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讲义公共选择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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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讲义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本章介绍公共选择理论（TheoryofPublicChoices）。
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它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集体决策的过程和政治个体（包括选民和政治家）的行为特征，其研究重点是经济政策的制订过程。
公共选择理论开创性地以人的自利为出发点，研究政治个体、政府和国家的行为，从而使人们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新的认识，有的学者从而提出了“政府失灵”的论点。
本章第一节简单介绍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发展、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第二节讨论投票理论，包括投票的规则、投票的中间人定理、阿罗投票悖论等，这部分内容是理解公共产品需求理论的基础；第三节介绍公共产品的需求理论，我们将分别讨论公共产品的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决定问题；然后简要介绍有关利益集团和寻租的问题；最后讨论政府失灵的理论。
第一节公共选择理论概述
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中，属于比较年轻而且影响不是很大的流派，但是由于其在理论方面的独到创见，使其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公共选择理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把“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推翻了以往认为政治家都拥有优良的品质、政府自然“为公”的传统政治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简介：
公共选择理论最早可追溯至1958年邓肯•布莱克（D.Black）发表的《委员会与选举理论》，在这篇文献里，作者分析了投票程序对于公共选择的影响。
然而，使公共选择理论真正成为一个经济学流派、并且不断扩大其影响的则是“公共选择”之父布坎南（J•M•Buchanan）。
1957年，布坎南和沃伦•纳特（Knight）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办“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其宗旨是“促进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但是，其宗旨与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在当时，人们对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表示了无比的信任，认为政府是天然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官员也都是道德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谦谦君子”。
因此，该中心备受校方的排挤。
到1968年，布坎南和公共选择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塔洛克（G•Tuock）不得不转往其他大学谋求发展。
1969年，布坎南和塔洛克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创办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创办《公共选择》杂志。
布坎南在1972年所著的《公共选择理论》一书中，明确指明这个组织的目标：
“……我们将把40年来人们用来研究市场失灵的所有方法，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
”这种“政府失灵”的思想很快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深受“滞胀”之苦，人们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但是，这个研究中心也是命运多舛，1982年，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做出决定，居然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单位（包括教员、职员、设施和学生）全部移交给了乔治•梅森大学。
这样，从此时开始，乔治•梅森大学成为公共选择学派的大本营。
在这个时期以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最重要的标志是布坎南因为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贡献和传播，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此，很多经济学教科书在分析财政政策、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时，都开始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的工具。
在有关公共财政的教科书和学术文章中，也大量出现公共选择理论的论述。
二、公共选择理论出现的原因：
在上述对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回顾中，我们已经涉及了公共理论在理论方面的最大意义——把“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学的分析。
同时，这也是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背景之一。
总结起来，公共选择理论出现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缺乏经济政策制订过程的理论。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虽然论述了政府各项财政政策及其效果，但是以往的经济理论没有讨论经济政策的制订过程。
在传统的理论中，经济政策的制订被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而且假设政府制定政策时是以促进公共利益为目的的。
在这样的假设下，如果一项经济政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人们就会埋怨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提出的理论时错误的。
