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口理论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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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口理论述评
第五章主要人口理论述评
人口理论是人类对人口发展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本质联系的论述。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阐述人口理论者的立场、观点和思维方法的不同，因之人口理论本身既有发展变化的，也有正确的和错误的，这就是不同的论点产生的根源。
人口理论在人口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是人口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尽管各分支学科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研究人口问题的，但都离不开人口理论的指导，单纯的就事论事而不涉及人和理论的研究是不存在的。
人口地理学是人口学和地理学的边缘学科，人口理论对人口地理学的指导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口理论对人口地理学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这里只能选择几种主要的相关理论作些评述，目的在于开拓新的理论视野。
西方人口理论，是指形成和发展于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人口理论。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对人口经济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人口经济理论。
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即人口增长或减少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何种作用，这种作用又是如何实现的。
包括人口对消费、储蓄的直接作用，人口与土地、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对经济的间接作用。
（2）经济对人口变动的影响。
如资源状况、土地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和收水平对人口变动的影响，特别是收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
（3）影响生育率高低的微观经济因素及微观经济制约机制。
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了实行家庭计划生育的成本与收益，还对发展中国家推行家庭生育计划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4）人口投资与人口经济效益的关系。
人口投资可以划分为宏观人口投资和微观人口投资，人口数量投资和人口素质投资。
不同性质的人口投资对人口经济效益的作用是不同的。
人口经济理论特别强调人口素质投资，包括人口体质投资和人口智力投资，而智力投资更为重要。
一、马尔萨斯人口论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的最大流派。
它的著作《人口原理》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口理论最早的代表作。
由于他的理论具有系统、完整的特点，形成人口理论体系，因此又被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其影响颇为深远。
1．产生背景
马尔萨斯人口论产生于西欧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
当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蓬勃开展的英国工业革命，一方面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迅速占据统治地位，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另一方面，形成了除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亦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在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迅速增长，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既残酷剥削工人，又把大批工人抛到街头，使广大劳动人民陷于失业和贫困。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社会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既有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议会领导权与政治、经济统治权的斗争，又有资产阶级利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它促使进步思想和革命思潮泛滥。
这种进步的、革命的思潮冲击着政治上仍然趋向保守的英国，不久在英国便出现了反映劳动群众利益和意愿的社会改革思潮。
葛德文（1756—1836）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社会改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热烈拥护1789年的法国民主革命，从法国革命得出理性胜利的结论，并用理性主义批判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大批工人失业和贫困的现象。
在他1793年出版的《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简称《政治正义论》）和1797年出版的《一个研究者论教育、道德和文学》等著作中，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指出财产私有制是社会贫困和罪恶的根源，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废除财产融有制，消灭贫富对立，恢复“政治的正义”，使人类回复到自然的平等状态。
葛德文的社会改革思想在当时的英国得到广泛的响应。
与此同时，在法国革命爆发后不久，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孔多塞（1743一1794年）的著作《关于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观察纲要》于1795年传人英国，也受到社会改革论者的欢迎。
