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之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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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求学之路
我的求学之路
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题记
一
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
在全国人民饿肚皮的大跃进的最困难的1961年，我踏进了小学教室的门槛。
那是我们火焰湾村开大会，演戏的地方。
两间教室分在楼上楼下。
上面一间若将一边的木板墙拆下，教室就变成了戏台。
我们就在这间能作戏台的教室中上课，那是两个年级的40多个学生在一间教室中上课的。
我是一年级中最矮小的一个，坐在第一排的中间。
老师的教鞭经常在我的头上飞舞，经常老师不小心的教鞭就飞到我的头上，那是我学习从没有认真听讲的结果。
刚入学头几天，我一直不肯开口随老师一起读a、o、e，两周后，忍无可忍的我的启蒙老师仲开江先生决意将我送到我的母亲身边，说是我不能开口读书，可能是个哑巴云云。
当我的母亲向他求情时，他说，“读书读书，就是要开口读啊，不开口读，哪能叫读书啊？
怎能教会他认字啊”。
这时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若不开口，就再也不能进学校的门了。
在母亲再次乞求仲先生收留我试读几天时，仲先生问我跟不跟他读书？
我便似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
于是，我又回到那间有着长桌子长板凳的教室中，跟着先生一起“a、o、e、y、w、u”地读起书来。
其时，我家小孩子多，读书的也多，我的父亲有一点文化，知道读书的重要。
把我们四弟兄全都送到学校中，那时家中其实困难的很，别人写字用的是当时叫草白纸订的本本，写字用的是几毛钱一支的毛笔，还有的同学用的是自来水笔。
我的父亲给我们订的是草纸本本，买的是三分钱一支的毛笔，拿个破碗底用来磨墨，那怎样在那样的纸上写字哟，老师叫写小字，我无论怎样用心写，写出来的还是乒乓球大小的字，气得仲先生老是放学把我留下重写。
重写也不行啊，那样的工具那样的纸，神仙也把字写不小啊。
到1965年我换了四位老师，完成了小学初年级的学业，其间，我是最不懂事的学生之一，经常被老师留下补作业，写作文。
我又爱画画，不论上什么课，听不到10分钟，我的注意力就转到画画上去了，我的教科书上所有的空白处都被我画上了人儿狗儿马儿，老师和家长认为我这是不务正业，我时常为此付出痛的代价。
那时学校少而且小，读书的孩子多，初小毕业要读高小是要经过升学考试的。
当时全乡初小毕业生有近200人，只能招收120个高小学生。
升学考试那天，天下着大雨。
我坐在乡小学的教室里，听着外面哗哗的雨声，漫不经心的做着试题，没有现在升学考试的学子紧张，也没有现在学子的升学压力。
心里想的是下那么大的雨，河里肯定涨水了，怎么回家喃？
果然，当考完语文和算术之后，河中水已很大，也不许渡船过河了。
在喝了一碗稀饭当晚饭，然后就在考试的教室中的桌子上与蚊子搏斗了一夜，及至天明水退了才得以回家。
十多天后终于放榜，全乡招收120名五年级新生，我在孙山之位。
二
然而高小是没有认真读完的。
那场轰轰烈烈的浩劫，把我们这些12、3岁的娃娃的学业断送了。
书是不能正常读了，每天还是要到学校去的。
手举红宝书，到处去造反，天天批斗会，抄家大串联。
没多久，仗也打起来了，好在我们年纪小，家长管得严，没有在武斗中死于非命。
书还是想读的，这两年，学不能上了，我便把我大哥的初中、高中的课本找来读，一些是似懂非懂，很多是不懂的。
到了1969年，一天，生产队长突然问我，“想不想读书哇？
”我想都没想地回答到：
“书哇，那个不想读？
”过了不久，在我们村的小学里就办起了附设初中班，是我们临近的几个村的高小66级、67级、68级的学生组成的一个40个人的班，由陈泽保老师，李本成老师及廖德胜老师教，那时没有教材，都是每个学生自己找的旧的初中课本。
过了一段时间，来了课本，那是什么样的课本哦，除了语文书外，就是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
教数学的廖老师上工业基础知识，但他并不是照那个课本给我们讲，而是以旧课本给我们讲，但对我们学习的要求不是很严的，我又爱画画，每天的课听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余的时间都被我用来画画儿了。
在廖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班的学习风气还是不错的，特别是那几个年纪大点的同学。
经常不知从那里找来一些有趣的数经常不知从那里找来一些有趣的数学问题来探讨，偶而我也去凑凑热闹，经常是他们弄不出来，我却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使班上大多数的同学对我这个矮小的差生另眼相看。
其时，我就是一个不懂事，贪玩的学生，全不知学习的重要，也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读书也就只是因为它比在家割草拾柴轻松些而已。
还可在课堂上画画，仅此而已。
哪象现在的学生从小就知道读书的重要，初中生就确定了学习的目标，树立人生的理想。
