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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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
吴承学：
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种特殊的形式，近年来这种形式已备受研究者的重视。
然他们的眼光多集中于明清的小说评点，对于评点形式的源流尚缺乏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
鉴于此，本文重点讨论评点方式的形成和早期诗文评点的主要著作，以期对研究文学评点历史的工作起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由于文献之不足，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评点产生的时代。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凡例》说：
“古人文无圈点，方望溪先生以为有之则筋节处易于省览。
按唐人刘守愚《文冢铭》云‘有朱墨围者’，疑即圈点之滥觞。
”他怀疑圈点滥觞于唐代，其实，作为一种方式，其萌芽应是很早就产生的。
文学评点形式是在多种学术因素的作用之下形成的。
这主要有古代的经学、训诂句读之学、诗文选本注本、诗话等形式的综合影响。
古代经学有注、疏、解、笺、章句、章指等等方式。
如章句，汉代常用分章析句的方式，对经书的意义文句文字进行辨析。
如《毛诗注疏》在每篇诗之后，都有分多少章，每章几句的说明。
又如章指，即对经书章节主旨的阐说。
汉赵歧注《孟子》最早采用此方式，于各章之末，每每概括其大旨。
西汉以后，有经学家把传注附于经文下。
最初，传注附录于整部经文后，两者不相掺合。
后来传注分别被附在各篇、章之后，经传合而为一。
以后，又句句相附，传注一律放在相应的各句之后，如郑玄的《毛诗笺》、《礼记注》。
这种附注于经的阐释方式，的确便于读者的阅读理解。
经注相连，为了避免相混，经用大字，注用小字，并把注文改为双行，夹注于经下。
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至于评点的符号，则是在古代读书句读标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句读与评点当然分属语法与鉴赏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两者关系相当密切，当句读方式由语法意义扩大至鉴赏意义时，文学性质的圈点也就产生了。
事实上，古人的评点标志往往是兼具语法意义和鉴赏意义的。
古人很重视句读功夫，并使用一些特殊的标志来作为阅读的符号。
（许慎《说文》五篇上“、”部：
“‘、’，有所绝止，而识之也。
”据黄侃说，“、”是表示句读的符号。
（见《文心雕龙札记》）又如《说文》十二篇下段玉裁注：
“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
褚先生补《滑稽传》：
‘东方朔上书，凡用三千奏牍。
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二月乃尽。
’此非‘甲乙’字，乃正钩字也”。
“钩勒”也就是读书的标志。
段玉裁认为“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
”唐代天台沙门湛然第一个在理论上解释了“句读”，他在《法华文句记》里说：
“凡经文语绝之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
”他对于句、读二者清晰的区别，正说明了句读标志在唐代人阅读活动中的普遍使用。
我国大量出土的历代文献，也给我们研究古代句读标志提供了可靠和有说服力的材料。
如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战国楚墓中的竹简、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竹简、甘肃武威发现的汉简《仪礼》……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汉代时期我国书面语言的真实记录。
从这些原始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周、秦、汉时期，一些章句、句读的标点符号已经出现。
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在5世纪敦煌写本中已经出现多种用途的标点符号。
据一些学者研究，在敦煌遗书的西凉到北宋写本中使用较多的就有17种标点符号。
这十七种是：
句号、顿号、重文号、省代号、倒乙号、废读号、删除号、敬空号、篇名号、章节号、层次号、标题号、界隔号、绝止号、勘验号、勾销号、图解号。
其中有些标点符号，已经带有意义分析的内涵。
