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读后感修改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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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读后感修改版

第一篇：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读后感

这是一本关于对影响神经症人格因素的著作。

作者霍尼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

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

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

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所发生的种种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

霍尼认为，神经症虽然是个医学术语，但在使用中却不可避免地要具备特定的文化内涵。

所谓神经病人，是指那些行为、情感、心态、思维方式都显得不正常的人。

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却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

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都是相对的，在一种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但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正常的。

所谓不正常的人，无非是指他的行为、感情、思维方式不同于一种文化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

霍尼认为，神经症病人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

一方面，他们对爱怀有病态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爱，逃避爱，无法获得爱。

一方面，他们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的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

一方面，他们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倾向放弃自我，顺从他人。

所有这些病态倾向，固然一方面缘于童年时代，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焦虑，但更多地却缘于当前实际面临的冲突。

这些冲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内部，从这一意义上讲，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

霍尼认为，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

所谓焦虑，是指一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

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

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中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霍尼认为，所谓异化，就是个人与他真正的自我相离异。

在这种状态中，不仅个人的价值标准，而且他的判断能力、创造能力、自我指导能力乃至他的全部感觉都转嫁给一种虚假的自我形象。

这种虚假形象是他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缓和他的基本焦虑，其作用在于使他从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

而他真实的自我则被另外视为一个陌生人而受到仇恨和压抑。

一种内在的麻木使他泯灭了真正的感情，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和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

总之，霍尼通过对精神障碍和心理变态的深刻洞察，发现神经症远不是什么缘于生物本能的失调，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

各种文化冲突以焦虑为中介，在人格中产生了一整套复杂的病态防御机制和内在动力，它们支配着整个人格，最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尽管如此，霍尼认为，个人想要获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发展，并不一定要通过发动全面的讨伐来实现社会改造，而主要应通过紧张的自我分析来解决内心的冲突，达到人格的重建。

第二篇：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书评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书评

有些人，需要另一个人的爱是为了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

他并不知道自己内心充满焦虑，不知道自己因此不顾一切地要抓住任何一种爱以获得安全感。

他能够感觉的仅仅是：

我喜欢这个人，我信任这个人，我完全被他迷住了。

然而，他这种自己觉得是发自内心的爱，却很可能只不过是对某种仁慈产生的感激，或只不过是由某个人、某种情境所唤起的希望和温情。

那个在他身上唤起了这种希望的人，不知不觉地被他赋予了某种重要性，而他对那人的感情则会表现为爱的错觉。

他在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中，包含着一种希望被人爱却不肯给人以任何回报的愿望。

这种愿望如此热切，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无力感受任何温暖，无力给予任何爱，而且他也不愿意感受任何温暖和给予任何爱。

---------------卡伦·霍妮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天天都在发生奇迹的时代，是一个变化速度超出人们承受力和想象力的时代，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整体的精神面貌就是浮躁、焦虑、自我要求过高，一句话，强迫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格的某种特征。

在遇到危险情境时，人们一般会有一种足以解除危险的（与危险程度相当的）应激反应。

人们天生具备这种对危险做出瞬时判断的能力，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能应付自如，有惊无险，或者化险为夷。

但是，当危险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使人们按照过去的预想所做的应激动作失效时，这种能力就受到了挑战，人们多次经历了这样的情形后，在信念上也就不免产生动摇。

于是，人们面对危险时，往往会做出矫枉过正的过度反应，甚至在没有危险时也有一种危机感，并对某种假想的危险做出反应，其实，这就是强迫症人格的真正来历。

骆驼是一种忧患意识很强的动物，据说新疆的骆驼常花一整晚慢慢咽下几十斤苦涩的干草，却不为贪图美味而去吃鲜润的青草，因为它害怕主人第二天就会让它穿越沙漠，而胃中的干草要比青草耐饥。

无独有偶，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生活着一种土灰色的沙鼠。

每当旱季到来之时，这种沙鼠都要囤积大量的草根，以准备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但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当沙地上的草根足以使它们度过旱季时，沙鼠仍然要拼命地工作，将草根咬断运进自己的洞穴，似乎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心安理得，感到踏实，否则便焦躁不安。