到1972年春的一天，同学们中忽然传出要毕业了，我却不知毕业为何事。
懵懵懂懂的就不到学校上课了，但心中还是十分留恋学校的生活。
过了两天，一同学来我家约我到乡小学去，说是老观中学来了人在招高中学生，于是我们便到乡小学去了，那时到构溪招生的是老观中学的冯正庭（革委会副主任）和钱开元老师，参加的学生都只是面试了一下，问一些很简单的数学、物理和化学问题。
还好，我没有被难住。
其实当时招生主要是看政治条件和年龄条件。
我班的几个成绩好，很聪明的同学因为年龄大了一点就被拒之门外了，这几个同学后来通过当兵和推荐读书都离开了农村，在其它行业做的很好。
我的年龄刚好还在招入的条件之内，所以就被录取到老观中学高74级一班学习。
我觉得我在读高中时忽然长大了。
文革时期的高中学习还是没有学到多少知识。
课本都是根据所谓的须要而编写的，没有知识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好在那时的老师还是非常敬业的，在教学的过程中把那些分散的，不联系的知识基本进行了分类，系统化的讲述，不过由于招来的学生大多都没有好的知识基础，书又读少，学习非常吃力。
那时还在文革期间，运动一个接一个，经常的批判会，政治学习占据了很多学习时间。
好在当时学校的教导主任马元成老师力主抓一下文化知识的学习，在72年下半年进行了几次严肃的考试，使我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学习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家四弟兄，大哥在63高中毕业后参军了，我们三弟兄还在学校学习。
虽然当时学费不多，小学只有1.8元，高中2.6元，二哥读师范是不要学费的，但我读高中每月还要5元钱的生活费，这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当时一个全劳力在生产队劳动一天不过3角钱的收入，我在学校一个月，我的父亲就要在生产队劳动17天，因些，我认识到我的学习是我的父亲用他的肩挑背磨换来的。
我还有一个小弟弟在读小学，一家人还要靠父母亲的劳动吃饭。
所以我必须认真努力学习才不辜负父母亲对我的期望，才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
因此我在高中的学习期间是用了全部的心力来学习，课外时间很少到街上去闲逛。
除了上课，其它时间不是做作业就是到阅览室去读书，管阅览室的是一个叫王自召的老女教师，她总是给我一些当时能够读的自然科学书让我学习。
因此我在我们那一级中，学习成绩也还过得去。
我特喜欢物理，因些，教我们物理的曹德训老师就让我作了物理课的科代表。
然而，好景不长，到73年下半年，马振扶中学事件和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又使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
学校再也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课可上可不上。
学生和老师都卷入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
这一段时间，数理化不再吃香，没人再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可我还想学习啊，于是我把我的爱好转向了对语文的学习上，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很喜欢我。
我的作文经常被他作为范文在两个班范读。
还把我的一部分作文选入学校当时编的学生作文选中。
他也经常带我跟他一起外出家访，爬山、游泳、和他的朋友谈天。
我们在一起时，他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讲鲁迅、讲魏巍、讲刘绍裳、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峻青、贺敬之、法捷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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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从他那里吸取了大量的语文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两年的高中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毕业了，前途向何方？
当时连城里的学生都要下乡，我们农村娃也就只有回家，摸锄杷，抡鞭打牛屁股的份儿了。
不是有首歌唱道：
解放军是所革命大学校吗，于是我想当兵。
74年11月，征兵命令下来了，我就积极地报名，可我知道我的身体条件。
为了达到我能当兵的目的，我就耍了一下小聪明，利用我的绘画技能，为接兵部队首长画了一幅叫做欢迎接兵部队首长来我乡指导工作的画。
这样，虽然我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但就凭我这一技之长，我就顺利地进入部队，成了一名边防战士。
然而事情却跟想象的不一样，我的好读书的天性却没有好结果。
由于我的身体较差，体力不好，在军事训练中的一些靠体力完成的科目，我达不到优秀，但我认为我尽力了，也取得了我能够达到的最好的成绩。
