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热点问题研究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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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热点问题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热点问题研究述评

作者：

张瑜谷永鑫

来源：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张瑜，谷永鑫

（清华大学，北京100084）

摘要：

互联网与意识形态的深度融合催生了网络意识形态新样态。

当前国内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意识形态理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治理等方面。

网络意识形态的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共识性、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重复性研究多且创新性不足仍是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未来研究应强化网络意识形态理论规范性研究，实现研究方法多样化，深入挖掘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新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领导权；网络文化

中图分类号：

D26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8）０1－0087－09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与意识形态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网络意识形态成为当前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

2013年8月，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1］。

全面梳理和评述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系统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发展趋势、切实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网络意识形态理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治理等方面，本文拟对此进行述评。

一、网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网络意识形态理论重在探讨网络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逻辑结构和功能属性等基础性问题，是深入思考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其他问题的前提。

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特征和功能等方面。

（一）网络意识形态基本内涵解读

网络与意识形态一经融合，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研究也随之兴起。

基于对互联网和意识形态自身属性及互动关系的不同理解，当前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界定也存在一定差异。

既有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1.基于互联网特性的解读。

第一，工具论。

即将互联网视为承载和传播信息的工具或平台，主张利用互联网这一新手段开展意识形态工作。

工具论观点主要立足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重在强调互联网的工具属性，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早期尤为常见，即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国家及各级管理部门基于多元互联网平台进行文化生产、思想教育、价值传播、舆论引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总称”［2］。

第二，延伸论。

即将互联网视为继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后产生的新型媒介，以及与现实环境存在差异的虚拟生存空间，进而把网络意识形态理解为现实意识形态在网络中的延伸，是在网络中形成的意识形态新样态。

姚元军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指“传统意识形态各要素在网络信息空间的延伸和再现，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3］。

这种观点超越了仅将互联网视为传播工具和技术手段的局限，看到了互联网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没有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在网络中延伸的内容和范围而受到批判。

第三，融合论。

同样是将互联网视为一种传播媒介和空间环境，但不同于延伸论所隐含的现实意识形态在网络中的直接映射，融合论更加强调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融合渗透，以及二者对个体的综合影响。

黄冬霞、吴满意便持此观点，她们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借助数字化、符号化、信息化中介系统而进行的信息、知识、精神的共生共享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系，是网民在网络社会中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念表达方式的总和，其核心是价值观念”［4］。

该观点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方式、主客体、核心内容都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本体论。

即从互联网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出发来解读网络意识形态，认为互联网自身便生产或者说内嵌着意识形态。

张志丹认为，互联网上的信息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有现实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念的人或机构发布的，必然或隐或显地夹带着特定的利益要求，有所指向，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不可能“价值无涉”［5］。

这种观点关注作为科学技术的互联网所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近来研究中愈发受到学者关注，为重新审视网络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

2.基于意识形态特性的解读。

第一，思想体系论。

即从意识形态本身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出发，将网络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对网民行为具有指导、凝聚和动员功能的思想体系。

张宽裕等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看待网络世界的有机的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指导网民的‘行动’，并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6］。

从思想体系角度来审视网络意识形态固然描述了网络意识形态的精神特征，但无法从更加微观的视角透视网络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和关键要素。

第二，阶级属性论。

即从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阶级性角度，将网络意识形态界定为从特定阶级中产生并代表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思想观念。

如有学者指出，“网络无论就其基础建设、整体推动，还是其内容和方向，都会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民族特征和意识形态导向”［7］。

虽然这种观点关注意识形态的内在属性，但难以全面把握互联网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新特征，也难以明确认识网络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界定了网络意识形态，对网络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也不断丰富和深化，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理论边界及其逻辑结构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

互联网本身具有十分复杂的多维性，不只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媒介、技术手段，在网络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社会生态。

基于“网络化生存”的现实，意识形态的生成、发展、传播和变革呈现着怎样的规律和特点，网络意识形态是否已成为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等，这些都是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基础理论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网络意识形态特征与功能探究

网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得到广泛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网络意识形态特征与功能的探讨。

网络意识形态特征侧重于对网络意识形态新样态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读。

网络意识形态功能主要强调网络背景下意识形态新样态在社会交往以及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特征的概括也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