这些符号可以说是后来圈点的雏形了。
如层次号即标示文中不同层次的符号，最早见于中唐写本，所用的符形也有多种式样，以区分不同层次和各层次间的子母关系。
其标画位置，在每一层次之首。
例如伯2147《瑜珈师地论释决择分、分门记卷第三》一文，就用了四种符号表示四个层次及各层次的子母关系。
又如佛经疏解文书的图解号，起提纲挈领，综合分析的作用，符形为翔燕形，使用时可递系套连多重。
通过此号分解处理，可以明确把握各段主旨大意及其在总体结构中的关系位置。
①这个标志其实与圈点的性质已是很相近了，和宋人分析文章的篇章段落的标志可谓异曲而同工。
宋代是一个文化高涨的时代。
公元八到九世纪，雕板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改变了自汉以来手写书籍的状况，加快了图书的流通和知识的普及，此宋是我国雕板印刷事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
至庆历年间，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刻书范围之广，品类之盛，都超越了前代。
宋刻使写本书向刻本书全面转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宋代的书籍印刷开始使用句读“圈点”符号。
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说：
“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
”可见“加圈点”的方法，在当时校点古书的官署已形成定例。
这种书籍印行中的“圈点”虽与文学选本的圈点不同，但两者之间，应有密切关系。
除句读之外，古人很早就有其它读书的特殊标志，它反映了阅读者对于作品意义特殊的理解，是富有个性的阅读符号。
如三国时代的董遇就以“朱墨别异”的阅读方式而闻名。
②所谓“朱墨别异”就是用红黑二色对经书加以标注，用之阐明经书的意义。
董遇的“朱墨别异”并非一般的句读，而是有深意的特殊标志，所以一般读者并不理解，董遇也并不轻易教人。
《三国志》卷十三注引《魏略》：
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
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
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先读百遍”。
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从学者云：
“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由是诸生少从遇学，无传其朱墨者。
可见董遇的“朱墨法”，是在“读书百遍”的基础上，对于经书意义独到见解的抽象概括，有其特殊的义例。
以朱墨两色作区别，取其醒目便览。
董遇“朱墨别异”的阅读方法，就是后人“五色圈点”滥觞。
《三国志》卷十三注在上引的材料之下，又引《魏略》说当时太学生无心向学，大多空疏，“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
”我怀疑这里所谓的“墨法点注”，恐怕也是与董遇的“朱墨别异”相似，是一种具体的读书标注，可以看出读者对于文本的理解，所以，太学以之作为考试的一种方式。
当然，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方式，评点到了宋代才真正形成。
它之所以兴盛于宋，除了宋代文学批评发达的原因外，与宋人读书认真的风气有关。
宋人读书，讲究虚心涵泳，熟读精思，喜欢独立思考，倡自得悟入之说。
所以读书有心得处，多有题跋或笔记，一旦把这种心得批在所读的作品中，这就是评点了。
黄庭坚《大雅堂记》说他读杜诗“欣然会意处，辄欲笺以数语。
”理学大师朱熹曾说到自己的读书方法：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
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这已经是五色圈点读书法了，可惜朱熹没有详谈具体的抹法标志。
朱熹的标注读书法对于其门人乃至对南宋文学评点方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朱熹的门人黄干（字勉斋），也有一套标注的方式。
其标注的文献已不可见，但在后人的一些文献中却可以考见大概。
元人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就引了“勉斋批点四书例”。
黄干的标注方式是对于朱熹读书标志法的发展，而他的标注方式又被他的学生何基继承下来。
《宋史》438卷《何基传》说何基：
“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
”这里的“标点”，并不是一般的标点符号，而是“圈点”。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说何基“凡所读书，朱墨标点。
