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武侠世界是在现实里钻了一个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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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武侠世界是在现实里钻了一个洞
我的武侠世界是在现实里钻了一个洞
2014年05月16日19:
39
来源：
凤凰网文化 作者：
杨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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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看第1段共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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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和“文坛”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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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每部作品都只有一个理想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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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公民社会尚不成熟思想深沉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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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需要拿政治当工具去解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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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比较大陆和台湾对传统文化的保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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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已成政治符号我从不缅怀那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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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父亲》就是我沉淀15年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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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被人说聪明不用再靠炫技证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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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需为每个故事都找到它最合适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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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能让我进入到中国语文的音乐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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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错认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错过了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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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莫言一见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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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已有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并非简单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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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得了诺奖写文章就难免有“翰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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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武侠世界是在现实生活里钻了一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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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文学大师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语文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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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本身是个迷思充满误会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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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之外的跨界：
电影、音乐、电台说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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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自传和回忆录文字有太多值得用的地方
张大春，生于1957年，华语小说家，祖籍山东济南。
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
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
现任辅大中文系讲师、News98电台主持人。
著有《鸡翎图》、《四喜忧国》、《大说谎家》、《小说稗类》、《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大唐李白》等。
57岁的张大春现在对施诸己身的称号很敏感，他的反“标签化”总能让他在面对外界的褒贬毁誉时，占得迎拒有度的话语权。
被称“文坛顽童”、“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他说：
“我很边缘甚至很外围，我一向跟文坛没有真正的，甚至说没有什么交往”；被称“自金庸以来开创了武侠新天地”，他说：
“我没有开拓什么或者继他之后什么，我就是把武侠这个世界，在现实的生活里面钻了一个洞”；被质疑作品过分“炫技”，他说：
“技术没什么好炫耀，只是作家应该为每个故事都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式，找不到就不要写，没有独特的形式，我觉得那是庸人做的事情”；他甚至排斥写作“风格”，认为自己没有获得辨识度的必要，“我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只是不停在写，如果你觉得建立风格有必要性的话，那要说服我”……看起来，张大春在将这些“外衣”层层剥解，而我们也从中得以窥见他的真实底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向不太符合时潮”。
张大春的不甘沉默，当然不只限于“解释自我”。
他质疑文学史，“文学史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个迷思，而且充满了误会，充满了偏见”“你说它有什么价值？
坦白讲它就是大概有让文学系的学生应付考试的价值，来供养文学系的教授能够给他的孩子看牙或者是买新房子”；他告诫“愤青”：
“年轻时候对于世界的大胆的想法，不见得就纯粹因为年轻热血而使它具备正义的基础。
经历过人生，经历过社会的磨炼，也经历过对很多不同面向问题的包容和思考以后，愤青的热血一定会降温的。
”
作为在眷村生活长达40年的“台湾外省人”，张大春却不愿过多谈及这一特殊居所，因为在他看来，眷村已经被说长道短到令他厌烦，在整个两岸语境里，眷村也一直被当做一个政治符号，“我从来不真正地去回忆或者是缅怀那种生活”。
这种警惕性同样体现在他对当下台湾社会的观察上，“我看到一个蛮让我觉得恐慌的事情，就是台湾社会整体上对于思想的反省，深沉度降低了”。
写作之外，张大春还身怀多技，他和王家卫合作电影，和周华健合作音乐，和吴兴国合作京剧，在电台说书长达15年……于世俗生活中活得热闹非凡。
然而，读他的作品会感觉他似乎很少涉及自己的“私人经验”，“我不太毫无意识地在作品里曝露自己”，“我和现实保持热切而又冷峻的距离”。
或许也正因如此，张大春的笔端总能流淌出精湛超群的文字和故事。
采访、文/杨海亮
我一向和“文坛”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
凤凰网文化：
