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能源政策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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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新能源政策研究
美国的新能源政策：
渐进模式及其影响
来源：
《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6期作者：
元简时间：
2014-11-20
[提要]美国的新能源政策有较突出的两面性。
一方面，由于缺乏共识基础，美国迄今没有出台国家层面的新能源发展规划和目标。
来自党派政治的干扰对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构成持续的挑战。
但另一方面，联邦和地方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使美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近年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透过这种两面性可以看到，美国新能源政策的发展有较明显的渐进性，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自下而上的进程。
[关键词]美国新能源政策、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屋顶光伏电力市场、消费支持政策
[作者简介]元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7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4）6期0087-17
谈到美国的新能源政策，[1]最受关注的通常是政策分歧及其对新能源发展的不利影响。
在美国，围绕新能源政策的争议不仅有较深的党派政治背景，而且涉及一些最基本的认识问题。
不少国会的共和党人不接受发展新能源的一个基本理由——全球气候因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在变暖。
对于另一个主要理由——美国需要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共和党保守派也有自己的看法，即实现这个目标最现实、最可靠的办法是提高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而非投入大量资源，尝试发展市场前景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可再生能源。
由于缺乏基本共识，美国迄今没有提出全国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也没有像德国等一些欧盟成员国那样，通过立法确定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本国能源供应中所占比重的目标，并对建立入网电价补贴制度等实现目标的途径做出明确规定。
评论界因此对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
缺乏明确和稳定的政策支持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不利于新能源产业吸引到足够的投资。
实际上，自2009年以来，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近两年来的增速尤其明显。
同2012年相比，2013年美国风能产业的产能增加了74%；[2]太阳能发电能力增加了41%，达到2009年的近10倍。
[3]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而非投资规模的扩大，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2008年至2012年间，美国太阳能发电成本平均下降80%，风能发电成本下降43%。
[4]预计在今后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成本下降有可能继续带动新能源产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5]
2007年以来，美国能源市场格局发生重要变化：
页岩革命大幅提高了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天然气的供应充足和价格低廉更是导致美国电力批发价格持续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风能和太阳能产业仍有较强的增长势头，反映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在稳步提高。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
到2030年，美国新增电力供应的52.2%将来自天然气；46.6%来自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
[6]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正在同时经历两场能源革命：
页岩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
[7]
从可再生能源的实际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尽管面临较大的争议和阻力，但政策议程仍在向前。
联邦和地方政府采取的一些扶持政策虽有局限性，如有效期较短、只适于某个部门或属于地方政策，但其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代表一种渐进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政策发展模式。
一、政策发展的认识基础
在存在政策分歧和阻力较大的情况下，要坚持推进新能源议程需要有较明确的指导思想。
从现有的政策讨论可看出，就奥巴马政府新能源政策的认识基础而言，以下看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发展新能源的战略意义
关于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传统议题主要涉及三项目标：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变依赖进口能源的状况；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在阐述发展新能源的战略意义时，着重强调的往往是又一项目标：