”何基的学生王柏（字鲁斋）也有标注。
据元代人吴寿民在《书集传纂注》的识中，提到元人标注五经，就多借鉴“王鲁斋先生凡例”，其凡例与黄干的标注符号大致相同。
这几位儒家学者的圈点之法，与朱熹的读书方式是一脉相传的。
由于宋代理学学派之盛，我们研究宋代的文学评点不得不考虑到理学家读书方式的影响。
宋代书籍的大普及也为读书人提供了更多评点的文献和材料。
在南宋，读书圈点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绝不限于理学家。
这里举当时一位不甚知名的诗人危稹写的一首少为人知的诗为例。
③此诗题为《借诗话于应祥弟，有不许点抹之约，作诗戏之》，光是诗题就十分有意思，而诗中更是传神地表现了南宋读书人喜欢圈点的习惯：
我有读书癖，每喜以笔界。
抹黄饰句眼，施朱表事派。
此手定权衡，众理析畎浍。
历历粲可观，开卷如画绘。
知君笃友于，因从借诗话。
过手有约言，不许一笔坏。
自语落我耳，便觉意生械。
明朝试静观，议论颇澎湃。
读到会意处，时时欲犯戒。
将举手复止，火侧禁搔疥。
技痒无所施，闷怀时一噫。
只可卷还君，如此读不快。
千驷容可轻，君抱亦不隘。
昨问鸡林人，尚有此编卖。
典衣须一收，吾炙当痛嘬。
点抹的目的是为了“定权衡”“析畎浍”，也就是分析和评价。
“抹黄”“施朱”都是从艺术技巧上去标点的，但两种方式又各有侧重。
诗中只提到使用了红、黄二色，我认为，这是诗中的省略，正因为兼用诸色，书上色彩斑斓，所以才说“开卷如画绘”。
这种读书喜欢“以笔界”的“癖好”，正是宋人普遍的习惯，于是，书的主人借书之前，才是“不许点抹之约”。
有意思的是，在诗人看来，读书而不让点抹，简直就像“火侧禁搔疥”一样难受，所以诗人只好把书还给主人，自己宁愿典当衣裳，也要掏钱购一本，痛痛快快地在书上恣意点抹。
这首诗是我研究评点史中所见到的最形象生动的材料。
二
阅读过程的评点活动应是渊源久远的，但那往往只是个人的阅读行为；而在书籍印行中，把选集和评点这两种文学批评的方式结合起来，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抟播和文化普及的行为。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南宋几种较有影响的评点著作。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人们认为最早合选本与评点方式为一的书是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
《古文关键》是一古文选本，书中选了唐宋古文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余篇，此书之所以称为“关键”，就在于它各标举诸家古文的命意布局之处，并在卷首冠以总论看文作文之法，示学者以门径。
此书总二卷，据《四库全书总目》说：
“考《宋史·艺文志》载是书作二十卷。
今卷首所载看诸家文法、凡王安石、苏辙、李廌、秦观、晁补之诸人俱在论列，而其文无一篇录入，似此本非其全书。
然《书录解题》所载亦只二卷。
与今本卷数相合，所称韩柳欧苏诸家亦与今本家数相合，知全书实止于此。
宋志荒谬，误增一‘十’字也。
”《古文关键》有两种版本，其中一种刻本，旁有圈点钩抹之处。
这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说的“标抹注释，以教初学”相合。
在文学批评史上，吕祖谦《文章关键》最突出的成就在于运用了文学选本的评点方式。
吕祖谦在一些文章的夹行之中，旁注小批，又于文中关键的字句旁边，进行标抹，以引起读者的重视，他还在书中详细批点了文章的命意、布局、用笔、句法、字法等等，示学者以门径，所以谓之“关键”。
《古文关键》卷首有题为《看古文要法》，分“总论看文字法”、“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论作文法”和“论文字病”八节，对古文的欣赏和写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法则。
如其“总论看文字法”：
第一看大概主张。
第二看文势规模。
第三看纲目关键：
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
第四看警策句法：
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
在“论看文字法”之后，紧接着是“论作文法”。
“看文”是手段，“作文”才是目的。
在此之前，文集、选本首要功用是鉴赏，是文人提高艺术修养的必要手段，故往往只注释字句，标明典故，疏通文意，从来不详论文章的作法。
而《古文关键》则实用性很强，使读者通过“四看”，既领会名著的精华，也学习了实际的写作技巧；指导写作，成为最直接的目的。
这可以说是一种创举，也是文学批评向实用目的、功利目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古文关键》是吕祖谦教授初学者的古文选本，但影响很大。