你当年怎么闯入文坛的？
张大春：
大概从四九年以后，在台湾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存不存在一个文坛，恐怕还是经不起表面上这样说的。
因为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限制，尽管是到了现在，这个发展了60年以上的社会，多多少少在各方面都还会把文学或者是艺术表现、文化工作当作是一种思想的载体，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我相信在很多社会大概都有这个状态。
所以，文坛也有基于这种需要，一种对于集体生活和理想的需要，甚至是一种集体的中心价值的需要而形成很多圈子。
那么早些年有什么军中作家，或者是政府比较支持的一些艺文团体。
在我的大学时代，也就是我创作一开始比较旺盛的时代，我没有感受到必须加入任何一个圈子，虽然那个时候各个，包括年轻人的艺文团体也很多，他们自发的略略有别于政府或者是已经成熟的这种势力所形成的圈子。
但我是一个很边缘甚至很外围的，我一向跟文坛没有真正的，甚至说没有什么交往。
当然有一些活动，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通过的，比如各种文学奖，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多半是你一听就知道是媒体办的，也有是全国小说大竞选。
通过这些，大概就认识了一些同行的人。
在开始写作的前几年，我还是学生的身份，所以学生的这个角色进入到写作的世界里面，多多少少是比较干净一点，也没什么负担，也没有要回报，很单纯的。
因为没有拉帮结派，也没有什么利益交换，所以我不感觉到我跟文坛有关系。
凤凰网文化：
你觉得文坛或者文坛领域这种提法是可疑的？
张大春：
大概有文坛，我觉得有，我说过我跟这些也没有太多交集，各个方面的圈子都没有，我有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他们所进行或参与的很多活动，我也不介入。
凤凰网文化：
你就是独善其身？
张大春：
到底善了没有我不知道。
凤凰网文化：
觉得您很怕自己被标签化。
张大春：
每个人都会被标签化，尤其是这个社会越发展得快速，人时间越少，越没有耐心去进入到真正的文本做深刻的思维的时候，他越喜欢给你贴标签。
而且贴上一个从来没见的标签，这个最容易辨认，他觉得更好。
所以你说我们要拒绝这个标签，恐怕难度很高，但是身上贴满标签以后，如果这些标签本身互相是矛盾的，那也就见证出来，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我的每部作品都只有一个理想读者
凤凰网文化：
那你到现在这个位置，想过自己是为谁写作吗？
张大春：
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
当然，因为你去，想要去为他人去写作，你就可能会落入一个对作品本身不够尊重的一个态度，这个为他人写作包括了为会买你的书的读者，或者是为了邀得那些让你的意见跟他一致的人的信任，或者是赞赏，我觉得这些都是其次。
的确，在写的时候会有一种，我是想写给某一个理想的读者看的，所以我曾经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这个书里面，我曾借用一个一开场就死掉的老头，在他的这个遗留下来的书信里面表达过一个意思，就是每一部作品应该只有一个理想的读者，一个。
凤凰网文化：
一个？
张大春：
一个，你说按照这个，人怎么靠卖书赚钱呢？
我说的这一个就是写的时候，就是为一个理想的读者服务，那这个理想的读者到底会具现在市场的多少人身上？
我们不知道，可你不能反过来说，我要为这个市场上大多数的人服务，所以我要让这些人都喜欢，我让这些人都得到好处，或者让这些人思想都受到启蒙，对不起，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作者只能去设想假如他的读者只有一个人，他要跟那个人做亲密的对话，他要说这些什么。
凤凰网文化：
那么你理想中是什么样子的？
张大春：
没有一本书是一样的。
凤凰网文化：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统计就是说我国的人均阅读量，大陆这边是不超过4本，我不知道台湾那边什么样子。
张大春：
我不晓得。
凤凰网文化：
这样一个非常淡薄的这个氛围下，您在文学上做了那么多的尝试，不断变换花样去想好一个故事您觉得这样值得吗或者有失落感吗？
张大春：
你要怎么样才没有失落感，是每一本书卖一百万本，有这样的作家。
凤凰网文化：
畅销书。
张大春：
村上春树。
凤凰网文化：
对，很多的作家可能觉得我去通俗易懂的讲好一个故事，然后觉得有意思然后他们去很快的去买就OK，我不用去在做什么冒险的事情，但是您好像不同。
张大春：
我自己看得不舒服我就不会那样写。
拿我自己当作一个比较低的标准。
当有一个故事，文通字顺，通情达理，你也可以说稀里糊涂就写出来了，但我这边如果过不了关，我不会那样写出来的。
我只在脑子里想一遍，过一遍就过一遍了，这个故事怎么样怎么样。
凤凰网文化：
您的书对读者素养要求比较高？
张大春：
没有，我很尊重我的读者。
所以说我认为他们应该都可以看到，而且都可能愿意欣赏，并没有去要求。
我是一个讨饭的，所以我没办法要求施主们怎么去阅读这个作品。
可是当我尊重我的读者的时候，我的读者会相对就回报我，你必须尊重你的读者。
台湾公民社会尚不成熟思想深沉度降低
凤凰网文化：
那我了解到您在台湾刚戒严那会儿，80年代的时候，您写过很多的小说和文章，是有关对政治的一些嘲弄和戏谑，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那个姿态是不是跟现在的韩寒有点像？
张大春：
我不认为我跟任何人都能够做不同时代的这种对比，我也没有想过我年轻的时候跟现在的哪个年轻作家处境会一样，尤其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那你要去做这样的对比是太过于大胆，而且这是一个标签化了的题目。
