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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2013年5月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公务员“聘任制”能带来什么
公务员“聘任制”，本质是将刚性的身份保障转化为弹性的绩效评估，让公务员真正成为一种人力资源，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
进入公务员行列，常被人们视为捧上“铁饭碗”。
然而，自2007年深圳开展公务员聘任制试点工作以来，今年，江苏已宣布将选择部分地区“试水”，而福建的首批聘任制公务员也将陆续在漳州、厦门上岗。
公务员是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担负着具体行使公共权力，履行政府职能的使命。
2006年施行的公务员法明确了选任制、委任制和聘任制，作为公职取得的三种基本类型。
从法律出台，聘任制就引起普遍关注，人们寄望这一制度能够为公务员队伍带来更好的流动性，更多的活力，和更广泛的人才吸纳功能。
传统观念中，进入公务员体系意味着稳定的身份，以及较为优厚的福利供给。
这曾经引发过“死在体制内”的感叹。
而聘任制度设计的初衷，正在于打破僵化的公务员进入与退出机制，改变人才无法吐故纳新、政府部门工作作风改进难等问题。
人才选拔中市场机制的引入，有助于实现政府自我管理思维与管理方式的革新。
这一尝试，本质是将刚性的身份保障转化为弹性的绩效评估，让公务员真正成为一种人力资源，通过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更廉洁的职业品德，实现其价值。
同时，聘任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公务员与社会其他职业群体的身份差别，也有利于政府从命令和纪律为特征的行政管理，转向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以法律为依归的公共治理。
不过，实践中也需要注意防止随意扩大聘任制适用范围的情况。
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聘任制的适用范围应该紧扣专业技术和辅助性岗位，而非对选任和委任的取代。
否则，可能会突破其他两种方式所要求的严格条件和程序。
推进聘任制改革，需要在合理界定制度目标的基础上，与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防止顾此失彼。
从长远来看，聘任制改革要统筹职位取得与职业发展的问题。
改革不能仅仅止步于职位取得的完善，而应该形成合理的公务员职业发展机制。
未来应建立与选任和委任不同的职业晋升序列和职业发展模式。
比如，城管执法人员承担了大量的城市管理重任，但往往得不到群众理解，执法人员在各地的身份待遇也不一，缺乏职业吸引力。
如果通过公务员聘任制和配套改革，发挥制度的灵活性和包括薪酬、职业发展在内的激励机制，吸引更合适的人才进入这一岗位，促进文明执法，将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聘任制改革也是促进社会福利公平分配的一个契机，应通过适当引入职业市场的激励机制，合理划分政府、公务员与市场对于福利的承担与边界。
同时要注意，公务员毕竟是由公共财政统一负担的群体，实践中出现的高薪聘任公务员做法固然有利于吸引人才，但也应该合理筹划，确定理性的薪资福利标准，以防增加财政负担，形成新的不公平。
公务员聘任制改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一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政府自我管理的重要手段，只有统筹思考，与其他改革一体推进，才能实现改革手段与目标的相得益彰。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激发“到此一游”的文明耻感
文明习惯的养成不分海内外，文明素养的提升，更需要每个人的日常践行
埃及卢克索神庙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浮雕上，刻划着汉字“丁××到此一游”。
近日，有人在微博上贴出这样一幅刺目的照片，发布者“无地自容”的心情，也成为很多网友的一致感受。
“没到过卢克索，就不算到过埃及。
”神庙与汉字，两大文明竟以如此方式相遇，实在让人尴尬。
不管是真心喜爱、跟风模仿还是年幼无知、出于炫耀，这种行为不仅污损了人类文明的瑰宝，也为中国游客添了一笔不良记录。
相对大多数中国游客的有序有礼，少数人的不良表现更容易被放在公共外交的聚光灯下。
不讲卫生、不遵守公共秩序、踩踏黄线、在飞机上争夺行李架空位……因为这些行为，中国游客甚至在国外一家市场调研机构的调查中，名列“最差游客榜”第二名。
当中国出境旅游人数从2000年的1000万人次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8300万人次，“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读本”，这句提醒更有特殊含义。
“到此一游”的风波，理应成为反思文明素养的契机。
面对刻字，现场中国游客莫不感觉羞愧，甚至连导游也赶紧走开。
微博热议、媒体讨论中，惭愧、耻辱的情绪，谴责、反省的主调，也让人看到整个社会对文明素质的强烈吁求、一个国家文明意识的自我审思。