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没有把经济政策的制订过程看成是决定经济活动的内在因素，没有走出“仁慈政府，政府为公”的误区。
第二，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首先，社会福利函数的概念涉及如何将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次序，从而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函数。
对于加总个人偏好程序的研究，发展出了不同的投票方式，从而促进了投票理论的发展。
其次，20世纪4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解释和解决了存在公共产品和外部性条件下资源配置的问题，而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就是研究公共产品的需求问题，所以公共选择理论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改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第三，凯恩斯主义的失败。
二战后，由于人们意识到了市场失灵的存在，各国政府纷纷对经济进行干预。
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逐渐加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种种弊病。
这样，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公共经济活动的理论，并开始反思非市场的集体决策为什么带来政府干预的失败。
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公共选择理论和其他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一起，对凯恩斯学派发起了进攻，并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三、集体选择的原因：
顾名思义，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公共选择的问题。
公共选择是与个人选择相对的集体选择。
集体选择是指各个参与者依据某种协商规则，相互协商从而确定集体行动方案的过程。
在公共经济政策决定领域，就是指一个国家中的人，通过民主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需求和产量，是一种对资源的非市场配置。
我们知道，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研究个人选择问题的学问，但是为什么纯粹的个人选择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进而需要政府介入来强制性地进行集体选择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公共产品的存在，并且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私人活动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所以需要集体选择的介入。
有关公共产品的有关知识，我们已经在第10章第4节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在那里我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证明了私人决策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
在本章中的公共产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与纯私人产品相对的概念，既包括纯公共产品，例如国防、义务教育等；也包括所谓的半公共产品，例如一条收费公路，对于付费者是公共产品，对于没有付费的就不是公共产品了，但是这种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某些特征，不能由私人决策来供应，公共选择理论也把它们看作“公共产品”。
半公共产品还包括所谓的“俱乐部”商品，即只对一个范围内的人是公共产品，对于范围之外的人不是公共产品的商品。
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对抗性和非排他性，以及生产的联合供给性。
公共产品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如果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的话，则供给量会小于最优供给量。
这是因为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对抗性，因此每一个消费者都想免费使用这种产品，即“免费搭车”；又由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可分性，是联合供给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即使自己不支付费用也不会不影响生产这种公共产品。
在这样的预期下，大部分人就不会付费供给公共产品。
这就是私人选择不能供应足够的公共产品的原因，这时，我们就称市场失灵了。
公共产品的存在只是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垄断、外部性、非对称信息也是市场失灵的原因。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主要从公共物品的存在来说明集体选择的必要，并且在研究集体选择的规则、过程、效率等内容的时候，也都是从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角度进行的。
因此，在这一章里，我们只是从公共产品的角度谈市场失灵。
公共产品的存在要求政府通过政治过程来配置资源，组织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这样集体选择就出现了。
公共选择学家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是由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构成的。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
上面讨论了为什么集体选择会与个人选择共存，下面首先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几种不同的集体选择的行为特点和所使用的规则，并从中看出集体选择与个人选择的区别。
例一：
性别战（BattleofSex）
夫妻两个人，丈夫是球迷，喜欢在周末看足球比赛；妻子是文艺工作者，喜欢在空闲时间欣赏芭蕾舞。
但是，两个人都认为在一起娱乐比各自进行自己喜欢的娱乐能得到更大的满足。
这样，每到周末决定去哪里消遣时，就会碰到麻烦。
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办法就是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单周去看球赛，双周去看芭蕾；如果是丈夫的生日周，则丈夫有优先选择权，如果是妻子的生日周，则妻子有优先选择权；同时，双方有迁就对方而选择弃权的自由。
