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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主体的基本修养与能力

第二章写作主体的基本修养与能力

能力作为一个概念来解说,指的是人以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为前提,并用以决定实践活动效率的一种个性心理特征。

人的能力具体表现在他的智慧、言语、行为能够胜任和完成某种任职和任务,它是以其综合素质(心理学的“素质”是人的先天特质;这里的“素质”乃是教育学和人才学的“素质”,包括人的后天修养。

)为条件,因之人的能力可以说是其综合素质——各方面修养的反映。

美国的现代人素质观中,提出必须具备三种素质和五种能力,其中基本技能的素质当中就强调了书写能力。

在世界所公认的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八种素质或七种能力之中,都包括文字写作或写作表达能力。

这些现代人才学的科学理论足以说明人的写作能力在人的整体能力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现在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确定了素质教育的方向,而一个人写作能力不高、语言表达能力差,往往直接影响他的素质形象,比如说你交出一篇文理不通的文章,人们往往就此下了结论,这个学生素质不高,你说了几句不得体的粗俗的话,也常会让人们说你素质太差。

为什么?

这是因为写作与语言表达能力,它关系到一个人方方面面的修养,以至于可以说是一件展示一个人综合能力的衣裳。

这件衣裳穿得不怎么样,往往就影响了你的整体形象,影响人们对你整体素质的评价。

封建社会以文取仕,现在招聘人材往往要让写一篇文章,选拔公务员的最重要的一项考试是“申论”写作,这些都说明著文立说,可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整体素质。

就这种通常的反映而言,也可以反转过来说明,一个人写作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他的整体素质,或者说方方面面的修养,其中最主要的是思想理论修养、道德修养、生活阅历修养和文化修养的水平如何。

写作主体是社会的人,他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站在这个立足点观察社会、体验生活,从而反映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世界,传播作者由感性提升到理性的思想信息。

因此没有一定的思想理论修养,这一写作的全高过程是无法完成的,即使勉强搞完了,那也只能是歪曲的抑或肤浅的反映。

古人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今人写作也要有这样一个认识高度,要把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视为写作的根本目的。

这里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体现科学发展观。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阐述写作者的理论修养时还特别指出:

“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

”“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

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如此而已。

”有了这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写出的文章就能够做到以人为本,揭示生活的本质,反映出时代的脉搏。

初始的练习性写作难免有模仿的痕迹,但从根本上说写作是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它要体现出高尚的人生境界,这样写作者一生的道德修养就不能不是至关重要的。

“道德修养是人们对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表现,进行自我审视、解剖、磨炼和改造,从而促使自我道德提高的活动。

整个道德实践的过程,就是人类自身道德素质不断提高、完善、发展和进步的过程。

”人的道德范畴,从古代传统的美德直至今天的共产主义道德,其内容是非常丰富深厚的,但对于写作者而言,他的人格高尚与否,乃是他道德修养的核心的核心。

哲学大师任继愈先生说过:

“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

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而后又具体点明:

“我佩服鲁迅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指出,不妥协,不和稀泥。

这是一般知识分子所缺少的。

居里夫人难得的可以克服困难,又可以经受成功考验的人。

成功、名誉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内心,她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亲。

她时刻不忘祖国,将自己发现的元素命名为钚,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

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

”有了如此高尚的人格,他的著书立说也好,她的发明创造也好,定然是在维护世间的真善美,世间的正义,世间的公正,给予人崇高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生活阅历是写作的源头,写作的根本。

对于写作者来说,没有这个源头,没有这个根本,那写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生活阅历有一定的广度厚度深度的修养,决不只是搞文学创作、搞新闻写作的人所必须的,就是撰写广播电视文本,撰写理论文章,以至于从事应用写作的笔杆子,也是只有深入客观生活实际,才能作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立文立说。

否则,只能写出照猫画虎的文字,僵化教条的文字,甚至于假话大话空话的文字,这就是被人们所唾弃的文章垃圾、垃圾文章。

对于大学里的写作练习者来说,提高生活阅历修养的实践空间确实是有限的,但是大学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大学也是人世间生活的重要阶段。

