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作品赏析 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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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作品赏析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散论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以下简称《侍坐》）是《论语•先进篇》的一章，看起来文字不多，篇幅不长，但在语录体的《论语》中算得上是难得的长篇了。
《论语》全书共20篇，498章（按朱熹说），计约12700字。
每章大都篇制短小，甚至只有片言只语。
惟《侍坐》结构首尾完整，形象较为鲜明，通过对话表示了各自不同的意趣、性格和志向，读后耐人寻味。
平淡自然，含意深隽，丝毫没有斧凿痕迹，却在眼前平易事中信手勾勒一幅先贤论志的图画。
当然，我们不必像宋儒那样去津津乐道本篇中的所谓“曾点气象”“圣贤气象”《四书集注》朱熹引程子曰：
“孔子与（曾）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
”，却不能不承认本篇是《论语》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章。
尤其是本篇所记载的富有个性的人物语言和对于人物的不同神态的刻画，不仅体现了《论语》蕴藉含蓄、简淡不厌的语言特色，代表了全书的文学成就，而且可以说是魏晋时那种速写式的轶事体小说的滥觞。
（一）
《侍坐》一开始，孔子就开门见山对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说：
“居则曰：
‘不吾知也。
’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这就明确地提出这次谈话的中心，也是文章的中心是论志。
论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谈理想。
《论语》的大部分篇幅固然是用来谈仁、义，谈礼、智、信的，但也有不少篇幅是谈人生，谈理想，谈学习的。
本篇就是孔子启发弟子们谈自己的理想，并对弟子们所谈理想的内容和态度，表示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子路是个急性人，孔子话音刚落，他就抢先发言。
“率尔”两字，很准确地表现出子路直率而又粗疏鲁莽的性格。
子路所说的“千乘之国”，在当时大约是中等偏小的国家，万乘之国如晋、楚、齐、秦等才是大国。
子路认为：
凭自己的才能去治理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是绰绰有余的。
即使是这个国家处在外有侵侮，内有饥荒的危急情况下，他也能使之转危为安；用不了几年功夫，就可使这个国家强盛起来，使那里的百姓都懂得礼义。
冉有、公西华则是在孔子点了名以后，才发表自己见解的。
他们两人所说的都是诸侯邦国之事，本质上和子路所说的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态度要谦虚谨慎得多，语气要委婉得多。
他们认为自己只能在“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这样一个小诸侯国或大夫封地里做点具体工作；或使百姓富足，或可折衷樽俎。
至于礼乐方面的熏陶和教育，那是只能另请贤明了。
冉有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说“愿为小相”。
显得那样平易、谦和，称得上是孔门弟子中的彬彬君子了。
曾皙所说与子路等三人完全不同。
他既不讲从政，即治理国家；也不讲出使会盟，而是刻画一个场面，描写一个情景：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从富有诗意的情景描写中，曲折地表达出曾皙的理想；显得那样从容不迫，逍遥自在，甚至有点狂放不羁，但却引起了孔子的无限赞叹；孔子说：
“吾与点也！
”明确表示了他的思想倾向。
人生理想是个总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政治上的追求和道德上的修养两个方面。
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谈的理想虽不尽相同，但都侧重于政治方面。
而《论语•公冶长篇》所记孔子与弟子们论志则是偏重于伦理的：
颜渊、子路侍。
子曰：
“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曰：
“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
“愿闻子之志。
”子曰：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
曾皙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将政治和道德的两种理想熔为一炉，而出之以春风沂水，一片和煦春光，既可理想为政治上的理想寄托，也可引申为道德上的修养追求，使读者大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思索余地。
（二）
按照循循善诱的方法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弟子们的看法作出臧否和评价，这是孔门教育的重要方式。
在《侍坐》里，孔子对弟子们所谈的人生理想，就表示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并各个作了评价。
①对曾皙表示赞同，甚至欣赏。
②对子路表示否定，但心平气和，只在微微一笑中流露出一丝不满情绪。
③对冉有、公西华没有表示可否。
这里我们先分析②、③两种。
《论语》记载孔子曾将自己弟子按各自特长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指熟悉古代文献）四类。
子路、冉有属政事一类，是两位有政治才能的人物《论语•先进篇》：
“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
宰我，子贡。
政事：
冉有，季路。
文学：
子游，子夏。
”。
《子路篇》：