当事孩子的父母也主动联系媒体，流下忏悔泪水，坦言“孩子犯错误，主要责任在大人，是我们监护不到位，平时教育做得不好”，公开道歉。
未成年人犯错在所难免，应予以必要宽容并助其改正，但整个社会则应以此为镜、自我检视。
的确，“到此一游”远涉重洋，也是国内不文明言行的不自觉“输出”。
从被刻字弄得遍体鳞伤的长城，到赫然出现在故宫大水缸上的涂划，都是孩子耳濡目染的“活教材”。
习惯了乱闯红灯，出了国可能也会“红绿色盲”；习惯了大声喧哗，在国外也难以主动调低音量。
从这个角度说，文明习惯的养成不分海内外，文明素养的提升，更需要每个人的日常践行。
有人说，最好的“到此一游”，是把旅途中所有的美好都刻在心上。
而提升文明素养，也需在心上刻下这让人蒙羞的“到此一游”。
在拥堵的公路上随意并道时，在地铁的长队里加塞插队时，在逃票成功洋洋得意时，在网络空间掐架骂娘时，这几个字就该闪动警示之光，提醒你触碰到了文明的红线。
谨记“到此一游”激发的文明耻感，以此自戒自省，以此校言校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才能迈进一步。
今日中国，吃饭穿衣已经不是问题，甚至海外奢侈品商店促销都会挂上汉语海报。
然而，很多人也感觉，“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的确，现代化的过程中，怎能少了人的行为举止、思想意识的现代化？
国务院会议倡导“健康文明旅游方式”，政府机构出台“文明行为指南”，这些都让人看到，在社会管理者那里，文明素养、人的素质，已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必修课”。
同样是神庙，雅典阿波罗神庙的一块石板上，刻着这样的铭文：
认识你自己。
反思埃及神庙刻字事件，以此为契机省察自我文明素养，才能在国际交往中赢得尊敬，更让我们在文明复兴之路上“递进一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镉米”要在阳光下曝晒
生产者有所敬畏，政府部门有所作为，才能够纾解“镉米”焦虑，降低“镉米”危害
日前，广州餐饮环节食品及相关产品抽检结果显示，44.44%的大米存在镉含量超标。
这一消息，令人寝食难安。
毕竟，大米是主食，对南方人而言，它甚至无可替代。
尽管有专家及时回应说，中国大米镉限量标准要严于国际标准。
此次镉超标的大米，超的是国内标准，而与国际标准大体相持，公众不必恐慌。
但毕竟，超标就是超标了！
正因此，有一种强烈呼唤：
请明确告诉我，我的口粮中镉污染状况！
消费者有权知道，自己消费的食品，安全程度究竟如何。
这种“知情”，不仅在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必须将抽查情况及时公开，也包括，应在商品包装上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并且像药品说明书那样，对相关成分可能带来的毒副作用，一一告知。
“民以食为天”的时代含义，不仅是要能填饱肚子，还要有利于健康。
企业真实地告诉消费者其所产大米的镉含量等，是态度，也是义务。
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食”这个字，是由“人”和“良”组合而成的，为人们提供良性的产品，是企业的底线。
由于“镉米”主要是由于土地重金属污染所致，从这个角度看，讲清楚“镉米”的前世今生，比稀里糊涂的信任，或者简单盲目的怀疑，都更加理性。
作为大米加工企业，如实坦然地告诉消费者所生产的大米中的镉含量，虽然这可能是一个“污”点，但也说不定成为新的卖点。
比如，消费者今后选择大米时，那些数据相对低的大米就可能更受青睐，产地与生产企业也能“质优者胜”。
现在，关于镉超标大米，专家劝告，“勿长期食用一个地方的粮食。
”这是很现实的、操作性强的提示。
还有专家告诉我们，只有连续几十年长期食用镉污染的大米，才会对人产生实质性危害。
但是，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不能因为“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就无动于衷，更没有理由让人将就着吃、凑合着消费。
从这个角度，纾解“镉米”焦虑，政府既要应急，更要思之长远。
对大米遭受镉污染这场“慢病”，需要持之以恒的“综合治理”。
比如，加强对终端消费市场上大米等粮食的安全检查，对镉污染超标的情况如实告知公众；强制大米等粮食加工企业，向消费者公开所生产的每一个批次产品中的镉含量等。
与此同时，还要对那些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进行惩治和打击。
从更宽视野来看，更加注重人们的环保和安全诉求，控制重金属对土地的污染，为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解毒，都应该列入政府工作的目标。
就当前而言，如果因为公开粮食镉污染信息，而导致某些地区的农民减收，政府是否可以考虑给予补偿？
此外，在土地重金属污染较严重的地区，是不是也可以组织专家，探讨改变种植结构的可能？
甚至还可以研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对“镉米”进行降毒，或在确保不影响人体健康的前提下，将重污染的镉米改作饲料？
总之，只有生产者有所敬畏，政府部门有所作为，才能够彻底纾解“镉米”焦虑，降低“镉米”危害。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落实减排需“不折不扣