对于身上是不是要背一个说对政治有嘲讽，或者是有邪念这样的标签，坦白讲我没有特别的期待。
的确在年轻的时候，对于世界可能有一些大胆的想法，这个大胆的想法不见得是不正确的，但是也不见得就纯粹因为年轻热血而使它具备了正义的基础。
也就是说，经历过人生，经历过社会的磨炼，也经历过对很多不同面向问题的包容和思考以后，愤青的热血一定会降温的，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那点东西，是不足以激起进一步的思维。
但如果有了进一步的思维，你还是保持那样的话，那就糟糕了，那么你个人的进化就会停滞。
在台湾的社会，从大概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就有种种的民间的力量，或者说是百姓的力量和公民的力量在慢慢的在集结，在扩散，在走向各种复杂的对话。
老实讲我并不满意，我认为台湾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而且看起来我反而体会到往一条不管是民主自由、开放道路上走，永远是进一步退两步，或者进三步退五步，没有一个社会是单一线性的一路上朝这个文明发展，或者朝正向、好的发展。
那当然倒过来讲，也不会有一个社会它是一路下滑，没有其他方向的，也就是说社会的面向既然是这么样多纬度的，我们就很难去从单一的视角，或者说充满着这种僵化刻板印象的这个角度去理解文学作品和社会动态之间的关系。
这种多维度的这个关系，我相信它一定存在在现实里，尤其是受到各种新兴的，不时会推陈出新的这些个思潮的影响。
像在台湾60年代到80年代，有很多比较具备，可以说一种反省思维或批判思维的思潮，不断地在冲击着台湾的时候，一会儿存在主义来，一会儿逻辑实政论来，一会儿这个，这个后殖民来了，或者说是这个解构主义来了，这种复杂的言说的冲击，有些时候甚至我们，有的说得，好像随口可以说，道来的这种，这种，我们讲民间议题吧，也不见得真正说的人都懂，那么半知半解，这个不知不解也可以琅琅上口的套几个流行的名词，这个的确存在在我们的这个文学理论、批评、或者是你可以说整体的文化环境里面。
可是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后，台湾因为社会有一些迫切的发展，而且也跟这个台湾寻求自己的身份或者是民主化的这个工作都相结合在一起。
我反而看到一个蛮让我觉得恐慌的事情，就是台湾社会整体上对于思想的反省，深沉度就降低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有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必须要去面对，要去解决，甚至搞革命。
所以台湾在整体的发展上来说，的确会有这些，好像看起来又，我甚至觉得是在思想上抽空了的，是没有一个更深层的思维环境，让所有的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可以从种种，包括从技术面到哲学面，都能够去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语域，这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当然我刚才讲这些是属于台湾社会特有的问题，我不愿意把它拿来跟大陆做什么对比，或者是做这个，这个参照，因为我熟悉的是台湾社会，在我的人生经验里面，那是我关心的问题，如果你补充你前面的问题来谈的话，我在写作里面到底还有没有对于这种公共事务忧虑，当然是有的。
比如说最明显就是我认为，他们的这个，尤其是年轻时代的语言是不够用。
所以我们的词汇，我们的语句所形成的那个基本的语料是贫乏的，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问题。
因为在抗争也好，在这个社会的这种运动的推展也好，你所需要的语言不要太多，你只要打动人心，有两个口号，大家都很乐。
可是这种广场上的修辞学的贫乏，从大概20年来，一直是这个，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年轻一代，事实上是在思想上面不够新颖，也缺乏洞见。
我不需要拿政治当工具去解析现实
凤凰网文化：
我看之前作家阎连科有一个言论是说，政治是文学大餐中的小菜一碟，能不能把这道菜给做好，其实很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
但是他说今天的中国作家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就您个人对公共议题的关注来讲，你怎么理解和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张大春：
我没有办法把阎连科，我的老朋友的话再重新演示一遍，因为我不太知道他上下文是什么，所以做演义，做解释，这件事情我做不到。
那对我个人来说，关于作品本身，如果说这个作品是涉及到某一个政治角度，那我就要去认识这个政治角度要用什么样的描述，或者什么样的解释，甚至什么样的评价去把它呈现出来。
如果这些作品里头没有一个现实政治的内涵，那么我不需要拿着政治当工具去解析一个活生生的这个现实，或者是一个血淋淋的人生。
也就是说，尽管题材可能具有尖锐的意义，如果早就有人开发过，有人描述过，而且恐怕这种成功的作品在经典之中也不乏存在，我们不需要，至少我个人不需要去炒这种冷饭。
古来关于现实或者是社会之中这些属于公共事务的内容太多了，只要多看几本，多看几篇，你就知道所有的启蒙，或者是所有透过文学能够表现跟能够诠释的人，大概都被人说过了。
我们可能在作品里面需要的是理解的工具或者是观察的角度，可能更大或更多，而不见得是去重复一遍前人早就已经说过的事。
凤凰网文化：
那您跟现实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
张大春：