季康子问：
“仲由可使从政也与？
”子曰：
“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问：
“求也可使从政也与？
”子曰：
“求也艺，于从政也何有？
”
《公冶长篇》：
孟武伯问：
“子路仁乎？
”子曰：
“不知也。
”又问，子曰：
“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指负责兵役和军政工作），不知其仁也。
”
由此可知，子路所说治理千乘之国，并不是脱离实际的自我夸耀，而是他力所能及的。
孔子之所以批评他，是因为他“率尔而对”，“其言不让”。
在孔子看来，没有礼义就没有一切；纵有天大的政治才干，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
何况当时师生谈话也是有一定的礼仪讲究的。
《礼记•曲礼上篇》说：
“侍于君子，不顾而对，非礼也。
”
《公冶长篇》又记：
孟武伯问：
“求也何如？
”子曰：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指担任县长或总管），不知其仁也。
”
孟武伯问：
“赤也何如？
”子曰：
“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指接待外宾办理交涉），不知其仁也。
”
这里又证明冉有、公西华所谈的理想和孔子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孔子认为冉有二人尽管态度谦逊，不是“率尔而对”，但所谈内容无非是为邦为国一套，这在当时的孔子看来似乎是不那么感兴趣了。
（三）
那么孔子为什么独独赞赏曾皙，说“吾与点也”，而且记录者还在曾皙发言前先制造一种气氛：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特意表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象宋儒推崇曾点，明代学者则略有微辞。
如张岱说：
“曾点念念要与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
”杨升庵说：
“曾点因种瓜而伤曾子之额，扑之仆地，如此暴戾，岂是春风沂水襟怀，所以毕竟自信不过。
”？
这个问题，历来意见纷纭。
解放以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说法：
①“孔子与曾点者，以点之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
”见杨树达《论语疏证》。
②“全文突出了儒家的礼乐治国的理想。
”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第116页。
③“今以《论语》考之，孔子本有行道救世之心，而终不得志，因此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和‘欲居九夷’的想法；孔子又说：
‘饭疏食（吃粗糙的食物）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先秦文学参考资料》第349页。
④这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道家的思想；而且这篇文字在《论语》中篇幅亦长，恐怕是战国时期孔门后学所记。
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第116页。
以上说法，各有所侧重。
因为曾点的政治抱负是通过春风沂水的描述而曲折表露出来，所以见仁见智，可以圆通，似不必拘泥于一说。
按照这个原则，我这里可以提出另一种根本不同于上述意见的看法，根据是《论衡•明雩篇》：
曾皙对孔子言其志曰：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曰：
“吾与点也！
”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
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
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
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
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
风乎舞雩，风，歌也。
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
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
风干身也。
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
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矣。
王充在这里明白无疑地解释了曾皙所述是古代的一种祭祀仪式，就是雩祭的仪式。
雩祭，是春天人们求雨的祀礼，所以《礼记》说：
“雩祭，祭水旱也。
”王充的解释根据亦足。
因为鲁国当时通用周历，所以说周之四月，正是夏历二月；天气尚寒，怎么能浴？
冠者、童子都是雩祭乐人，他们在祭祀时，须涉沂水；十二三个人鱼贯而行，象征着龙从水中跃出。
“风”，解释为“唱歌”，“归”通“馈”，即“”，都合训诂。
“归”通“馈”，在《论语》中不乏其例。
如《阳货篇》“归孔子豚”的“归”即作“馈”讲，是送食、进食的意思。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蒧（《论语》作‘点’），字皙，侍孔子，孔子曰：
‘言尔志’。
蒧曰：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集解》徐广曰：
“一作馈”，这是古本《论语》“归”作“馈”之证。
从文意来说，王充的解释似更符合原意。
因为，①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末期，曾点能对古礼作如此具体生动的描绘，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这在孔子看来是十分难得的彼得我心者，因而内心狂喜而情不自禁地喟然赞叹了。
②孔子不满子路，是因为他“非礼”；赞赏曾皙是因为他懂得古礼。
礼与非礼乃是儒家人生理想中的首要问题。
这样解释，全篇上下文意就脉络贯通了。
