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有的企业要求4.0年，有的企业要求4.1年，有的要求4.2年。
但是竞争的结果会导致形成统一的教育门槛。
它取决于两类劳动者的上学成本以及市场对于不同生产率劳动者的工资支付。
如果低生产率劳动者上学成本c普遍下降（扩招、降低考试标准），则达到信号筛选所必要的教育年限就要提高，否则起不到信号功能。
高生产率劳动者上学成本d下降，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如果不同生产率劳动者的工资差距b-a扩大（与收入分配有关），则达到信号筛选所必要的教育年限就要提高，否则也起不到信号功能。
有很多事实支持信号功能理论。
例如，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的确在以后的工作中很少用到。
在对日本和欧洲大学毕业生的统计中发现，回答大学所学知识在以后工作中频繁使用的比例很低，日本的男大学毕业生该比例为7.6%，女大学毕业生该比例为10.9%，欧洲的男毕业生该比例为17.6%，女生为20.5%。
其次，名牌大学的学生即使在大学期间所学课程与普通大学学生一样，其毕业后的就业前景也好于普通大学毕业生。
因为入名牌大学很困难，因而名牌大学毕业证又成为更高才能的信号。
在我国，这一现象也是存在的。
再次，由于自我雇佣者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不需要接受教育来揭示自己的生产率信息，因而其受教育年限会较短。
如果自我雇佣者的受教育年限少于受雇佣者的受教育年限，也能证明教育的信号功能。
最后，如果教育仅是一个信号，那么有没有更低成本地获得信号的途径呢？
有，就是假文凭。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才能者完全可以不上大学，而是低成本地买一个假文凭，他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因为他的才能保证他在工作中将做得和大学毕业生一样出色。
比假文凭更高明的一种做法是时下在中国“火爆”的研究生班教育，研究生班的学习成本较低（虽然要交费，但可以不脱产工作，且学习、考试相对简单，实际上成本低），如果能够获得同样的学历，代表自己是高才能的人，那么何不进行研究生班的学习呢？
这也是目前一些在职工作者青睐研究生班的原因。
对于他们来说，学习的内容不重要，关键要拿一个文凭来证明自己是高才能的人。
当然，也有事实来反驳教育仅仅发挥信号功能。
其一是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对工作没有帮助，有很多知识在以后工作中要经常用到。
而且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应用价值也不同。
有的职业技术教育，其专业知识几乎完全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应用。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说教育仅仅发挥信号功能了。
其二是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也有甄别人才的机制，而不会盲目相信文凭。
也就是说企业要考察劳动者已经具备的知识、能力，尤其对其专业背景、工作经验更加侧重。
或者说，即使教育发挥信号功能，持续的时间也较短。
随着劳动者在企业工作时间的延长和企业对劳动者的了解加深，信号功能会逐渐丧失作用（BelmanandHeywood1997）。
其三是如果教育仅发挥信号功能，则入学成绩高的学生就是高才能者，他在以后四年的学习中也会获得好成绩。
但是，事实上，入学成绩与大学四年成绩相关性不大。
入学时成绩差者（低才能者）经过学习努力，毕业成绩也会很好。
这也反驳了教育的信号功能理论，说明教育能够提高人们的才能。
最后，按照这一信号功能理论，能够轻松获得高成绩的学生是高才能的人，其就业前景也会很高。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成绩好的毕业生不一定能获得高收入的工作。
这说明成绩好不一定代表才能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驳了教育的信号功能。
还有一点，让人们怀疑教育只发挥信号功能。
如果教育只发挥信号功能，通过大规模的教育投资来实现发现人才的机制，是否成本过大，应该有低成本的替代方式存在吧。
但是，人们却没有用替代的低成本方式，这说明教育对生产率提高也会有积极影响。
教育能够起到信号功能，但信号功能只是其作用的一部分，人们通过教育所学内容也有用。
教育不仅能够选拔人才，也能够培养人才。
这也是笔者的观点。
三、发展中国家教育的信号功能及检验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教育不仅能够选拔人才，也能够培养人才。
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育仅仅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对于低才能的人来说，接受教育无助于提高他们的技能，在学校里所学的具体知识对将来的工作没有帮助。
那么，政府对低收入家庭、低技能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就没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是资源浪费。
在教育只发挥信号功能的情况下，教育的私人投资仍是可取的，因为只有获得文凭，才能更容易地被认定为高才能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
另一方面虽然教育对提高私人的生产率没有影响，教育仍有社会性的经济价值。
不同于单纯的“资格证书论”，这里教育的社会投资收益来自人们和工作的较好配合，即教育能够提供这样的帮助：
将不同才能的人配置到不同的岗位上，这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
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形成教育的信号功能。
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更加明显，企业和学校之间缺乏产学联系，劳动者流动后往往与原有企业切断联系，企业和企业之间也不能实现雇佣的信息共享，学历成为劳动者求职的重要信号凭借。
另一方面，转型时期，中国人才跨区域流动加快，信息越发不充分、不对称，也就越需要信号功能。
过去终身在一个地区的同一个企业工作，不存在太多的信息不对称。
