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总第五十九回月氏难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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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总第五十九回月氏难觅
《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总第五十九回月氏难觅
第五十九回
月氏难觅
居于河西、河湟、陇西三大板块相接的枢纽位置，又有黄河水滋养，兰州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就具体的行政规划而言，并不是总是要把这三个最高地缘板块，放在同一行政区的。
就好像历史发展到现在，为了控制青藏高原北部，河湟谷地和唐谷拉山以北那一大片牧区，打包成为了“青海省”（湟水河谷的地缘核心“西宁”，也就成了青海的省会），并没有和它的“西凉”伙伴们成为一省。
但仅仅凭借连通河西、陇西的枢纽地位，也足以坐实兰州在甘肃省的省会地位了。
既然经兰州盆地—庄浪河谷（现建制为永登、天祝两县）进入河西走廊的路线，是连通陇西—河西板块的最合理选择（参见《丝绸之路“陇西—河西”段示意图》），那么横穿陇西高原的最短路线也就此出炉了。
就我们现在所解读的汉朝来说，在大部分的时段，兰州—陇关之间的几何直线，所经过的张家川—通渭—定西—榆中—兰州诸地，就是西汉丝绸之路的主干线。
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决定一条路线是否有资格成为官道，不仅要看直线距离，还要考虑环境、安全，以及板块行政中心位置等因素。
后来东汉时期的官道，就象渭水方向南移了。
如果没有秦人对陇西高原数百年的经营，我们很难想象汉帝国能够以陇西高原为中心，向西北地区扩张，并对匈奴展开战略反击。
从这个角度看，秦人留给汉帝国的最大遗产，可以说就是“陇西”了。
就这个板块所能够辐射的区域而言，对于中央之国的安全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这也意味着陇西必须承受更多的压力。
尤其是在西、北两个方向。
以河湟、河西、蒙古高原，乃至西套平原为根据地的边缘民族，都有可能对陇西高原造成巨大压力。
在这样一种数面受敌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在陇西高原建制一个郡一级的行政区，就显得不够了。
为了缓解陇西高原的压力，在汉帝国的建制中，陇西高原北部是和陇东高原放在一起，合制为“北地郡”的。
从战略上来看，这种建制不无道理。
因为无论是陇东还是陇西，所承受的北方压力，都来自西套平原和鄂尔多斯方向。
尤其是那个水草丰美，又可以通过清水河谷随意切换攻击方向的“西套平原”，更是使得萧关两侧，在军、政上有统一的协调的必要。
六盘山东西两侧必须放在同一建制中，才能更好屏障关中这一战略思维，也在现实的行政格局中有所反应。
我们会看到，虽然由于宁夏的“独立”（原来也是甘肃的一部分），陇东高原不得不以一种，近乎飞地的状态留在甘肃的版图中，但甘肃省还是能够保有陇东。
陇山两侧的这种紧密地缘关系，在汉帝国反击匈奴成功后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这时的北地郡因为西套平原的“回归”（秦帝国已经征服过西套），已经变得过于庞大了。
汉帝国不得不将北地郡的西部分拆出“安定郡”时，仍然遵循了六盘山两侧必须军政统一，共同防御来自“清水河谷”战略威胁的原则，将陇东高原的西部、陇西高原的北部放在了同一建制中（安定郡）。
虽然建制一个理想的行政区，似乎应该与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相重合（重要标准，就是同一水系。
典型的案例就是江西），但在实际操作中，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往往很难达到这种理想状态。
在很多时候，政治家们甚至更热衷于，在一个以某一地缘板块为核心的行政区中，刻意加入一些周边板块的部分。
这种做法，往好了说是希望各行政区之间，能够因此而产生更紧密的地缘关系；往阴谋方面想的话，也是在避免某一板块太过独立，而产生离心力。
象陇西高原这种水系繁杂，又面临多方压力的板块，变数就更加的大了。
比如汉帝国继成功渗透河湟谷地后（在河西之后），为之设立“金城郡”时，就刻意将包括“金城”（兰州）在内的，与河湟谷地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陇西高原西部，划入了这个为控“河湟”而设的行政区中。
总得来说，对于汉帝国而言，陇西高原的行政区划如何调整，所依据的标准，已经不是陇西高原内部的需要了。
如何能够更好的控制、防御那些陇西以西（北）的边缘板块，才是帝国不断调整陇西高原建制的源动力。