研究证明，沙鼠的这种行为，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担心，是由一代又一代沙鼠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

其实，沙鼠所干的事情常常是相当多余，又毫无意义的。

曾有不少医学界的人士想用沙鼠来代替小白鼠做医学实验。

因为沙鼠的个头很大，更能准确地反映出药物的特性。

但沙鼠一到笼子里，就表现出一种不适的反应。

尽管它们在这里根本不缺草根和任何吃食，但它们还是习惯性地不能踏实。

最后沙鼠一个个很快死去了。

它们是因为极度的焦虑而死亡，是来自一种自我心理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并非是真实的生活状况。

这与现代人的焦虑担心有着惊人的相似。

沙鼠的焦虑可以让它丧命，骆驼的忧患意识也让它成为永远的苦行僧。

人们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患得患失，要强而自卑，追求完美而又力不从心，永远做着患病、迟到、落第、不及格、被追赶之类的噩梦。

这是一种对我们当下处境和前途的深层担忧和恐惧，一种欲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飞离地面而不能的无奈和疑惑，一种让我们远离幸福感、堕入悲惨和不幸的根源。

无疑，SARS流行期间人们草木皆兵般的过激反应多少带有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其根源则应追溯到SARS爆发前人们对新型传染病的麻痹大意和对果子狸一类动物的蔑视；同理，“9·11”后美国对恐怖主义惊弓之鸟般的过激反应自然也是对恐怖事件发生前美国思维和美国做派的大反拨。

难以想象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部落里，人们会有诸如此类的神经症。

由此可见，或许强迫症的真正根源正在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大狂。

在西方世界，心理学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神经症人格个人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

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的学生卡伦·霍妮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堪称是那个时代的经典。

霍妮在这部西方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著作中指出：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

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

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形的心理后果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

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

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

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能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

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

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

”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

霍妮指出：

“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

”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

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这些正是强迫症人格的典型特征。

霍妮的著作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也曾在那个时代的读书热之中引起了一些关注。

但是，那种关注完全是一种隔岸观火式的关注；当时的中国，人们虽然普遍感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饥渴，却还主要偏重于物质方面，导致今日中国普遍面临的精神困扰的那些因素尚未产生。

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人们认为到处充满机会，在饥渴之中似乎总能看到希望，借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台词来说，就是“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

现在则大为不同。

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似乎并没有同时带来幸福感，相反，却带来了莫大的忧虑。

霍妮通过对神经症人格的研究指出：

“尽管并没有对于人格结构的精湛知识，人们却仍然可以从一切神经症病人身上鉴别出两种特征，这就是在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

”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也得到了绝佳的印证。

一方面，人们靠技术进步获得了对于自然和社会事件更加强大的控制力，同时也越来越把幸福强迫性地寄托在技术进步之上；另一方面，人们则深感对自然和社会事件的控制效率日益低下，技术进步对国民幸福的贡献效用迅速衰减。

这种可能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对资源的需求与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加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飞跃……殊不知，这样正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

在某些场合，资源并不匮乏，是对资源的病态需求人为地造成了恐慌，就像笼子里的沙鼠一般，最后被某种想象的困境或内在的恐惧所害。

比如，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贪官，可以说都患了一种敛财强迫症——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因为他们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实在少得可怜。

《北京科技报》2004年12月30日报道称,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守财奴"们对金钱有着极强的?

神经质的需要?

他们对于金钱的贪欲,完全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需要?

他们有的对自己这种爱财如命的行为没有意识,有的有意识,但控制不了自己?

贪官们的这种守财奴心态又可称为金钱数字心态:

人们在积聚钱财时往往被一种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心态所左右,当攒到一万元时,下一个目标是两万,攒到两万时目标变成了五万......当积聚到一百万元时,下一个目标就绝不仅仅是一百五十万,而是上千万,几千万?

对贪官们来说,捞钱越多就越不能罢手,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对毒品一样,欲罢不能，越陷越深，敛财成为他们生活中惟一的追求，而且永远不会满足。

再比如，在足球场的看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