他把人的理性的不断完善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社会进步的源泉，发展教育则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并认为社会不平等以及劳动群众陷于贫困的根源是人类理性有缺陷和私有制的统治.随着理性的进步和私有制的废除，人们的贫困和苦难也必将随之消除。
这种主张通过社会制度改革来消除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和苦难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广大劳动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威胁着剥削阶级的统治，因此被剥削阶级看作是洪水猛兽。
统治者急需一种为私有制及失业与贫困等社会弊病辩护、并足以抵御上述社会改革思潮的“消毒剂”。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是适应统治阶级的这种需要而炮制出来的，所以《人口原理》的出版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
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年），出生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他1784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并专攻数学。
1788年毕业，并获得神职。
1805年担任伦敦附近的东印度学院（EastIndiaCollege）的历史与经济学教授。
1798年出版的他的著作《人口论及其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并论葛德文、孔多塞和其他作家的推论》（简称《人口原理》）。
1799年他到瑞典、挪威、芬兰和俄国调查土地、粮食与人口的关系。
1802年，他访问了法国和瑞士。
次年，对其著作作了修改补充，出了第二版。
2．主要思想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四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两个公理”、“两个级数”、和“两种抑制”。
“两个公理”：
第一是“食物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第二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在将来也是如此”。
即把人类所固有的食欲和色欲这两种生理现象作为“两个公理”。
马尔萨斯针对葛德文关于两性间的情欲是受理性支配且逐渐减弱的观点而提出来的。
马尔萨斯还认为，食欲和情欲是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是超社会的自然存在，是由人类的本性决定的。
这样，他把人口的增殖完全看成是纯粹自然现象。
“两个级数”：
“人口在没有阻碍的条件下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
稍微熟悉数量的人就会知道，前一量比后一量要大得多”；“根据自然规律，食物是生活所必需，这两个不相等的量就必须保持平衡”。
人口增长曲线和生活资料增长曲线，开始时差距不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是不平衡的，仅仅经过五代人，人口和生活资料增长的数量之北为16：
5，再过五代之后，则为512：
10，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之所以出现如此更大差距，他认为这是“一切生物的增殖有不断超过对它提供的营养的倾向。
”即用生物学的原因来解释上述这两者不平衡的原因。
“两种抑制”：
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二者出现不平衡时，自然规律就强使二者恢复平衡。
恢复平衡的手段，一种是战争、灾荒、瘟疫等，对此，马尔萨斯称其为“积极抑制”；另一种是要那些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马氏称其为“道德抑制”。
3．评判：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根据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初期的人口现象提出来的，当时，对他的理论存在着不同看法，在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中，把人与自然界的动物等同起来，当作超社会的自然规律，从而忽视了人口问题的社会性；
至于“两个级数”，虽然他说是在“没有限制的条件下”的增长规律，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没有限制的条件是不存在的，人类历史表明，人口发展不能脱离一定的生产条件，人口发展规律正是人口和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本质联系的内在表现。
因此，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来研究人口规律。
所以从总的情况来说，“几何级数”增长也是不存在的；
最后“两种抑制”的办法中，“积极抑制”的战争、灾荒和瘟疫其实质都是社会原因为主而引起的；“道德抑制”更是不切实际的。
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过剩是绝对人口过剩，是指由于按几何比率增长的人口数量超过按算术比率增长的生活资料数量、生活资料绝对不足而产生的绝对人口过剩，这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事实上，一切可以提供剩余产品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的人口过剩都具有相对性。
马尔萨斯所完全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口过剩的相对性。
对此马克思曾尖锐地批判指出：
“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决定的。
”“过剩人口只是一种相对于生活资料的生产条件而言的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
”在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工人能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是以能否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为前提的。