对于即将越过黄河，进入匈奴之地的张骞来说，他的关注点也肯定不在陇西的道路之上。
如何能够安全的穿越河西走廊，在西域找到大月氏人，才是此行的意义所在。
虽然张骞在出发之前，应该还不太了解匈奴在河西走廊是如何经营、布防的，不过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却还是有足够的资料来了解这一点的。
在匈奴占据河西之地后，这条走廊地带被一分为二，交给了归属于匈奴右翼的“浑邪”、“休屠”二王分治。
通过之前的内容，我们知道，整个河西走廊并不是被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所贯穿的河谷地带，而是由诸多由祁连山上汇流而来的河大，在山脉外侧所形成的珍珠链般的绿洲带。
这些河流在祁连山麓滋养出片片绿洲之后，又汇集成了额济纳河、石羊河两大河流，向阿拉善戈壁的腹地渗透。
当然，以它们的走向而言，是完全不有机会把祁连山之水送到大海的。
这种迎难而上的做法，最终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在阿拉善戈壁腹地，形成了“居延泽”、“潴野泽”二片因湖而生的绿地。
在大月氏人经营河西走廊时，他们的核心领地就是“额济纳河绿洲带”，以及“石羊河绿洲带”。
当匈奴人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时，很显然也可以以此为标准，将这两个绿洲带分别交给浑邪、休屠二王管理。
不过从体量上来看，额济纳河明显要更占优。
尤其它上游河流的密度和跨度，要明显大于石羊河。
仅仅按照流域来分割领地的话，被分配在东部的休屠王很可能就会觉得吃亏了。
因此最终成为休屠、浑邪二王草场地理分割线的，是额济纳河上游正源——黑河（其实额济纳就是汉语“黑水”的意思）。
即黑河以东的草场，由休屠王管辖（潴野泽也因此被称为“休屠泽）；以西的绿洲，则由浑邪王管理。
从位置上看，以石羊河流域为核心领地的休屠王部，显然与汉帝国更为接近。
在匈奴人战略优势明显时，这可以让休屠王部有更多的机会劫掠汉地；只是一旦形势发生逆转，休屠王部也会承受最大的压力。
当然，这只是战略层面的分析，具体到战术层面，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经典案例，看看一代名将霍去病是怎样出奇制胜的，将浑邪王部作为第一攻击目标的。
其实不管张骞是被匈奴何部所获得，他此行的命运都注定会有一个悲剧的开始。
你很难想象，一支数百人的庞大队伍，应该如何顺利穿越东西纵深千里的“敌占区”。
对于这一点，俘获他们，并得知张骞所肩负使命匈奴人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张骞和他的随从们并没有生命危险。
这倒不是完全基于“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惯例（以张骞此行的目的来说，对于匈奴来说，其实可以按间谍处置了）。
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人力资源的争夺。
在“人”是最基本的战略物资和地缘潜力体现的古典时期，你所拥有人力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你的战争潜力。
对于象匈奴这种游牧体系来说，他们在生产、生活方式局限，使得他们无论在单纯的人口潜力，还是人才的培养环境上，都有很大的短板。
因此针对更高文明区汉地的，人口（人才）资源的掠夺、吸引，也是匈奴帝国保持、提升竞争力的必然手段。
正是在匈奴对人口，尤其是人才资源的极度渴望下，象张骞这种因各种原因为匈奴所获的汉人精英，一般并不会有生命危险。
“帮助”他们组建家庭，并生儿育女，是匈奴人所使用的方法。
这样一种看似简单的方法，其实是十分有效的。
就象现在偏远地区那些被卖作人妻者，通常在诞下儿女之后都会认命。
而买妻者的家族，在这个阶段之后也会随之放宽管制，甚至允许她回乡探亲。
当然，并不是所有被迫在异乡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人都会这样“认命”，肩负历史使命的张骞就是其中之一。
在河西走廊留置十余年的他，最终还是在匈奴人管制日松的情况下，离开了他在匈奴的妻儿，继续履行他出使大月氏的使命。
我们无法得知，具体有多少当日的使团成员，作出了类似决定共同出逃。
不过对于张骞来说，那个匈奴人身份的“堂邑父”能够随他一起出逃是最重要的。
那么，张骞是遵循什么样的路线逃出匈奴控制区，后面又是如何找到大月氏人的？
附：
丝绸之路“陇西—河西”段示意图
如果张骞是被休屠王部截获，并被扣留在石羊河流域的话，那么他在出逃时，就必须穿越一座非常著名的地标——焉支山（燕支山、胭脂山）了。
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从匈奴人失去河西走廊后所传唱的那两句歌谣：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中，知晓这座河西“名山”的。