这样说吧，我认为人如果经常泡在一个社群里面会缺乏对于这个社群透析能力。
凤凰网文化：
当局者迷。
张大春：
如果说能够想办法在整个生活形态上都对我们身边的事物保持一个热切而又冷峻的距离，热切的意思就是不会失去了关注的方向，冷峻意思是你要把自己的某些这种很热衷的这种意识做节制。
也就是说我一向是不太符合时潮的，也没有跟不上时潮，所以你可以看到，跟流行事物我会有一定距离，尤其是流行的价值。
凤凰网文化：
保持一个像您刚才说的“热情而冷峻的距离”，其实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你去写作的时候，具体怎么去保持捕捉现实的敏锐度？
张大春：
是。
我们在生活里面会碰到很多这种事物，他多多少少都跟我们的世界观，或者说我们的社会观都随时在做互相的调整。
所以进入到某一些议题，我总是会去看它在10年后，20年后，这个议题会怎么再被解释，甚至我还有一个习惯，如果是10年前和20年前我看到的这个当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所以这已经形成一个，我刚才讲把热切变冷峻的一个很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只要把历史的纬度拉开来，那么你针对现实的，就是着眼的那个点，他就有比较宽广的一个比较架构，而不是，就这一点。
你知道世界的发展或者说人生的发展各种动态在介入，不管它平衡不平衡。
所以如果我用前10年、20年跟后10年、20年的两种不同的位置来看今天和当下，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想象，因为这里面包括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也包括了我们对历史的尊重。
无法比较大陆和台湾对传统文化的保留程度
凤凰网文化：
但确实有一个论调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留。
张大春：
我想中国传统文化到底这个内容是什么，还有就是它的动态发展到底在哪一些历史阶段，在台湾用什么形式保留下来，而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大陆又看起来如你所说没有怎么保留，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使得这个过去累积下来。
如果我们承认它是几千年的一个文化载体的话，那仍然是有这个，我刚才讲的，进一步退两步，进三步退五步，是有这种动能在里边。
我不喜欢“一言以蔽之”地说大陆跟台湾在文化上怎么样比。
也有可以比的，物价要不要比一比，或者说国民所得比一比，或者说这个动车速度比一比，春运量比一比，你只要是数字，或者是你可比的那种可以比一比。
但是说谁的文字写得比较文雅，我或者谁的文字写得比较俚俗，这个我没办法比。
我坦白讲，我并不是一定说台湾又如何或大陆又如何，因为你无从比较，还有趣的就是，这种比较特别限制我们的思考。
不是吗？
这种比就是谁第一、谁第二，我最怕这种，这种完全是限制我们对事物认识的方法。
我自己的孩子现在在念中学，他们面临了非常强大的升学压力，我就注意到他们还是儿童期，甚至幼儿期，他们生活里面的很多趣味没有了，他们现在很喜欢问的问题是，怎么样更快，怎么样更大，怎么样更强，怎么样比别人早先一步。
好像追求效率是我们每一个社会都在现代里面，现代化过程里面不可避免的。
我也不是认为我们不应该追求效率，我甚至认为教育就是应该追求效率。
可是追求效率如果是基于这个考教人的高低而形成的一种效率的话，坦白讲那个谁比较怎么样，谁比较怎么样，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操持得非常小心，因为什么比什么是一个危险的命题。
眷村已成政治符号我从不缅怀那种生活
凤凰网文化：
你刚才提到你的小时候，那你作为成长于台湾眷村的眷村子弟，谈谈对它感受和记忆。
张大春：
我从大概20几岁开始，也就是台湾社会面临比较巨大的拆解，包括比如说本省外省，党内党外，或者是国民党、民进党后来，这些都是在整个过去社会发展里面比较常见的这东西，我们说社会冲突，为什么讲到这个呢？
就是在这种冲突之下，眷村被凸显出来，因为眷村就代表着1949年从大陆跟着国民党的部队也好、机关也好、学校也好，移居到台湾这个岛上的。
事实上的确我是住在眷村里面，但是眷村已经被描述得太彻底了吧。
比如说它就是几排房子，绝对是单一层的，非常小的院子，非常小的室内空间，各个家户可能来自同一军种，也可能来自不同军种，互相之间物资互通有无，东家长西家短的互相这个，可以说在话题和生活食物上是彼此流通或流畅的。
那么这都应该说过很多遍了，我也从来不真正地去回忆，或者是缅怀那种生活。
但是很不幸的是，只要任何一个外地的，包括就是台湾以外的，包括大陆或香港，或者是马来西亚，甚至是美国，我的朋友都要跟我谈谈你眷村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通常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被说长道短到让我厌烦。
凤凰网文化：
您在眷村长大，我觉得您在提起眷村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一种故土情节。
张大春：
眷村是这样子，我写过不少关于眷村的文字，包括时论，包括散文，也有些小说以一部分的眷村内涵做内容题材。
可是我只讲一件事情，你就可以了解我对眷村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眷恋什么，或者说我们经常回忆什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是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不会告诉你，也不会告诉我的读者，除非它在我的作品里面是有作用的。
当它不出现在作品里面，不值得谈，因为那是我的个人。