此外，我们知道今本《论语》是《鲁论语》的传本，在汉代时，还有今天已经失传的《古论语》《齐论语》。
《论衡》的解释或许是出之于《古论语》吧！
（选自《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朱良志＼圣贤的气象
在中国哲学中，所谓“圣贤”，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他们的思想，还有他们的风神、气象和风韵。
中国哲学强调，有一等之胸襟，方有一等之思想。
这些圣哲们的胸襟气象足以映照清流，风范百世。
今天我们汲取传统哲学的精华，如果能咀嚼到其背后所隐藏的哲人的胸襟气度，或许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思想的精髓。
这篇文章从三个角度谈谈我对所谓“圣贤气象”的体会。
患所以立
孔子说：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不怕你没有取得一定的位置，重要的是你拿什么去自立。
人来到这世界，就是“立”的过程——在茫茫天涯路上铸造自我形象。
一个自立的人，是一个独立意义的生命，他不能脱离世界的秩序，但却可以以自己独立的意义作用这秩序，在与秩序的协调中，创造新生命。
在儒家看来，人凭什么自立，当然需要知识，再就是德行，更重要的还有生命的境界。
儒家哲学中的自我，可以分成四个层次，即欲望我、知识我、德行我和宇宙我。
人的生命是不断超越的过程，知识是自立必不可少的基础，德行是将自我汇入群体的关键，是超越欲望我的重要力量。
但儒家强调，要将自身的小宇宙装点成灵光绰绰的世界，还必须有宏阔的境界和气象。
境界与知识、德行有关，但又不同。
境界可以说是人生命的徽章，是显现一个生命体特点的关键性因素。
知识，主要与能力有关；德行，主要与人品操守有关，而境界则是一个生命体的光源，它将一个小宇宙微弱的光芒汇入大宇宙无限的光芒中，如孟子所说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易传》所说的“刚健笃实，辉光乃新”。
知识有多寡，德行有高低，人的境界也因人而异，一个具有大境界、大气象的人，必由知识我、德行我超越而进入宇宙我之中，那是一个优游的生命。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谓三十而立，是说三十岁左右的时候，独立人世，独立担当，开始了“自立”。
但如何“立”，如何立而不倾，如何树立一种恒久的生命风标，则是一生的功课。
有知识的“不惑”追求，更有“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等洞察生命奥秘的体验过程，超越欲望我，从知识我、德行我一步步融入宇宙我的从容博大的境界之中。
立，是一种“信心”的确立。
“信心”是人的生命尊严，一种不可动摇的类乎宗教的情感，一种对自我生命的嘉赏。
孔子非常欣赏《周易》中的两句话：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能恒久地守持自己的信心，或许会因此蒙受耻辱。
在孔子看来，自立是一种选择。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不远人，但大道自在，人如果无弘道之心愿，则与道失之交臂。
在先贤的人格境界中，生命就是一种不断向上提升的过程，道心惟微，人心惟危。
人的自立，不是立于一地，就能保有此功，如果不能时时保持自警向上之心，生命就会坠落，人所自立的根基就会崩塌。
生命不是向上，就是坠落。
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就像佛学所说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必然有所染，或净染，或污染，人在世界上，如同与一种不明的力量在拔河。
生命必须保持警醒的力量。
孔子说：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向上者超越，向下者坠落。
人的自立的功夫，就是一种心灵维持术。
人应自觉地提升生命境界，培养内在超越的欲望，见贤思齐，见不善如探汤，就是自觉的上达。
《易传》认为，人是天地的儿子，人立于天地之间，必以生生不已的创造，才能“德配宇宙”。
在儒家看来，世界不是我认识的对象，而是与我相互交融、彼摄互荡的生命，我在这生命统一体中获得力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以健动不已为德，而人必以自强不息应之，人惟有如此，方能成其为人，二者隐藏着一种逻辑关系。
中国哲学的这种超越精神、自尊气象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不竭源泉。
唐代禅宗高僧神秀，作为北宗禅的代表人物，南宗禅的一些后学出于宗派之见，常常予以贬低。
其实，在神秀的身上也有一种放旷高蹈的自尊境界。
神秀临死前，给他的弟子留下了三个字：
“屈、曲、直”。
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对人存在状况的哲学思考。
人如果不独立思考，就只能重复别人的路程，这样，就只有屈服的命，这是“屈”。
第二是“曲”，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一生都在和不明的力量角逐，这种“曲”是强大的张力，不是屈服在地下，而具有无限上升的力量。
然后是“直”。
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注册自己的意义，虽然有曲折，但是他昂然的生命，永远向着“直”而发展。
“直”是充满圆融的和谐境界，它鼓舞着人们，不放弃这永恒的企盼。
神秀的遗言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圣贤的自立精神。
君子不器
立大人之气象，还需精心护持，这涉及到中国哲学“养”的思想。
孔子说：
“君子不器。
”君子不是一个“器具”，仅仅掌握一定的技能，具有一定的用处是不够的，那是一种“物质化”的人，君子是具有生命大智慧的人。
中国哲学对知识和智慧有特别的区分。
孔子并不忽视人获得知识的必要性，知识可以帮助人了解事物之特征。
但此知识是形式之知识，不能代表人心灵的气象。
孔子超越纯形式的知识节文，关心道、仁，关心生命的大智慧，这智慧是人意志力的纯化，是人对生命的洞悉，对天命的体认。