节能减排项目落实如何，是关系群众环保信心的“风向标”
审计署日前公布了对10省1139个节能减排项目的审计结果，44个项目未达到预期效果，涉及专项资金15.87亿元。
无独有偶，此前几天，环保部也完成了2012年度全国各省和8家央企主要污染物总量的减排核查，发现少数地方和企业在减排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对一些省市进行限批处理，对31家企业和1个省级行业实行了挂牌督办、限期整改的处罚。
节能减排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阶段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央高度重视，下硬指标、定硬约束，各地也立下军令状。
过去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7.2%，“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的减排任务，也较好完成。
此次，审计署和环保部门对问题单位严肃查处，更让人们看到中央政府坚决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的决心。
尽管绝大部分地区和企业不折不扣地执行节能减排任务，但“少部分问题”也值得重视。
那些“半拉子”工程、“摆设”工程，甚至“作假”工程的比例并不高，但背后的原因当防范，产生的负面影响当警惕。
表面看，项目未达预期，有客观原因，或是资金不到位、管网不配套，或是设计不合理、监管不严格……但若细究，背后难免折射了主观心态。
有些地方抱着“做给上级看”的想法，只热衷立项、乐于建成，而不管运行、达标，以为立了项就有了政绩，后面的事就睁眼闭眼；一些企业更是打着利益的小算盘，不想方设法保障减排设施的正常运行，而把大量精力放在逃避监管上，企图通过“减排缩水”来“减少成本”。
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需要通过产业的调整从根本上实现结构减排，也需要上马相关项目完成工程减排，前者是个较长过程，因此工程减排在当下更为迫切。
然而，如果工程本身不作为或少作为，成了花瓶摆设，既会令减排效果大打折扣，也容易对其他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驱逐良币”。
有人甚至打比方说，“无所作为”的污水处理厂，“马放南山”的火电脱硫脱硝，如同一个不抓小偷的警察，有损“警察”形象不说，将“小偷”放走还会造成一定社会恐慌。
这两年，一些地方在上马大型工业项目时常常陷入环保敏感困局，原因之一，是人们对企业的“减排执行力”和“环境自觉”心存疑虑。
这个现象应该引起相关方面更多重视。
此次被查处的问题项目，主要涉及空气和水的污染防治。
应该说，“十一五”以来，国家针对这两方面的污染，投入巨额资金，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三管齐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群众的期待还有差距。
空气和水的污染，仍然是老百姓反映最为强烈的环境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节能减排项目落实如何，可谓是关系群众环保信心的“风向标”。
正如中央领导强调的，要把节能减排、生态环保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
落实节能减排任务，不仅仅是一个工业问题、环境问题。
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来说，严厉处罚各类违法排污企业，严格监管节能减排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情况，大胆探索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政绩考核制度，才能更好推进“硬任务”的完成，切实提高环保的公信力。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农村孩子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
解决好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偏低的问题，既是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乃至平等就业权，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安排18.5万个名额由东部高校招收中西部考生；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将去年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１万名重点高校招生计划增至３万名招生，高校覆盖所有“211工程”和中央部属高校特别是知名高校——2013年高考在即，来自国务院常务会的部署要求，不仅让勤奋好学的农家子弟看到更多希望，也更有力传递出党和国家推动教育公平、让农村孩子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坚定决心。
