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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基础一种政治社会学解释
信任的基础：
一种政治社会学解释
王绍光
对信任的兴趣
近年来，信任的研究成了一门显学，各科学者都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社会学家JamesS.Coleman在其巨著FoundationsofSocialTheory（1990）里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信任。
政治学里近年来被引述最多的一本书可能是RobertD.Putnam的MakingDemocracyWork:
CivicTraditionsinModernItaly（1993）。
这本的中心概念是“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而“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信任。
哲学家日裔美国人福山（FrancisFukuyama）更是洋洋洒洒用四百五十页的篇幅写了一本题为《信任》[Trust:
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1995）]的书。
心理学家当然不会在有关信任的讨论里缺席（YamagishiandYamagishi1994）。
有意思的是，近来信任也引起了经济学家极大的关注，他们认为信任不但有助于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运作效率（Berg,Dickhaut,andMcCabe1995;LaPorta,etal1997），而且可能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增长（KnackandKeefer1997;ZakandKnack1998）。
为什么信任会在这么多不同学科引起如此巨大的兴趣呢？
这大概与社会科学家普遍关心的合作问题有关。
如果人们能够合作的话，社会学研究的种种社会问题就不会存在，政治学研究的种种政治冲突就可以避免，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问题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往往不愿或不能合作，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
不过，每个社会里都有人比其他人过得更好些；各国相比，也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安定，更繁荣，更民主。
这意味着某些个人，某些阶层，某些国家能较好地解决合作问题。
解释这些差异，正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
现在有人声称发现信任与这些差异有某种相关关系，这当然就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信任怎么能增强合作，进而促进改善人们的福利呢？
经济学家说，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如果人们在交易活动中缺乏信任，他们必须花费大量资源在度量和监督方面，以防自己受别人的骗，上别人的当。
有了信任，这些资源大可不必浪费（McKean1975）。
政治学家说，信任意味着宽容。
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宽容的文化基础上。
因此，信任是民主制度运作的润滑剂（Warren1999）。
社会学家则发现信任象社会关系中的胶合剂。
有了它，可以在混沌世界中建立秩序（Gellner1988），没有它，社会控制权却可能落入黑帮手中（Gambetta,1988）。
本文并不打算讨论信任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有什么意义。
在这篇论文里，信任不是自变量，而是因变量。
我们的目的是探讨信任从何而来，解释为什么信任在不同社群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我们依赖的中国四城市的数据，但同时也将把中国的情况拿来与别国的情况进行对比，希望由此对有关信任的一般理论建设有所贡献。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将信任这个概念进行了分解，并对各类信任的基本情况给予描述。
第二部分在介绍六种解释信任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推出了我们自己的理论模型。
第三部分试图用中国四城市的数据对我们的假设进行检验。
最后一部分是个简短的结论。
信任谁？
什么信任？
何为信任？
关于这个问题，可谓见仁见智，众说不一。
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对这些看法一一进行澄清。
有一点是几乎可以肯定的，对不同的置信对象，人们的信任度也会不一样。
我们的调查选择了10种置信对象，包括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其他亲属、密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单位同事、邻居、一般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等。
对每一类置信对象，被调查者谈了他们的信任程度。
信任程度分为5个等级，即完全不可信任、不可信任、说不准、可信任、完全可信任。
（结果见表2）。
我们认为，对这十种置信对象可以进行不同方式的分类。
两分法可将他们分成认识的人和陌生人。
很明显，对自己认识的人容易信任一些，毕竟有彼此交往的经验。
陌生人则不同，没打过交道怎么知道对方值不值得信任呢？
缺乏判断的基础嘛。
两分法的问题在于，认识的人与自己的关系可远可近，不能一概而论。
最起码，可以将亲人与其他认识的人区分开来。
这样就产生了三分法，即将置信对象分为亲人，其他认识的人和陌生人。
但其他认识的人也太杂，与其中有些人的关系是朋友关系，另外的人则只是认识而已。
朋友是可以选择的，不是外力强加的。
但熟人却往往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例如，邻居仅仅是因为在一个社区里居住彼此相识，同事仅仅是因为在一个单位工作里工作彼此了解。
邻居和同事里可以产生朋友，但没有变成朋友的邻居和同事只是熟人而已。
既然朋友是经过挑选的熟人，对朋友的信任度应该会比对一般熟人的信任度要高一些。
这样就产生了四分法，即将置信对象分为亲人，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四大类。
本文采取四分法。
