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力发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物证.docx
《李守力发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物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李守力发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物证.docx(3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李守力发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物证
李守力发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物证
李守力:
发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物证
【提要】
198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安阳殷墟“易卦”卜甲,这块尘封了三千年的卜甲是“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物证,其文物价值不亚于含山玉版,卜甲蕴藏了《周易》成书过程的特大奥秘,通过笔者的破译,发现卜甲“易卦”与《周易》古经卦爻辞、《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有密切的关系。
【正文】
一、“文王演易”古文献证据:
据《史记》记载,商代末期,国君纣荒淫残暴,上下怨恨。
而西部的诸侯国在西伯姬昌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这引起了殷纣王的疑虑。
恰在此时,“九侯有好女,入之纣。
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
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
西伯闻之窃叹。
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史记·殷本纪》)。
文王姬昌在羑里被囚的七年的时间,完成《周易》六十四卦序和卦辞,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后来文王四子周公姬旦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六十四卦的爻辞)。
后人为纪念西伯姬昌,在过去文王演易的羑里城建了文王庙。
《史记·周本纪》: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曰:
“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
”帝纣乃囚西伯羑里。
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
纣大说,曰:
“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
”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
曰:
“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
纣许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
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愚按:
从纣王的口气看,纣王是怜惜信任文王的,说囚文王是小人所谮,最后授予文王征伐大权作为补偿。
三公之臣只有文王得以保全,足见文王之德之智,只有如此圣人方有作《易》的资格。
司马迁《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司马迁先后在《史记·周本纪》、《报任安书》、《史记·太史公自序》提到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由于前两处都有一个“盖”字,为后来的疑古学者否定文王演易提供了借口。
近代疑古学者多“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司马迁在《史记》最后的《太史公自序》一文径直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已没有了或然之辞,说明他最终是认可文王演易的,故文王演易是信史。
愚以为,司马迁用“盖”字是只是为了表明他不知文王作《易》的细节和经过,而文王作《易》确有其事。
《周易·系辞传》、帛书《衷》篇、帛书《要》、《乾凿度》、《帝王世纪》等权威典籍都证明了文王演易是信史:
《周易·系辞传》: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
当文王与纣之事耶?
是故其辞危。
帛书《衷》篇:
子曰:
《易》之用也,段(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
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智)以辟(避)患,□□□□□□,□(非)□(处)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书(者),孰能辩焉?
帛书《要》篇:
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
《易纬·乾凿度》:
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
《帝王世纪》:
文王广六十四卦,普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文化事件,有如此重要的众多的古代文献证据,对“文王演易”持否定态度,这不符合科学精神。
依据“二重证据法”,若有考古文物证实文王演易,那就不容怀疑了,这个机遇已经来到!
二、“文王演易”的考古证据:
(一)安阳殷墟“易卦”卜甲简介:
在周原甲骨卜辞中,出现了商王与商之先祖名号,高明先生《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一文(《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说:
通过对上述几片在族属问题上有争议的卜辞内容分析,我们认为它们都是周文王被囚居于殷时所贞卜,在周原卜辞中有一部分是随同文王归周时,从殷带回周原的。
1980年10月底,考古所甲骨组郭振禄和曹定云在安阳复查1973年小屯南地陶片时,在考古队仓库内发现一包龟甲,发现其上有文字和“易卦”。