“寒门难出贵子”，这几年，有关重点高校农村孩子比例减少的现象备受关注，成为教育公平中呼声最高的问题之一，更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
历届政府高度重视，从“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到“农村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2000年至2012年间，农村学生本科高校录取人数由51.2万增至192.6万，所占比例也由44.1%增至52.5%。
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机会，已经实现了基本相同。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项重大成就。
不过，这一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另一种“滑落”：
重点高校、特别是名牌大学里的农村生源，越来越少。
最近20年来，北大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也仅占17%。
平心而论，农村孩子难上好大学，有其现实根由。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的现实鸿沟，阻隔着这一难题的破解。
当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向城市集中之际，在高校主要按分择优录取的基本制度下，来自边远地区、贫困山区、民族地区的农家子弟考不出更高的分数，上不了更好的大学，也是客观现状。
高校加大自主招生力度后，重视“特长”与“素质”的选拔方式，也对农村孩子不利。
教育家说过，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伟大的工具。
解决好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偏低的问题，既是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乃至平等就业权，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课题。
然而，用好教育公平这个“伟大工具”，并非仅有良好的愿望就行，还必须有脚踏实地的科学设计。
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促进教育公平是一项艰巨、复杂、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忽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
事实上，哪怕农村学生进入知名大学的比例只提高一个百分点，对于参加高考的数百万农村学生来说，就意味着多了数千个进入中国知名大学的机会，殊为不易。
尤其要看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虽位居世界第一，但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民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比，优质资源的供给依然严重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必须直面社会现实，通过顶层设计逐步改变、稳步推进。
欣慰的是，这一决策得到了重点高校的迅速响应。
北京大学2013年自主招生，要求候选人中农村户籍考生比例不得低于20%。
清华大学今年也要对长期学习、生活在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的优秀学生，单独划定笔试通过分数线。
以积极措施落实好中央要求，同样是享有国家资源的重点名校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当然，要解决农村孩子上好大学难的问题，还需从源头着力。
在逐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的同时，应当正视农村教育的薄弱状况和尴尬局面，解决好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问题，逐步改变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尽量避免他们在“升学大战”中过早出局。
为更多怀揣梦想的农村孩子点燃希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梦想才能越来越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征地须守住“非暴力”底线
征地中，合法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暴力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近日，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严格管理防止违法违规征地的紧急通知》（相关报道见本报5月15日二版），要求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防止违法违规征地，杜绝暴力征地行为。
客观地看，征地是推进城镇化的必然之举。
