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递增和地理集中模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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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递增和地理集中模型
第八讲收益递增和地理集中模型
经济学中忽略空间问题主要起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何思考市场结构。
从本质上来讲，对于经济活动在空间的区位，任何讨论都必须偏离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仍然是大部分经济分析的主流。
只要经济学家缺乏分析工具来严谨地思考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地理的研究就会仍然徊徘在主流之外。
的确，随着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严谨，对区位理论的研究就越来越被推到了学术的外围。
并不是所有研究经济地理的学者都理解这些。
尤其是大部分产业区位的文献忽略了市场结构问题，还留恋于几何学——留恋于在一个理想化的地方的市场形状，或者留恋于在给定市场和资源的条件下，最优的设备安置，而不太注意，或根本就不管将市场模型化的问题。
对我来讲，这是本末倒置：
在主要的问题尚未取得进展之前就急于讨论一些次要问题的细节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
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
一个简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
想一想美国的情况：
在这个地域辽阔、土地肥沃的国家，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东西海岸的部分地区，以及五太湖地区；在这些地带内，人口又进一步集中在相对少数几个人口密集的城镇。
我将在下一个讲座中说明，这些城镇分工很细，因此，许多行业的生产在空间上相当集中。
这无疑表明，这种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正是某种收益递增的普遍影响的明证。
这就是问题所在。
收益递增比规模收益不变或收益递减更难模型化。
如果收益递增是完全外在于厂商的，我们还可以仍然使用竞争性的分析工具；但是外部经济被证明不仅难于分析，在实证中也让人难以捉摸。
如果收益递增是内在于厂商的，我们将不得不把不完全竞争模型化。
经济学倾向于沿着一条尽量不抵制数学的方向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喜欢用我们知道如何将其模型化的力量来解释这个世界，而不用我们不知道如何将其模型化的力量。
在国际经济学中，这意味着从李嘉图到20世纪80年代，在解释贸易时，几乎只强调比较优势，而不强调收益递增。
关键是，使用一些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和竞争的模型——这些是经济学家驾轻就熟的工具——就可以将比较优势模型化。
对国际贸易中不能被以那种方式模型化的方面，经济学家们就将它们抛在脑后了。
不幸的是，收益递增在经济地理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知道如何处理的方面的冲动（可以理解）导致了对整个经济地理回避不谈。
尤其是40年代以后，人们预期经济讨论会越来越严谨，经济地理于是消声匿迹了。
但是时过境迁。
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竞争的模型。
虽然这些模型中没有一个完全令人信服，但它们使经济学家有可能写出在收益递增条件下条理清晰、严谨、通常也很精致的模型。
因此，收益递增不再是被回避，或不顾一切地被假设掉的东西。
这次理论革命提供了一次解放思想的机会，它又传播到了其他一系列领域。
在国际经济学领域，过去的10年事实上是完全重新思考的10年，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
大部分贸易代表的是基于收益递增的任意的分工，而不是为了利用资源和生产率等方面的外生的差异。
最近，增长理论家重新引入了一个观点：
持续的增长可能来源于收益递增。
以前的一些概念，如“大推进”等又重新获得了学者们的尊重。
近来，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在商业周期中，收益递增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相信，用这些新工具来复兴经济地理，将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现在，将收益递增模型化的要求再也不能使得一个领域让人望而却步。
相反，至少从目前来看，收益递增事实上正风行一时。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承认空间确实很重要，应该努力将地理带回经济分析。
我有三个特别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开始研究经济地理很重要。
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当然，对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讲，生产的区位是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比许多占用了大量经济学家的时间的问题更重要。
（我知道一些这样的经济学家，但我不会告诉你他们是谁；我还得和这些人在以后的30年内一起共事呢。
）
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我们只要看一下欧洲1992年的情况就行了：
随着欧洲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流动，用标准的国际贸易的范式来谈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相反，这些问题将成为区域经济学的问题，如果到那时，我们可以发展一门有趣的区域经济学，将会很有帮助。
然而，在我看来，重新研究经济地理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
过去十年里。
“新”贸易理论、增长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经济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与1980年以前的大部分理论相差很大。
普遍的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无所不在的多重均衡；历史、偶然事件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或许纯粹是自我完成的预言：
这些思想现在变得越来越流行。
然而，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得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实际上的运行方式。
至少，我确信在国际分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任意的、偶然的因素造成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由于资料有限，很难做出定论性的检验。
保罗·罗默确信，收益递增在解释持续的增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就连我也持怀疑态度。
罗伯特·霍尔认为收益递增在商业周期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城市和经济高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一个是空间上的，一个是时间上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看法，例如，我就觉得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但很有趣!