后带回北京,由钟少林同志粘对复原,其文字和“易卦”排列有序、为以往所罕见,是难得的文物珍品。
关于“易卦”卜甲的情况,《考古》1989年1期发表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一文,认为:
“尽管‘易卦’卜甲出于殷墟,可它在整治方法、钻凿形态、字体风格等方面都有别于殷代而近于西周,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西周,呈现出从殷代卜甲到西周卜甲的过渡形态。
因此,我们推断,该‘易卦’卜甲的时代是在殷末周初”。
安阳殷墟“易卦”卜甲:
安阳殷墟“易卦”卜甲中甲文字与符号放大:
安阳殷墟“易卦”卜甲腹甲文字与符号放大:
殷都学刊1993年第4期发表曹定云《论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一文,认为:
该“易卦”卜甲乃周人之物,而非殷人之物。
周文王在羑里所演之《周易》,大部分可能带回周原,少数可能遗留于殷。
今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其形制是周原式的,上面又“筮九六之爻”,确为《周易》。
因此,该“易卦”卜甲很可能是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的遗留之物。
(二)安阳殷墟“易卦”卜甲解密:
以下笔者不揣己陋,尝试揭开文王在推算《周易》过程中的一个片段,以此窥斑见豹,印证《周易》尘封三千年的奥秘。
把筮数卦转化为《周易》别卦,依据安阳殷墟“易卦”卜甲画出示意图如下:
安阳殷墟“易卦”卜甲示意图说明:
位于卜甲最上边中甲的两个文字是“阜”字的甲骨文写法,金文“阜”仍沿续这种写法。
愚认为“阜九”是“阳九”的简写,“阜六”是“阴六”的简写,阴阳二字皆以阜为偏旁,其金文如下:
中甲刻有“阳九”、“阴六”,这是《周易》有别于《连山》《归藏》的最重要的标志:
《周易·乾凿度》曰:
“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
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之一也。
”郑玄注:
“彖者,爻之不变动者”、“九六,爻之变动者。
《系》曰‘爻,效天下之动也。
’然则《连山》、《归藏》占彖,本其质性也;《周易》占变者,效其流动也。
”
《帝王世纪》:
文王广六十四卦,普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周礼注疏》贾公彦曰:
夏殷《易》以七八不变为占,《周易》以九六变者为占。
沈括曰:
卦爻之辞皆九、六,惟《连山》、《归藏》以七、八占。
郑谔曰:
《连山》以艮为首,夏人之《易》其卦艮上艮下,故曰《连山》,言如山之相连也。
又曰《周易》以九、六为占,而《连山》、《归藏》以七、八为占。
《周易》占其变者,《连山》、《归藏》占其不变者。
中甲刻有“阳九”、“阴六”,说明安阳殷墟“易卦”卜甲属于《周易》,仅此一点就可证明它是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作《周易》的遗留之物,这块卜甲宣布了易经由《连山》《归藏》占彖体系向《周易》占变体系的革命性转变。
学术界认为《周易》爻题九六名称始于秦汉,现在看来文王在作《周易》之初已有九六之说。
以下从四个卦的卦辞看腹甲上文字的奥妙:
渐,女归吉,利贞。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
利见大人。
贞吉。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安贞吉。
兑,亨,利贞。
《象》曰:
丽泽,兑。
君子以朋友讲习。
腹甲左上,渐卦下有“贞吉”二字,这与四个卦的卦辞皆相符。
腹甲左下的坤卦是五个爻,没有用筮数卦表示,而是用了后世阴爻的符号,真是不可思议!
从中甲“阳九阴六”符号和这里坤卦的阴爻符号看,后世九六爻题和阴阳爻卦符的“发明专利人”实际就是文王。
坤卦上有“友”字,坤卦卦辞“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与坤卦处于对角线位置的蹇卦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腹甲右下兑卦的《大象传》“君子以朋友讲习”(《大象传》即《易象》,起源很早,孔子述之),三个卦都有“朋友”,西南得朋,故蹇卦“利西南”即“利西南得朋”。
分析到这儿,我们发现卜甲确实与《周易》关系密切,继续看!
《周易》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暂时抽去外卦,则腹甲内卦分布图如下:
内卦即下卦,上为天,下为地,故此四卦表示殷地与周地。
《周易》以艮(东北)代表殷商,坤(西南)、兑(西)代表周。
坤卦、蹇卦卦辞里的西南代表周,东北代表殷商。
小畜卦卦辞、小过卦六五爻辞皆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既济卦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这三处的“西”皆指周。
殷商为天下宗主,故居上,西伯侯为诸侯之首,居下。
按照古代地图的惯例,左下为东北,右上为西南,坤为西南,但居于东北,蹇卦下卦艮东北,但居于西南,于是坤卦卦辞里出现东北,蹇卦卦辞里出现西南,历来蹇卦卦辞难解,于此则涣然冰释。
腹甲外卦分布图如下:
外卦即上卦,上为天,下为地,故此四卦表示先天与后天。
笔者在解读《说卦传》时,发现了《说卦传》的“借象”法则(见拙著《周易诠释·论《说卦传》的“借象”和“逸象”》),实际就是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互借,没想到《说卦传》的“借象”法则在这里又得到了印证。
看图,从坤卦开始,先天坤卦对应后天坎卦,先天坎卦对应后天兑卦,先天兑卦对应后天巽卦,先天巽卦对应后天坤卦,循环一周,正好形成一个古文“五”字,似乎见证了坤卦写成五个阴爻的奥秘。
拙著《周易密钥·论先天八卦的演化以及向后天八卦的转变》说:
《说卦传》第三章“天地定位”言伏羲先天八卦,第四章“雷以动之”言黄帝先天八卦,第五章“帝出乎震”言后天八卦,前人没有发现这三章之间存在逻辑关系。
窃以为《说卦传》三、四、五章的顺序正好阐述了先天八卦向后天八卦演化的主干。
如此,按腹甲外卦分布图巽、坎的下卦皆是艮,艮为宗主(大国、大邦),也视为先天,则分布图排列又为:
坤——巽——坎——艮——兑——坤,这正是黄帝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对应循环。
黄帝先天坤卦对应后天巽卦,黄帝先天巽卦对应后天坎卦,黄帝先天坎卦对应后天艮卦,黄帝先天艮卦对应后天兑卦,黄帝先天兑卦对应后天坤卦。
三千年前西伯侯在殷商都城留下的这块卜甲,想不到蕴藏了先天八卦的演化以及向后天八卦的转变的特大信息,使《说卦传》先天后天转化学说有了互证,大矣哉!