我在眷村生活长达40年，我到40岁还跟我父母住在一起，我非常恋家的，而且我有非常好的生活经验，我每次想到眷村，我都不由得笑。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事情。
当台湾社会在被撕裂的情况之下，外省本省，什么眷村内眷村外，这个议题在过去从198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都常常被当作一个政治符号，我记得在1990年中期的时候，应该是政府的一个什么单位，说要把台湾的某一个，或者是台北的某一个地方当作一个像博物馆保留下来的一个眷村的向导，那么希望我们提供，不管是稿件，或者是一些家里生活的碗筷，我就跟那个官员就骂了脏话。
而且在电话里我是很不客气骂了最难听的脏话，就问候他们家亲长，但是官员当然很倒霉了，因为他只是奉命办事。
可是他也很有耐心地问我说，为什么我会那么激动？
我就说你让我感觉你要把我的记忆，家庭的记忆，像动物园里的动物关在笼子里一样展示给现代的人或者以后的人看，我说这个是，到底是尊重还是不尊重？
你想象一下。
然后我就补了一句问候他亲人的脏话，那个电话就挂了。
私人就是私人，每个人都有他不可被取代，不可忘怀的生活经验，值不值得去拿出来晒呢？
你棉被晒一晒是消除霉菌，这些记忆晒出来是要赢得什么呢？
赢得同情吗？
或者赢得尊重？
我不懂。
有的时候坦白说，对于一个真正像我这样的创作的人来讲，如果它不是一个作品的话，是不值得被提及的。
凤凰网文化：
所以你曾经说过你是一个在作品中最大限度隐藏自己的人。
张大春：
就是我不太毫无意识地曝露自己的，我说人生经验，但是也有非常强烈而且明朗的生活经验是被活生生端在作品里面，只不过读者不见得以为那是真的，或者说访问者如你不见得发现的是我的生活经验。
《聆听父亲》就是我沉淀15年的乡愁
凤凰网文化：
那你，就刚刚您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台湾外省人，那您有乡愁吗？
张大春：
你说对哪里有乡愁？
凤凰网文化：
就这也是我要问的，指向哪里，如果有乡愁的话。
1988年，我回到北京，接着又回到山东，我就用“回到”两个字，因为父母希望我能够先回来打探打探，看看怎么样的一个路线，将来他们好回来，我就到了北京，又在我的，等于祖家了，待了十几天。
我的家人那个时候都还在，我的两个大爷，还有一个姑姑都在山东，我特别记得我的五大爷、六大爷跟我说，你不像是一个远地来的客人，像是一个很久没回来的家人，因为我家也讲山东话。
凤凰网文化：
您会说山东话？
张大春：
当然，我的家乡话。
所以这个，我的家人们是这样说的，可是对我而言，这个东西一直沉淀好几年，1988到2003年，你看多少年？
15年。
15年之后我才写了《聆听父亲》，这个15年的沉淀，恐怕就是我对于你刚才前面提到这个关键词，就是乡愁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念旧的这个，我在做各种整理，各种事实的，客观的，或者说要冷静下来地去看它值得如何被书写，我得找到叙述工具，我是这样去把它慢慢地挖出来。
那也跟，当然我从1998年就开始写，可是只写了一半，只写了这个书的前五万字，就停下来了，到2003才能完成。
凤凰网文化：
为什么停下来？
张大春：
因为我整个书的设计是讲给我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听的，可是1998年我的孩子就出生了，他出生了我就不能再假装他不存在，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活生生在面前，你不能够说，不行了，我的认知角度不对了。
凤凰网文化：
叙述口吻。
张大春：
所以我就只好停下来，到2003我想到另外一个方法，但还是继续原先的那个语气，但是采取了一些构思上面不一样的角度。
凤凰网文化：
那心态上有什么变化？
就是您孩子出生之前跟您孩子出生之后。
张大春：
你这跳到别的问题上了，我刚刚那个问题你算是答完了，对不对？
凤凰网文化：
嗯。
张大春：
好，那你说孩子，孩子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有孩子没孩子，孩子成长还是没成长，对我来讲，我已经年纪大了，不会太容易改变。
凤凰网文化：
但是您有了父亲这个身份之后，心态上没有任何的变化？
张大春：
有人说有，那我自己没有改变。
我到现在还觉得我离高中毕业不太成熟的那个时候差不了太多，只不过是知道的事儿多一点，读过的书多一点，想问题的角度可能多一点。
但是做父亲没做父亲这个，对生活的体验，或者生命的体验，我自己诚实地讲，我看不出太大变化，没什么长进。
我从小就被人说聪明不用再靠炫技证明什么
凤凰网文化：
您的《聆听父亲》，我看开篇就有引用了您孩子的一句话。
张大春：
对。
凤凰网文化：
他说“爸爸，告诉你一件事：
如果你写稿用触觉，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假的；如果你写稿用讨论的，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真的。
”想听听你作为父亲、作为写作者的理解。
张大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冒出那个话，我们全家都听到了，连他那个更小的妹妹都听到了。
凤凰网文化：
对，我想知道您的理解。
张大春：
我不懂，我到现在都不懂，我问他，后来我又问过他好几次，他都，后来都不记得了，一开始还记得的时候，他说他忘记什么意思。
凤凰网文化：
他三岁？
张大春：
嗯，三岁左右了，而且那一次我们很惊险，因为他讲这个话我一下子有点儿惊讶了。
我就把车移开正常的车道，开到这个，就是从前面的驾车道下去，我还记得是三点二十多分吧。
大概就是在前后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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