此外，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缺乏对劳动者生产率甄别、评价的动力，学历是确定工资的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指标。
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也会减弱企业甄别劳动者生产率的积极性。
如果企业花费了甄别成本识别了高能力劳动者，但高能力劳动者轻易地跳槽，则企业的成本得不到回收。
并且，企业甄别出高能力劳动者，会给竞争对手企业传递信号，从而高能力劳动者会被挖走（BanerjeeandGaston2004）。
所以，所有的企业都不进行甄别，寄希望其他企业进行甄别，其背后是收益不能内部化的问题。
这样，教育的信号功能就会大行其道。
不进行甄别越发加重信息的不对称，也就越发要求信号功能，要求劳动者自己提供信号。
最后，还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相对较少，容易夸大其作用、给予其高工资。
关系型社会的技能强调的是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在学校里所学的确没有太大作用。
萨卡洛普洛斯（Psacharopoulous）于1979年首次提出把教育的筛选功能区分为强筛选和弱筛选。
其中强筛选的特征是：
教育只有信号功能，而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而弱筛选的特征是：
教育不但有信号功能，而且还有生产功能。
若是弱筛选成立的话，给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以高的起薪，将是一种合理而且理性的行为，因为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劳动者将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也都这么做。
然而若是强筛选成立的话，即教育不能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那么就意味着教育的社会价值将受到严重的伤害。
萨卡洛普洛斯在研究中宣称，如果强筛选成立，将出现下面的现象：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随着雇主对于雇员的进一步了解，雇主将理性地向下调整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之间的工资差异，因为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也高。
那么劳动者工作一段时间后的工资与其初始参加工作时的工资之间的比例，简称Mid－to－early比值，将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变小。
满足强筛选假设的三个条件是：
1、竞争性部门与非竞争性部门，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Mid－to－early比值都将下降；
2、同一教育程度下，竞争性部门的Mid－to－early比值将低于非竞争性部门的Mid－to－early比值；
3、竞争性部门的教育收益率低于非竞争性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李锋亮（2004）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做了筛选假设的实证检验。
检验结果为：
1、在全体、国有、集体、以及其它各种私营经济类型中，劳动者的Mid－to－early比值都与其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
2、对于不同经济类型中同一教育级别的劳动者，Mid－to－early比值，将是从国有、集体到其它各种私营经济类型，依次降低。
3、各种私营经济的劳动者教育收益率最高，依次为集体和国有的劳动者。
从结果上看，前两点是符合强筛选的条件，而第三点正好与条件相反。
根据这个实证结果，做出谨慎而又是尝试性的结论：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强筛选的趋势较为明显，然而教育的收益率与竞争性正相关，也从侧面说明了教育还是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价值。
私营企业对信号的依赖程度较低，高学历人才较少，因而教育收益率会较高。
我们可以根据招聘信息的起点工资作为被解释变量，职业、行业、所有制、性别、学历、毕业学校等作为解释变量。
起点工资是企业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给出的工资，可以较好地反映教育信号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学校和学历是信号的代表，它们的回归系数反映了信号的收益率。
在学校所学知识和实际工作需要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才能说明教育是一种信号，学历获得的收益是信号的收益；否则，学历获得的收益既有信号的收益，也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
如何分解呢？
Chatterji，Seaman和Singell（2003）设计了这样的标准，有文凭等资质要求的招聘岗位是信号功能可以观察的岗位，而没有文凭等资质要求的招聘岗位是不可观察的岗位，也可以说不存在信号功能。
对于回答有文凭等资质要求的接受调查者，要进一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文凭等资格证书对于工作是必要的吗”？
如果回答是非常重要的，则不存在信号功能。
如果回答是完全没有必要，则是充分的信号功能。
在这之间存在着弱的信号功能（有较大的必要性）和强的信号功能（并非非常必要）。
也可以以找到工作与否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上面相同。
这里也考虑在所学与实际工作需要没有关系的前提下，说明信号对于求职成功率的影响。
岳昌君等（2004）对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和起薪做了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研究结果，得出关于教育信号功能的一些佐证。
这里的一个前提是大学所学对日后工作帮助不大，这个前提虽然没有严格的实证资料支持，但基本符合我国目前的事实和人们的认识。
岳昌君等的计量结果表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本科生，本科生又高于专科生。
