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起源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递送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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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起源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递送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社会起源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递送——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社会起源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递送——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社会治理社会起源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递送

——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王燊成岳经纶①摘要：

本文借助萨拉蒙的“社会起源理论”，在国内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家综”）为案例，通过对承接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起源的考察，从服务资源动员、服务战略选择以及服务主体互动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组织的起源对其服务递送效果的影响机制。

与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社会服务购买中的政社关系不同，本文为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维度，剖析了不同社会起源的社会组织所导致的服务递送的差异化。

同时，通过个案的分析，本文也为理解中国情境下的“社会起源理论”提供了新鲜的素材。

关键词：

社会起源；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递送一、问题的提出广州市开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始于2008年，始初主要以购买专项服务为主。

2010年，在考察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社会工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广州市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称“家综”）、购买“综合服务”的发展策略，并确定在20个街道进行家综建设试点工作。

家综是指在街道设置的一个服务平台，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由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运营，并接受区（县级市）民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向居民提供社会服务。

以社区为平台的综合社会服务购买，成为广州市创新街道和社区社会管理体制、推进基层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举措。

截止2014年12月，广州市已经完成了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一个3年周期，全市家综总计171个，分布在各个街道。

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家综服务成效如何，必须向政府交代、向社会交代以及向公众交代。

对此，广州市选择了第三方评估方式，即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通过过程评估、中期评估以及末期评估的方式进行各领域服务质量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影响家综的服务开展以及往后的投标情况。

笔者根据《2012～2013年度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评估结果》进行结果统计，并绘图（见图1）如下。

如图1所示，家综的评估结果差异化明显，中、末期评估都是合格（含基本合格）的家综共71家，占比46.71%；两次评估结果都在良好以上的家综共46家，占比30.26%；而两次评估中一次结果为良好以下、另一次为良好及以上的家综共29家，占比19.08%；还有占比3.95%的家综评估结果为中末期均是达标或者存在不合格。

基于此，可以发现，近九成的家综评估结果都在合格及以上，说明家综完成了考核指标，在社会服务递送中起到了实际作用；同时也可以发现，广州市家综服务质量呈现出差异化的现状，部分家综两次评估结果均为优秀，但也有家综评估结果为不合格。

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性？

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又有何种联系？

不同的社会组织对社会服务又有什么影响？

图12012～2013年度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评估结果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综述目前学界关于社会组织对社会服务影响的有关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研究路径。

第一种路径主要聚焦政社关系，探讨不同国家情境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多元化关系如何影响了社会服务的递送。

康晓光、韩恒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的概念，指出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从而影响着社会服务递送的方式、内容以及质量。

①【注】康晓光、韩恒：

《分类控制：

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6）。

顾昕、王旭、严洁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同发展出发，依据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的理论，指出民间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民主性和代表性影响着组织的公共服务效能的发挥。

②【注】顾昕、王旭、严洁：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同发展——民间组织的自主性，民主性和代表性对其公共服务效能的影响》，《开放时代》，2006（5）。

岳经纶、郭英慧借助福利多元主义的三维分析框架，从递送、融资、规制的视角透视了政府与NGO的互动关系，解释了为何NGO所提供服务的成效未能令服务使用者十分满意。

①【注】岳经纶、郭英慧：

《社会服务购买中政府与NGO关系研究——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东岳论丛》，2013（7）。

王诗宗、宋程成认为社会组织具有“依附式自主”特征，独立性与自主性两者的不同组合会影响着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包括价值引导、提供服务或理念倡导、催生社会资本等。

②【注】王诗宗、宋程成：

《独立抑或自主：

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3（5）。

第二种路径主要从社会组织的属性出发，强调社会组织自身的特质是影响社会服务的重要因素。

曹飞廉、陈健民以爱德基金会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个案，发现具有信仰基础的社会服务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满足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③【注】曹飞廉、陈健民：

《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社会服务组织与公民社会——以爱德基金会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个案》，《开放时代》，2010（9）。