保持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和领先地位。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不久就提出，“一个带领世界创造新能源的国家，将是一个领导21世纪全球经济的国家。
”[8]在2013年2月12日发布的国情咨文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能源领域是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对发展新能源的投入对美国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是对其它任何领域的投入所不能比的”。
[9]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主张美国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精英们普遍认为，能否在绿色能源技术开发方面走在最前面，领军新的能源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经济的未来，包括经济增长潜力、长远的能源安全以及在经济和科技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10]
科技创新目标的政策支持作用确实较明显。
两党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制约了气候目标的政策驱动力；随着页岩革命大幅提高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能源安全忧虑的政策推动作用可能减弱；作为新兴产业，可再生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较广泛的承认。
相比之下，创新目标有一定的共识基础，且能为一些具体政策，如对技术研发的长期资助，提供更直接的理由。
（二）为技术研发提供资助的必要
在美国，政府作用和市场主导之间的关系一向是高度敏感和最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
奥巴马政府为新能源技术研发提供大量资助主要反映对这个问题的以下认识：
第一，对私人投资者来说，投资新能源的技术研发涉及的风险可能过大。
同信息技术和生物科学领域的技术研发项目相比，新能源领域的研发通常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和更长的投资时间。
实际上，一种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可能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和长达几十年的持续投入。
而且，投资失败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这同目标的难度有关：
投资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旨在开发一种能同传统化石能源竞争的新能源，为此要取得的研发成果不是一般性的技术创新，而是有突破性的重大发明。
[11]
第二，投资回报的独享率可能较低。
除了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多大程度上能独自享受投资带来的商业利润也是影响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方面，技术研发项目的吸引力低于信息和生物技术研发项目。
这是因为新能源技术同基础科学关系更为密切。
例如，一项可用于大幅提高光伏电池效率的发明可能涉及一个新的物理学原理，这使有关发明难以成功申请专利，发明成果因此比较容易传播，甚至被竞争对手利用。
对最初的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多年的时间投入和巨额资金投入，最后可能难以得到相应的经济收益。
[12]
由于具有这些特点，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项目对追求短期回报的私人资本缺乏吸引力。
如果没有政府资助，只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的趋利动机，很难调动足够的资金，满足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阶段的资金需求。
（三）商业应用的推广需要政府助力
有一种认识近年来受到重视：
政府不仅需要为可再生能源的早期技术研发提供资助，还应积极推动研究成果的商业应用。
有研究指出，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够快，也不是成本优势的严重缺乏，而是先进技术的商业应用进展缓慢。
这意味政府在商业应用阶段的介入甚至比早期介入更为重要。
[13]
对私人投资来说，涉足新能源技术的商业应用风险可能超过投资技术研发：
所需资金数量更大，结果和回报也更难预测。
这同新能源产品进入市场面临的阻力有关。
阻力首先来自能源市场的特有结构。
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市场是个结构紧密的网络体系，电网、电厂等基础设施都是该网络的一部分。
新能源的进入带来体制性调整压力，不仅涉及一系列基础设施的使用，还涉及一些基本的市场规则和运营标准。
应对这种挑战需要进行的协调不仅复杂，而且成本很高。
[14]
现实利益冲突也是市场阻力的一部分。
传统发电厂的使用寿命通常在50年以上，固定资产占总投资的绝大部分。
这意味着电厂一旦建成，其经营成本相对有限，而确保市场份额则十分重要。
现有企业因此对新能源进入所带来的竞争感到担心。
由于煤电巨头和传统能源领域的一些大企业属于美国最有影响的利益集团，因此它们不乏表示这种态度的能力。
[15]
面对上述阻力，要使新能源企业愿意并能够从技术研发转向大规模生产，政府支持十分重要。
相比早期研发阶段，政府在商业应用阶段的作用更为复杂。
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贷款担保和税收优惠等方式，帮助新能源项目减少生产和经营成本，使其能进入现有企业拥有成本优势的能源市场。
另一方面，政府需提供消费刺激，通过价格补贴等手段减少新能源产品的消费成本，使其市场需求能较快增长，从而带动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16]
在美国，采用这类政策有较大的风险：