此书只选唐宋古文大家七人，其实已经初具明人所谓的“唐宋八大家”的雏形了，他所选的作家可说是唐宋古文创作的代表作家。
这实际上是在选本上最早对唐宋古文艺术价值的总结和肯定。
它非但六朝文不取，先秦两汉文也不取，专取唐宋之文。
而在那个时代，书中所选只能算是近、现代的文章。
吕祖廉的《文章关键》，特别垂意于唐宋之文，固然与选本的诵读对象有关，但也反映了他对唐宋古文的价值与特点的独到见解。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似乎已经开了明代唐宋派的先声。
我以为，吕祖谦对于唐宋派至少存在一种潜在的影响。
直接受到《古文关键》影响的文章评点选本是楼昉的《崇文古诀》。
此书本名《迂斋古文标注》，所谓“标注”，就是宋人对评点的一种称呼。
楼昉字旸叔，号迂斋，鄞县人，绍熙四年进士，历官守兴化军，卒追赠直龙阁。
楼昉曾受业于吕祖谦，其书当然也受到乃师的影响。
正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
“其大略如吕祖氏《关键》，而所取自史汉以下，至于宋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学者便之。
”《崇文古诀》在《文章关键》的基础上有所增益，与《文章关键》只选唐宋文章不同，它选录了秦汉至宋代的二百多篇古文，且评语精当。
在当时已颇有影响。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96有《迂斋标注古文序》曰：
“迂斋标注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变万态，不主一体，逐章逐句，原其意脉，发其秘藏，尊先秦而不陋汉唐，尚欧曾而并取伊洛。
可以扫《粹》《选》而与《文鉴》并行矣。
迂斋楼氏名昉，字旸叔，以古文倡莆东，经指授成进士名者甚众，今大漕宝谟匠郑公次时，亦当时升堂室者也。
既刊标注十首卷（首字疑误），贻书余曰，子莆人也，非迂斋昔所下榻设醴者乎，其为我序此书。
”《皕宋楼藏书志》卷114载宋刊本迂斋先生划注《崇古文诀》二十卷，有宝庆丙戌永嘉陈振孙序：
“迂斋楼□，文名于时，士之从其游者，一□□授，皆有师法。
闲尝采集先□□以来迄于今时之文，得一百六十有八篇，为之标注以念学者，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警拔，皆探索而表章之，盖昔人所以为文之法备矣。
”据各家著录，此书的卷数、篇数都有出入，可见其版本甚多。
④从前人的记载看来，此书对当时举子揣摩举业起了一定作用，培养了不少科举人材。
当然从文学选本的角度来看，此书也有其价值，正如《四库提要》说：
“宋人多讲古文，而当时选本存于今者不过三四家。
……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昉此书而已。
而此书篇目较备。
繁简得中，尤有裨于学者。
盖昉受业于吕祖谦，故因其师说，推阐加密，正未可以文皆习见而忽之矣。
”评价颇为公允。
研究宋代的选集评点，还有必要提到真德秀的《文章正宗》。
真德秀学术继承朱熹，是南宋理学的后劲。
《文章正宗》二十卷、续集二十卷的编选代表了他的文学思想。
此书刻于绍定五年（1232）。
如果说，《古文关键》的选录是理学家兼古文家的眼光，《文章正宗》则完全代表了理学家的观念和标准。
其自序批评了《昭明文选》《唐文粹》，并自称云：
“故今之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
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不录。
”全面发挥了理学家重道轻文的观点。
《四库全书总目》说：
“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外，未有尊而用之者。
岂非其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矣。
”这种评价是中肯的。
尽管此书在文学批评史上常被提及，但学术界研究评点之学，往往忽视了此书。
其实，《文章正宗》的批点法还相当重要，甚至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规范作用。
我们现在已经难以看到《文章正宗》的原始面目。
我以为《文章正宗》原来应是有圈点的。
《南雷文定》凡例：
“文章行世，从来有批评而无圈点，自《正宗》《轨范》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编》、鹿门《八家》。
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点出以便读者，非以为优劣也。
”我们还可以在后人的文献中，看到真德秀的批点法的形式。
据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所载，真德秀批点法是，“点”：
句读小点（语绝为句，句心为读）；菁华小点（谓其言之藻丽者，字之新奇者）；字眼圈点（谓以一二字为纲领）。
“抹”：
主意、要语。