）。
但是，当我们研究国家内生产的区位时，则有许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尼古拉斯·卡尔多的“均衡经济学的不相关性”的论点。
在许多层次上，从最小的层次到最大的层次——从大部分美国的管乐器生产集中在印地安纳州的埃尔克哈特小镇到1／3的美国人口仍然生活在最初的13个殖民地——历史和偶然事件都对生产的区位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这种明显地对历史的依赖是目前最有力的证据：
我们生活的世界更接近于卡尔多所谓的由累积过程驱动的动态世界，而与标准的规模收益不变的模型相去甚远。
在这个讲座中，我将第一次说明经济地理本身作为一个领域的重要性，以及它作为观察我们处身其中的经济的一种方法的重要性。
特别地，我想说明两件事：
收益递增事实上对经济有普遍的影响；这些收益递增使历史在决定实际经济的地理特征时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已经说明了收益递增在许多层次上影响了经济地理。
在最低的层次上，一些特定行业的区位——汽车在底特律，芯片在硅谷——很明显通常反映的是被“锁定”的转瞬即逝的优势。
在中等层次上，城市本身的存在就明显是一种收益递增现象。
在最高的层次上，整个地区的不均衡发展（在美国可能比在欧洲国家更均衡）可以是由累积过程驱动的，这些过程又是根植于收益递增的。
在这个讲座系列中，我将不讨论城市化的问题。
比起其他我将要考虑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多（城市经济学比经济地理学更为人们所接受），和其他问题相比，它与国际贸易（这仍然是我最终的兴趣所在）的联系也较少。
因此，我将集中讨论最低层次和最高层次的收益递增：
特定行业的地方化和主要地区的发展差异。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看高层次上收益递增对经济地理的影响，下一次讲座将讨论低层次的收益递增对经济地理的影响。
为了引入区域发展差异这个主题，我们先来看看经济地理，提供一个非常清晰的经济地理的力量发挥作用的例子。
然后我提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美国“制造带”的例子：
美国的“制造带”是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地带，从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部分制造业就集中在这个地带。
这里的模型只是个梗概，在这个模型中，需求、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地区差异的一个累积过程。
1．2美国制造带的例子
本世纪初，地理学家注意到美国大部分制造业集中在东北部相对较小的地方，以及中西部的东面——大致来讲，在格林湾一圣路易斯一巴尔的摩一波特兰所组成的一个近似平行四边形的区域内（见图1.1）。
这个“制造带”在19世纪的下半叶成形，后来一直久盛不衰。
据珀洛夫（Perloff,1960）等人的估计，到1957年，制造带仍然包括美国制造业就业的64％——只比本世纪初的74％略有下降。
即使上面这个数字也还是低估了制造业在这个区域的支配地位，因为在制造带鼎盛时期，制造带之外的大部分制造业要么只加工原材料，要么生产的产品只供应当地非常小的市场。
也就是说，除了定位必须与消费者非常接近，或者必须与生产中使用的自然资源十分接近的制造业外，制造带事实上囊括了所有“可以自由流动”的制造业。
为什么制造带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居于这种支配地位呢?
这很明显不是由于自然资源方面持续的优势：
即使农业和矿产生产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西部，制造带仍然欣欣向荣。
1870年，东北部、中区东北部（新崛起的制造带就位于这些地区内）占美国“资源采掘业”（农业、采矿、森林、渔业）就业的44％。
到191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27％；然而，这些地区制造业就业仍然占70％。
尽管制造业就业的份额低估了制造业的支配地位，但资源采掘业的就业比例却高估了它的资源基础。
原因是制造带内或与其毗邻的农业与制造带外面的农业差别很大：
它主要包括机械耕种，制酪业，这倒不是因为土地不适合，而是因为它与城市中心接近。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制造带，东北部和大湖地区农业就业会更少。
H．H．麦克卡提（McCarty）是一位制造带鼎盛时期的作家，他粗略地总结了地区之间的差异：
“在制造带外面，城市的存在是为农场服务的；在制造带里面，农场的存在是为城市服务的”。
至于矿产资源，制造带原来从附近的煤矿和油井那里获取一些重要的原材料。
但到20世纪中叶，制造业所用的大部分原料是从别的地区运来的。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美国制造业落户在这个相对很小的地带呢?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大致说来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制造商在制造带内落户是因为有接近其他制造商的优势。
制造商聚在一起的明显的激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美国大部分初级产品生产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区以后，制造带仍然久盛不衰。
制造带一旦被建立起来以后，对任何一个生产考来讲，搬出这个制造带就不是它的利益所在了。
你或许会问，这种地理上的集中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个问题涉及历史细节，我将在下面讨论。
然而，首先让我们问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是什么力量导致制造商愿意聚集在一起呢?