反对派将其定性为政府试图取代市场或干扰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面对这种争议和政治压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尤其需要理论和认识依据。
二、奥巴马政府的主要举措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曾雄心勃勃地推动国会立法，试图在美国建立覆盖整个经济领域的限制排放和碳交易体制。
理论上，这种体制能增加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从而为可再生能源加入市场竞争提供重要支持。
然而，由于分歧过大，有关提案最终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
[17]2010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重新掌控众院，在减排和发展新能源方面取得全面的体制性突破几无可能。
然而，奥巴马政府在以下方面采取的行动，仍被认为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通过经济刺激方案开创政府扶持的新局面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提出《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
[18]这项经济刺激方案为一系列新能源项目提供了规模空前的资助和税收优惠。
受益的不仅包括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还包括同新能源发展关系密切的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电动车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项目。
据估算，直接和间接的资助总额实际上超过1000亿美元。
[19]
对于政府在经济刺激方案框架下为可再生能源提供的资助，支持者们曾有一种担心：
这类资助项目大多于2011年－2012年到期，之后需经国会批准才能继续有效。
鉴于奥巴马政府同国会关系紧张，联邦政府又面临巨大的预算削减压力，不少项目可能难获延期批准。
扶持政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会增加私人资本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的担心，不利于新能源项目获得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推广所需的长期性投资。
[20]
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
然而事实是，自从刺激方案于2009年生效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增长开始明显加快，这种势头不仅持续至今，还被认为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反映出，不能完全根据扶持项目的期限来判断其能起到的推动作用。
对于处在基础研发阶段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项目和处于起步阶段的商业应用项目，得到刺激方案提供的资助是克服发展瓶颈的重要条件。
在这方面取得突破不仅可能带动整个产业更快速发展，也能增加有关项目从金融市场获得更多投资的可能性。
[21]
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独立发展能力在增长，即对政策扶持的依赖度在减小。
根据对风电发展的一种预测，即使政府现在大幅削减对风电产业的补贴，其增长趋势也不会出现逆转。
[22]至于太阳能产业，联邦政府一直以来主要通过减免投资税提供扶持。
根据现有计划，到2017年，税收减免幅度可能从目前的30%降到10%。
预计这种调整可能导致一些边缘性企业出局，但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不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
[23]
（二）扶持重点企业
为了加速新能源技术的商业应用，奥巴马政府着重帮助一些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向发展和扩大制造能力的方向迈进，期望它们能在商业应用方面起带头作用。
联邦政府对风能企业的扶持主要通过税后返还；对太阳能企业主要通过贷款担保。
尽管形式不同，但扶持的基本目标一致：
帮助企业控制投资风险和生产成本，鼓励其扩大生产规模。
[24]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新技术的商业应用通常需要大规模投资。
政府的扶持，如贷款、信贷担保或税收减免等，涉及金额往往较大，政策风险也因此不小。
Solyndra公司破产案即是一例。
该企业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大型太阳能光伏板生产商，也是第一个得到联邦政府扶持的清洁能源企业。
2009年，美国能源部为该企业提供数额高达5.3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
[25]2011年8月，Solyndra公司由于经营亏损宣布破产。
这使奥巴马政府成为攻击目标。
反对派提出，政府有选择性地资助部分企业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并指责奥巴马政府扶持Solyndra这样的企业，不仅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且有奉行“裙带资本主义”之嫌。
[26]
尽管压力很大，但奥巴马政府并未因此放弃对重点企业的扶持。
实际上，有些受政府扶持的企业表现得到认可，MiaSolé公司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SantaClara）的企业主要从事薄膜光伏技术开发。
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在《先进能源制造业税收优惠法》的框架下为其提供了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帮助其发展制造能力。
MiaSolé开发的技术主要涉及制造薄膜光伏板的一种新材料——铜铟镓硒化物（copperindiumgalliumselenide）。
这种复合材料被认为不仅有高效收集光能的潜质，而且有重要的商业价值：
使光伏板的生产成本免受全球硅材料价格起伏的影响。
有预测认为，如果这种新材料成功进入大规模生产，可能对提高美国光伏产品的竞争力产生革命性影响。
[27]