诗人何其芳曾经激情满怀地写道:

“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

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

因此,只要关心人,热爱人,就不难在大学的生活实践中发现快乐和宝藏,这一提高自身生活阅历修养的时机是不可丢失的。

更何况大学还有比较长的几个寒暑假,可以投身于社会,搞实习,搞调查,主动扩大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再与写作活动结合起来,这样既创作出有充实内容的作品,又提高了自己的生活阅历的修养。

而且这种生活阅历的扩展增深加厚,是一个写作者一辈子的事,美国著名的大记者索兹尔伯里,在1984年75岁高龄时来到中国,行程一万二千公里,考察二万五千里长征,写出了《长征,未透露的故事》。

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世界大事的记事者,没有丰实深厚的生活阅历的修养,是不可能塑造出这样一位记者巨人形象的。

写作本身是文化活动,写作者是文化人,这恐怕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人类创造了社会,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当然一般谈到文化修养高低,主要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精神财富的多少而言。

现在人们常常议论某些作品,庸俗、低俗、媚俗,没有文化,是文化垃圾,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多与写作者的文化修养不高,精神财富的缺失相关。

所以著名文学家王蒙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要求。

确实那些写出经典著作的大师级的人物,多是专家学者型的,他们学识渊博,古今中外无所不通,令人高山仰止。

诚然,一般的写作者的文化修养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度,但是,一般的通识和专识的修养还是须有的。

首先对于自己从业的专门知识要广闻博记,日益精深;其次搞人文科学写作的,要学一些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反之亦然;再次熟练地掌握自己使用的母语——汉语,还要至少懂得一门外语。

这可以说是对于一切文字工作者最起码的文化修养的要求,也不仿说是写出具有文化品位的成品一块重要的基石。

一些教材和书本常常是把修养和能力放在一起谈的,其实这两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如果说能力是树,那么修养就是根,根深才能叶茂。

当然有些技艺性的能力,程式化的能力,靠师传,考模仿,也可以学到手,但修养不高的人,只能是鹦鹉学舌,决不会发扬光大,造就出新的境界。

而写作是以文字语言符号为思维工具的叙事论理、抒情写意的精神活动,它所需要的能力不可止于技能,更多体现出来的是把握住文无定法、文无定体的智能。

所以,倘若前面所论及的写作者四个修养方面达不到一定的水平,也就是根不深,那么下面所阐述的八种能力也很难得以扎实的迅速的提高,自然长不成参天的大树。

第一节阅读能力

这种能力从爱看书、会看书、勤看书、多看书的进程中求得,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以阅读求得真知的漫长而又艰苦历程的形象写照。

能写的人多是能读的人,一般人都认为多读多写是提高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必经之途,此外别无妙法。

当今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要想获得知识、信息就要靠阅读。

虽然,现在从视听系统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广播电视、录音、录相、网络等,但音像稍纵即逝,不易完整地存入大脑,有时还须阅读相应的文字材料——书本。

听课要记笔记,还要看教材就是这个缘故。

英哲培根是这样强调阅读的价值:

“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使人精确。

……假如他读书读得很少的话,那末他就必须有很大的狡黠之才,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

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

‘学问变化气质’。

不特如此,精神上的缺陷没有一种是不能由相当的学问来补救的:

就如同肉体上各种的病患都有适当的运动来治疗似的。

现在阅读已成学,叫做阅读学。

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家张志公先生,提出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阅读学”——汉文阅读学。

曾祥芹教授为此主编《阅读学新论》一书,专门探索了汉文阅读学的规律。

在“阅读能力结构论”一章里,阐明了“阅读能力的纵向层维结构”,包括“阅读感知力”、“阅读理解力”、“阅读鉴赏力”、“阅读迁移力”和“阅读选择力”;阐明了“阅读能力的横向贯穿结构”,包括“阅读选择力”、“阅读思考力”、“阅读想象力”、“阅读记忆力”和“阅读时效力”。