我会写一个简单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地理集中来源于需求的外部性。
这当然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但是对于所需要的那种解释，这个模型很有启发意义。
1.3一个地理集中的模型
我在这里将要讲述的地理集中的基本故事依赖于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
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每个制造商就都想在一个地方生产，为整个国家的市场提供产品。
为了最小化运输成本，他会选择当地需求大的地方。
但当地需求大的地方也正是大多数制造商选择的地方；因此，有一种循环关系，使得一个制造带一旦被建立起来以后，就一直存在下去。
设想一个国家，生产只可能位于两个地区：
东部和西部，生产两种产品。
生产农产品使用一种地区特有的要素（土地），因此，农业人口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外生地划分；目前我们假设两个地区各有一半人口。
制造品（有许多对称的种类）可以在其中的一个地区生产，也可以在两个地区都生产。
如果某种制造品只在一个地区生产，为其他市场服务就有运输成本。
另一方面，如果两个地区都生产该产品，又会有额外的固定开办费用。
在每个地区，在制造业就业的劳动力与该地区制造品的产量成比例。
最后，假设每个地区对每种制造品的需求与该地区的人口严格成比例。
下面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的例子来说明基本的思想。
假设一个国家60％的劳动力是农民，东部和西部各有一半。
另外再假设对一种典型的制造品，总需求是10单位。
因此，如果所有的制造业都集中在一个地区，那么该地区需求是7单位（当地农民需求3单位，制造业的工人需求4单位），另一个地方需求3单位；如果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平均划分，那么，每个地区当地有5单位的需求。
为了说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需要设定固定成本和运输成本；假设开办一个工厂的固定成本是4，单位运输成本是1。
那么，情形如表1．1所示。
该表所示的是一个典型厂商的成本情况，根据所有其他厂商的定位策略，它有三种定位策略。
因此，假设所有其他的制造业都集中在东部。
那么，该厂商在东部当地就会有7单位的需求。
在西部只有3单位的需求。
如果它在东部开办工厂生产，而向全国的市场出售产品，它将会负担4单位的固定成本，3单位的运输成本。
很明显，这样做的成本小于在西部生产向全国出售产品的做法，后一种做法厂商需要负担相同的固定成本，加7单位的运输成本；这样做的成本也小于在两个地方各建一个工厂，向当地市场出售产品，后一种做法虽然节省了运输成本，但却要负担两个固定成本，共计8。
在这种情况下，该厂商会选择在东部生产，向全国出售产品。
因此，如果每一个厂商都在东部生产，那么，制造业生产就全部集中在东部——这正是我们假设的。
因此，生产集中在东部就是一个均衡。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均衡。
正如表中其他部分所示的那样，如果制造业集中在西部，每一个厂商同样也想把生产集中在西部。
如果东部和西部都生产，每一个厂商也会想同时在东部和西部生产。
因此，在本例中，事实上生产的三种分布——所有厂商都在东部，所有的厂商都在西部，以及50一50划分——都是均衡。
表1．1一个制造业定位的故事
制造业就业的分布
成本
典型厂商的成本，
如果生产是位于：
只在东部
东部
两地
西部
固定成本
4
8
4
运输成本
3
0
7
总成本
7
8
11
50—50划分
固定成本
4
8
4
运输成本
5
0
5
总成本
9
8
9
只在西部
固定成本
4
8
4
运输成本
7
0
3
总成本
11
8
7
我们也可以从图中（图1．2）看出多重均衡的可能性。
在图中，水平轴衡量的是西部制造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垂直轴衡量的是西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MM线表示制造业分布对人口分布的依赖关系；PP线表示的则相反，它是制造业分布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让我们从PP线开始。
这条线代表的是制造业劳动力就业与总人口的关系。
用
来表示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用
来表示西部制造业劳动力在制造业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用
来表示西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因为有一半的农民居住在西部，所以西部的人口比例至少是
=（1—
）／2。
西部的制造业越多，这个比例越大：
这是一条向上倾斜的线，但比45度的线更平坦一些。
下面来看看MM。
假设西部人口份额很小。
那么，厂商就不值得承担在西部建厂的固定成本；在东部建厂，向市场提供服务比较便宜。
相反，如果西部人口所占的份额很大，就不值得在东部生产制造品。