从起薪看，三者的排位也是如此。
这当然符合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信号功能。
因为无论哪一阶段的学习，对工作没有直接的意义，研究生文凭证明了高能力，才使得研究生找工作更容易些。
此外，211重点大学找到工作的概率更高，说明211重点大学也成为一种信号，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有能够考入优秀大学并完成学业，被认为是大学生中的佼佼者，被认为是能力更强的劳动者，因而就业会更容易些。
而获得过奖学金的毕业生和成绩排名前25%的毕业生、获得了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证书的毕业生、党员学生，他们找到工作的概率也比其他毕业生要高，起薪也高。
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校成绩对于将来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成绩优秀却传递了一个信号，该学生是优秀的人才，在将来的工作中同样会很出色。
党员学生给企业传递的信号是该学生更加积极向上、责任心更强。
英语能力在特殊单位（外企）的工作中会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在许多工作中不需要外语的企业同样会看重应聘者的英语水平，这里的英语水平也成为一个信号：
能够学好英语的人也能在工作中做得出色。
职业、行业、所有制、性别等解释变量控制了其他影响工资的因素。
在招聘学历高于实际工作需要的学历的情况下，说明教育出现过度，教育过度也成为一种信号。
可以比较不同职业、不同群体的教育信号收益，发现在哪些职业和群体教育信号发挥的作用更大。
一般认识是，应聘大企业、文科毕业生、女性、受歧视者必须有更高的学历作为信号。
四、发展中国家教育信号功能的失灵
但是教育的信号功能却有可能失灵。
失灵指劳动力市场上还依靠教育来选拔人才，但选拔的不一定是真正的人才。
如果教育连信号功能都发挥得不好，资源浪费更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信号失灵？
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信号失灵的原因包括：
首先，近年公立高校开始扩招，民营高校也不断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
但由于公立高校开始实行收费制，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贫困生上不起大学，能力与获得文凭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其次，由于考试机制失灵，大学毕业证书已经不能说明自己的才能，还需要各种资格证书辅助作为信号，或直接提高技能。
在教育改革、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学校会为了短期经济利益，扩大招生、收取较高的学费，而忽视学校的教学质量。
这种现象在高等教育普及的发达国家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因为这会影响学校的声誉。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高等学校数量还不多，在短期内还不太可能对学校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
最后，企业缺乏甄别，直接提高学历档次，节省自己的甄别成本。
Stiglitz（1975）认为过少的和过多的甄别取决于甄别技术、个人对自己能力的了解程度、生产过程的性质以及甄别是等级制的还是“工作匹配”的。
此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存在着行业工资差距、地区工资差距和所有制工资差距，这些差距来源于不同行业的垄断程度，在很长时间内不能靠市场机制来消除。
例如垄断性的高工资行业存在着劳动力配额，不是所有希望加入的劳动者都能够如愿。
对于劳动者来说，要想进入高工资行业，需要“走关系”，但只要将来的收益大于成本，这种关系就值得“走”。
而对于行业选择来说，要限制更多的人流入，会提出更高的招聘条件，提高学历要求。
在这里，收入差距扩大也像在信号功能正常发挥时一样，提高最佳教育年限。
但不同的是，这里的收入差距与生产率高低无关。
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形成信号失灵。
关系在求职、工资提升、职位晋升中仍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名义上却要求“唯才是举”，怎样判断才能高低呢？
就求助于高学历。
因而政府官员、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者纷纷谋求高学历，在缺乏严格考试机制的情况下，他们获得高学历是可能的。
高学历是一个幌子，一个职业晋升的跳板。
有了高学历，通过关系获得的晋升就可以掩人耳目，实际上教育不再发挥信号功能，它已经失灵，获得高学历也不能证明他们是高才能的人。
这里解决的就不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是为了追求高素质人才而提高招聘条件，而是进行数量限制的需要、为“走关系”做幌子。
在同样都具有高学历的应聘者中间，最终被录用者往往是有关系者（事先已被内定），所以这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企业对被录用者非常了解。
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时，也会出现强调信号功能和信号失灵。
可以说，信息不对称不是信号失灵的必要条件。
在失灵的条件下，获得高学历的人不一定是高才能的人，获得高学历不一定能够获得高收入。
下面用一个综合的模型来说明发展中国家教育信号是如何失灵的。
考虑劳动者、企业和学校三个行为主体，劳动者选择合适的教育年限来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企业选择雇佣合适技能的人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的学校也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将扩大学生规模（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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