张志公先生曾经就阅读能力问题做过这样通俗简明的概括:

“古今中外的学者历来是重视阅读的,然而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还是近年来的事情。

说来说去,阅读无非要求以下几种能力:

一是准确而灵敏的理解;二是准确和牢固的记忆力;三是准确和快速的推断及反应能力。

要具备有这几个方面的阅读能力,首先是保证一定的量,没有大量甚至说巨量的博览群书,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难以产生“质”的变化、“质”的提高,这是古今中外的各个学科的专家的经历所证实的。

福楼拜为写《布法与白居谢》阅读了1500册各种参考书,包括化学、医学、农学等的笔记的卷宗竟有近一尺高。

列夫·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参考了700多种历史文件。

广泛阅读对于搞写作的人是十分有益的,茅盾先生在《创作的准备》一书中说过:

“一个准备从事写作的人,他的文学名著的诵读范围,也应当广博,只诵读了一家的著作固然不够,诵读了一派的著作,也还是不够。

诵读宜博,而研究则宜专。

广泛地诵读了各派各家的名著,然后从中择取最博大精深最有现代价值的名著来研究,这是有利无害的方法。

茅盾先生在这里不仅指出了阅读的量大,而且特别强调了阅读的质高才能真正获利。

所以,阅读能力的提高,只做到阅读速度快,阅读数量大是不够的,更要注意反复

地精读、研读,充分地理解、深入地理解,这就是茅盾先生所说的“宜博”和“宜专”要结合起来,这样读书才能由博而返约,才能心领而神会,化为新的发现而获得个人写作的独创性。

当然,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还是要讲究点儿方法和技巧。

许许多多名称不同的方法和技巧,其实有一些是重合性的,交叉性的,将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既易于记忆也便于把握:

(1)就阅读的深度而言,可以分为精读和泛读;

(2)就阅读的覆盖面而言,可以分为全读和略读;(3)就阅读的顺序而言,可以分为顺读和错乱读;(4)就阅读有无辅助手段而言,可以分为单纯阅读,背读和抄读等。

杜甫名句: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万卷”言其多,“破”言其精,阅读的量和质都高了,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就都高起来了,笔下就有神采了。

第二节观察能力

这是写作者有目的有计划的亲临现实生活,主要是通过视听觉,而后经过思考对客观事物产生知觉表象的那种能力。

书读得多,读得深,可以使别人感到你有一种较高的修养,这种修养概括起来就叫做德才学识。

当然德才学识不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还要从社会实践,从社会教育,从向群众学习中所得。

其中“识”就是有见识。

什么叫有见识,就是别人看不出来的东西,你看得出来,别人看得肤浅的东西,你看得入木三分。

这也可以称之为高层次的独具只眼的观察能力。

著名作家王蒙认为这是一个写作者基本能力的第一点。

他接着说:

“如果用我所喜欢的语言,观察力不如说是发现力,为什么叫发现力呢?

它是指一种从司空见惯的东西之中,发现新事物,发现特别强烈,很奇妙的东西的这样一种能力;是从平淡的生活当中,发现其所有的惊心动魄的或感人肺腑的东西的这样一种能力;是从一些细枝末叶当中,发现那些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的事物的一种能力,从这些很细小的事物是能够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能够看到社会生活,能够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征兆。

我为什么说是一种发现力呢?

因为生活就好像大海一样,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是不会终结的,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对生活有新的发现。

指的就是这种能力。

一个在校学生或者刚刚参加工作的学生,生活基本上就是三门:

家门、校门、单位门,与整个社会接触不多,生活不可能广阔深入,以这个生活基础搞创作当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搞写作练习还是可以的,这就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能有所发现。

高尔基就曾经说过契诃夫的眼睛像镜头,从《契诃夫手记》一书中,见到他对平时的生活记录,他的部分日记,不难发现他对生活看得细致,看得深远。

例如:

“她脸上的皮肤不够用,睁眼的时候必须把嘴闭上;张嘴的时候必须把眼睛闭上。

”一个脑满肠肥的愚蠢透顶的闲得无聊的妇人形象跃然纸上。

“这一带的土壤好极了,你种上一根木杠下去,过上一年就能长出马车来。

”谁能看出土壤居然肥沃到这种程度,无生命的物能够有生长机能,有了活跃的生命。

“善良的人,甚至在狗面前也会感到害羞。

”这是作家洞察出的善良里面潜藏着胆怯,懦弱和无能。

这就是契诃夫敏锐的眼光,独特的眼光,深刻的眼光。

有了这种的观察能力,你才能找到恰到好处的语句把它们描述或概括出来。

观察的方法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定位观察:

写作者站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观察某个人或事物,如瞻仰中山陵,

走过“碑亭”站在下面定点仰望“祭堂”,只见一级一级的石阶,共392级,其实每走过几十级石阶即有一面平台,却见不到。

只能仰望石阶级级向上,崇高伟大之景象,令敬仰之情胸中激荡。

二、移位观察:

写作者转移到另一个位置进行观察,如走完392级石阶,站在“祭

堂”前的大平台上,转过身来俯观,却看不到石阶,只见一面面平台延展而下,广阔博大之气象,使恢廓之感油然而生。

这移位观察所看到的不同之象不能不引人深思,让人格外叹服设计者的匠心独运的构思。

三、全位观察:

写作者从各个方位,各个角度进行观察,也可称之为多角度、全方

位的观察,这可以全面地观察人或事物,更好地把握住整体,反映特征性的内容。

苏轼的《题西林壁》可谓全位观察的佳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别本作‘远近看山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正是这种多角度、全方位的观察而捕捉到的庐山的特点,使短短的四句诗渗透者深刻的哲理,出现了景观与理趣交融的境界。

四、比较观察:

写作者观察不同的人或事物,抑或是观察个体的人或事物的两个方面,即一体两面的观察,从差异和矛盾之中反映人物的个性或事物的特征。

古诗“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观察到年少与年衰的巨大差异,写出了汉魏时期封建军阀长年战乱给黎民带来的苦难,令人喟叹。

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观察到唐代安史之乱前夕豪门的穷奢极欲和老百姓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挣扎,即“荣枯咫尺异”的巨大反差,写出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平,发人深省。

还须着重强调一点的是细节的观察。

德国文化巨人歌德曾阐述过“细致的观察”与反映真实的关系:

“我早期的风景写生画,以及后来的自然研究,使我长期对自然事物做了细致的观察,逐渐把自然熟悉在心,甚至于最小的细节,所以当我作为一个诗人时,需要什么,它便归我掌握;我不可能很容易地犯了违反真实的过失。

”而在苏东坡的《书载嵩画牛》里讲的这件趣事,则是观察的粗疏所产生的失误: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载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身随。

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

‘此画斗牛也。

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

’”这里指的是唐代画家载嵩的《斗水牛图》把争斗中的牛画成了尾巴高翘。

这个细节画错了,牛在争斗时尾巴总是紧紧地夹在两条后腿之间。

这就是观察不细所致,抑或没有见过斗牛,凭空造画。

写文章也是如此,观察时粗枝大叶,就会丢掉生动的以小见大的细节,削弱以至丧失了文章的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价值。

而要是观察到并在文章中凸显这样有着典型意义的细节,那当然就会加强全文的说服力量和感染力量,提高全文的真实价值和审美价值。

第三节感受能力

写文章讲究有感而发,这里有感指的就是客观现实令写作主体有所触动,有了感受,才能抒发成文。

因此写作者必须具有感受能力,才能生出佳文妙笔。

感受能力是写作主体那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情绪化意蕴化的复杂而又丰富的个性心理活动。

感受与感觉这两个术语在一些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的著述里,似乎不作什么严格的区分,时而书作“感觉到”,时而说成“感受到”……但在心理学或吸收了心理学理论的写作学之中却对其差别性作出了辨析。