关信平认为社会组织的规模对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旦社会组织缺乏规模效应，就会导致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的不足，专业化和分工体系的不健全，进而导致平均服务质量、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的相对低下。

④【注】关信平：

《当前我国增强社会组织活力的制度建构与社会政策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4（3）。

姜海燕运用福利意识形态概念，通过对社会工作服务递送过程中的政府、专家、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这五个主要参与方的价值观体系的分析，论证了福利意识形态对社会工作服务递送体系建构的影响。

⑤【注】姜海燕：

《理解社会工作服务递送过程——福利意识形态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社会发展研究》，2015（3）。

上述研究具有相当的洞察力，既从“内因”（社会组织的自身属性），又从“外因”（政社关系）探讨了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的内在联系。

但是，本文认为，政社关系、组织属性只是影响社会组织递送社会服务的直接原因，“社会组织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以及“社会组织的机构、规模、宗教信仰等组织属性”是最为重要的变量，既有研究并未找到影响社会组织递送社会服务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政社关系以及组织属性的差异化。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社会组织的起源出发，借助社会起源理论探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社会组织影响服务递送呈现差异化的内在机制。

（二）社会起源理论社会起源理论（SocialOriginTheory），就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与现代情景来分析它的源起、最终制度选择或者说是体制模式的一种理论。

⑥【注】耿长娟：

《从“志愿失灵”到“新治理”：

莱斯特·M·萨拉蒙的非营利组织理论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Moore,Jr.）和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staEsping-Andersen）是最早引用社会起源理论进行国家制度选择问题分析的学者。

利用社会起源理论，通过正反对比，巴灵顿·摩尔探讨了英、法、美、中、日、印六国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飞跃的发展道路。

在摩尔看来，各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路径主要三种：

资产阶级革命（BourgeoisRevolution）道路、法西斯主义（ReactionaryCapitalismorFascism）以及发动公民革命（PeasantRevolution）的共产主义道路。

而在三种路径中，摩尔将阶级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他认为在面临农业商业化的挑战时，上层土地贵族和农民的不同反应是决定政治后果的关键因素。

⑦【注】Moore,B.,Jr.“Soci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

LordandPeasantin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Boston,Massachusetts：

BeaconPress,1966,P17.按照摩尔的逻辑，民主与公民社会最有可能是三种原因导致：

乡绅贵族掌握的绝对王权、挑战乡绅贵族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土地问题解决后释放的农民。

①【注】Moore,B.,Jr.“Soci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

LordandPeasantin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Boston,Massachusetts：

BeaconPress,1966,P413～432.与巴灵顿·摩尔一样，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也采取了社会起源理论来解释福利国家的类型划分。

针对传统福利国家分类方法的缺陷，艾斯平—安德森从社会权利的起点出发，把福利国家理解为一种支持社会公民权的概念，并认为带有非商品化性质的社会权利、社会分层及国家、市场、家庭在福利制度中的角色应作为确定福利国家性质的三个根本性原则。

②【注】武洁：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公共管理评论》，2006

（1）。

他以社会权利和社会分层化为标准，构建了福利国家体制的三种类型:

自由主义（liberal）福利国家体制、保守主义（Conservative）福利国家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tic）福利国家体制，使福利国家的研究“社会学化”，在现实层面为各种福利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分析的坐标。

③【注】Gosta,Esping.Andersen.“TheThreeWorldsofWelfareCapitalism”.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可以说，巴灵顿·摩尔和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开创了社会起源理论的研究范式，为国家制度选择、福利体制构建路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思路。

不过，两位学者关注点都是当代国家发展的体制模式，而没有把社会起源理论同公民社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研究结合在一起。

美国学者萨拉蒙（Salamon）则根据一个社会具体的复杂关系、社会阶层构成与社会体制模式等背景，分析了非营利组织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不同体制模式，解释了各国非营利组织产生发展的原因，并引出了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④【注】耿长娟：

《萨拉蒙对非营利组织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启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4）。