如果固定成本相对于运输成本不太大，只要人口的分布在两地足够平均，就会使制造商在两地都生产,并在当地市场销售。
将这些观察结果放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如图1.2所示的那种形状的MM线：
西部人口少的时候不在西部生产（<40%），当西部人口处于一个中间水平时，产出与人口成比例，如果西部人口足够多（>60%），就不在东部生产。
用X来表示一个典型制造厂商的销售量，F表示开办一个工厂的固定成本，t表示将一单位制造品从东部运到西部或从西部运到东部的运输成本。
那么，只要
，（
表示从东部到西部的运输成本）,或者说，
在东部建厂生产并向西部的市场提供服务就比在西部开办一个工厂更便宜；如果
，（（
）表示从西部到东部的运输成本），或者说，
在西部建厂生产并向东部的市场提供服务就比较便宜；如果上面两个条件都不成立，即
，或者说，
，那么在每个地区各开办一个工厂就较为便宜。
以上所讨论的情形适合于固定成本相对于运输成本不太高的情况，或者说适合于
的情形，对此我们就有以下结论：
如果固定成本相对于运输成本非常高，即
，那么，即使人口在这两个地区平均分布，在一个工厂生产，向两个市场提供服务总是比较便宜的。
在这种情况下，MM线是一条水平线，制造业在两个地区平均分布的均衡就不可能存在了。
假设制造业的生产逐渐向均衡水平调整。
那么，其动态调整过程如图1．2中的箭头所示。
有三种稳定的均衡：
制造业可能集中在一个地区，在1或3，或者可能在两个地区之间平均划分，即在2。
最终会出现哪一个均衡取决于从哪里开始：
历史很重要。
当然，不一定会出现多重均衡。
如果发生生产集中的情况，它取决于一种需求的外部性。
制造商想定位在市场最大的地方；而市场最大的地方又正是制造商选择定位的地方。
然而，这种循环关系并不一定总是足够强大，能胜过分散的农业部门。
情形可能看上去象图1．3：
有一个唯一的、稳定的均衡，即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平均划分。
我们可以很容易导出制造业集中在一个地方的必要条件。
如果所有的制造业都在东部，西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1—
）／2。
因此，一个典型的制造商在东部生产并向西部市场提供服务的运输成本是
。
在西部开办一个工厂的成本是F。
因此，生产的集中一旦在东部建立起来就会持续下去，只要
成立。
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历史就不起作用：
制造业的地理分布就会与农业的一样。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历史是否起关键作用取决于三个系数：
F较大，即规模经济足够强大；t较小，即运输成本足够低；以及
较大，即不受自然资源限制、“可自由流动”的产品所占份额足够大。
我们现在可以讲述一个典型的制造带兴起的故事。
在美国建国之初，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制造业几乎没有规模经济，运输成本非常高，因此不会发生明显的地理集中。
随着美国开始产业转换，制造业在北部农业人口众多的地方发展起来，南部则由于一些独有的糟糕的制度不适于制造业的发展。
然而，在19世纪后半叶，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增加，运输成本下降，在非农产业就业的人口增加。
结果导致了制造带最初的优势被锁定。
尽管在制造带的西部开发了新的土地和新的资源，奴隶制也结束了，但在以后的3／4个世纪里，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地区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使这个制造业中心事实上并末受到影响。
当然，这个故事在许多方面过分简化。
一方面，它可能低估了一些寻常的因素在制造带兴起中的作用——在美国和欧洲，重工业的区位和煤矿的采掘地之间有一种令人可疑的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对制造带内的当地专业化的来源——为什么底特律成为汽车中心，纽约成为服装中心，大急流市成为家具中心等等，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说明。
但这个故事确实抓住了事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还包括一些要素，如单个厂商水平上的收益递增，源于厂商决策的相互影响而导致的外部经济，如果将这个故事进一步深化，这些因素会再度出现。
然而，在改变主题以前，关于制造带的兴起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这就是运输成本本身内生性的作用。
一、运输网络和地区差异
即使粗略地读一下美国的经济史，我们也很容易就会发现，制造带的部分优势来源于连接该地区各城市密集的铁路网络。
密集的网络本身就是该地区制造业居于支配地位的产物。
这种运输网络效应值得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设想一个国家有三个地区（而不是两个）——中部，西部和南部，任何两个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是一样的，那么，制造企业应该定位在什么地方呢?