孔子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又说：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知识只能解决“不惑”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生命的根本问题。
所以孔子所说的进学过程，由“四十而不惑”到最终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知识的获取，而是心灵境界的提升。
中国哲学推重心灵的大气象，转局促为圆融，变扞格为和谐，弃低俗而慕高远，不重在向外追求知识，而强调反己内求，以生命的内养为主要功课。
儒家哲学强调，圣贤的气象不是由知识的推求得到，而是于“养”中转出。
儒家哲学提出“有耻且格”的耻感思想、“慎独”的自律思想以及“吾日三省吾身”的内省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理性的反思、知识的推证，而是心灵的陶养。
孟子将养气作为生命境界提升的唯一方法。
孟子说：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何谓浩然之气？
他这样解释：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生命缺乏持养，就会“馁”——如同一个饥饿的人，干枯而匮乏。
人通过生命之养，养得充满圆融，克服卑微和渺小，克服物欲和自私。
中国哲学更强调，养气是同于群体、合于天地的根本途径。
“德不孤，必有邻”，个体、群体、宇宙三者的和谐，是奠定在心性修养基础上的。
佛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假设，来说明明心见性以实现和世界共通的可能性，而儒家则通过“诚”——真实无妄的澄明心灵来实现与世界的共通。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人归于诚，就归于性，归于性，即通于群体，从而会归于天地之性。
正是在这个假设基础上，儒家所说的胸次悠然、浑然与天地同体的境界才有可能实现。
孟子说养气可以“塞于天地之间”，正奠定在生命共通的基础上。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
培植好生命之树的根，才有可能等待它的果实；往生命的灯盏不断加上油，才能指望生命之灯常明。
这使我想到清代画家石涛的一个重要观点：
“呕血十斗，不如啮雪一团。
”呕血十斗，是技巧上的追求，是获取知识的途径；啮雪一团，是精神上的超升。
技巧当然是作画之必备，但一个成功的画家不能仅停留在技巧的追求上，而应超越技巧，由技进于道。
因为中国画强调的是“心印”，绘画的空间形态是心灵的显现。
导致绘画成功的关键因素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是独特的精神境界。
所以，养得一片宽快悦适的心灵，就像石涛所说的吞下一团洁白的雪，以冰雪的心灵——毫无尘染的高旷澄明之心——去作画，才能自创佳构。
他虽说的是绘画，但与“君子不器”的哲学传统是相合的。
与点之乐
“养”得一种心灵的大气象，有了这种气象，则可优游回环，畅游生命之乐。
元代艺术家倪云林有一联诗道：
“喟然点也宜吾与，不利虞兮奈若何。
”此颇有韵味。
前一句说的是孔门之事。
孔子一日和弟子闲坐，子路、冉有、公西华等都“各言尔志”，有的愿去管理一个国家，有的愿去做一个礼仪官员等，而此时，曾点则在鼓他的瑟，听孔子询问，方舍瑟而言。
他说：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听完他的话，喟然而叹曰：
“吾与点也”。
这天光云影的气象、惠风和畅的格调、与天优游的境界，感染了一位时值暮年的哲学家。
这暮春季节的向往，简直有王羲之兰亭燕集的风韵。
下一句“不利虞兮奈若何”说的是项羽事。
项羽作为一世英豪，当初引八千精兵北上，气势如虹。
但却在残酷的楚汉之争中，最后兵败垓下，四面楚歌。
月黑风高的一个晚上，中军帐里，项羽饮酒数过，面对绝望的美人虞姬，一首悲怆的歌从他胸腔传出：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自叹是“天之亡我”，历史学家则多认为他有勇无谋，而在艺术家倪云林看来，项羽缺少的正是那优游回环的心灵境界，如此好勇斗狠，如此褊狭局促，焉有不败之理！
云林在此正是要突显圣贤的气象，一个器宇阔大，一个激进褊狭，其成败不言自明。
中国传统哲学对“圣贤气象”非常重视。
朱熹《近思录》专列“圣贤气象”一节，如其云：
“仲尼：
天地也；颜子：
和风庆云也；孟子：
泰山岩岩之气象也。
”北宋周敦颐仪态雍容，有人以“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评之。
程颢诗云：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所彰显的正是其心灵的“云淡风轻”。
朱熹诗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里所写的，也正是他心灵的“天光云影”。
涵容广大，体露真常，了无滞碍，一任慧心流淌，正是所谓圣贤气象的体现。
中庸是孔子所奉行的哲学原则，但孔子却并不排斥狂狷。
在他看来，狂妄的人喜欢进取，狷介的人往往奉行正道。
他说：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从我者，其由与？
”这使我想到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想到春秋时那位泛舟五湖的贤达范蠡。
孔子这里所陈示的不是未来生活的安排，它与风乎舞雩的境界一样，透露出的是从容潇洒、无所羁绊的精神气质。
据《孟子》记载：
“有孺子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孔子曰：
小子听之！
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这里所包含的就有一份“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情怀。
圣贤的气象中，洋溢着浓厚的乐观格调。
有位叫叶公子高的人问子路：
“你的老师怎样？
”子路不知怎么回答，归而告老师，孔子说：
你就说，他这个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畅游在道的领悟中、生命的体验中。
后代儒家有寻“孔颜乐处”的说法，孔子说颜回：
“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而孔子自谓：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其实这里透露出的不仅是安贫乐道的忍耐力，而且是一种幽深远阔的生命情调。