但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总是说我是一个高中生，训练怕苦怕累。
时时在晚点名时拿我说事，使我的人格受到伤害。
有时实在忍不住我就要反唇相讥。
这可就冒犯了这位政治指导员大人。
在那样的年月，可相而知：
张福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从此我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我喜好读书，托人在部队住地的一所高级中学里借了一套高中课本，抽时间就看一看，我班的一位极想上进的战友立即举报，说我看的不是政治书籍，是走白专道路，得，晚上的晚点名，我又受到政治指导员大人点名表扬，不识抬举的我一气之下在又一次晚点名后将那些书付之一炬。
书是烧了，可几天不看书心里就有点儿不舒服。
于是我就在连队的图书柜中翻箱倒柜，倒底给我找出来一些有关世界地理知识和世界历史知识的书，在训练之余，我又读起了这类书籍，那位爱打小报告的虽去报告过，但一说书名和书的来历，那位张福岐大人也就无法可想，终究找不出表扬我的理由来。
后来，一个卖书的拿了许多小说和其它书籍在连队的宿舍门口卖，很多战友只是围着看，并没买的意思。
我却用我两个多月的津贴买了一捆，有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地新歌》、《剑》、《艳阳天》等等。
有人替我担心，说你不怕张某人借此机会在晚点名时叫你作个说明吗？
我说，这是他放进来卖的，准卖一定准看。
这话传到张某人的耳朵里去，他也就一笑了之，没有在这件事上跟我过不去了。
但在其它方面，他的那几个下属却总是跟我找一些小的麻烦，使我在连队里过的很不自在。
于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我就实在读不下去了，1977年3月，在老连长（其时他已是团参谋长）一再劝我不要退伍的情况下，我还是一意孤行地闹着退伍了。
在退伍时我为福岐先生及其追随者几人用我们四川的四言八句画像，并写在连队的小黑板上。
这可惹恼了这位政治指导员，于是他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我们大队的党支部写了一封跟我看过的我的正式的档案完全相反的结论的信。
在那个年月里，这封信等于在政治上是要了我的命了。
三
退伍了，我回到了农村，当得知那位福岐先生在我走后从我的背后给我捅了这一刀后，我的心死掉了，没有再想走出农村的事，我收拾好农具，死心塌地地开始了田园的耕作。
闲时就看看小说，有时画几笔画，那是只能自娱的，不能登台面的乱画。
然而，自四人帮倒台后，中国的形势一天天好起来。
1977年10月未传来消息举行说将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招生范围是1966年以来毕业的高、初中学生。
刚听到这个消息确实使我高兴了一阵子，继而想到张福岐给我们大队党支部的那封信，我的心又冷下来了，谁知道纵然考过了关，能过政审那一关吗？
我把我的想法跟我的战友刘新义一说，他说，先不管它，有一线希望就应该100%的努力。
是他的这句话点燃了我的希望，我开始筹划复习。
首先我要确定自己是考文科还是理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我征求了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段健勤老师，他建议我考理科专业。
当年的理科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
那时不像现在，各种《高考指南》《高考模拟题》之类的复习资料令人目不暇接。
那时对我们来说，课本都找不齐全，更没有其他任何复习资料。
考大学，语文、数学都是重点，但语文内容浩如烟海，从哪儿下手我都不知道，除了读一读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文章外，其余部分只好不复习。
政治也是这样，没法复习，干脆就不复习。
剩下的便只有数学、物理和化学三科了。
我自己这样安排时间：
每天上午数学、下午物理，晚上复习化学。
冬天的早晨十分寒冷，可无论多冷，我都在早上6点准时起床，然后将吃饭用的小木桌支好，点着煤油灯读一读语文和政治书籍，屋子外面是一片漆黑，夹杂着浓雾的寒气从窗户的缝隙中袭进来。
稍微坐一会儿就会感到两脚僵冷，翻书的手也是麻木的。
于是，我不得不站起来，一边捧着书念念有词地读着、背着，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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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中学时所学的语文内容都不算多，教材也是薄薄的。
我先将书通读一遍后，将我认为需要背的内容用笔勾画出来。
这样，每天天亮的时候，我都能背一些东西。
很有成就感。
数学要复习的内容可就太多了。
整个中学五年所学的数学要想在这一个月内复习完是不可能的。
我采取的战术是：
还是先通读一遍教材，将基本的概念、定理、公式记一记，然后，从初中第一册开始做教材上的练习题。
我知道我不可能将题做完，但我想做多少算多少，做一道题就有一道题的收获。