其实从地理结构来看，所谓“焉支山”也是祁连山脉的一部分。
只不过和祁连山脉内部，那些老老实实遵循东西向原则排列的山体来说，焉支山的发展方向有些异样罢了。
和乌鞘岭一样，焉支山也固执的向东北方向偏移了自己的走向。
只不过前者最终成为了河西走廊与陇西高原的地理分割线；而后者则成为了横断河西走廊的一个显著的地理特征。
我们也可以从水系的角度，来理解焉支山和乌鞘岭对河西走廊的分割作用。
二者突兀的存在，对山体两侧的水流也形成了自然分流。
乌鞘岭所分割的是黄河、石羊河水系；而焉支山分割的则是石羊河、额济纳河水系。
很明显，这样的地理结构，会让河西走廊内部，有机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亚板块。
在汉帝国征服河西走廊之后，焉支山东部的石羊河流域就建制了河西四郡中的“武威郡”（公元115年）。
而焉支山以西部分，一开始只是被笼统的建制为了“酒泉郡”（公元121年），只是一会我们就会分析到，焉支山以西部分远非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进一步分拆实属必然。
对于匈奴人来说，横亘于河西走廊当中的焉支山，并不一定会成为一条地理分割线。
因为游牧生活需要利用山体阴阳两面温差对牧草生长的影响，来转换牧场。
然而对于习惯于稳定农业生活的农耕民族来说，类似这样山体的存在就很珍贵了。
除了承担行政区的天然分割线以外，军事家也会毫不犹豫的依靠山体，建立一系列防御体系。
如果翻越山体的通道，只是山口、峡谷的形式存在，那么依山而建的防御体系，更多的会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口而存在（这类通道，我们称之为“战术通道”）；而如果山体结构并不是那么紧密，防御纵深比较大的话，比如象南阳盆地与华北平原之间那样（方城夏道），那么军事家一般就会和政治家相互配合，在此营建一些军、民两用，有自给能力的城邑作战略防御（这类通道，既为战略通道）。
就地理结构来说，呈断块状的焉支山无论是内部，还是与祁连山主脉之间的连接都不算紧密。
因此在已经在河西走廊生活了十年之久的张骞，应该还是有足够机会躲避开匈奴游骑兵，穿越焉支山进入额济纳河流域的。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要是占据河西走廊的是汉帝国这些的农耕政权，张骞碰到的麻烦可能就要更大了。
事实上，后来汉帝国在焉支山与祁连山之间屯田驻军，建制了一个战略级别的防御据点——骊轩（县）。
相信很多经常看新闻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会感到有些熟悉了。
在各地都热衷于牵强附会，挖掘历史来发展旅游经济时，骊轩城所在的永昌县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
因为依靠古城遗址所在地的，一些长相多少有点带欧罗巴基因的村民，并结合在故纸堆中翻出的，对骊轩驻军的一些描述。
这个被华夏文明经营达二千多年的地方，竟然奇迹般的和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一个与汉帝国同时代的帝国——罗马联系到了一起。
而那些带有所谓“罗马血统”的村民，为了配合相关炒作，也已经开始逐渐相信，自己的祖先是一来源于一支，在罗马东征中消失的军团。
假如你没有看过相关报道，相信你也能很快XX到相关信息的。
对于此类有所谓基因证据的炒作，我只能说，在河西走廊乃至整个陇山以西这片多方博弈之地，找点带有所谓“异族”基因的人，实在是太容易了。
假如现在波斯或者阿拉伯板块，是这个世界上的优势文明区（而不是罗马文明所代表的西方），相信从逻辑和证据的角度来看，以波斯或者阿拉伯后裔来拉动旅游经济，要更让人信服。
就这个帖子的视角来说，用“历史”来为现实利益服务话题只是一个插曲了。
可以肯定的是，关于骊轩罗马军团后裔的炒作，肯定无法把张骞他老人家拉出来做证据了。
在张骞而言，“大秦”（罗马当时的称呼）只是他在西行过程中，听说到一个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强大帝国。
在业已存在的东西方贸易，以及后来以官方贸易通道形式而建立的“丝绸之路”中，这个帝国都是中央之国可以知道的商路的终点。
对于张骞来说，他现在唯一要关注的，就是匈奴人的动向了。
不管张骞是在最初的行动中，就突破了焉支山；还是在十年之后才进入了额济纳河流域，他都注定还要在匈奴人的阴影下旅行一段时间。
在匈奴浑邪王管辖的这片土地上，额济纳河及其上游支流，所覆盖的区域要比石羊河流域要更大。
当然，以张骞的出使方向而言，他并没有必要绕到额济纳河下游，去考察一下居延海的水土情况。
不过仅仅在祁连山麓的额济纳河上游地区，张骞也必须穿越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才能够完成一半的河西之旅。