“撇”：
转换。
“截”：
节段。
在宋人的评点中，其圈点方式是比较简要的一种。
以上所述三书，在南宋已有较大影响，如南宋末年的《古文集成》一书，在其卷端即刊载了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的《迂斋古文标注》、真德秀《文章正宗》的评点，“一圈一点，无不具载”。
（《四库全书总目》卷187）
谢枋得（1226-1289）是南宋末重要的评点家。
谢枋得除了《文章轨范》之外，还有其它批点的著作。
今考《唐诗品汇》卷首“引用诸书”，中有“广信谢枋得君直《批唐绝句选》”。
然在五言绝句的八卷中却不见引用谢叠山评语，而七言绝句的十卷中，共检得引用叠山评语近五十则，占了《唐诗品汇》所选七言绝句评语的绝大多数。
于此推测谢枋得的《批唐绝句》可能只是评点了唐人的七言绝句。
谢枋得的《文章轨范》是南宋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
它选录了汉晋唐宋之文共六十九篇。
其中韩愈之文占了三十一篇，苏轼次之，十二篇，柳宗元、欧阳修各五篇，苏洵四篇，其余诸葛亮、陶潜、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觏、李格非、辛弃疾各有一篇。
此书共七卷，原本以“王侯将相有种乎”七字分标各卷，后坊刻易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
七卷分为两大部分，前两卷为“放胆文”，后五卷为“小心文”，各有批注圈点。
谢枋得认为：
“凡作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
”此书是为当时举业而作的，故所选的文章，都是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且“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王守仁《重刻文章轨范序》），各卷之间作品的排列，不是根据作家的先后或文体类别，而是从士子学习场屋程文的进度来安排的。
作者的批注颇细致，但其中《岳阳楼记》、《祭田横文》、《上梅直讲书》、《三槐堂铭》、《表忠观碑》、《后赤壁赋》、《阿房宫赋》、《送李愿归盘谷序》七篇，只有圈点而无批注。
《四库总目》认为原因是“盖偶无独见，即不填缀以塞白，犹古人淳实之意。
”而《前出师表》、《归去来辞》，连圈点也没有，似有所寓意。
其门人王渊济跋谓“盖丞相大义、处士清节，乃先生所深致意者也。
”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文章轨范》的编选虽是出于科举的目的，但其批评圈点，大致十分中肯，对于古文之法辨析入微，尤其是对于韩文的分析，更为细致，成为后人一种规范。
元人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之二提到看韩愈全集时，特别强调“谢叠山批点”，说它“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备见”。
后引《批点韩文凡例》，又称“广叠山法”，即在谢枋得标注符号的基础上加以发展。
谢枋得的诗歌评点多是对于诗句本意冷静、客观的阐释，通俗的解说，如说诗者的串讲，平易近人，设身处地地揣度作品的原意，绝无故作高深之处，如评点王昌龄《闺怨》：
见虫鸣螽跃而未见君子则忧，见采薇采蕨而未见君子则忧。
草木之荣华，禽虫之和乐，皆能动人伤悲之心。
此诗谓闺中少妇初不识愁，春日登楼，见杨柳之青青，始知阳和发育，万物皆春，吾与良人徒有功名之望。
今日空闺独处，良人辛苦戎事，曾不如草木群生，各得其乐，于是而悔望此功名。
此亦才人情而言也。
（《唐诗品汇》卷四十七引）又如评点贾岛的《渡桑乾》：
久客思乡，人之常情，旅寓十年，交游欢爱与故乡无异，一旦别去，岂能无情？
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为故乡也。
非东西南此之人不能道此。
（同上，卷52）
这些评点带有某种启蒙性质。
谢枋得的评点虽较为通俗，然亦多自得之言。
如评韦庄《江上别李秀才二首》之一：
“莫向尊前惜沈醉，与君俱是异乡人”句：
“客中送客，最易伤怀，唐人如‘今日劝君须尽醉’，‘劝君更进一杯洒’，皆不若此之妙。
”（同上，卷54）点出中国古代送别诗中“客中送客”这一大类诗的特殊的审美价值，极有眼光。
谢枋得说诗，有时过于注重比兴寄托、微言大义，故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
如评韦应物《滁州西涧》：
“‘幽草’‘黄鹂’，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春潮带雨晚来急’乃季世危难多，如日之已晚，不复光明也。
末句谓宽闲寂寞之滨必不贤人，如孤舟之横渡者，特君不能用耳。
”（同上，卷49）所以王夫之在论兴、观、群、怨时，就批评谢枋得说诗“井画而根掘之，恶足知此！
”（《姜斋诗话》卷一）
三
南宋末年的刘辰翁，堪称批评史上第一位评点巨擘，对于他的文学批评，应有专门的研究，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而论。