孔子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识的获得是技能的，喜爱一种东西并为之奋进，是一种情感倾向的形成；而在倾心的对象中获得快乐，这是生命的安顿、心性的超越。
由知到好，由好到乐，其实正是气象的提升。
中国先哲们的快乐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宇宙人生体验。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曾说：
“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的时候，就是幸福的。
”孔门的乐处，当然远远超越了物质满足所带来的愉悦，同时也超越了德性原则满足所带来的快乐，而是一种“宇宙般的快乐”。
个体生命浑然融于宇宙之中，觉自我与天地为一体，此时生命的短暂超越了，欲望的局限超越了，种种有限性的困扰烟消云散，从而会归于天地之一气。
此时，一如陶渊明所说的：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孟子说：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也道出了这样的大乐境界。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仔细揣摩孔子这段关于“乐”的表述，可以发现，仁者寿，不是说生命的延长，自然生命并不一定能延长，而是人在宇宙中伸展自己。
孔子以山静为人生之蕲向，描画的是一个生命宇宙的大和谐。
中国哲学关于圣贤气象的学说，在今天仍然有其意义。
气象和境界，是人生命的智慧，是人所以自立的基础。
培植心灵的气象，使我们的心宇更“大器”一点，虽未必要去成就圣贤，却可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
气象的提升，可以帮助我们以从容的心态对待急速流转的节奏，可以舒缓我们因激烈竞争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可以使人生的步子走得更坚实，并富有快乐的韵味。
我们知道，在一个优游的心灵中，月更明，风更清。
（引自光明网2006年01月07日）
■孔门弟子简介
据《史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
另外，又有“四科十哲”之说，即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
冉有、季路；文学：
子游、子夏。
（见《论语·先进》）
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
其中最主要的有：
颜回，前521～前481，春秋末鲁国人。
字子渊，亦颜渊，孔子最得意弟子。
《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
颜渊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反、仁”（《雍也》）。
不幸早死。
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
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
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
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
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
孔子的母亲的姓氏也是颜，是巧合还是感情因素使颜回成为孔子最得意弟子呢？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
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
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器重。
孔子称赞说：
“子路好勇，闻过则喜。
”初仕鲁，后事卫。
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大夫孔俚的宰。
卫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
子路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
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目毗尽裂，严厉喝斥道：
“君子死，而冠不免。
”毅然系好帽缨，从容就义。
端木赐，前520～前456，字子贡，姓端木，名赐，卫国人（今河南浚县人），曾任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中最有作为者，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
子贡是春秋时期了不起的外交家和商人，被后世奉为“儒商鼻祖”。
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
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
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
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
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
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
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
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
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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