这样，双方就达成了一个满意的结局，集体选择机制也建立了起来。
在这个例子中，由于夫妻双方愿意共度周末，所以只能采取一致同意的规则，才能达到最优的结果。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集体选择的规则还是很复杂的。
例二：
买电脑。
家里富裕了，想添置一台电脑，跟上信息时代的发展。
孩子从经济角度考虑，倾向于自己“攒机”；而父母希望获得好的服务，以免进来电脑出现故障时不会修理而着急上火，所以希望购买品牌机。
究竟买什么样的电脑，一家人争执不下，于是向亲朋好友咨询，结果多数人的意见是电脑更新换代速度太快，买品牌机无法进行及时升级，价格又昂贵，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应该自己装机。
最后，妈妈的立场转变了，转为支持孩子，虽然爸爸仍认为品牌机好，最好这家还是自己动手装了一台“杂牌机”。
在这个例子中，游戏的规则变为多数票获胜。
例三：
民主选举村长。
假设一个村子的村长是由所有成年村民投票决定的，每个人拥有一票。
村长的候选人可以有若干名，投票时，每个选民只能选择一位候选人。
选举以后，得票超过半数的直接当选。
如果所有的候选人都没有得到50％以上的选票，则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在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中进行选举，获得简单多数的人即当选（也就是说即使投弃权票的人很多，没有人获得半数选票，得票多的人仍能够当选）。
在这个例子中，游戏的规则是两种合一，第一轮投票是过半数规则，第二轮是简单多数规则。
从上面的三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集体选择与个人选择之间存在的几个显著差别：
第一，私人选择是通过市场过程对私人产品进行配置，而集体选择是通过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产品的配置。
例如，一个光棍决定是否去看足球就是一个私人选择问题，他会通过权衡看足球比赛的成本和收益来做出自己的决定；而夫妻二人决定娱乐方式时就必须有一个规则和决定方式，例如例一中的一致同意原则。
第二，私人选择遵循的是自愿交换原则，而公共选择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强制现象，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少数人不愿意消费现有的公共产品数量，但必须承担相应的税收。
例如例二中的父亲，如果让他自己买电脑，他就会买一台品牌机；但由于少数服从多数，他只能“消费”杂牌机，并且要拿出自己的薪水，为电脑付费（我们假设三个人平分电脑费用）。
这样，公共选择中，一般会出现多数人做出损坏少数人利益的公共决策。
第三，在私人选择时，消费者支付价格弥补生产成本，这样每种商品的消费和支出是一一对应的，个人的选择会决定个人获得的效用；而在公共选择中，公共产品的产量由投票决定，生产公共产品的成本由投票人纳税弥补，但是，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与个人的税收支出不再是一一对应关系，个人的选择也不会影响个人获得的效用，个人获得的效用是个人选择与他人选择共同决定的。
例如，在村长选举的例子中，A的中意候选人是甲，他投票给了甲。
但他能否得到最大满足取决于其他投票人的决策，如果别人都愿意投票给候选人乙，那么A虽然纳了税，但是并没有从公共管理上获得最大的效用。
第四，在私人选择中，一般来说私人物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存在竞争，竞争和市场机制保证了厂商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在公共选择中，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方为投票人，供给方是政府机构，虽然政治家之间的竞选会促使政府更好地为选民服务，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集团的存在，政府一般不能满足所有投票人的利益，从而很难达到社会最优。
在上述例子中，前两个是经济领域的集体选择，最后一个是政治市场上的集体选择。
公共选择研究的重点是类似第三个例子的集体决策问题。
从这些例子我们发现公共选择理论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是公共选择的规则的确定，在政治学中，又把这一过程称为立宪过程；二是集体决策的程序，是采用直接民主制（也就是每个选民直接投票决定公共产品的数量），还是采用代议民主制（即选民先选举代表，组成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根据一定的投票原则，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这又称为立法过程；三是政府如何根据集体决策的结果，生产供应公共产品，并且以什么样的机制保证政府按照立法的规定，供应恰当数量的公共产品，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和司法过程。
因此，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公共产品供给需求的决定、投票规则的设计、直接民主制和代议民主制对投票结果的影响等。
我们会在以后的几节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
五、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理论，因而经济学的几种基本研究方法都在其中有所体现。
根据布坎南的总结，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由三个要点组成：
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理性人假设和把政治过程视为一个交换过程。
下面分别讨论之，理解了这些方法论，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公共选择理论。
第一，个体主义的方法论。
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无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都必须从个体角度寻找原因，因为个体是集体的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了集体行为。
传统的经济理论几乎都坚持了个体主义的原则，但是在对政治过程或者集体行为进行分析时，传统的政治理论却把个体看成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只不过是集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政治领域中，只存在集体目的、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研究问题的对象是群体而非个体。
公共选择理论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点，在政治学研究中加入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
布坎南是这样解释的：
“集体选择应该被看成个人通过集体而不是通过个人，来实现自己最大目的的个人行动选择。