与我们前面的讨论类似，如果其中一个地区的当地市场比其他两个地区的更大，如果固定成本相对运输成本足够大，人口较多的地区将会吸引制造品的生产集中在该地区。
现在设想一个国家有四个地区：
东部，中西部，西部和南部。
但现在假设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运输成本大大低于其他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
那么，用经济术语来说，东部和中西部事实上就成为了一个地区。
即使这两个地区单个的市场都不够大，但将制造业定位在东一中西部地方比南部或西部更有吸引力，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工厂能更容易地进人合并后的市场。
但为什么到一个地方的运输成本比到其他地方更低?
最自然的回答是运输本身有规模经济。
一条铁路或一条公路代表一个不可分的投资，能否空运产品，以及能否使用大型、高效飞机都取决于需求量的大小。
假设制造品的生产，以及需求和供给都集中在东部和中西部。
那么，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运输量就会大大高于其他线路上的运输量。
这意味着运输成本较低，这又反过来强化了东部和中西部作为生产地区的优势。
原则上，我们可以将这种运输网络效应看作是工业地理集中的一个独立的来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没有当地市场规模效应（这种效应是我们上面基本模型中的驱动力量）的模型。
当然，在实践中，这两种效应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美国制造带不仅人口密集，而且比美国其他地方的运输网络也更发达，因此制造商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市场。
二、进一步的思考
美国制造带的例子本身就十分有趣。
在美国经济史上，制造带的兴起和久盛不衰是一个重要、但却被忽略的方面。
然而，比它现在的显赫更重要的是制造业区位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有关我国经济总体的性质。
它告诉我们：
收益递增和累积过程无所不在，通常使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制造带的故事追溯到了19世纪中叶，这非常有趣。
现在，经常有人认为（如布雷恩·亚瑟（BrainArthur）），因为在最近几十年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外部经济和累积过程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美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早在信息时代来临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因此，传统的收益不变的模型没有很好地描述我们现在的经济，不能简单地说这样不对。
传统的收益不变的模型从来就没有很好地描述我们的经济。
1．4变化的过程
需求的区位决定了生产的区位，生产的区位又决定了需求的区位，这种循环关系也可能是股非常保守的力量，它会将任何业已形成的中心一外围模式锁定。
在美国制造带的例子中，与那种生产的地理结构并存的有工业化、工厂生产和修造铁路，但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个地理结构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确实，对于这次讲座中所描述的模型，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关于经济变迁过程的描述。
这里我想描述两个从上面的中心一外围模型中引申出来的想法。
首先，虽然生产的地理结构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变化，但当它发生变化的时候，可能非常迅速。
事实上，潜在条件的逐渐变化有时可能导致爆炸性的，或者更难确地说，灾难性的变化。
其次，当变化发生的时候，不仅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强烈影响，也会受到顶期——预期可能是自我完成的——的影响。
一、突变的逻辑
为了研究生产的地理有时是如何突然发生变化的，假设农业劳动力不是平均地分布在两个地区，而是不均匀地分布在两个地区，刚开始的时候西部人口较少。
假设情形如图1．4所示。
PP线表示最初制造业就业与总人口的关系。
尽管在点2可能存在一个均衡——在该点，西部将会生产制造品——但是我们假设，由于东部有优势，因此，我们现在位于点1，此时西部不生产制造品。
现在我们假设，农业劳动力从东向西逐渐重新分配。
这将使PP线向上移动到
。
很明显，在某一点，东部会丧失制造业优势。
当西部的人口达到一个临界值，制造商就值得在西部生产了；随着西部制造业生产的增加，人口进一步增加，这刺激制造业生产进一步增加。
因此，农业基础的一个微小增加．可能会导致一个进口替代和增长的累积过程。
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如点
。
西部制造业就业在总制造业就业中的份额这种情形并非完全是虚构的。
保罗·罗德（PaulRhode，1983）曾指出，19世纪末，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基础还主要依靠资源，制造业很不发达，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市场非常小，不足以支持大工业。
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了石油，这使加利福尼亚人口增长到了一个临界点，开始了一次爆炸性的增长过程（尤其是导致洛杉矶脱颖而出，迅速成为制造业中心）。
关键是，前面的模型不仅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很重要，它还告诉我们当变化发生的时候，通常很突然。
我们可能还注意到，很难预测哪个地区将成为幸运的地区：
在图1．4所示的假设的历史中，你会发现西部的增长无缘无故就突然加速。
二、历史和预期
我已经描述了突变的逻辑，让我们向这个逻辑提出一个问题——一些有现代宏观经济学背景，强调理性预期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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