和所有发源于山地的河流一样，额济纳河的上游地区存在许多原本独立的支流。
这些由祁连山流下的河流，在祁连山北冲击出一片扇状的绿洲之后，再汇合成一条河流向阿拉善高原腹地渗透。
在这些上游河流中，最大的是位于东西两端的黑河和北大河。
如果不考虑已经渗出走廊带的额济纳河干流，我们其实也可以将反方向对流的北大河和黑河，理解为两条完全独立的河流。
事实上，现在的北大河也的确没有汇入额济纳河，而是完全成为了一条由酒泉地区独享水资源的河流。
在今后的解读中，我们会无数次的看到类似情况，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那些在中游地区被断流的河流，并无法象它最原始状态时那样流到下游地区。
随着这些横亘在河流中游，为农业蓄水的水库的兴建，那些面积更大的，古代名湖（海）也一个个的消失了。
要是追要溯源的话，张骞也许要为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承担最初的责任。
就支撑华夏文明在古典时期优势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来说，在提高土地承载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比原始的游牧经济，更为明显的影响了生态。
当然，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古典时期的农耕技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还算是小的。
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工业时代，在人类可以利用化石资源来带来的技术飞跃，对这个星球进行改造时。
那些没有考虑到生态平衡的争功近利之举，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对生态体系的影响程度就要远超漫长古典时期的变化了。
回到额济纳河上游的话题上来。
既然北大河与黑河流域之间相互独立，那么将行政中心放在任何一区，都有可能影响到对另一板块的经营。
因此在最初笼统的将焉支山以西地区建制为“酒泉郡”之后，东部的黑河流域连同额济纳河干流地区（包括居延海），被分割出了河西四郡中的另一个成员——张掖郡。
而北大河流域则成为了缩编后的酒泉郡核心区。
实际上，如果单从额济纳河流域的结构来看，张掖郡所在的黑河流域，应该更有机会成为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西部，最初的地缘核心。
这不仅仅是因为黑河流域面积更大的绿洲，地理位置更接近河西走廊的地理中心（只包括额济纳河与石羊河流域）。
更因为张掖在地理上的防御体系会更封闭。
焉支山和祁连山的存在，为张掖地区的南、东两面提供的天然的保护。
而在它最容易受到压力（包括自然力的侵蚀，以及游牧民族的威胁）的北部，与阿拉善高原之间，也有一条与黑河平行的山体——龙首山帮助防御。
这个一个三面有山可依，中间水资源相对更充足的板块，显然更容易打动行政规划者。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西部最初的建制，应该就是“张掖郡”了。
然而历史最终还是第一时间选择了北大河流域的“酒泉”，来承担河西走廊西部地缘核心的重任。
之所以会有这种安排，我因为我们一直在说的河西走廊西段，也就是额吉纳河上游地区，其实只是河西走廊的“中段”罢了。
刚才我们也说了，即使张骞安全走过北大河流域，他也不过是在河西走廊走了一半路。
要想完全走出匈奴的直接控制区，他还需要再横穿河西走廊的下一个地理单元——疏勒河流域。
附：
“河西走廊—西域”地缘关系示意图
作为河西走廊的庇护者，祁连山是非常慷慨的。
石羊河、额济纳河两大水系并不是祁连山为河西走廊作出的唯一贡献。
疏勒河流域是另一片，由祁连山之水滋养出来的绿洲。
也就是说，整个河西走廊，实际上是由石羊河、额济纳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所覆盖。
而一旦离开祁连山麓，想继续沿着青藏高原的边缘西行的话，就没有机会看到连续的绿洲带了。
之所以会这样，和青藏高原乃至西域的地理结构有关。
作为一条大致呈西北——东南方向，矗立于青藏高原边缘的高大山脉，祁连山还是有机会承接来自太平洋的水气的。
另有研究认为，阿尔泰山脉与天山山脉之间那个缺口（也就是准噶尔盆地东端），也会为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放进一些来自大西洋的水气。
至于到底是太平洋还是大西洋，为河西走廊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就不是这里所能解答的了。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祁连山脉的确比它西侧那些同属青藏高原边缘的山脉要更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