”这句话的意思是，集体行动是由个人行动构成的，只有个人才能做出行动的选择，集体既没有选择的能力，也没有行动的能力。
集体的作用在于，个人要借助集体才能实现自己选择行动的结果，但是行动的结果最终仍是由个体来承担的。
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布坎南也做出了一些限定。
首先，个体主义并不是说个人的决策和选择是孤立的，个人选择行为不因为制度环境的变化而永远不变。
相反，个人的选择会随着制度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但是，无论是什么制度环境，选择都是个体的选择。
其次，个体主义和利己主义不是同义词，个人主义的目标取向也可以是利他主义的。
最后，个人选择的方案与选择的结果不要求一致。
例如，一个市民可能希望政府建立一个圆形的街心花园，但是最后投票的结果可能是建五角形的花园。
第二，理性人假设。
在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是人都是理性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自己的满足程度为特征。
例如，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获得了最大的利润可以使生产者得到最大的满足。
公共选择理论把适用于个人选择的理性原则，推广到集体选择领域。
在公共选择活动中，个体同样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效用，也可以是最大的个人财富，还可以是社会地位。
在公共选择中，一般有三类不同的个体：
投票人、议员和政治家。
投票者一般会属于一个团体，因而投票者就有个人目标和集体利益两个目标，当这两个目标存在冲突时，他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投票者的理性还表现在，如果投票行为对于个人的收益小于收集候选人信息以及投票行为的成本，他就会选择不投票，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西方国家选举投票率不高的一个原因。
议员是投票者的代理人，但是象所有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样，议员的利益与选民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关心自己的地位胜于选民的利益。
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证议员代表大众的利益，从而使民主制度正常运转。
这样的制度包括任期制，由于议员希望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不得不在关键问题上为自己所在选取的人民说话，否则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失败。
作为行政人员的政治家，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
这些人同样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例如因为别人尊敬而获得的满足感、巨额的在职消费等。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不是否认政治家存在自利动机，但它可以保证政治家对自身利益追求的结果是国家利益的实现。
总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是以自利为动机的，这样做的优点有两个：
首先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保证对人的行为分析的一致性，我们不能认为人在经济领域是自利的，到了政府部门工作就变得大公无私。
其次，这个假设有利于人们进行制度的比较分析。
人类创造的制度千差万别，我们要找到在特定条件下的最好制度安排，就必须假设人是自利的，否则，如果人人都是“仁慈、博爱、大公无私的”，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后取得的效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人类社会早就实现了大同社会。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太多的没有公平和效率的结果，我们不仅应该从制度上找问题，更应该认识到人在制度中的作用。
所以我们认为理性假设在政治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政治的交换过程本质。
布坎南等人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交换，经济学家可以不管资源的稀缺性，也可以不考虑收入的分配是否公平，只要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自愿交换，那就会产生有效率的市场结果，人们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相反，如果市场过程不能保证人们的自愿交换，那一定会产生不公正和不平等。
因而可以把市场机制看成各种交换过程。
同样，上述逻辑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有效率的政策结果不是产生于政治精英的头脑，也不是产生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来源于集团之间、个人与集团之间、组成集团的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协商与调整产生的。
因而，所以的政治活动应该是建立在政治参与者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的。
虽然政治活动中存在着强制性，例如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规则。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强制性和权力的前提仍然是自愿交换，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人们的自由权利。
只要每个人都有选择合作或者不合作的自由，政治过程可以是一个“双赢”的正和博弈，可以促进所有参与者的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活动的交换本质，其目的是说明国家的作用是通过政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来保证人们自愿选择的自由。
这是公共选择理论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之一。
第二节投票理论
在民主制下，所有的政治活动的决议都是通过投票产生的，不同的投票规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因此，在我们研究公共产品的需求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有关投票的理论。
一、投票规则的经济分析：
在上一节有关集体选择的三个例子，我们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政治过程中的几种投票规则：