合理的征地和补偿安置，既能促进地方产业布局的升级调整，也是解决农民贫困和就业问题的契机。
不过现实中，围绕征地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在一些县里，因征地拆迁引发的上访占了大多数。
财产补偿、拆迁安置、失地农民再就业等问题处置不当，都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导火索。
合理征地演变为暴力征地，虽有多方面原因，但征地者行为失当，肯定是主要的。
少数地方片面追求土地财政，土地的增值收入也往往变成“大广场”、“大项目”。
据权威部门测算，近20年来各级政府向农民征地约1亿亩，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
许多纠纷就是在利益补偿上分歧过大，同时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所致。
地方也有难处。
一直矗立在道路上的“钉子户”，可谓典型表现。
有地方干部曾抱怨，征地时“一碗水被要一个湖的价”，甚至影响到国家重点工程的进度。
但更要看到，如果说征地中存在矛盾，农民这一群体也是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土地可说是他们最后的依傍了。
更何况，提出不合理诉求、漫天要价者，也是少数，只要做好工作，相信大部分民众都能够理解和配合。
必须确立这样的认识：
征地中，合法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暴力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以民为本，就需要肯定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
需要理解，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征地要取得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通过规范的程序、合理的补偿价格、可行的安置方案，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
因此，此次《通知》在严令杜绝暴力征地的同时，强调对被征地农民的权益补偿、安置方式、收益分配制度等，可谓对症下药。
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央和各部委先后出台的相关规定条例有十几部之多，收效却不显著，主要原因之一是执行力不够。
以简单的规范征地程序为例，尽管三令五申，但少数地方还是置若罔闻，出现了一些极端案件。
如果对此类事件的调查及处理不透明或力度不够，既会影响政府公信力，也不利于对利益冲动之下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效震慑。
当前农村，流转等情况使土地问题更复杂，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混杂也让征地矛盾更突出。
作为切身利益者，农民需要在征地问题上占更多“权重”。
正如《通知》所要求，落实征地信息公开要求，让群众充分了解征地相关信息。
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保障，才能让征地走出“钉子户”和“拆迁队”的拉锯，让农民真正在城镇化过程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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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招待费，“禁奢”也要“倡俭”
能不能成为中央八项规定的践行者，能不能远离商业陋习、打破潜规则，相信国企能交出更好答卷
这两天，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公布后，人们发现，招待费排名前十的均为国企，总额逾29亿元，一时间引来人们的热议。
应该说，企业根据业务经营的合理需要，列支一定数量的业务招待费，既合理，也合规。
几天前，中国铁建因业务招待费面对质疑时，企业方面和相关部门也曾回应，单就数额看有些咋舌，但相对营业额，并没有超过所谓“合理区间”，且自认还比较规范。
不过，这并没有因此打消人们的疑虑。
就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中，人们也注意到，民企的业务招待费占比普遍比同领域的国企低。
以同为建筑行业的企业来说，中国交建的业务招待费占比0.26%，而作为民营建筑企业龙头的龙元建设，去年营收139.93亿元，业务招待费不足1700万元，占比为0.12%。
这让人们不由不想到：
国企是不是可以手更“紧”、账更“清”些？
人们还担心，由于现实中这些“业务招待费”，常常支付在“吃吃喝喝”与“迎来送往”上，在令人反感的同时，也容易产生负面联想。
公众的这种关注和担心，值得重视。
事实上，在国企招待费备受关注的背后，是鲜明的时代背景。
从“三公”经费到慈善捐赠，各个领域公开透明带来观念的进步，让公众对国企的账本有了更高要求。
客观说，部分招待费可能涉及商业秘密，也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需要公开招待费支出细目。