（三）从发电产业的减排入手推动能源结构的改变
2013年6月，奥巴马政府出台《美国总统气候行动计划》（下文简称“行动计划”），核心内容是全面限制美国发电产业的碳排放。
此前，奥巴马政府已责成联邦环境保护署（EPA）为新建的发电厂制定较严格的排放标准。
[28]新标准将限排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发电产业。
在美国，电力产业占全国排放总量的近40%，其中大部分来自以煤炭为燃料的现有电厂。
鉴于这类电厂普遍还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将其纳入限排范围被认为是减少电业整体排放水平的关键之举。
[29]
该行动计划的推出是奥巴马政府绕开国会、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和政策工具推进减排议程的重要尝试。
作为行政法令，计划的实施无需得到国会批准。
从直观上看，行动计划有明显的局限性：
它提出的排放标准仅针对发电产业，而且没有提出增加可再生能源占比的具体目标。
尽管如此，支持者们仍然相信，如果得到有效执行，它能为发电产业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提供重要的刺激。
[30]
第一，行动计划带来真实的减排压力。
作为联邦行政法，行动计划提出的排放标准具有强制性。
EPA为现有电厂制定的排放标准将于2015年6月最终确定。
根据要求，2016年6月1日之前，各州都需拿出自己的实施方案；否则就要执行EPA强加给它们的计划。
执行新的排放上限，电力产业的整体减排幅度可能明显下降。
据估计，到2030年，其排放水平可能比2005年下降25%－30%。
由于能源结构和排放情况各异，各州面临的减排压力不同。
但除了没有化石燃料发电厂的佛蒙特州等少数例外，多数州都需做出认真的减排努力才能达到EPA的要求。
有些州面临相当大的减排压力，例如华盛顿州的减排幅度需达到72%。
[31]
第二，行动计划为发展新能源提供了相当直接的动力。
EPA给各州的减排指标并非针对具体的发电厂，而是根据该州现有电力结构和排放水平制定。
这意味着为达到标准，各州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减排途径，包括重新规划电力能源结构，增加低碳和零碳能源的使用。
[32]
根据EPA的具体建议，各州可选择的达标途径主要有四种：
提高现有电厂的效率；通过建筑节能等举措降低电力消耗；转向使用排碳量较小的燃料，如天然气；更多使用零排碳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
[33]后两种途径涉及改变电力能源结构，同前两者相比在推动减排方面更具潜力。
在有大量廉价天然气供应的情况下，以天然气取代煤炭发电是一种减排捷径。
但可再生能源电力有资源成本方面的优势，是更长远的选择。
随着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成本不断下降，扩大风能和太阳能在本州电力供应中所占比重的可行性也将增长。
对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州来说，这一减排途径的吸引力尤其明显。
三、地方政策先行及其影响
在制定减排和发展新能源政策方面，美国一些州和市政府明显走在联邦政府前面，有些地方政策还取得较明显的效果。
此外，与联邦政策不同，地方政策受党派因素干扰较小，相对更趋稳定。
正因如此，“自下而上”被认为是美国气候政策和新能源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34]
（一）步子更大，目标更高
虽然美国国会自2003年就开始收到有关建立某种限制排放和碳交易体制的提案，但有关立法进程在2009年之前一直未取得明显进展，2009年取得的进展也仅限于有关提案在众议院得到通过。
[35]
而早在国会开始认真关注这个问题之前，加州已于2006年率先立法，确定建立全美首个覆盖经济各领域的限制排放和排放配额交易体制。
[36]2013年1月1日，加利福尼亚州级碳市场开始交易。
[37]在此之前，东北部的一些州为限制电力产业温室气体排放而联合建立的碳交易体制（RGGI）已于2009年1月开始运行，[38]该机制被认为在减少地区发电产业的排放量方面起到显著作用，并为奥巴马政府后来出台的全国电业限排方案提供了地方先例。
[39]
就减排目标而言，奥巴马总统代表美国所做的承诺是：
到2020年在2005年度基础上减排17%。
[40]不少地方政府做出的承诺明显高于这一目标，它们提出的减排目标是以1990年而非2005年的排放水平作为基准。
早在2001年，新英格兰地区的6个州就表示，到2010年要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减至1990年水平，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再削减10%。
[41]2005年，加州州长签署一项行政法令，规定加州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到2010年要降至2000年水平，到2020年降至1990年水平，到2050年比法令签署生效时减少80%。
[42]
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联邦政府迄今没有就增加这类能源在电力供应中的占比做出具体规定。
而至少有29个州已确立了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的目标。
加州的法律规定，到2020年，加州电力供应的三分之一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
[43]
（二）经济利益的政策影响
在地方层面，新能源政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利益，特别是同地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有关的考量，党派政治的影响相对较小。
这种情况在风能或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各州尤其明显。
对它们来说，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改变传统能源供应结构，以此开辟新的再工业化途径，是颇具吸引力的经济增长战略。
加州太阳能资源丰富，率先出台大规模发展光伏产业的计划和有力度的实施举措，使该州的相关技术研发和设备制造项目能从联邦政府和资本市场吸引大量投资，快速发展的光伏产业成为该州经济的重要支柱。
[44]
德克萨斯州是另一个例子。