对原来的十种置信对象以主成份法（principalcomponent）进行因子分析，并使用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变换（varimaxrotation），我们提取到了4个因子，它们的累积解释贡献达到了６９．７０％。
结果见表1。
表1、主成份法因子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旋转因子负荷（varimaxrot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变量 F1F2 F3 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家庭成员的信任0.0490.1080.829-0.063
对直系亲属的信任0.0250.0250.7770.278
对其他亲属的信任0.2460.1960.5140.521
对密友的信任0.1080.1400.1270.870
对一般朋友的信任0.6460.1400.0370.521
对单位领导的信任-0.0010.8520.0480.040
对单位同事的信任0.2640.7930.1550.140
对邻居的信任0.3850.5910.0470.198
对一般熟人的信任0.8040.1850.0040.200
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0.8200.1390.132-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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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贡献（%）20.2938.7654.95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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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因子负荷表明，对一般朋友、一般熟人的信任与对社会上大多数人（陌生人）的信任负荷在第一个因子上。
而对领导、同事、邻居的信任，主要负荷在第二个因子上。
对家庭成员、直系亲属的信任，主要负荷在第三个因子上。
最后一个因子，主要与密友，其他亲属及一般朋友有关。
这个结果是否印证了四分法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第二个潜变量可以看作是“熟人间的信任，”第三个潜变量所衡量的是“亲人间的信任。
”关键是如何解释第一个和第四个因子反映的信任。
先说第四个因子，家人和直系亲属之外的其他亲属与密友同属一个范畴。
这似乎并不难理解。
非直系亲属毕竟是亲属，虽然不如家人和直系亲属亲近，但与一般熟人相比还是要亲近得多，于是对其他亲属的信任便跨在了“亲人间的信任”和“朋友间的信任”这两个因子之间。
那么为什么对一般朋友和一般熟人的信任会与对陌生人的信任负荷在一个因子上呢？
一般朋友和一般熟人不也是熟人吗？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包含在第二个因子里的三种熟人与一般朋友和一般熟人的区别在于，前者都是所谓“嵌住关系”（trappedrelationships），即置信对象无法随意解除的关系。
除非邻居搬家，同事调动，否则他们不得不维持邻居或同事关系。
在这种关系里，如果一方失信，其成本较高。
既然如此，给对方更多的信任是理性的。
而一般朋友和一般熟人与陌生人一样是种开放型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对方。
因此，置信对象失信的成本很低。
其结果是，对这些开放关系不能太信任。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用语中，“一般朋友”既可能指实实在在的朋友，也可能指一般熟人。
被调查者回答这个问题时，从两个意义上用“一般朋友”的可能性都有。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一般朋友的信任”会跨在“社会信任”与“朋友间的信任”两个因子之间。
我们将第一个因子反映的信任称之为“社会信任”；第二个因子所代表的信任称之为“熟人间的信任”；第三个因子表达的信任称之为“亲人间的信任”；最后一个因子包含的信任称之为“朋友间的信任。
”
在这四种信任中，我们认为亲人间的信任度会最强，朋友间的信任度次之，熟人间的信任度又次之，社会信任度最弱。
在因子分析对变量的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这十个变量的分布，我们有以下一些初步的发现。
表2、10个信任变量的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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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不可以不确定可以完全可以总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庭成员的信任0.20.30.616.882.2662
直系亲属的信任0.50.51.744.453.0662
其他亲属的信任1.29.215.166.08.5662
密友的信任0.64.76.864.723.3662
一般朋友的信任2.326.729.840.41.2662
单位领导的信任4.114.332.345.24.1660
单位同事的信任0.914.239.844.10.9659
邻居的信任2.113.743.240.50.5662
一般熟人的信任8.827.043.720.40.2662
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10.418.141.729.60.266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所有置信对象中,人们对亲人的信任度最高。
认为家庭成员可信和十分可信的人高达99%，而认为直系亲属可信和十分可信的比也十分的高，达97.4%。
我们还发现，这种对家人的信任，在中国的四个城市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对家人的信任与城市的列联分布见表3。
表3、对家人的信任程度在四个中国城市的分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家人的信任上海天津武汉深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完全不信任0.50.00.00.0
不信任1.10.00.00.0
不确定1.11.10.00.0
可信任14.716.820.313.7
完全信任82.682.179.786.3
（总数）19019018795