总比不做好。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真如同一只无头苍蝇，只知道乱撞，没有人指点，没有人答疑，也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完全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
当然我偶尔也与同在复习的下乡知识青年朋友交流交流，比如，遇到难题，我就去找我的同学黎孝德一起探讨，但他实在太差，根本没法跟我一起学习，我就只好到老观中学去请教老师了，可是，到了老观中学去听的第一堂复习课是一位姓王的老师在当时的物理实验室上的，我在听的过程中有好几个地方都不明白，于是我就向他提出想让他重给讲一下，这们后来当了校长的老师当时不知什么原因，用十分不友好的眼神看了我两眼，就不再理我了，这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我竟立即起身离开了那个教室，回到家中自行复习了。
这一草率的行动也可能就是导致我没能正式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个错误。
我可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个月的复习很快就过去了。
在这一个月时间里，我好像复习了很多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复习。
心里空荡荡的，没底。
不过，说实话，我当时并不紧张，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更没有什么压力。
考得上是意外之喜，考不上是意料之中。
反正去试一试吧！
1977年12月9日。
我参加了四川省组织的统一高考。
那天在老观中学的考场里全校的所有教室都坐满了考试的考生。
连物理实验室也作了考室，坐了有近100考生。
那一年，我已经24岁。
步入考场那情景既滑稽又让人辛酸：
既有—团稚气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更多的是像我已经沧桑甚至有已生华发神色憔悴的“老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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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报纸介绍，此次参考者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只有15岁。
那情景换成今天，会让人认为是在召开家长座谈会！
全国约有570万人踊跃报名参加考试，各地试题也不同。
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军人、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也有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青及应届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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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进散设在全国各地数以万计、已关闭十一年的考场。
他们当中既有一贫如洗的贫民子弟，也有高干子女。
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儿子刘源在起重机厂当普通工人，也参加了这个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后进入北京师院历史系。
考场中还很有些“花絮”。
我们四川省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语文试卷里，有一题是默写毛主席诗词《蝶恋花》，许多人抓耳搔腮背不出，考场里突然有几个人喃喃唱起为这首词谱的歌曲：
“我失骄杨君失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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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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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歌声一片了。
监考老师大叫：
“不能唱，只能背诵。
唱是作弊！
”又有道解释成语“力挽狂澜”的小题，把一位络腮胡子的老兄难住了，他也不禁叫出声来：
“力挽狂澜、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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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的，是不是跳到河头当雷锋救人啊？
”在考了语文政治数学后，我的老同学黎孝德竟拉着一帮同学约我停考回家，说是没有考上的可能而不考。
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我要坚持到最后的一刻，这是军人的本色，就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绝不当逃兵。