德州没有加州那种关注环境和气候问题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力量，几任共和党州长都对气候变暖持质疑态度。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州一直是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之都”，化石能源集团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
然而，这种背景并未阻碍德州成为全美风能电力发展最快的州。
目前，德州风电产能不仅全美第一，且可以被视为全球第六：
排在它前面的只有中国、德国、西班牙、印度，以及美国其它各州的产能总和。
[45]显然，德州政策的驱动力几乎完全来自经济利益。
就陆上风力发电潜力而言，德州不仅居全美之首，且远远超过居第二位的堪萨斯州。
[46]这种资源优势加上技术进步带动的成本下降，为风能开发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为地方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帮助有关项目降低投资成本和扩大商业利润空间提供了重要依据。
[47]
近年来，中西部各州成为发展风电的后起之秀。
这些州是传统的共和党领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地区领导人属于典型的保守派：
不承认问题严重，反对强制性减排。
然而，该地区的各州普遍致力于发展风能电力。
风力资源丰富是个重要原因：
贯穿这个地区的“风带”从南、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一直延伸到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的最西部。
更重要的是，风电产业的发展给地区经济带来了明显的好处。
农业是这些地区传统的经济支柱，民众缺乏其它就业机会。
现在，风能产业提供了大量有吸引力的新就业机会。
新产业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给地区经济的多样化发展创造了机会。
该地区的爱荷华州提出要将风能在该州能源供应中的占比提高到39%，成为全美人均风电产能最高的州。
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为该州带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
美国中部能源公司（Mid-AmericanEnergy）计划在该州投资19亿美元开发风能。
在该项目带动下，信息业巨头谷歌和脸谱承诺投资7亿美元，扩建它们在该州的数据处理中心——使这些高耗能项目用上绿色能源。
[48]
地方经济利益不仅决定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还能对联邦政策产生相当直接的影响。
2012年12月，联邦政府为风能产业提供的《生产税减免》（PTC）项目到期。
[49]不少人对PTC能否得到国会的延期批准表示怀疑：
国会的共和党领导人及其代表的传统电力和化石能源企业持反对态度，联邦政策当时面临巨大的恢复财政平衡压力。
然而，国会表决结果最终支持了PTC的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中西部和大平原地区9个州的共和党议员普遍投了赞成票。
[50]
（三）消费支持政策的成效及其传播
近年来，屋顶光伏产业在美国快速崛起。
从2011年开始，全美屋顶光伏发电设施装机总容量的年增长率超过60%。
目前在美国，每4分钟就有一套屋顶太阳能发电装置被安装。
[51]这同不少地方政府采取的消费支持和补贴政策密切相关：
1.余电入网制度（net-metering）。
有关规定允许安装屋顶光伏设施的家庭或企业将用不完的电输入当地电网，以此领取现金补偿或得到使用电网电力的免费额度。
尽管各地的具体实施标准存在差异，但目前已有43个州建立了这项制度。
[52]
2.安装费折扣返还。
这是一种较直接的补贴方式。
例如，加州的《太阳能促进行动计划》[53]要求某些电力公司从2007年起向光伏设施使用者返还部分安装费用。
[54]
3.购置设施贷款（PACE）。
[55]较流行的做法是为房主提供安装光伏设施的贷款。
贷款同房屋资产挂钩，受益者可通过资产税体系偿付贷款。
这使房主无需在开始使用屋顶光伏设施时支付大笔初装费。
目前，至少有31个州已立法授权下级地方政府设立PACE贷款项目。
[56]
4.税收减免。
这类优惠主要包括：
（1）资产税减免，即房主可免交拥有屋顶光伏设施所涉的资产税。
根据阿拉斯加、科罗拉多、罗得岛、佛蒙特、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等州的相关法律，下级地方政府如因减免此类税收面临财政困难，可向州政府申请财政补贴。
（2）减免余电入网所涉的零售税。
（3）根据发电设施安装成本或发电量，给予设施用户一定的州个人所得税减免。
[57]
5.允许第三方从事屋顶光伏设施的商业出租业务。
这是较新的举措，目前已有14个州采用。
租赁安排意味用户能在基本不掏钱的情况下享用屋顶光伏电力，因此广受消费者欢迎。
加利福尼亚、亚利桑纳和科罗拉多是全美最大的屋顶太阳能州级市场，在其屋顶光伏电力的使用人群中，70%以上是通过租赁合同加入消费行列的。
[58]
消费支持举措不仅使屋顶光伏装置的销量在短期内快速增长，还使中等收入家庭成为消费主体，从而为需求的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在市场规模最大的三个州——加利福尼亚、亚利桑纳和新泽西，超过60%的安装屋顶光伏装置的家庭来自年收入中位数为4-9万美元的社区，其中年收入中位数为5-6万美元的住户所占比例相对最高。
[59]在近年来市场规模发展较快的州，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
在纽约州，中产阶级社区居民占消费群体的比例达80%，在马萨诸塞州这一比例达到70%。
[60]
消费群体的扩大使屋顶光伏装置进入零售业。
在美国国内，沃尔玛和科斯科等零售业巨头已在其连锁超市内出售成套的光伏板组件。
[61]此外，屋顶光伏装置安装也开始进入房屋建筑商的业务范围。
[62]例如，2012年开始，住宅建筑公司SheaHomes同太阳能公司SolarCity建立合作关系，计划在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内华达和华盛顿等州共同建造配备光伏发电设施的节能住宅。
[63]这些动向反映了新能源产品在占领大众市场、成为主流消费品的道路上取得重要进展。
光伏产品的市场扩大不仅反映消费补贴政策的作用，也以事实减弱了以下政策批评的影响：
只有富裕人群才能消费得起绿色能源技术这种高科技产品；政府为推广这种技术的应用提供消费补贴，是用普通纳税人的钱补贴富人，等于征收一种递减税。
一些扶持屋顶光伏产业的举措最先出现于加州，以后在其它州被采用，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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