祁连山脉以西的青藏高原，是由另外两条独立山脉所维护的。
一条是与祁连山脉相连的“阿尔金山”。
如果说祁连山脉所庇护的是河西走廊的话，那么阿尔金山对应的地理单元就是“柴达木盆地了。
这个横亘于青藏高原北部，东拉青海湖区的巨大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的地理分割线就是阿尔金山脉。
只不过相比祁连山，阿尔金山能够为两侧低地所作的贡献就要小的多了。
一面是拥有巨大纵深和高度的青藏高原，另一面是与之隔塔里木盆地相望，体量高出自己一个级别的天山山脉。
无论是来自大西洋还是太平洋的水气，甚至对青藏高原腹地气候有影响的印度洋水气，都基本与阿尔金山无缘了。
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绿洲带从河西走廊继续沿青藏高原向西延伸是不现实的。
当然，没有连续的绿洲带，并不代表阿尔金山山麓就一定是生命的禁区。
等张骞完成他的出使任务，准备从塔里木盆地南缘转回来时，我们就会具体解读，包括阿尔金山以及位置更西的昆仑山脉，有没有为他的行程提供帮助的。
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回到疏勒河身上来。
与邻近的额济纳河相似的是，疏勒河主要也是有两条河流汇集而成了，一条就是位于东部的疏勒河干流。
祁连山西段的两条延伸入高原腹地的支脉——托来南山和疏勒南山，是疏勒河干流水源的主要供给者。
在向北流出这两条支脉所包夹的谷地之后，疏勒河在祁连山麓的走廊地带又继承向北流淌了一段。
与所有乌鞘岭以西的河流一样，疏勒河也没有机会找到一条入海路线。
最终消失在戈壁沙漠之中，是它们摆脱不了的宿命。
不过命运对于类似疏勒河这样水量巨大的河流，还要是偏爱一些。
这些在荒漠之中无望挣扎的河流，总是会遵循着基本的物理规律找到一片低洼之处作为它的最终归宿。
也许是古人也认为，对于一条河流来说，不能归流入海总是一种遗憾，所以这些内陆河流最后所形成的湖泊，很多被贴上了“海”的标签。
只是想做“海”的话，你的水量必须得大，最起码得让人在终端湖泊边上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感觉。
当然，也并不是每一处内陆湖泊都一定会被称为海的。
象疏勒河水所汇流而成的湖泊，就被古人称之为“冥泽”（冥泽以南的疏勒河也被称之为“冥水”）。
古人没有慷慨的为这片湖水贴上“海”的标签，也许是因为它的形态不太固定，边缘会有大片水陆相间的湖泽之地（就象云梦泽那样）。
这是因为，疏勒河和它旁边从祁连山下来的河流一起，在祁连山北部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扇状冲积带。
由于地势平坦和水量不固定的原因，这片冲积带中河流与陆地的位置，并不总是固定的。
而作为终端的“冥泽”，在形态上也同样有着变化。
对于在华北平原治水多年的华夏民族来说，有足够的经验来驯服疏勒河这种随意改道、漫流的行为。
只不过，在这种治理卓有成效，并沿冥水开垦出大片耕地之后，“冥泽”这个疏勒河上的“中继湖”也就不复存在了。
可能会有朋友感到奇怪，刚才我们不是说“冥泽”是疏勒河的终端吗？
为什么又为它贴上了一个中继湖的标签呢？
这主要是因为，冥泽所处的位置并不仅仅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区，事实上它只是由天山山脉的东端（北山）与祁连山脉之间包夹而成的，一条低地带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疏勒河水在向北漫流，并在遇到北山阻断去路形成冥泽之后，又继续向西沿着北山南麓向西域腹地渗透了。
在这种情况下，冥泽就只能算是疏勒河当中的，一个调解水量的中继湖了。
在水量足够大的情况下，它可以变化面积自然调解下游水量。
而当上游地区因自然或人为（开耕耗水量更大的耕地）减少给给量时，冥泽就会变小甚至消失了。
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没办法在实地找到曾经被张骞记录过的冥泽了。
事实上，由于中上游的开发问题，疏勒河渗透入塔里木盆地的下游河道，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然而在二千多年前，张骞踏上这片土地时，这里还是一片在西域难得一见的水草丰美之地。
对于那些以游牧为生的部落来说，疏勒河漫流变道的问题，并不成为问题。
只要有水和那些伴水而生的牧草，就足以支撑他们的存在了。
对于发现疏勒河有机会成为一片游牧之地的部落来说，疏勒河并不是唯一有机会大幅度提升他们人口潜力的河流。
当疏勒河沿天山（北山段）南麓向西流淌一段时间后，它马上就要迎来另一条来自祁连山脉的重要河流——党河的补给了。
如果不是因为疏勒河固执的向西渗透，发源于祁连山脉最西端，与疏勒河干流流量相差并不多的党河，完全有机会成为一条独立的河流，并在北山南部汇集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终端湖。