马尔萨斯把人口过剩、工人失业、贫困，归因于工人人口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增长．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虽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人口学著作。
所以，长期以来吸引各方面学者的注意。
有些西方学者根据历史发展，认为该学说尽管反映了18世纪及其以前历史上人口发展的若干现象，但不能反映当时人口现象的社会原因，更没有预见到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工农业生产与科学避孕的作用。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在反映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的规律基本上是正确的。
总之人口问题是个社会问题，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不同的表现。
二、近代社会学派、生物学派和数理学派人口理论
近代西方人口理论，除了用经济学观点来研究人口现象的人口理论之外，还有从社会学、生物学、数理统计学等不同角度研究人口现象的，分别形成为所谓社会学派、生物学派、数理学派的人口理论。
这种学派的划分，有时在某些代表人物的人口理论上表现得界限不那么严格、清楚。
有的代表人物既有社会学的人口理论观点，又有生物学的人口理论观点；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便将他的不同观点分别归类于不同学派的人口理论。
1．社会学派人口理论
所谓社会学派的人口理论，一般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口现象、探讨各种社会因素和人口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人口理论。
历史上的社会学派，主要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人口；它的基本特点是抽象掉社会制度，忽视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或者把人口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或者把人口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现象，用社会学的方法加以研究。
19世纪中叶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特别是日益尖锐的人口问题，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用经济学观点难以解释，而主张用社会学观点来加以说明。
英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H．斯宾塞（1820—1903年）就是当时这类学者的一个代表人物，是近代西方人口理论的社会学派和生物学派的奠基人。
他的主要著作是1852年发表的《人口理论》、1867—1868年出版的《生物学原理》以及其后出版的《社会学原理》。
他积极宣传生存竞争原则，把它说成是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主要原因。
这种用生存竞争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观点，就是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种社会进化论断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是社会发展必然遵循的“自然规律”，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日益成为资产阶级抵御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理论武器。
斯宾塞用社会学观点建立的人口理论是所谓“社会人口有机论”。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和动物机体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服从于生物规律那样的“自然规律”，社会人口也具有机能上的自然分工。
他把人口阶级结构看成一种以社会机能的自然分工为基础的自然现象，并从社会有机体中划分出三种器官：
营养系统器官，分配系统器官和团结、管理系统器官。
类似管理系统器官那一类人口是社会的大脑，从自然分工来说具有支配的机能；其他各类人口则分别按照自己天生的机能从事体力劳动和其他工作。
他把社会人口内部的分工等同于生物有机体内部器官的分工．而且断言个人作为人口有机体的细胞，个体发展的个性化过程同生殖力成反比关系。
根据这个观点，他认为越是上等社会的人，生育率必然越低，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智力发达，致力于个性发展和个体幸福，用于生育子女的精力必然越少。
他不同意对人口发展前途做悲观的预测，认为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社会文化一定日益发达，人类知识日益增进，发展个性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日益发展，人们必然日益注重个人幸福和享乐，而使生育率下降，人口过剩的压力趋于消失。
斯宾塞的错误在于把人类等同于一般生物，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与竞争等同于生物的生存竞争，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人口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然而，他强调社会文化和智力发达对生育的影响，为人口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与途径。
19世纪末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A杜蒙特（1849—1902年）。
他针对当时法国出生率下降、人口发展停滞的现象，他提出了所谓“社会毛细管学说”。
他赞同斯宾塞关于个体发展同种族增殖成反比变化的观点，认为一国人口数量和个体发展成反比变化。
他声称，人口出生率下降是现代文明发展的结果，是由社会和心理因素造成的、所谓“社会毛细管作用”的产物。
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人都有不断向上发展的欲望与可，正象油灯里的油基于毛细管作用会顺燃烧着的灯芯不断往上升一样，社会个体也会被向上发展的欲望所驱使，往更高的社会阶层上升。
而且，上升的机会越多，上升的欲望越大，社会毛细管现象也越强。
他甚至断言，“毛细管现象”之对于社会秩序，就象重力之对于物理世界一样。
人们要向上发展就会不断产生新的欲望，并要求使新的欲望、新的享乐和新的活动得到实现，这就要求减少生育，以减轻养育子女的负担，从而减轻向上发展的负担。
正是这种“社会毛细管”运动，使人们有意识地限制生育子女数目，使出生率下降。