一致同意规则、多数票规则等，其他的投票规则还包括加权投票规则、否决投票规则和需求显示法等。
我们在下面进行一一介绍。
（一）一致同意规则：
所谓一致同意规则，是指一项集体行动方案，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同意，或者至少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反对的前提下，才能最后通过实施，也就是说每一个参与者都对将要达成的集体决策享有否决权。
如我们上一节中所举的性别战的例子，只有妻子和丈夫达成一致，才能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周末娱乐。
现实政治制度中，最典型的一个一致同意投票原则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任何安理会的决议，如果要得到最后的通过，必须得到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的一致同意，这就是所谓的“五大国一致”原则。
一致同意并不意味着每个成员国都投赞成票才能通过一项决议，而是要求没有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反对。
经济学家林达尔（E.Lindahl）设计出了一致同意规则的具体操作方法。
首先投票有一个主持人，他负责收集每一轮投票的信息，按照既定的规则处理这些信息，修改相应的议案，把新的议案提交下一轮投票，直到所有人都赞成。
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中，主持人不断修改并叫出每一位当事人对公共产品应该分摊的税收份额，这一税收份额称为税价。
针对每一个税价结构，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收入和偏好得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并真实地报告主持人，这一信息只有主持人知道，其他当事人不了解这一信息。
这时，每个人对公共产品需求很可能不一致，而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每个人的消费量是一致的，所以为了全体参与人一致同意，主持人必须修改每个人的税价，当事人再根据修改修改后的税价，报出自己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这个调整过程一支持续下去，最终必然会出现一个税价结构，所有人报出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一致的，这个税价结构就得以通过，并满足一致同意规则。
我们称这一结果为“林达尔均衡”。
一致同意规则有如下几个特点：
（1）由一致同意规则得出的集体行动方案是帕累托最优的，因而在经济学上是有效率的。
当然，这样的结果不是唯一的。
（2）在一致同意规则下，每个参与者都拥有否决权，因而任何成员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也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人利益之上。
所以，在一致同意规则下，参与人的权利是绝对平等的，因而每个参与人都有积极性说出自己的真实意愿，在这种规则下，“说谎”是不能得到任何好处的，因为别人可能因为你的不诚实而一直否决议案。
（3）一致同意规则可以有效避免“免费搭车”行为的发生。
如果某个集体行动议案能够使部分成员不付任何代价地从中获益，这项决议就会因为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而被这些人否决。
（4）一致同意原则需要反复讨论、修改和表决议案，要进行不断地讨价还价，需要花很大的交易成本才能实现。
但当事人数目众多时，达成一个议案需要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
这一点是一致同意规则最大的缺点。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十分推崇一致同意原则，因为这样可以最小化政府的投机行为，从而最能够保证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但是，由于一致同意原则实施的成本高得难以置信，所以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因而，布坎南主张使用最优投票规则，即考虑投票成本以后能够产生最大净收益的规则。
布坎南还主张，应该尽量减少多数规则的使用，具体的原因见后面的分析。
（二）多数票规则：
在多数票规则下，一个议案能否通过取决于能否获得超过某一比例的参与者的支持，这一比例可以是2/3，也可以是1/2，在后一种情况又称为简单多数。
所以，最终通过的议案只是反映多数派的利益，而忽略甚至损害少数人的利益。
多数票规则选出的每一项方案都具有内在的强制性，因为决策是根据多数派成员的意志做出的，但是要求所有成员服从。
多数票规则最大优点在于节省决策做出的交易成本。
我们已经论述过一致投票规则的最大缺点是交易成本太大，而多数票规则可以减少这一成本。
但是多数票比例不同，决策的成本是不同的。
一般说来，比例越高，决策成本越大，因而在现实政治中，一般采用简单多数规则，因为这样的预期决策成本是最低的。
因为单个投票者的行为在多数票规则下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不计，因而这种规则助长了选民不重视选举的行为，“既然我的选票对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决定作用，那么我为什么费力地去投票呢？
”。
当有很多选民都这么想时，选举的结果就可能受到一些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的操作。
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很小的代价收买不重视选举的选民，使后者按照他们的意志投票。
这就是多数票规则带来的最大问题。
下面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说明选民为什么会放弃选举权，为什么又会受到利益集团的收买。
为了参加选举，选民会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信息，而且去投票时也会耗费时间和精力，设这项成本为C；一项集体行动方案的实施，能够给所有的投票人带来好处，比如说选出总统后，就有人帮助选民管理国家机构，不致使国家陷入混乱，设这项共同收益为D；对于特定候选人当选，对于选民又可以带来额外收益，比如工会希望关心工人福利的候选人当选，这位候选人当选后会增加最低工资，这样可以给某个工会成员带来B的收益，但是这位候选人不是必然当选，他当选的概率只有
（
）。
这样参加选举对于选民带来的净收益是：
。
这样，每个投票人只有在
大于零的时候才会去投票，否则就会选择弃权。
当一个选民在
小于零时准备弃权时，如果利益集团的人愿意给我补偿E，使
大于零，那这个选民就会按照利益集团的利益去投票了。
当然，“收买”成功的前提是利益集团的人能够从特定候选人那里获得的好处B足够大，使他们可以从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补偿给弃权的选民。
按照上面的逻辑分析，选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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