Chi-square=13.181,df=12,p=0.35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但是，在对直系亲属的信任程度上，在四个城市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见表4）。
虽然将可以信任与完全可以信任加总的结果在四城市间没什么差别，但上海有超过60%的人认为直系亲属完全可以信任，而在深圳，这个比重只有约38%。
表4、对直系亲属的信任程度在四个中国城市的分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家人的信任上海天津武汉深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完全不信任0.01.10.01.1
不信任1.10.00.01.1
不确定0.50.53.72.1
可信任37.440.548.757.9
完全信任61.157.947.637.9
（总数）19019018795
Chi-square=31.593,df=12,p=0.00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们对朋友的信任程度居于第二位。
对亲密朋友的信任程度，略次于对家人和直系亲属的信任。
有88.0%的人认为密友可以和完全可以信任。
这个信任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一般亲属的信任。
认为一般亲属可信和完全可信的比例为74.5%。
这个结果是与“远亲不如近邻”的日常观念相一致的。
近邻当然不是指所有的邻居，而是指经常相互往来的密友。
排在第三位的是对熟人的信任。
与“对熟人的信任”这个因子相联系的三个变量，即对单位领导、同事、熟人的信任，合计可以信任与完全可以信任的百分比，都在40-50%。
而对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信任程度，又比对邻居的信任为高，表明单位在中国的重要性。
信任程度最低的是一般社会信任，即对从未来往或不太来往的置信对象的信任。
我们发现，在衡量社会信任的三个变量中，对一般朋友的信任程度最高，可以信任与完全可以信任的比例占41.6%。
这大概是因为“一般朋友”这个说法的歧义性：
凡是说“一般朋友”值得信任的人大概都将它理解为真正的朋友，而那些说“一般朋友”不值得信任的人则将它理解为一般熟人。
有意思的是，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陌生人）可以信任和完全可以信任的比例为29.8%，高于对一般熟人的信任。
认为一般熟人可以信任和完全可以信任的比例只有20.6%。
人们怎么会对一般熟人的信任度比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还低呢？
一种解释是，凡是归于“一般熟人”范畴的人，大抵是因为某种原因作不成朋友的人，连一般朋友都不是。
换句话说，他们是些信任度可疑的人。
既然如此，社会上大多数人也许比他们守信的可能性还高一些。
那么社会信任最低这个结果是否证实了福山关于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国家的判断呢？
没有。
相对其它信任，社会信任显得很低并不一定意味者中国的社会信任低于其它国家的社会信任。
福山的判断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证基础，只是想当然而已。
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证研究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相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国家。
由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一九九零年第一次将中国包括在调查对象中，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四十一个国家中，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不仅高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也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
这个结果使Inglehart大惑不解，以为自己的调查方式出了问题（Inglehart1997:
173）。
一九九三年，两位日本学者针对同一问题再次在中国进行了调查。
他们的结果虽然比Inglehart的要低一些，但仍然高于所有非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Manabe1995）。
一九九六年，Inglehart进行了新一轮的“世界价值调查，”含盖四十七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包括在内。
这次的结果与前两次的结果大同小异，仍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中国人说，他们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Inglehart1999:
91）。
虽然Inglehart仍无法解释中国人如此之高的信任度，但他已不再怀疑自己的数据有问题了。
我们在九八年作的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
这个比例比前几项调查结果低得多，不知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更准确，还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信任正在急剧下降。
在九十年代，美国的社会信任也跌落了许多（Uslaner,forthcoming）。
不管怎么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信任度国家。
考察这10个变量在四个城市的分布情况，我们发现，四个城市间的差别很大，上海各类信任都高于其它城市，深圳多类信任都低于其它城市，而天津与武汉的多项信任十分接近。
结果见表5。
表5、10个信任变量在中国四个城市的百分比分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海天津武汉深圳Chisquare
————————————————————
可完全可完全可完全可完全Test
信任信任信任信任信任信任信任信任P
——————————————————————————————————
%%%%%%%%
家庭成员14.782.616.882.120.379.713.786.30.356
直系亲属37.461.640.557.948.747.657.937.90.002
其他亲属64.717.473.75.859.94.365.34.20.000
密友57.937.467.420.067.917.166.313.70.000