萨拉蒙和安海尔（Anheier）认为应该从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来解释非营利现象的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选择依赖市场、非营利组织，还是国家来提供社会或其他重要服务，主要受制于历史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结构。

⑤【注】⑦Salamon,L.S.andHelmutK.Anheier.“SocialOriginsofCivilSociety:

ExplainingtheNonprofitSectorCross-Nationally”.Voluntas:

InternationalJournalofVoluntaryandNonprofitOrganizations,1998,9（3）：

213-248.此外，萨拉蒙指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下，依据国家社会福利支出与非营利组织的规模，非营利组织的体制模式可以划分为国家主义（Statist）、自由主义（Liberal）、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tic）、社团主义（Corporatist），在不同的体制模式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非营利组织扮演的角色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如在自由主义模式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是一种替代关系，而在社团主义模式中是一种伙伴关系。

⑥【注】耿长娟：

《从“志愿失灵”到“新治理”：

莱斯特·M·萨拉蒙的非营利组织理论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

“社会起源理论不仅有利于理解不同非营利组织规模差异，而且有利于解释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它们显著的关系差异，同时还有利于解释已经发现的非营利组织不同的融资模式”。

⑦【注】管兵：

《竞争性与反向嵌入性：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公共管理学报》，2015，12（3）。

目前在国内学界，运用社会起源理论研究社会组织发展及其作用的文献还不多见。

可以作为本文借鉴的主要有管兵（2015）与廖慧卿、岳经纶（2015）。

管兵根据社会组织的法人身份、人员组成、资金来源等维度，将社会组织进行类型化，进而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剖析，来探讨国家—社会关系的趋向。

⑧廖慧卿、岳经纶则基于街道体制的背景，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规制、融资和递送三个维度考察广州市街道家庭综合服务模式，并重点考察了递送维度，将广州市家综的服务供给模式划分为“独立型的递送模式”、“混合型的递送模式”以及“内生型的递送模式”等三种。

①【注】廖慧卿、岳经纶的《合作、控制与共生：

街道体制下的社会服务递送》，岳经纶、朱亚鹏主编：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8卷），上海：

格致出版社，2015。

上述的两个已有的研究成果均对中国社会组织当前所处的制度语境进行了描述和阐释，但他们都主要关注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下，国家的制度安排对社会组织发展和运作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社会因素以及社会组织的内生因素。

因此，本文试图基于社会起源理论的视角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提供一个更为全面、具体的社会背景，呈现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探讨社会背景与社会组织发展和运作之间的因果机制。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在管兵《城市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发育》中这样写道，社会组织的社会起源主要表现为组织的法人身份、人员组成、资金来源等方面；而在廖慧卿、岳经纶《合作、控制与共生：

街道体制下的社会服务递送》（2015）中认为，社会起源更多地体现在组织的领导者来源上。

不过，他们都没有直接使用“社会起源”概念。

借助萨拉蒙的“社会起源理论”，本研究假设，在社会服务购买中，承接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的来源影响着社会服务的递送。

这些社会组织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街道的社会组织、高校的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的社会组织。

我们以社会组织的来源为自变量，社会服务的递送效果为因变量，而服务递送效果的衡量则主要基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数据。

无论是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出发，还是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出发，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事关组织生存发展。

徐家良认为，可以从组织的产生与演变、组织结构、组织规章制度、组织资源动员、组织项目管理、组织发展战略六个维度来评定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②【注】③徐家良：

《社会组织的结构、体制与能力研究》，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6页。

由于家综拥有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因而负责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主要影响家综的资源动员、发展战略以及项目管理。

在本文中，家综的领导者来源是自变量，家综服务递送效果是因变量，家综的资源动员、战略定位以及项目管理是中间的解释变量。

资源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进行服务递送的物质基础。

一般而言，社会组织必须具备三种资源，财力资源、物资资源、人力资源。

③财力资源主要包括服务递送过程中家综运营所需要的资金；物资资源主要包括办公场所、办公设备以及开展服务项目的设施物资；人力资源既包括社会组织的专业社工人数以及其所拥有的技能、能力、知识及潜力和协作力，又包括督导队伍、义工志愿者队伍。