在南宋的评点家中，吕祖谦、楼昉、谢枋得等其批评眼光和标准兼有理学家和古文家的双重身份，而刘辰翁则是比较纯粹的作家与批评家，他最早把文人的狂狷之风，岸傲之气抒发至评点之中。
刘辰翁著作等身，其诗文曾结集一百卷，但在明代就已经失传。
清人据《永乐大典》辑得《须溪集》十卷。
其评点著作甚多，明人汇刻《刘须溪批评九种》，包括《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老子》《庄子》《列子》上下卷，《世说新语》三卷、《李长吉歌诗》四卷、《王摩诘诗》四卷、《杜工部诗集》二十卷、《苏东坡诗》二十五卷。
另外今存评本有《放翁诗选集》八卷、《别集》一卷，《王荆公诗文》五十卷。
此外，还选有《古今诗统》一书。
刘辰翁在明代影响很大，其评点备受重视，“士林服其常鉴之精”。
（《升庵诗话》卷12）如果说，在明代文学批评界中，刘辰翁的评点是一门“显学”的话，恐怕并非夸张。
举个例子说，明代举足轻重的诗歌选本《唐诗品汇》中收录了历代批评家评论材料，其取舍是比较严的，正如其“凡例”所说：
“夫文章者，公器也，然而历代辞人志趣不叶，议论纵横，使人惑于趋向，今取其正论悟语，悉录之，其或文儒奇解过中之说，一无取焉。
”据我初步统计，《唐诗品汇》引用刘辰翁的评点近700则，在所有被引用的历代评论家之中，数量最多。
而且编者在某些地方还特地声明：
“批语无姓氏者系刘须溪评。
”（卷十四）在许多卷中，因过多引用刘辰翁评语，只好省略称“刘云”以代全称。
从《唐诗品汇》引语的数量，就足以看出刘辰翁在明代文学批评中的特殊地位了。
明人的选集引用刘辰翁评点语的不少。
如顾起经《王右丞诗集参评》、郭浚《增定评定唐诗正声》、周珽的《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等。
明人对刘辰翁评价很高，如李东阳《麓堂诗话》：
“刘孟溪名能评诗，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诘、李长吉诸家，皆有评。
语简意切，别是一机轴，诸人评诗者皆不及。
”刘辰翁在明代的名气，既有文学上的原因，又有品德上的原因。
他在宋亡之后，不出仕，所以杨慎《升庵诗话》卷12把他与伯夷、陶潜相提并论。
刘辰翁几乎评点遍唐代著名的诗人，从《唐诗品汇》所引的评语来看，刘辰翁至少评点过以下诗人：
骆宾王、杜审言、陈子昂、张谓、张九龄、常建、贺知章、王之涣、崔颢、高适、岑参、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缙、王维、裴迪、贾至、储光羲、李颀、卢象、韦应物、柳宗元、陶翰、孟云卿、钱起、司空曙、卢纶、戴叔伦、郎士元、刘商、杨衡、武元衡、韩愈、孟郊、王建、张籍、卢仝、李贺、杜牧、贾岛、姚合、崔涂……同时他还评点了当代的大作家，如王安石、苏轼、陆游等等。
他的一些评点著作，早已流传海外，而且有一些在国内已失传，正是赖国外珍本得以保存。
如日本翻刻朝鲜本《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就收录了约二百条辰翁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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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辰翁与谢枋得的评点风格迥然相异，如果说谢叠山的评点风格是比较冷静客观的话，刘辰翁的评点风格则更充满主观色彩和激情；而且他不像叠山一样，对诗句作详细周到的解说，或对诗歌原意的阐述，而往往只是三言两语，道出自己对于诗的总体印象或感受。
（下引辰翁文均见《唐诗品汇》）杜甫《乐游园歌》“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评曰：
“每诵此结，不自堪。
”“吾常堕泪于此。
”（卷28）评《湵陂行》“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云：
“吾常游西湖，遇风雨，诵此语如同舟同时。
”（卷28）评李白《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
“语气凌厉快活，梦亦难忘。
”（卷47）评韦应物《九日》“明年九日知何处，世难还家未有期”句：
“可悲。
隔世与余同患。
”（卷49）这些评点都充满感情，评者与作者似乎合为一体了。
《四库全书总目》对刘辰翁评点的评价很低，如卷150《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提要说“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
”又卷165《须溪集》提要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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