不要讥笑他们，这毕竟是荒废11年后的高考啊！
据权威部门认定，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一次最大规模、最多人参加的考试。
为此中央有关部门曾特批动用当时认为神圣不可侵占的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去印刷考卷。
据教育部门当时统计，当年参加高考570万人中，考试后全国录取的新生只有27．3万人，应届高中毕业生只占招生总人数的20％至30％，文革年代被剥夺高考权力考中者占绝大比例。
散场后“老三届”们议论纷纷：
“赶上考大学的末班车，能考上，高兴！
考不上，也高兴——总给了我公平竞争的权力！
”据说有—个未老先衰头发花白的老兄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像古典小说《儒林外史》范进中举—样疯癫了！
他头发蓬乱、口水鼻涕糊了满脸，捧着通知书乱窜乱吼：
“哈哈，考上了！
老子考上了”！
所不同的，范进是被老丈人胡屠户狠抽两巴掌医清醒的，这位老兄是被哭哭啼啼的老婆拉到医院在屁股上猛打一针苯巴比妥镇静剂才使他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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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过了近一个月吧，考试成绩达到大学录取线的人都被通知体检了，没有我的名字。
我也知道，虽然在高中学习期间我是努力学习了的，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也读了一些书，但我们毕竟没有深入系统地进行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的学习。
在考试过程中我自己也知道数学简直就不知如何解答。
而语文中的作文题又是我最不喜欢的议论类型的题目，在那有警察在外巡考的压力下，我也是乱写一气，只是物理化学我还做的有些自信，但总分一定不会达到大学录取线的。
又过几天，忽然有通知来要我去体检，原来大学落榜，考的成绩还基本可以，进入了中师中专录取线。
体检后就是政治审查，这是我最担心的，不过当时来进行政审的邓文邦老师对我说，不管那些，没有问这个问题就不要提它。
政审过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在这个过程中我暗自思忖福岐先生在我的背后捅的这一刀，现在肯定要起作用了，录取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吧。
1988年3月的一天，我在山上驾牛犁地，没有任何原因，牛忽然发疯狂跑，竟将犁辕拉断，闯下如此大祸的我垂头丧气的拖着烂掉的犁回到家中时，到公社供销社买东西的父亲已将我被阆中师范录取的通知书拿回来了。
我是考上了，但不是大学！
本想复读重考，但我的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复读，我还有一个小弟在读高一，第二年就要参加88年的高考啊，再说，当时的政治气候还不明朗，万一复读，考好了，而在政审中把福岐先生在我的背后捅的这一刀亮出来，那我就惨了。
于是，在1978年的4月14日，我就只好到阆中师范去报到了。
这是1978年的春天，我已经明确意识到，从此我的人生将翻开新的一页；但当时我却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之所以能翻开新的一页，是因为在这一年，我们国家的历史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四
我在师范的学习是积极而艰苦的。
在那个已经开始重视知识的年代，能进入学校学习的人，大多都是在学习上达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境界，我班有个叫刘兴春的同学，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出教室，星期天也很少休息。
虽然他家就在城里，学校离家也不远。
好多个星期天他都在教室里学习。
那时有一句经典时髦的话叫做：
“把四人帮损失的光阴夺回来”我们大多数的同学都是用这句话鼓励和鞭策自己，勤奋学习。
那时，阆中师范虽然是一个中等师范，但那一年招收的都是高中毕业生，且学校当时还想升格为专科师范。
所以我们学习的教材都是大学教材，《数学分析》还是吉林师范大学的本科教材。
虽然我们的同学们都努力学习但毕竟基础较差，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学得非常艰苦，特别是普通物理，让一部分同学十分头痛。
好在我还有点儿小聪明，又对物理十分感兴趣，在唐光荣老师的教导下，我在当时学校的86名学习数学物理专业的学生中物理知识每次考试都是首屈一指。
80年4月我们毕业了，同学们都被分配到教学第一线，走上了三尺讲台。
离校时，同学们都唱着当时最流行的歌：
“年轻的朋友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声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
可是我还做着大学的梦。
