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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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第七章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教学目的：

通过第七章的学习，要使学生了解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改革的主要内容，正确认识改革的性质及改革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

弄清楚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步骤及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

重点难点：

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2、关于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3、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

4、关于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课时：

2

第一节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太多的论述。

因为这不是他们当时面临的迫切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深入分析了这两对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规律，而没有具体说社会主义的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但是理论界长期存在马克思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误解。

列宁曾经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未进行进一步的阐发。

斯大林在宣布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没有从理论上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前期曾经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矛盾，强调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因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晚年虽然承认存在矛盾，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应当说是毛泽东第一个比较认真和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理论。

毛泽东纠正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再存在矛盾，因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不过同旧社会相比，这些矛盾的性质不再是对抗性的，而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

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总体上消灭了对抗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仍然是矛盾，而不是斯大林讲的“一致”，这是忠实于辩证法的体现。

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明确指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政策，如人民内部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处理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来发展科学文化，以及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处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等等。

所有这些科学论断，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

1、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毛泽东认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

2、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

因此，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

因此，解决这些矛盾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使之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3、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社会基本矛盾。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

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4、在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和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八大通过的决议指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

前者要用镇压的方法，后者要用说服的方法。

但今天看来，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没有充分展开，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还没有完全清醒的认识，缺乏一贯的、科学的界定，所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能做最一般的概括，所以当时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矛盾方面的分析，主要强调的是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矛盾，没有提出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存在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下还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

原因可能是同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它的基本特征方面，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它的根本目标有关。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发展，又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

理论上的局限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缺乏科学认识等原因，导致了实践中的失误，如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一味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试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等等，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严重挫折。

（2）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矛盾，一种是“敌我之间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前者要用镇压的方法，后者要用说服的方法。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同时提出只是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根据正反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根据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初级阶段理论，他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

一是提出判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应还是矛盾的新的标准。

这方面不同于毛泽东的地方，在于他不是简单的根据是否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即不是简单的根据一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做出判断，而要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主要看一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合当时当地生产力的要求，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

就是说判断的标准不能从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出发，简单从经济成分的性质来确定它是否适合生产力的要求；而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它的发展要求，对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究竟与之适应还是矛盾，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这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二是突破了解放生产力只是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认识，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

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

社会主义还需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是邓小平提出的新命题。

提出这个命题的根据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是改革开放的实践。

他从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中发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存在许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地方，现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矛盾。

由于这种矛盾不是旧的社会制度下那种对抗性矛盾，所以也不需要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这种矛盾如果得不到解决，社会生产力仍然不可能得到迅速发展。

因此，在不变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必须对我们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体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通过不断改革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系列环节和因素，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更好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日臻完善。

此外还强调了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一致性，指出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途径是改革。

所有这些理论的发展，都为调整政策，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一）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改革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把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

为什么和什么意义上把改革称为“革命”？

从本来意义上说，所谓革命，就是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取代旧的、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

革命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手段，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急风暴雨式的暴力行动，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

而改革是在不改变社会制度基本性质的基础上的改良行动。

它不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关系，不是经过急风暴雨式的暴力行动，而是经过自上而下的有领导有步骤的行动予以实现，通常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量变。

（1）邓小平把我国的改革称为革命，是就其起着解放生产力这个意义上说的。

革命打破并消除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同样起着打破和消除生产力发展桎梏的作用，所以改革也是革命。

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2）把改革称为革命，还可以从它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理解。

改革虽然不是对社会基本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不可能也不需要采取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激烈方式。

但它也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新的探索和制度的创新。

从广度上来讲，改革要解放生产力，就必须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障碍，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所以是全面的改革。

从深度来看，改革是重新调整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过程，它必然会涉及到国家、集体和个人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必然给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化。

（3）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本来是两次性质不同的革命。

为什么不说是第三次革命？

邓小平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把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个意义上，将它们合在一起，看作是第一次革命。

他说：

“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革命，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

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

”（《邓小平文选》第3卷，134页）第一次革命是对旧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深刻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

第二次革命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原来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文化体制等方面进行又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第一次革命为社会主义的改革提供了基础；第二次革命是使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和作用与第一次革命一样重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可能是更加重要。

2、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的探索，七八十年代开始逐步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方向。

今天人们谈到中国和苏东改革的不同特点问题时，常常用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来区分。

这在一些研究转轨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的文章中几乎成了定论。

似乎二者的目标是相同的，区别只是一个改革的方法和步骤问题。

苏东国家搞“休克疗法”，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而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渐进式的道路。

有些人甚至认为，尽管前苏东国家实行“休克疗法”以来经济严重衰退，但它们毕竟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目前的状况只是改革进程中暂时的阵痛；而中国的改革尽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因为采取渐进的方式，还没有实现前苏东国家已经实现的经济转型，所以最终还是要走向他们的模式。

其实，用激进还是渐进来区分我国同前苏东国家的两种改革，是十分肤浅的，因为它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