当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党河与疏勒河是否一定要相接成同一水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这一东一西，跨度基本相当于额济纳河上游流域（北大河——黑河）的两大水系存在，他们就有机会在天山山脉和祁连山之间，又经营出一片连续的牧地了。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晓，二千多年前那些游牧部落，是如何在疏勒河流域选择适应不同季节的牧场了。
不过这条绿洲带，在被汉帝国带入中央之国体系之后的行政沿革却是清晰可见的。
在帝国最初的设计中，整个疏勒河流域是属于北大河流域的“酒泉”所辖。
然而帝国的统治者很快意识到，让酒泉将行政控制力向西延伸到这么远的距离有些不现实。
特别是在疏勒河流域在地理结构上完全独立的情况下。
因此很快，酒泉郡的西部边界被定在了“冥水”西岸，而河西走廊伴随着疏勒河水转向西的部分，则分治出了“敦煌”这个河西四州中，最为著名的地缘标签。
也许张骞在穿越疏勒河流域，准备进入西域时，心里就已经在为帝国将来控制这片土地作行政规划了。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他后来呈交给汉武帝的报告，主要内容其实就是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地缘结构分析。
当然，还没有走出河西走廊的张骞，还要花上许多时间来完成这份报告。
不过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这时候的张骞心里很可能有些遗憾。
因为如果不是被匈奴人拦截滞留河西走廊达十年之久的话，或者说一开始就顺利穿越石羊河、额济纳河绿洲的话，他应该在进入疏勒河流域之时，就已经脱离了匈奴的直接控制区了。
这十年之差，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他接下来的行程路线，以及找到大月氏人的时间和地点。
而这一切的变化，除了与匈奴人有关外，还与另一个曾经活动于河西走廊的重要部族——乌孙人有关。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匈奴人到来之前的河西走廊应该是月氏人的领地。
假如仅仅把河西之地的范畴限定在额济纳河——石羊河流域，这种理解的确没有错。
不过当我们把视线西移到疏勒河流域的话，就会发现这一带还存在一支与大月氏人势不两力的部族——乌孙。
相比大月氏人，乌孙人可控的牧场要小一些。
党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敦煌一带，是乌孙人的根基之地。
很显然，如果乌孙人要想发展，最自然的选择就是东向控制整个疏勒河流域了。
然而有这种想法的，并不仅仅只有乌孙人。
要是大月氏人不想去挑战黄土高原的中央之国的话，他们唯一的选择，也是向同属一条走廊带的疏勒河流域渗透。
没有人能够说清，乌孙人与大月氏人，到底谁先渗透到了疏勒河流域的东部。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近邻之间的地缘博弈是再所难免的。
从实力来看，有两条绿洲带在手的月氏人，明显要比可能还不能完控整个疏勒河流域的乌孙人要强一些。
在东方的刘邦终于击败项羽，将中央之国带入了新的帝国时代时，乌孙人与月氏人之间的博弈也出现了阶段性结果。
随着乌孙王“难兜靡”被月氏攻杀，月氏人终于成为了整个河西走廊的主人。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结果，是因为乌孙人和月氏人之间的恩怨还远没有结束。
失败并被迫离开河西走廊的乌孙人，转而投奔了月氏人的另一个对手——匈奴。
对于匈奴人来说，这样一支和自己有共同敌人的部落前来投奔，当然是一件好事了。
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与月氏人的决战中。
这些与月氏有着国恨家仇的月氏人，无疑会有着更强的战斗力。
不能说，匈奴后来对月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就是得益于乌孙人的加入，但乌孙人在与月氏人的战争中，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乌孙人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也使得他们有机会在匈奴帝国中，保持原有的部落状态，并最终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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