感受不同于一般的感觉和知觉,这只要看看巴甫洛夫区别感觉和知觉的阐述就能完全明白:

“感觉是一种较单纯的刺激,可以说这是某种外在动因给予感觉器官的生理的东西,而知觉乃是当这种刺激本身并非一个,而是与其他刺激和过去的痕迹相联着的时候,我在脑子里所得到的东西。

我在这种基础上对外部对象形成表象。

这将成为知觉。

”这就是说感觉为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在人脑的的反映,而知觉为人脑的分析与综合的产物,是客观事物的各部分和属性的整体的反映,而且这种反映还与人们的经验积累的沉淀的种种图示结合起来,使其知觉表象带有着主观选择的痕迹,有的则鲜明突出,有的则模糊舍弃。

美学家还这样阐述审美知觉的概念:

“审美知觉,不是知识的判断,不是科学的归类,而是透过事物的形式达到对它们的情感表现性的把握。

”所以不少美学和艺术理论书刊把审美知觉、审美体验、审美感受视为同义语来运用之。

感受当然是在写作者的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没有感觉和知觉,怎能会对于人物和事物有所感受,有所发现呢?

但是,写作者对于客观事物的感受不能停止在一般的感觉和知觉的层面,它是那种与写作者的感情相结合的,与开掘事物底蕴相结合的复杂过程。

视觉见到绿色,这是感觉层面;目睹或想到青山绿水,碧草蓝天,绿树成荫,这是对绿意有所择取的知觉表象;而思维活动再向前推进,或者说进一步的观察和体验(以亲临其境,投身其中,情感融入的思维活动获取知觉映象。

“观察”与客观事物有距离,“体验”是零距离,融于其间。

),像白居易的《忆江南词》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里的“绿”,朱自清的《温州的踪迹·二绿》里的“绿”,以及现已成为标语口号的“绿色食品”、“绿色通道”、“绿色公交”里的“绿”……这些“绿”所包含的意趣和情趣就是创作主体感受能力抑或说审美知觉、审美体验的成果了。

写作者感受能力发挥施展方法,从便于操作的角度,可以分为四个种类,当然表现在写作的成品里面,这四类又可以两结合、三结合以至于四结合,而显现出多姿多态。

一、融情感受:

写作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感知(感觉与知觉)、观察、体验熔铸了自身的感情,这种情景交融、移情于物的境界,能够唤起读者的共鸣。

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迹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都是不满现实或者傲视现实的那种孤独寂寞的感受,李白移情于山,山人格化,人与山、山与人实现了高洁互赏的情感交流;柳宗元寄情于“寒江雪”,以表示革新失败后坚毅而不屈服于社会压力的精神。

二、意蕴感受:

写作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感知、观察、体验有所感悟,从感性阶段升华为理性阶段,但不是抽象出观念,而是形成意象,开掘出生活底蕴,营造意味深长的境界。

夏衍的《野草》写于1940年,这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

作家从野草的顽强的生命力,看到它的巨大无比的力量,坚忍不拔的力量,乐观向上力量,这就塑造出中华民族坚定持久抗战必然取胜的象征性形象。

这种意蕴深广的感受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旨外之旨。

三、独特感受:

写作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感知、观察、体验所获取的表象和意象的基础上,创造出熔铸着独特的主观情思的形象,或者提炼出独具只眼的义理。

除了夏衍的《野草》,还可以读到白居易的《赋得古草原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这是生机勃勃的野草,就是离愁别绪,也不显得那样令人伤怀。

还有鲁迅的《野草·题辞》的“为我自已,为友与仇,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腐朽,火速到来。

”的“野草”,这是黑暗与光明,虚无与实有,绝望与抗争中彷徨与挣扎的在苦闷中前行的野草。

三位大家对于野草的感受,都是特定的时代独有的富有极高美学价值的感受。

四、联觉感受:

写作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感知、观察、体验,诚然以视觉和听觉这两种高级感觉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不过其他的感觉,诸如味觉、嗅觉、肤觉、渴觉、饥觉、动觉和平衡觉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抒发对于生活的感受时能把两种以上的感觉沟通起来,(钱钟书和周振甫先生称为“通感”,张寿康先生谓之“移觉”,已形成一种修辞格式)就是联觉感受。

季羡林先生在《爽朗的笑声》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样的笑声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

乍听之下,有如钧天妙乐,滋润着我的心灵,温暖着我的耳朵,怡悦着我的眼睛,激动着我的四肢。

我觉得,这爽朗的笑声,就像骀荡的春风一样,又仿佛吹遍了整个燕园,响彻了整个燕园。

”笑声属听觉,这里还以视觉、动觉、肤觉来抒写在民主与法治时代的“爽朗的笑声”的动人意象,增添了笑声的语义内涵和外延的张力。

第四节记忆能力

记忆就是人类个体的心理活动过程,指的是人脑对于外界输入的信息,或者说所亲历过的事物,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所体验过的情感……一种储存和保持,在必要的时候使之重现和再认,即可以提取出来的过程。

“走马观碑文”过目不忘、过目成诵,就是对于记忆能力高超的绝妙写照。

记忆能力与写作者休戚相关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知识的记忆,这种记忆和语词语义结合一起。

当然语词语义可以单独记忆,牢记三千五百个常用字,两万多常用词,一千多常用成语,并且会读、会写、会用,已是初学写作者必备的基本功。

但是,这种孤立的语词语义记忆,莫如与知识的记忆,抑或具体的说与美文佳句的背诵结合起来,这样会更便于保存、激活与输出。

知识的记忆博大精深,对于专业的写作者那是个绝对必要的要求,王蒙曾提出过作家的学者化,夏衍以《红楼梦》为例还强调过作家的专家化:

“看过这本书就知道,曹雪芹的知识真是像大海一样,浩瀚无边。

他写‘大观园’的建筑时,真像一个建筑学专家,描写‘大观园’的花草树木时,真像一个园艺专家,在写每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时,像一个服装专家,甚至写宴会时,他简直是一个精通烹调的专家。

……由此可见,我们要历史地、具体地刻画人物,描写社会的真实,没有各式各样的知识,很显然是不行的。

二、情景和情绪的记忆,也不妨概括为形象的记忆,这种记忆力作为写作者是不可或缺的。

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里,认为这是艺术家“创造活动的首要条件”。

他指出:

“属于这种创作活动的首先是掌握现实及其形象的资禀和敏感,这种资禀和敏感通过常在注意的听觉和视觉,把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的图形印入心灵里,此外,这种创造活动还要靠牢固的记忆力,能把这种多样图形的花花世界记住。

从这方面看,艺术家就不能凭借自己创造的幻想,而是要从肤浅的‘理想’转入现实。

在艺术和诗里,从‘理想”开始,总是靠不住的,因为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

所以艺术家必须置身于这种材料里,跟它建立亲切的关系。

他应看得多,听得多,而且记得多。

一般地说,卓越的人物总是有超乎寻常的广博的记忆。

因为对于人能引起兴趣的东西,人才把它记住,而一个深广的心灵总是把兴趣的领域推广到无数事物上去,例如歌德就是这样开始的,而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观照范围天天在逐渐推广。

这种明确掌握现实世界中现实形象的资禀和兴趣,再加上牢固记住所观察的事物,这就是创造活动的首要条件。

”黑格尔在此强调了这种形象的记忆,对于艺术家来说,要牢固、要广博,在此基础上写出的作品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才能广而传之,久而传之。

高尔基还专门阐述了这种记忆力与创作和语言的关系:

“创作是记忆活动所达到的这样一种紧张程度,此时记忆活动的迅速足从知识和印象的蕴积中抽出最显著和最富有代表性的事实、景象、细节,并把它们包括在最确切、鲜明、家喻户晓的言词里。

”紧接着他还批评了这样一种现象:

“我们的文学家们的印象的蕴积、知识的总量,并不巨大,我们也感觉不到他们特别关心它们的扩大和加深。

看来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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