两种改革的根本区别在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完全不同。

对苏东国家来说，改革的出发点不是因为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弊端，而是认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注定没有效率、没有前途的。

因此，他们认为需要改革的不仅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原有的经济模式，而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改革目的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为了用被它们看作富有效率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来取代没有效率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自然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否定。

我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同苏东国家根本不同。

社会主义所以要进行改革，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注定没有效率，而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僵化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所以有一个通过改革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各方面的体制的问题。

改革的性质是对原有体制的根本改革，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能够始终一贯、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

总之，两种改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3、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本身的物质基础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在经济技术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社会主义优越性还不可能充分得到体现，因此存在着使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得以产生和传播的条件。

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种企图把中国拉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企图，这决定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必然存在否定和改变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问题。

因此，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十分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

他指出，“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

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

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

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

（二）“三个有利于”标准

1、它是判断什么的标准

对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标准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这首先涉及到它是判断什么的标准。

有些人认为，这是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

这显然是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的，而且也是同邓小平的一贯思想相悖的。

姓‘资’还是姓‘社’，指的是区分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性质问题，而判断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只能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自身的性质，特别是所有制关系的性质为标准。

姓‘资’还是姓‘社’由它们自身的经济关系内容，而不是由它们在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

而它们的作用，也不是由于它们的性质决定，而是决定于它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生产力的关系，决定于它们是否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的要求。

因此，不能把“三个有利于”标准同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准混为一谈。

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是为了提供一个判别一种经济现象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而是为了给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法和手段提供一个是否对错的判断标准。

“三个有利于”所以不能用来作为姓‘资’还是姓‘社’判断标准，因为它本身不具有这方面的功能。

就判断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来说，不能不问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

但是，对改革开放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则不能用姓‘资’还是姓‘社’来做判断标准，因为它同改革开放的方法和手段正确与否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2、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标准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前，对什么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分析。

我们过去长期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实际上有些东西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被误认为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有些是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不具有普遍意义；有些则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可能，属于将来可以实行而现在不能做的；还有些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甚至是根本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做法。

因此，改革开放中一系列新的探索、新的试验、新的做法，绝不能以是否符合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评判其是非得失的标准，更不能依据过去的观念、依据传统、依据习惯来确定其正确与否，而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重新予以界定。

把“三个有利于”标准贯彻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当中，使我们前进过程中不致于对每一个政策措施都停留在姓‘资’还是姓‘社’空泛的议论和争论上，错失改革与发展的机遇。

不能停留在姓‘资’还是姓‘社’空泛的议论和争论上，还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不完全是科学的，常常把所有产生和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东西，统统当作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东西，并非全部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这里有三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本身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如资本主义剥削，如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等等。

第二种，具有两重性的东西，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管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过，管理具有两重性，通过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实现生产目标，这既体现资本主义的利益，又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一身而二任。

第三种，本身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比如市场经济、企业的各种组织形式、股份制、股票等等。

对于以上三种情况，我们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至于用不用，用多少，判断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我们从事的改革开放的事业，是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要求在实践中闯出一条新路。

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我们大胆向前闯，大胆创新的总标准、总依据。

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和检验改革措施与其他各项具体工作的成效，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更好更快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

3、“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和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生产力”是核心和基础，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综合国力”是生产力标准的全面体现；“人民生活水平”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发展的目的和结果。

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表现，是衡量生产力是否发展的直接尺度。

三者全都体现了生产力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

一个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我们要在实践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使实践标准具体化，成为可操作的实践准则和理论准则，进一步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为人们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充分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指明了方向。

三、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一）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在全面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

因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根本最急迫的任务。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及其他改革的配合，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改革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

（二）简要进程

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改革。

（三）重大成就

改革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

它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了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一）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

改革发展稳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

正确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取得驾驭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主动权，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发展、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三个根本性问题。

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讲话中强调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12个重大关系，其中，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全部矛盾关系中首要的基本关系，是总揽全局的关系。

改革是动力，是解决社会矛盾正确而有效的途径。

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在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建设要实现两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转变，解决好涉及长远性、全局性的两大课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加大改革的力度。

改革是发展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

同时还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又是改革和稳定的基础。

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能不能解决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

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的希望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

只有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发挥和表现出来；只有发展了，我国才能尽快摆脱落后，进入世界现代化强国之列；也只有发展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更加稳定，社会主义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稳定是前提，中国必须稳定。

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多领域中的深层次矛盾比较集中地暴露出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经济主体、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及就业岗位、就业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与此相应的各种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与变化，各种矛盾比较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是相互促进的。

没有改革，我们不可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没有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谈起。

（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总的原则

1、保持改革、发展、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

必须善于把深化改革的睿智和勇气、加快发展的方略和信心同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结合起来，使三者能够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

2、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应把握一条总的原则，就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既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又要始终注意适应国力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3、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

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我们致力于发展、积极推进改革、坚持维护稳定的共同目的。

第二节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对外开放，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一）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时代，自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以来，人类历史就开始从“民族历史”过渡到“世界历史”。

这种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