华夏幸甚哉!
以下分析腹甲总图:
腹甲总图:
腹甲总图与《周易·杂卦传》卦序密切相关。
笔者在《周易诠释·论《杂卦传》“互体”“三才”之道》中认为:
《杂卦传》思想源于文王和周公,《杂卦传》与《周易》古经思想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杂卦传》保存了二十七宿体系向二十八宿体系演变的历史信息,《杂卦传》在《归藏》与《周易》之间承前启后,浓缩了殷商文明到成周文明的演变,具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杂卦传》的基本规律,杂卦第一组代表“地”,杂卦第一组的乾实际属于第三组,如此则有27卦。
杂卦第二组代表“人”,有28卦。
杂卦第三组代表天,有9卦。
杂卦第一组:
杂卦第一组的乾属于第三组,有27卦,则首卦是坤,这与腹甲总图始于坤一致,按照三易的通例,左下东
文王演易详解,文王演易与文王八卦
如果说“伏羲画卦”,至今还不能说是信史而是传说的话,那么,“文王演易”,则可以说是信史而非传说了。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在《史记》中,关于“文王演易”的记载有多处,如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西伯”即周文王。
在《史记·周本纪》中说: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在《史记·日者列传》中,司马迁又明确地说:
“自伏莪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
从以上引文看,司马迁在《史记》中,显然是把“文王演易”即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作为信史记载的。
据考证,周文王,姓姬名昌,生于公元前1213年,卒于公元前1117年,活了97岁。
他在位时,广施仁徳,礼贤下士,使其所管辖地区“周”日趋富强。
在他82岁时,由于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
“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
”(《史记·周本纪》)意思是说他尽做善事,威望很髙,将来要威胁帝王的安全,因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
羑里位于现在的汤阴县城北4公里、安阳市南15公里,地处羑、汤两河之间,是我国历史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座国家监狱。
关于姬昌在羑里坐牢的情况,《史记》记载不详,而根据其他相关记载和传说,姬昌在羑里监狱被闪禁了长达七年之久,期间受到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和凌辱。
纣王甚至将其长姬考(即“伯邑考”,“伯”是长子的意思,“邑”是封地或官名)杀害后做成肉饼(一说作成肉羹)让他吃。
姬昌忍辱负車:
,在痛苦而漫长的囚禁生活中,表面上借摆弄莕草来消磨时光,而实际上则志在韬光养晦:
借用占筮,一方面用来迷惑、麻痹监管人员,掩饰其内心早就立下的灭纣的锐志;一方面慢慢思考灭纣的策略。
后世的孔子将《周易》视为周文王的“讳而避咎”之作,是符合史实的。
我认为“讳而避咎”,跟我们常说的“韬光养晦”意思相近。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周文王最终将伏羲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并将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
根据《史记》的记载,以及《周易》一书的成书过程来看,所谓“文王演易”就是指周文王完成了将伏羲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而并非指写作《周易》。
但是,世人却每每将“文王演易”理解为“文王写作《周易》”。
这是一种误解,是违背史实的误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
这与对司马迁关于“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一段文字的理解有关。
在《史记·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上述一段文字作了提炼,这样写道: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
后人将“西伯”改成“文王”,并将“昔”字去掉,将“大氐”改为司马迁在《自序》中用过的“大抵”,加上书名号,于是这段文字就成为现在看到的样子: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
这段文字,长期以来,成为鼓励身处逆境的人们奋发著述的经典名句。
但是,在对于这段文字的理解上,却一直存在歧义,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把“演周易”理解为“作《周易》”。
在古文向无标点符号的背景下,也许不易看出人们对于这段文字的误解,而一但加上标点符号后,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众所周知,《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
《易传》一般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和传:
弟子所作,周文王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易传》,至于《易经》,至少其中的多半卦爻辞,也是在周文王之后才完成的,周文王本人也同样不可能看到。
因此,就整体而言,《周易》并非文王所作,文王也根本不可能见到《周易》。
所以,不但把周文王“演周易”理解为作《周易》大错,违背《周易》成书的史实,就楚理解为推演《周易》也不准确。
试想:
周文王怎么可能对他生前根本未能见到的《周易》,进行推演呢?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至少在上述两处引文中,都称文王“演周易”呢?