社会组织的发展战略是对组织长远发展的规划，通过对战略的部署可以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从而促进组织在工作中从大处着眼，从小处落实。

④【注】同上，第16页。

由于社会组织分别起源于街道、高校、企业，导致家综在服务递送中的战略各有侧重，按照服务介入的方式，可以划分为重视宏观战略、重视中观战略以及重视微观战略。

重视微观战略主要指家综在服务递送中侧重微观服务供给，行动手法与个案技术熟练，重视合同契约规定的个案服务、小组工作等指标，强调定额定量完成；重视中观战略主要指家综在开展微观服务的同时，关注社区发展以及邻里关系。

服务开展中，家综善于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整合社区资源，强调邻里和睦、社区幸福感；重视宏观战略主要指家综在微观服务开展和宏观社区发展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行业发展。

有些社会组织以项目为单位开展活动，因此项目管理能力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组织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

①【注】徐家良：

《社会组织的结构、体制与能力研究》，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15页。

街道、居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以及个人等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社区治理依托与它们之间的各种网络体系，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

②【注】夏建中：

《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

（2）。

因此，对于家综而言，项目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服务项目管理中家综与街道、社会组织、居委会、居民等主体之间的联系上。

承接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来源不同，影响着服务递送衍生平台（家综）与服务递送购买者（街道）、服务递送组织者（社会组织）、服务递送合作者（居委会）和服务递送对象（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见图2）。

图2服务递送中利益主体互动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搭建一个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来源的差异化影响社会服务递送的分析框架，展现分别来源于高校、街道、企业的社会组织在承接运营家综中的资源动员、战略定位、项目管理的差异化，从而解释家综服务递送效果呈现差异化的内在原因。

（图4）。

（二）研究方法本文采取的是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③【注】本研究初次走访调研了30家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选取了3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个案，分别是来源企业的社会组织承接运营A街家综、来源街道的社会组织承接运营B街家综以及来源高校的社会组织承接运营C街家综（详情见表1）。

个案选取考虑的因素主要有四点。

第一，承接家综的社会组织来源呈现多元化，涵盖了街道、企业、高校、宗教、人民团体等，不过来源街道、企业、高校的社会组织承接家综相对发展最早、数量最多、最为典型；图4社会组织领导者来源影响家综服务递送的内在逻辑图第二，家综所处位置区域，本文将广州划分为中心城区、新城区、城乡接合部以及远郊区。

由于位置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情况、财政支持力度等差异性较大，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家综的服务递送效果。

为此，案例选取了家综发展较为成熟的中心城区。

“我们在试点的过程中选取的街道都是有代表性的，20所家综涵盖了中心城区、新城区、城乡接合部以及远郊区。

相对来说，老城区的家综发展的比较有成效一些，居民的参与度也较高些。

”（SGW—001）第三，家综的试点情况。

2010年，广州市政府决定在20个街道进行家综的试点，试点的家综起步早、政策支持力度相对较大、既有基础较为完善。

为了控制试点对递送效果的影响，案例的选择不包括试点家综。

第四，第三方评估机构。

家综社会服务递送效果由第三方进行评估。

当前的评估机构主要有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等七家机构，为了控制评估机构的影响，个案选取的均为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作为评估方。

表1抽样家综个案信息一览表名称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来源所处地区试点情况评估机构A街家综企业背景中心城区否广州社会工作协会B街家综街道北京中心城区否广州社会工作协会C街家综高校背景中心城区否广州社会工作协会笔者在2014年10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在广州市A街、B街、C街家综三地进行了实地走访，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深度访谈了A街、B街、C街家综的主任、部分社工，以及街道行政人员，访谈对象共计9人，单次访谈时间为一小时左右。

此外，笔者并用非参与式观察法调研和记录了A街、B街、C街家综场地、办公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受众情况、服务项目开展情况等。

笔者还于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专门走访了广州市社会工作协委会负责家综的政府官员、负责家综评估的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ZD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GD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以及承接运营C街家综的BD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访谈对象共计5人，单次访谈时间为一小时左右。