当前学界主要从主体角度、网络意识形态生产传播角度、网络意识形态造成的影响角度三个方面思考网络意识形态特征。

首先，主体角度重在强调网络意识形态主体在存在方式、社会交往模式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特征。

如赵欢春指出，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样态，其根本属性没有发生变化，改变的仅仅是其外在形态。

具体来说，从“意识形态主体自我存在的样态”变成“‘现实个体’和‘虚拟个体’的有机融合”，从“意识形态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样态”转变为“‘自我圈定’但‘边界模糊’的状态”，以及由“意识形态主体间互动样态”引发“身份感的模糊与错位”［8］。

其次，网络意识形态生产传播角度强调互联网背景下意识形态在生产、传播过程中的新特征，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范式所呈现出的新变化。

如黄冬霞等从生成的技术性、成长的互动性、信息的符号化、内容的渗透性以及效果的累积性［9］四个方面概述了网络意识形态在生产、传播过程中所呈现的新特点。

最后，网络意识形态造成的影响角度关注的是网络意识形态给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影响。

如李俊卿等将网络意识形态的表征概括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场景的文化化”“网络意识形态载体的日益影像化、视觉化”“消费主义至上成为网络意识形态传达的重要内容”［10］三个方面。

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观念上的反映，其本身并不能直接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和载体。

这种媒介载体本身的特征属性和发展程度同样影响着意识形态的新发展，因而从主体角度、生产传播角度以及作用影响角度来思考网络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必要的。

不过，当前研究尚需拓展视野，深入挖掘网络意识形态主体内部的圈层性特征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作用关系，尤其要基于互联网自身的多维属性思考网络意识形态区别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新特点。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功能，学者们更多是将意识形态的解释论证、凝聚整合、引领动员等功能与互联网自身的传播机制特点相结合来讨论。

网络意识形态的引导功能强调“借助网络传播平台实现对社会的柔性引导”，聚合功能表现为“聚合思想”和“凝聚力量”，转化功能表现为网民“思想观念”和“网络行为”的转化［12］。

陈建波等从互联网自身的传播属性出发，将网络意识形态的功能概括为信息传播、表达阐释、互动凝聚和监督纠错［11］四大功能。

上述观点将网络的新特点以及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纳入视野有重要价值，但对网络意识形态在当前意识形态工作总格局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新角色仍需深化。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意识形态论争的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凸显。

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12］，要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既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探讨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当前我国网络治理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内容，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它的核心在于“不断保持和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解释力、吸引力和凝聚力”［13］，从而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必须构建领导上的影响力、技术上的硬实力以及话语上的认同力。

近来，学界结合领导权、话语权理论来解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日益增多，大大丰富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理论研究。

如刘波亚结合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指出，政党、政府、网络意见领袖等主体，网民意愿、利益诉求以及网络政治实践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内容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因素［14］。

郑元景则从话语权角度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理解为信息传播主体通过虚拟世界意识形态的生产支配，实现主流话语向大众的全面渗透，进而引导和掌控现实社会思想舆论［15］。

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仅需要明确其内涵，也需要科学把握其原则。

网络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新样态，并未脱离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格局，更不能悖离意识形态工作的大方向。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从核心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动摇”［16］，这些原则是学者们研究中的普遍共识。

同时，也有学者从网络发展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逻辑关系角度进行思考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方向指导，以人民为中心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价值理念，德法并重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方略［17］。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复杂，互联网已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变革。

1.西方的技术优势和文化渗透威胁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有学者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势网络渗透”是文化霸权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这种渗透对于年轻一代的影响尤甚［18］，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网络和平演变的严峻考验，西方话语霸权主导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心的消解，以及两个舆论场的对立造成社会割裂［19］是其突出表现。

2.国内现实发展中的矛盾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欠缺制约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当前社会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实矛盾，以及管理部门在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的不适应。

有学者立足网络传播视域，指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存在保护方式缺乏协调性、网络阵地建设力度不够、审查工作的强度与力度偏低以及网络传播的吸引力亟待加强［20］等问题。

此外，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机制以及治理手段［21］等方面的适应性不足也是当前关注的重点。

3.网络意识形态特点和属性影响网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