他还曾按阶级、分地区调查了“社会毛细管作用”的强弱同出生率高低的关系。
杜蒙特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把资本主义社会某些特殊人口现象当作一切社会普遍存在的人口现象，把个人主义者向上爬的欲望当作人的本性，并且片面地强调这种欲望和意志对出生率下降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影响。
但是，他的人口理论对于后来西方用社会文化来解释人口现象的思潮是有很大影响的。
20世纪初，针对当时意大利人口发展停滞、出生率下降的现象，意大利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C基尼，提出了所谓“人口循环上升和下降”学说。
他继承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观点，把生物因素看作人口变动的根本原因，鼓吹一个国家的兴衰同人口循环上升和下降运动有关，杜撰了所谓“人口循环上升和下降规律”。
他认为，一个民族在社会发展初期，文化落后，生育率高，人口数量增加，人口压力随之增大；社会分工发达以后，文化水平提高，生育率下降，人口数量减少，人口原有的素质也会衰退，这种人口下降的现象是民族人口进入老年期的象征。
而且，这种生育率下降运动首先出现在上等阶级，然后逐步普及到下等阶级；这种差别生育率下降运动，将使一些过时的家族天然地被淘汰。
基尼虽然指出社会分工和社会文化对生育率与人口发展的影响，但实质上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口现象，抹杀了人口问题和社会制度的内在联系。
更有甚者，他还用人口增长反映国家兴旺的说法来为法西斯人口政策服务，强调国家的人口数量和军事实力之间有密切关系，因此政府制定人口政策时应当考虑增强军事实力的需要；他赞扬法西斯的鼓励人口增殖和种族主义的政策，主张提高出生率、增殖人口以满足法西斯国家增加兵力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并且声称，这对“人口不景气”的意大利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杜蒙特和基尼关于不同阶级、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口的差别生育率的解释，后来被另一些社会学派人口学者所接受和发挥，形成为解释节育思想在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人口问传播有差异的所谓“扩散理论”或“文化时间差距论”。
这类学者，如G．卡尔逊，A霍利，认为节育思想的传播、人们生育观的转变，是在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之间逐渐“扩散”的；由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这种“扩散”在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文化时间差距”。
在他们看来，节育的推广工作，从地区来说，首先从大城市中心开始，经过一定的“文化时间差距”，逐渐扩展到中、小城市，最后扩展到农村；从阶级来说，首先由富裕的中产阶级接受，然后逐渐扩散到其他较低的阶层，最后扩散到贫穷的阶层。
这种“扩散”运动是一种由点到面的渐进过程．其中存在着“文化时间差距”。
这种分层推广节育思想的进程，被看作是“扩散理论”或“文化时间差距论”的典型例证。
应当看到，这种理论只描述了节育运动的表面现象，并不能说明生育率变动、人口变动的根本原因。
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学派人口理论的著名代表是美国人口学家w．汤普森（887—1973），他在人口方面的代表作是《人口问题》（1930）。
他继承斯宾塞用社会学观点研究人口的传统，但又强调人口研究的综合性，力图把社会进化的、生物的、福利的各种资产阶级人口学说的主要观点折中在一起。
他特别强调人口数量和社会福利的关系，因此有人将他的人口学说称为“社会福利论”。
他认为，人类福利明显地同人口数量增长密切相关，因此考察人口问题不能离开人类现在的和将来的福利。
他把人口理论分为两大类：
“自然学说”和“社会学说”，并且认为“社会学说”才是人口研究的正确方向，人口增长与其说是从属于永恒的自然规律，不如说是社会状况的结果。
要想找出决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人口增长的因素，就要研究影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因素，即人口生活欲其中的环境、关键是人的福利。
”汤普逊在西方人口学界最先系统地论述了差别生育率、特别是不同阶级的差别生育率，并且认为人口质量的变化，根源在于阶级差别生育率。
但是，他强调研究人口问题要排除“纯经济观点”，而把各种社会现象一律看作对人口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这种做法实际上抹杀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人口社会学派的人口学者表面上都承认人口现象是社会现象，但是他们心目中的社会，是抽象掉社会制度、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的“一般社会”。
他们虽然强调社会因素对人口发展过程的影响，但是只考察社会因素和人口过程之间的表面联系，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
有的社会学派人口学者反对“纯经济观点”，把经济发展只看作众多的社会因素之一，而完全忽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他们时而把人口只看作一般社会现象，时而又把人口说成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陷于“人口决定论”。
然而，不能因此对社会学派人口理论观点一概否定，这个学派的许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更广泛地分析了人口问题，论述了各种社会现象和人口过程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种种联系，为人口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而且他们比较注重人口社会调查，他们所提供的一些统计资料和分析方法，在剔除资产阶级偏见与形而上学方法的有害影响以后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2．生物学派人口理论
生物学派人口理论是近代西方人口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
所谓生物学派的人口理论，一般是指单纯从生物学角度来研究人口理论。
它的基本特点是只注重人口的生物属性，把人口现象单纯看作生物现象，运用生物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口。
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奠基人是H斯宾塞，他最先系统地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口。