到底该怎么理解司马迁的原话、原意呢?
我认为,司马迁是在笼而统之的意义上这样讲的。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在内的《周易》早已问世,而且是《五经》中惟一幸免于秦火,得以薪火相传的一本。
对当时的史料、文献等等都比较了解的司马迁,自然知晓《易传》是文王逝世以后多年才完成的著作,自然知晓《易经》的卦爻辞,大部分也并非文王所作,而是周公及其门人所作,甚至孔子及其弟子也参与了创作。
就是说,文王在世时,不但《易传》还没有产生,就是《易经》,也还没有最终完成。
周文王在《周易》这本书上所做的工作,概括地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二是将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即由“伏羲八卦”(也称“先天八卦”)改造成“文王八卦”(也称“后夭八卦”);三是,创作了部分卦、爻辞。
实际上,周文王只是《周易》之《易经》部分的首创者,而非完成者。
从《易经》作为《周易》之主干部分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说周文王是《周易》的初创者。
所以,我认为司马迁也只是在这样的意义,说“西伯演周易”的。
就是说,司马迁在此只是泛泛而谈,而不是严格论证。
严格地说,司马迁所说的周文王“演周易”的“周易”,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周易》。
说司马迁在此只是泛泛而谈,从这段话的内容并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先后来安排,也可窥见一斑。
按照年代先后,左丘生活在春秋时期,比屈原要早许多年,孙膑虽然大约与屈原同时生活在战国时期,但也稍早于屈原。
所以,“屈原放逐,乃賦《离骚》”,理应放在“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之后,而且这样安排,即使按照文法、韵味讲,也丝毫并不比现在看到的原文逊色。
可是,司马迁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司马迁不知道屈原活动的年代比左丘明晚很多,比孙膑也稍晚吗?
从《史记》的内容尤其是从《列传》的内容看,显然不是。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没有按照历史年代来写这段文字呢?
我认为,无论是在《自序》还是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这段文字,都非同一般,即不是一般地记述,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倾诉,其中充满了愤懑、羞愧等等极其凄楚而哀婉的复杂之情。
“发奋为作”,是这段话的点睛之笔,是司马迁从文王、孔子、左丘、孙膑、屈原等等的坎坷人生历程和“奋发为作”中,所得出的重要人生启悟,是他为了实现父亲遗愿、完成《史记》而自请宫刑,所切身体悟到的人生箴言,也是他向朋友、向世人所倾吐的肺腑之言。
作为恪守良知和操守的文人,尤其是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在李陵被匈奴俘获而不得不投降的事件上,应汉武帝的召见,仗义执言,实话实说,本是出于天性和职分,也是想宽慰为李陵亊件而震怒的汉武帝。
然而,亊与愿违,却不幸因此而触犯了唯我独尊的龙颜,被判死刑。
此亊发生在公元前99年,司马迁当时47岁。
在生死关头,司马迁记挂着草创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尚未完稿,想到他所熟悉的那些忍辱负重“奋发为作”的前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对人生的价值有了更深的洞悉,产生“人固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深刻体悟,因而决心效法前贤,为完成《史记》而毅然选择了“隐忍苟活”、“自请宫刑”。
这样,“发奋为作”就成为他感同身受、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由于宫刑是当时最下等、最让人耻笑的刑罚,所以,司马迁为此所承受的世俗和心理压力,所遭受的情感煎熬,是十分沉痛的。
正如他在8年后即公元前91年完成《史记》后,在《报任安书》中所倾诉的:
“是以肠一口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从这杜鹃啼血般的言辞中,不难看出,宫刑之辱给司马迁带来的磨难,丝毫不亚于文王、仲尼、屈原和孙膑等所遭遇的“拘”、“厄”、“逐”、“膑”等等苦难。
要不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要不是为了把《太史公书》写成,他是绝不会选择“隐忍苟活”的!
完成《太史公书》,是他“隐忍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
为此,奇耻大辱所带给他的强大压力,转化成了巨大动力,支撑着他“奋发为作”,度过长达8年近3000个炼狱般的日日夜夜,终于了却这桩心愿。
他为此而欣慰,感到抵偿了“宫刑”所带给他的屈辱,纵然是千万次地被杀戮,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
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向好友任安所倾吐的:
“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
可以想见,司马迁在写这段文字时,内心的感同身受之情,是何等的强烈,何等的激荡胸膛,绞杀心肠!