一般朋友54.73.242.60.527.30.530.50.00.000
单位领导52.12.144.44.242.77.037.92.10.176
单位同事51.61.139.50.045.41.635.81.10.271
邻居45.30.532.10.546.50.535.80.00.031
一般熟人30.00.012.10.016.00.526.30.00.000
大多数人38.40.028.90.027.80.516.80.00.00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平方检验显示，四城市之间，在对其他亲属的信任、密友的信任、一般朋友的信任、一般熟人的信任上，高度显著；而在对直系亲属的信任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上，也有很显著的差异；在对邻居的信任上，比较显著的差异。
在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单位领导的信任、单位同事的信任上，没有什么差异。
从对各类置信对象信任度差异的观察不由使人想起费效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论（费效通1949）。
费先生提出这个理论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但我们的调查表明，时至今日，中国城市人口依然象当年乡下居民一样，维持着亲疏有序的关系格局：
亲人间的信任高于朋友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高于熟人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又高于对陌生人的信任。
看来，“差序格局”不仅存在于乡土中国，也存在于现代中国。
进一步也许我们应该问，这种所谓“差序格局”是否是中国特色。
实际上，“差序格局”也存在于其它国家。
Banfield（1958）对意大利南部的研究发现，那里的人信任度极低，几乎对谁都不相信，但他们对家人是很信任的。
Banfield没有研究意大利南部人对各类置信对象的信任度。
恐怕那里的人际信任关系也呈现某种“差序格局”。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
美国与意大利南部正好相反，是一个信任度很高的国家（Inglehart的几次调查都发现，美国与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不相上下，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一九九六年费城的一次调查表明，那里的信任也是种“差序格局”：
对家人的信任度达97.8%，对同事的信任为89.3%，对邻居的信任为73.9%，对陌生人的信任为57%（Uslaner:
Table2-1）。
意大利南部和美国的例子代表了高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的两极。
既然“差序格局”存在于这样两个社会，我们有理由相信，“差序格局”也存在于其它社会，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关于信任的理论：
如何解释信任？
上一节讲的是各类信任之间的差别。
随着置信对象亲疏距离的拉开，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度一般也越来越低。
但一般归一般，不管对哪一类置信对象（trustees），不同的施信人（trustors）信任度差别仍然很大。
例如，虽然有70%的人不能信任陌生人，但毕竟有约30%的人认为大多数陌生人也是值得信任的。
这一节把着眼点从置信对象移到施信者身上，看什么样的人，因为什么原因对别人信任感强一些。
换句话说，本节的目的是探讨影响信任的种种变量。
下面我们先依次介绍解释信任的六种理论。
在评论这六种理论的基础上，本节的结尾处提出了我们自己的理论假设。
虽然在讨论中我们会涉及各种信任，但重点将放在社会信任上。
什么是社会信任的基础？
这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现有理论
利他性信任
JaneMansbridge（1999）认为信任有两种，一种信任是基于对他人可信度的估计，可信度高的就信任，可信度低的就不信任。
在她看来这种完全基于算计的信任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另一种信任则不同。
即使经验告诉你他人可信度不高，你仍然愿意相信他们，哪怕自己上点小当也在所不惜，这种信任就是利他性信任。
利他性信任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它包含着让他人收益的愿意。
什么人最可能持利他性信任呢？
当然是利他主义者和那些自己守信的人。
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确有利他性信任。
在我们调查的人群中说不定就有利他主义者。
问题是，有这种涵养的人毕竟不多。
更重要的是，用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信任在不同人群间的分布。
差序格局的存在说明人们信任什么人，不信任什么人的主要依据是对其可信度的估计。
即使那些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人，也未必是出于利他的考虑才这么说。
否则不同城市，不同经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就不会在是否信任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别来。
信任文化
AlmontandVerba在（1963）中考察了两个老民主国家（美国和英国）和三个新民主国家（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
他们发现，就社会信任而言，美国和英国要比其它国家高。
同时他们还发现人们的其它生活态度在这些国家也呈现出很大的差距。
对这一切，Almont和Verba统称为政治文化?
。
根据他们的定义，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对社会事物的心理倾向。
因此，不同的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文化。
其后，Inglehart（1977，1990，1997）利用更大规模的跨国时间序列数据证明，的确，有些社会具有高信任度的政治文化，而其它社会的政治文化却是以低信任度为特征的。
Putnam（1993）则进一步证明，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信任文化也可能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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