在他宣扬的生物进化论中，提出了人口增长会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进行自我调节的观点。
他认为，按照生存竞争原则，在生物进化过程里，生物为保存自己族类的生存，必须依靠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生殖能力。
低等生物的生存能力弱，必须大量繁殖来延续其族类，生殖力自然要大；高等生物的生存能力强，在生存竞争中不容易被淘汰．生殖能力就比较小。
个体发展的生存能力和种族繁衍的生殖能力是互相消长、成反比例变化的。
而且，生物个体可以利用的精力是一个常数，用于发展自己个性和用于延续种族是互相矛盾的和成反比变化的：
用于发展个体的个性化过程上的精力增加，则用于延续种族的生殖过程上的精力必然减少。
”他断言，这种“自然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最适于生存的人类一定是重视个体幸福、脑力发达而生育率低的最高级的生物。
人类是最高级的动物，同其他生物相比，人类的生存能力最强，个体最发达，用于发展个性的精力也最多，随着脑力的发达，生殖能力已经减退，所以生育率也最小。
根据同样的道理，愈是上等社会的人，用于发展个性的精力必然愈多用于生育子女的精力则愈少，生育率必然较低。
斯宾塞关于个性化过程和生殖过程成反比的论断，完全抛开了人口发展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把人类等同于一般生物，但同时又强调社会文化和智力发达对生育率的影响，并未意识到其间的矛盾。
他的这些观点已经成为生物学派人口理论典型性的基本观点。
使生物学派人口理论进一步流行的是美国生物学家、人口统计学家R．珀尔（1879—1940年）．他进一步发挥斯宾塞的观点，把生物繁殖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并等同于人口增殖规律，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所谓“人口海绵说”。
珀尔认为，人类的繁殖和下等动物的繁殖一样，都是按生物繁殖规律进行的，只要研究下等动物繁殖规律就可以知道人口增殖规律，而下等动物的繁殖规律可以应用实验的方法来获知。
他在实验室研究关在封闭器皿中的果蝇的繁殖情况，发现果蝇增殖的数目有一定限度，达到这个限度便不再增殖。
他据以断言，人口增长也和上述情况一样，在一个封闭社会里，人口增长到一定限度也会停止增长；他还举例说，这种情况如同海绵吸水一样，当它的吸收达到饱和点之后就不再吸水。
因此，有的人口学者把珀尔的人口理论称为“人口海绵说”。
他还同数学家里德用所谓“逻辑斯蒂曲线”来说明上述现象，成为数理学派人口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继珀尔之后，西方不少人口学者或从食物、或从胚胎素质变化来说明人口增殖规律。
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只强调人口的生物属性。
人口虽然包含生物属性，虽然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但社会属性是其主要方面，它主要受社会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生产条件的制约。
即使是人口的生物属性，也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也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
因此，单纯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研究人口增殖规律，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然而．生物学派的人口研究、特别是他们所进行的实际调查和实证分析，引起人们对人口某些生物属性的注意，开拓了对人口素质和生育行为的生理方面的研究，是应当认真加以探讨的。
3．数理学派
所谓数理学派人口理论，一般是指应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方法来研究人口现象、探讨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并用数学语言加以表述的人口理论。
它也是近代西方人口理论的重要流派之。
数理学派人口理论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比利时人口学家、数学家L凯特莱（1796—1874年）。
他在人口学方面代表作是1835年发表的《社会物理学概论》，主题是人类及其能力的发展。
他根据当时的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妇女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和婴儿性别比等，特别是运用概率论大数观察法和大数定律，探索人口出生、发展和死亡的规律，力图证明在人口现象之间存在着不变的数量关系和规律性。
他提出了作为人类典型代表的“平均人”的概念，认为各个社会成员都围绕这个“平均人”而摆动，社会全体成员同“平均人”的差距越小，社会矛盾就越缓和。
他把概率论、数理统计方法引入人口研究之中．肯定大数定律在人口研究中的作用，使抽样调查分析方法建立在数学的科学基础上，并曾在比利时推行美国人口普查的方法。
他的上述观点与活动，对人口学和人门统计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法国统计学家基亚尔（1799—1876年）也是数理学派人口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1855年他在所著《人类统计学或人口学比较纲要》一书里。
第一次使用了“人口学”（demography）一词。
他用人口统计方法来分析人口现象，特别是从事生命统计的研究。
他认为，人口学的研究领域，从广义来看是人类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从狭义看是人口运动的数学分析。
实际上，他着重研究的是人口现象中各种数量关系变化的规律性。
另一个法国统计学家K勒瓦瑟尔（1828—1911年）曾对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作进一步的说明。
他认为人口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借助于统计来研究人类生命的各个方面，主要是出生、死亡、结婚、迁移等，以揭示人口发展一般过程及其规律。
勒瓦瑟尔曾根据人口统计归纳出多种人口规律，但又认为这些规律仅仅是观察人口现象的规则或事实的佐证。
在数理学派人口理论中，长期受西方人口学界重视的是有关“逻辑斯蒂曲线”的研究。
早在1838—1847年，比利时数学家F维尔乌斯特（1804—1849年）就已经考察到这条曲线的存在．但是一直到20世纪初珀尔用来说明所谓“人口海绵现象”时，才逐渐为人口学界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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