正因为这段文字乃是司马迁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泻,所以,司马迁才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先后来写。
总之,司马迁的这段文字,重在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真情实感,而非严格论证。
司马迁所说的“西伯演周易”只是泛泛而谈。
他所说的“周易”,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周易》,而是《易经》,并且只是《易经》的一部分。
在周文王于监狱中韬光养晦的同时,他的幕僚也一直在用美色、宝马、奇珍异宝等等通过贿赂纣王及其亲信来营救他。
89岁的姬昌被纣王赦免,还“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并告诉他,“谮西伯者,崇侯虎也”(《史记·周本纪》)。
说明姬昌借占筮时韬光养晦的计谋起了作用。
姬昌出狱后又主动向纣王献出洛西之地,请求免除炮烙酷刑。
“炮烙”,也叫“炮格”(见《史记·殷本纪》:
“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具体的行刑过程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用炭火烧热铜柱,令犯人在铜柱上爬行,犯人被灼烫得堕入火中而死;一说是在浇铸而成的铜格下烧炭,令犯人在格上行走,犯人被灼烫得堕入火中致死。
不管哪种说法,都能看出这种刑法是很残酷的。
姬昌不惜献地而请求商纣王免除这种酷刑,因而深得民心,威望大增,得任“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
这就是“西伯”这个称号的由来。
由于商纣王的残暴、奢靡,使得商王朝政亊日非,内部矛盾加剧,而姬吕则继承和发扬祖上的传统,躬行仁义,和谐万邦,善于化解诸侯之间的矛盾,使得归附于周的诸侯国逐渐增多。
姬呂还求贤若渴,招贤纳土,毕恭毕敬地拜隐居在渭河之滨借垂钓以待明主的姜子牙为军师。
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姬昌开始实施其灭纣的计划。
首要的是先巩阂壮大自己。
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促使经济富足的同时,他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使周所在的西北方得到巩固。
在巩固壮大自己的基础上,姬昌又向东发展,灭掉在纣王面前诬陷他的崇侯虎(崇国),将国都自岐邑迁都于丰。
然后带领儿子姬发,继续向东扩张。
于公元前1117年染病身故后,由姬发即周武王承继其灭纣的大业。
姬昌在位约50年,到其晚年,周的势力已非常强盛,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商朝的大部分国土已经归属于周了。
周武王姬发实际上是在其父所奠定的坚实基业之基础上,完成伐纣灭商之伟业的。
但是,姬昌终生并没有称王。
“文王”这个称号,是他的儿了·周武王伐纣灭商取得天下后,才追封给他的。
对于“文王演易”之事,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是由于对相关史料的搜集和理解不同,再加上相关的传说中带有神话、虚妄等成分所致。
我在这里权且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即使撇开那些带有神话和虚妄敷衍之辞的传说不谈,单凭《史记》的记载,“文王演易”并最终完成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一亊,就理应得到肯定。
我在前面讲了,所谓周文王在“演易”方面的主要页献有三:
一是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二是将伏羲八卦即“先天八卦”的方位改造成“文王八卦”即“后天八卦”;三是,创作了部分卦、爻辞。
在这个过程中,周文王肯定借鉴、汲取了前人的相关成果。
因为在他之前,至少在殷商,就已经开始了从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和卦、爻辞的创作。
这在已经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等相关卜辞中,在近些年重新发现的《归藏易》的残留文字中,均已经得到证实。
尤其是卦、爻辞的创作,更是经历了从符号到符号文字,再到文字,并且经过逐步推敲和洗练的漫长衍变历程。
到周文王时,这个过程也并未结束,一直到他的儿子姬旦(周公)、孔子及其弟子等,才摄终完成。
本文出自国易堂,转载请注明出处/bg/wwbg/222.html北为起始,《说卦传》曰“艮,东北之卦也。
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这个通例一直使用至今,正月建寅,寅为东北。
故位于腹甲左下(东北)的坤卦为起点。
坤卦用五个阴爻表示,因为杂卦第一组坤卦之后的中爻是一连串的剥复卦,而剥复卦位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坤卦的左右邻,剥复二卦都是五个阴爻!
然后是腹甲左上的渐卦,渐与归妹为互覆卦(互覆原则殷商已用,因为常见有倒书的筮数卦,这正是殷商使用覆卦的印证),故杂卦第一组中爻剥复之后是渐归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