的态度来观看这本书。

　　接下来我所写的是我看完希罗多德的《历史》后的收获和感想。

　　从希罗多德《历史》中不难发现，不管是当时的希腊，还是波斯等国，在实行重大事件，例如战争，都会进行神托，这非常类似与我们古代中国商周时期的占卜。

这种神托就相当于玩弄国家命运，但是在当时他们是非常相信的，例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上册的第31页第66部分拉凯戴孟人派人去请示神托，问是否能够征服全部阿尔卡地亚，佩提亚告诉他们不可以，但是可以进攻铁该亚，拉凯戴孟人深信不疑，结果不仅没有占领铁该亚，反而成为了敌人的奴隶，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而这种依靠神托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于我来说，在《历史》上册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居鲁士与其外公阿司杜阿该斯的故事了。

虽说阿司杜阿该斯是想要维护他自己的统治，但是我对于他残忍的迫害自己的外孙子居鲁士的行为感到可耻，不过类似这种行为古今中外都有，比如中国的玄武门之变，或许，要想长久的统治，就是不能够带有太多的私人情感。

而居鲁士可以幸存下来，哈尔帕格斯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居鲁士后来可以返回波斯，这和居鲁士本身的智慧胆量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商务印书馆《历史》上册第60页第五行所写，阿司杜阿该斯望着居鲁士问：

“是你这样一个贱人的儿子竟敢对我们国内最大人物的儿子施行无理吗？

”居鲁士并没有畏惧国王的质问，而且还非常从容的回答了他的问题，我想这是没有多少孩子可以做到的，而这也是成为一代国王所必不可少的品性。

果然，居鲁士安全的回到了波斯，在哈尔帕格斯的帮助下，召集波斯人，并联合叛离美地亚人的那些人一起摆脱阿司杜阿斯的统治，最后还打垮克洛伊索斯，成为了整个亚细亚的主人。

　　另外，在希罗多德《历史》当中，有不少故事是引发人深思的，并且带有一定的哲理性，例如商务印书馆《历史》上册第45页第18段克洛伊索斯所说：

“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不是像平时那样儿子埋葬了父亲，而是父亲埋葬了儿子。

”我觉得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痛，生离死别成为了战争的常态。

具有哲理性的花语是可以触动人心的，当居鲁士听到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时，居鲁士不仅没有杀他，还要他坐在身旁，对他照顾备至。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我认为居鲁士是一个具有宽阔胸襟和重视人才的人，居鲁士要克洛伊索斯说出对他的不满，而且诚恳的寻求解决措施，这不是每个国君都可以做到的，他的这些品性是他成为一个贤明的君王必不可少的条件。

说回哲理性的故事，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故事乃至对于现今的我们来说也非常有用，这就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册93页到94页所写的关于大流士打开女王陵墓想获取金钱的故事，当他打开陵墓时，只看到尸体和一行字：

“如果对于金钱你不是贪得无厌，而在取得金钱时又不是不择手段的话，你是不会打开死者的棺材的。

”这个故事，对于现今金钱至上的人们来说很有告诫作用，我们应该把金钱把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没有金钱确实不行，但是金钱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不能无限制的追求金钱，更不能为了金钱而做出违反伦理道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