资料收集完成后，将访谈材料进行了编码处理（如表2）。

表2访谈对象编码总览表访谈机构访谈机构对应编码A街家综家综主任YX-001街道主任YX-002社会工作者YX-003B街家综家综主任BY-001社会工作者ABY-002社会工作者BBY-003家综主任HP-001社会工作者AHP-002社会工作者BHP-003广州社会工作协会家综处行政人员SGW-001广州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SX-001ZD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ZD-001GD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GD-001BD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BDX-001C街家综四、个案分析

（一）A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A街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属于典型的广州老城区。

A街老年人口超过街区总人口20%，老龄化问题严重。

此外，辖区驻扎了三支军旅部队，且多数为外地志愿兵，繁重的训练任务和单调的军营生活使军士产生了环境不适应、生活压力过大等问题。

2012年4月1日，AYX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出资兴办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的A街家综正式进驻，先后建立“军·展能”、“长者‘金色年华’计划”等项目，使A街的社会压力得到了缓解。

1.资源动员情况A街家综继承了企业管理的灵活性、自主性、高效率，在资源汲取、渠道搭建、资源利用上优势明显，为社会服务递送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服务递送过程中，A街家综的资金来源稳定、多元、充足。

一方面，服务资金主要来源于招投标配套的200万专项资金，另一方面，A街家综在资金困难期能获得来自母体企业的资金支持，财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相对区内其他家综，资金的使用更加灵活，资金流量更大，发展初期资金风险防范能力凸显。

“在资金方面，我们还是挺独立的。

我们平时也会链接一定资源，如联系基金会。

之前我们联系到舜禹基金会，买米和油给社区老人。

此外，我们现在还会进行专项帮助单亲家庭、残疾人之类的资金申请，大概一年一两次。

”（YX-001）A街家综不仅从街道办免费获得办公场地及水电费，而且日常办公用品通过报告等形式可以从社工机构获得。

活动开展过程中，公司往往会免费提供足额的各类软硬件设施，为家综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后盾。

AYX社会服务中心还在其承接运营的三家家综之间搭建了资源、服务共享平台，加强了彼此交流和资源紧急调配。

由于承接A街家综的社会组织来源于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因此在人员配置、发展、管理上拥有成熟的专业经验可以借鉴。

A街家综注重社会工作者的技能培训、专业提升，时常聘请国内外顶尖督导授课，提升机构的服务水平。

此外，A街家综与同行沟通密切，时常围绕家综的服务递送进行经验分享与交流。

“家综发展关键要看如何盘活资源，企业背景的社工机构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它能够自筹资金买巴士，运送残疾人去参加活动，其他背景的机构能比么？

并且企业背景的社工机构的社工能够出国学习，但是其他的就不一定了。

”（SX-001）2.家综战略选择由于企业注重实物开展以及投入—产出效益，A街家综在服务递送中相对重视微观发展战略，往往根据招投标合同契约规定的个案服务、小组工作指标数量，定额定量完成，注重微观的社会服务递送。

A街家综重视个案服务，针对服务对象组织相对应的活动，强调个案的涉及面、代表性。

对于残疾人，组织残障人士参加“梦飞翔”残疾人艺术作品展览活动；对于长者，组织“金秋送暖”义工探访活动，对社区独居、空巢长者进行探访；对于网瘾、毒瘾群体，经街道办转介后负责后续治疗康复；对于环卫工人，组织“温暖过羊年，关爱环卫工”活动，帮助环卫工人实现新年微愿望；对于部队军士，开展“军·展能”项目，搭建军士与居民充分接触、沟通平台，使部队充分融入社区之中。

“这些士兵进入大院后，平时很难出来。

所以我们的活动会结合三个部队的人，组织他们畅游广州，了解周边环境，增加适应感。

同时我们也会把三个部队的人集合起来开展一些篮球比赛等，促进他们的沟通。

在业务方面还会促进他们和上级领导的沟通。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