在80年到91年教学工作中，我们这批文革后第一批站讲台的人，每个人的教学任务实在太重，每天被上课，备课，批改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大学的梦只能慢慢做吧。
这期间最刺激大学梦的是恢复职称评定。
90年我的课给调整得轻了一点，于是我加快了圆大学梦步伐。
虽然我以前学的是理科物理数学，这时我却对文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认为作为农村初中教师，知识面应该更宽一些。
于是我在教学之余，又学起了地理和历史，在我的书房中象作战指挥室一般挂满了世界及中国历史地图和中国及世界地形、政区地图。
91年我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其时我已42岁，属于大大年龄的考生了。
虽然是这样，我还是考入了南充教育学院政治教育专业的函授专科班，进入了大学课程的学习。
很多人都认为函授学习是混文凭的，但我在三年的函授学习中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特别是薛留帮老师教的《逻辑学》，蒙秀琼老师教的《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一位姓李的的老师教的《心理学》王珏老师教的《教育学》，通过这些学科的学习，不仅从知识上，而且在学习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使我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我后来的教学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上函大以前，我仅是为了教书而教书，没有对教学工作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总结。
函大以后。
我一边教学一边对教学工作进行反思和总结。
从1994年起到现在，撰写了近百篇教育教学经验文章，其中有20余篇发表于《中学物理》、《中学生数理化》、《数理化学习》、《今日中学生》、《中学生之友》、《南充教研》《艺苑同期声》等教育教学杂志、教育报刊上。
如今，30年的时间已过去而成为历史，在我们参加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考试中进入各级各类学校中学习的人们，容颜已改，精神依旧，岁月的磨砺，并没有使我们心灵蒙尘。
我们中间有人已过早的走完人生的旅程，有一些人已从工作的一线退下，但大部分人仍然奋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仍是他们所在的单位的“精英”，“顶梁柱”。
不管大家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我们都可以告慰时代：
这一代人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社会的重托。
党和政府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我们每个人也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了社会。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我又想到那首我们师范毕业离校时同学们唱的那首歌：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生活的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
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今年是自文革后恢复高考30周年，目前一些人因为高考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而提出要废除高考，我非常理解这些人对高考弊端的愤怒－－事实上，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我对为高考而应试训练的种种不人道，体会非常深。
但是，我依然认为，高考不可取消，只能改进。
无论现在的高考有多少“罪恶”，1977年恢复高考，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总之，改革高考是必须的，但如果取消了高考，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老观中学教师黎玉德
2007年3月24日
谨以此文献给恢复高考30周年。
也借此感谢教过我的所有的老师：
他们是仲开江，杨小周，王朝友、侯耀福、廖德胜、陈泽保、李本成、王朝刚、李金章、李国元、曾卓余、段健勤、蒲朝楠、曹德训、李天明、范芝莉、马永成、王描江、唐光荣、张克刚、毛俊、薛留帮、蒙秀琼、王珏、段成玉等老师。
也向我在学习过程中给我提供帮助和支持的王中勇老师、黄奉德先生、张希昌先生、蔡生荣先生、刘兴义先生、陈国猛先生、姚绍发先生、涂叙阳先生、尧其定老师、李树林老师、章德先老师、彭昌明老师、李昆老师等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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