但上市公司的“阳光账本”是对股民负责，国有企业的“透明账本”要对老百姓负责，何况还有“业务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的相关规定，对招待费多追问几句，也是情理之中。
更重要的是，在中央力倡节约、反对浪费的严格要求下，不违规、不超标、禁奢侈只是底线要求，还应提倡艰苦奋斗、倡导勤俭办事。
无论是“禁奢”还是“倡俭”，国企应该做得更好。
一方面，国企属全民所有，兼具营利法人与公益法人的特点。
国企招待吃喝、迎来送往的业务支出，虽不同于“三公”经费那么严格，但由于本身定位模糊，现实中就曾发生以业务招待费名义，出现过“舌尖上的腐败”。
因此，管好国有资产，不仅是对企业负责，更是对人民负责。
另一方面，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的社会责任，不仅体现在创造利润上，也在于成为社会风气的推动者，成为净化市场环境、涵养勤俭风气的表率。
不少国企负责人也坦承，业务招待费的金额还是可以再“紧”、再降的。
当然也要看到，招待费背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下不少企业的无奈。
一些地方把请客送礼当作是企业搞好各种关系的潜规则，少数部门权力运行不规范，企业需要打点公关、维护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推进政府转变职能、依法行政，为企业健康发展、公平竞争创造有利的环境，有助于压缩企业业务招待费“合理、节俭、必须、从简”的空间。
能不能成为中央八项规定的践行者，能不能远离商业陋习、净化社会空气、打破潜规则，能不能以商业文明、市场伦理助推社会新风，相信国企能交出更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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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改革应着眼利益均衡
做好公司、司机、乘客三方的利益协调，出租车价格调整方案才能实现改革初衷
有人说，今天中国的改革就像转动“利益魔方”，无论色块如何组合、方案怎样调整，似乎总是难以达到皆大欢喜的局面。
出租车改革，无疑为此增添了新注脚。
日前，北京市公布了出租汽车调价听证方案，两套方案均将起步价由10元调到13元，每公里计程价格一个方案提高到2.3元，一个方案提高到2.6元。
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允许变相提高“份钱”，涨价收益全部归出租车司机。
两套方案的价格听证会，也将在5月23日召开。
平心而论，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北京的出租车价格确实偏低；而从2006年至今，出租车价格7年未有调整，其间油价上涨、物价上升，出租车司机收入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
适当涨价既能提高司机群体的收入水平，也能激发其出车积极性，缓解高峰时段的打车难。
北京市直面矛盾，抓住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推进改革值得嘉许。
然而，围绕调价方案，各方却还存在不少争议。
舆论场中不乏“为什么改革就是涨价”的质疑，一些的哥也对增收不敢乐观，一来担心价格上涨会导致乘客减少，二来忧虑尽管相关部门反复强调“调整收益全部归驾驶员所有”，但是缺少相关保障，谁能保证出租车公司不会变相提高“份钱”？
而面对纷至沓来的质疑之声，出租车公司声称经营并非“暴利”，同样“压力山大”。
细审之后发现，公众质疑并非仅仅因为涨价，而是对涨价的合理性期待更多解释。
在当前出租车特许经营的前提下，需要建立相应的成本公开机制，及时披露出租汽车公司的成本构成。
与此同时，也应建立相应的投诉和处理机制，管理部门不仅要对司机拒载等问题加强监管，也要对公司侵害员工利益的明显不公进行调处。
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公众的“负面猜想”，确保涨价收益真正落实到司机身上。
说到底，乘客担心转嫁成本也好，司机忧虑增收搁浅也罢，都关系到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与乘客这三方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抓住这个关键环节也就抓住了此轮改革的“牛鼻子”。
也只有做好三方的利益协调，出租车调价方案才能实现改革初衷。
事实上，不能寄望于调价方案解决所有问题，政府部门不必把缓解打车难的鸡蛋放在价格杠杆这一个篮子里，还应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比如说，强化电话订车和网络订车服务，能够促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避免非高峰时段车辆闲置、高峰时段僧多粥少；再比如，完善乘客投诉和权益保障机制，尽量减少拒载行为，让每一分运力都用在刀刃上。
只有以更为精细化的管理、人性化的服务，才能实现出租车运力的最大化。
正如北京市相关负责人所言，“出租车价格调整，只是一揽子政策中的一个；同时也希望通过价格这个杠杆，来推动出租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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