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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二

34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

(二)

34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

(二)

史称的第三皇即神农氏时代。

《史记》中认为神农和炎帝各为不同的人或氏族部落名称,只是从东汉班固撰《汉书·古今人表》才将炎帝与神农合并为炎帝神农氏为一人讹传至现代;例如皇甫谧就受此影响。

他在《帝王世纪》第103页上说:

“《易》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

其实,从司马迁的《史记》和其他的汉文史书来看,炎帝、神农、蚩尤、黄帝等各个不相关的族团都是同一个时代(自然又有各自不同的发展世谱)。

汉文古籍多说是从神农氏发明耒耜开始,农业生产在中华大地上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

如《白虎通义·卷一》说: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

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

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

”总之,在汉文献中神农氏的功绩较其他族团的为突出,因而被人们尊称为农皇,又由于农业与土地关系尤为密切,故又称神农氏为地皇。

实际上,正如人们起先只称黄河为“中华母亲河”一样而忽视了长江!

忽视了住在长江流域的苗蛮族团!

由于苗蛮族团处于长江中下游流域之优越的地理环境,使他们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首先发明了稻作农业。

到蚩尤九黎部落联盟的时代,在各个方面至少都走在炎帝族团、神农族团、黄帝族团的前面。

开创了全中华的六七个大项的辉煌发明!

涿鹿大战之后,黄帝统一了中原地区,成为史称五帝中的首帝,此后的一些精英持着“胜者为王败为寇”的心理,便把当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成就品牌都挂到黄帝的身上。

而司马迁也极偏心地把当年人们对黄帝的“不雅训”的话避而不写进其名著《史记》中。

伟人周恩来在1957年8月说过:

“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智慧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

”实际上,北方的神农氏的“农业先进”远远落在当年南方的苗蛮族团之后!

!

可笑的是,当着以往的人们把黄河称为母亲河和中国文明的唯一发源地时,于是也就把原本也是发祥于黄河中游靠近西北的炎帝、神农和黄帝三个族团说成是中华民族的最优秀者。

现在人们发现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苗蛮族团居地也是中国的文明发祥地,而且目前是稻作农业在全世界第一的发明地,城镇建筑的先进性比北方早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时,有些人竟把神农=炎帝也挤进南方来,说成是南方人。

一些苗胞也奏热闹,说苗族先民的农业和医药也是神农传授的。

本来,诼鹿大决战真正是神农族团的第8代帝榆罔联合黄帝攻击蚩尤九黎族团之间的事。

神农与九黎是死对头!

这有《庄子·盗跖·释义》云:

“神农之后第8帝曰榆罔,世时蚩尤氏强,榆罔与黄帝合谋,击杀蚩尤。

”和《帝王世纪》云“蚩尤氏与榆罔争王于诼鹿之阿”为据。

但却有苗学专家用苗语译记为榆罔=我王=蚩尤=姜央=姜炎=炎帝=神农,于是至少就有蚩尤+黄帝打蚩尤的天下大笑话出来。

现在人们说成先是蚩尤与炎帝斗而后炎黄联合战败蚩尤九黎,那是许多人相信了东汉人班固把炎帝与神农两人或两族团合成一个人或一个族团所造成的天下大笑话!

为了进一步阐明清楚苗族的历史框架,关键的又是苗族形成于何时代的问题。

笔者经过研究认为,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

理由详见刊于《黔东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51页上的拙作《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的初步探讨》(早先刊于《雷山苗学研究文集

(一),《黔东南社会科学》的同志见此《文集》后就马上刊用了拙文,曰:

扩大学术交流范围)。

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吴荣臻总主编《苗族通史》在第一册的正文中第15至36页上详细地阐明了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的问题。

这书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民族出版社于2007年11月出版发行的。

也许还会有异议者,自然还可以也应该讨论。

只有讨论,才会取得共识。

不讨论,永远是各唱各的调,因人们对每事每人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

但长期各唱各的调,别人会笑苗家人的!

为了简要说明苗族形成于三苗时代的问题,这里不得不简要重述蚩尤九黎族团在涿鹿打了败仗后有一部分苗族先民又退回故地即长江中下游(主要在中游)流域,与当年未北上的同胞经过共同努力,不久后又建立了可与华夏族团抗衡的三苗部落联盟。

三苗国又最后被华夏族团尧舜禹先后肢解:

即“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和“入于南海”等等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天各一方的三大支苗族!

即形成了操苗语三大方言区的苗族。

可见,苗族的形成的时代只能是在这三大支苗民分开之前的三苗时代的中晚期。

因为此后苗族先民就再也没有连成一片共同地域的历史机遇了!

新中国成立时,全苗族虽然散居天各一方,但在语言母体、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社会内部基层组织、思维方式和尤其是共同心理素质等等仍颃强地保持着共性,尤其是有着共同苗民族的称谓(虽各地叫法有些差异,一是方言,二是避免别人追杀)和苗民族文明祖宗认同意识(尤其是以崇拜民族英雄蚩尤为凝聚力!

有些苗区的传说未提蚩尤是为了避免别人追杀)。

因而在新中国成立时都心甘情愿地共同自认为苗族,因为这是苗族先民们在久远时代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始创稻作农业积淀成的族称,是最切贴史实最亲切的称谓。

1951年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其实,在唐末宋初时的一些汉文古籍中就有类似“苗族”的词语,元明清时代也有,民国时中共就有许多关于苗族问题的文章和文件,西部方言区的石门坎有过外国人帮忙苗族创制的苗族文字。

1936年2月,中共领导的红六军团还在大方县八堡等地组建八堡苗族独立团,等等。

近年来,有些外国人想肢解苗族,因而说什么某部分苗民不是苗族或不应称为苗族,是外人强加给苗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

国内也有人在今天还在生造出某地苗民是部落(笔者按: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

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也许他们是在无意中变相鼓励这些人们要组成新的民族,等等。

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们现有的几部由苗族出身的苗学专家近几年才编著的苗史权威著作如《中国苗族通史》(1999)、《中国苗学》(2000)、《世界苗族迁徙史》(2006)和《苗学通论》(2008)等等仍记述苗族的历史框架为:

“九黎、三苗、荆蛮与苗族一脉相承”。

甚至记述为“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与苗族一脉相承”等等。

省内各地史志书籍记述苗史时也如此人云亦云。

我认为,如果下列三件事确实存在,上述传统提法就应该修改啦!

(1)、到底有无“窜三苗于三危”的事。

我看《史记》上有,别的众多史籍也有其事的;

(2)、操西部方言的苗族到底与“窜三苗于三危”有无关系。

我看史料上是其事的。

笔者也看到侯健、李廷贵、伍略、田玉隆、杨培德等多位苗学专家、苗族简史编写组、《惠水苗族》编写者等等学者的研究和新近由吴荣臻任总主编《苗族通史》的编写组再次亲临甘肃实地调查确有“窜三苗于三危”此事,而且操西部方言的苗族中有部分苗民与此确有关系。

苗学专家石朝江在《苗学通论》的第53页至54页上也记述了这件事。

从而认为西部方言苗族中有部分苗民确是从“三危”那里辗转向南迁移下来并且成为这支苗族的一部分骨干。

他们历尽的艰辛度在三大方言区的苗民中可列为最大,最值得全苗族的同情和赞赏其奋斗精神,是铁杆苗族人!

(3)、上已陈述,苗族先民的真正源头为苗蛮族团。

她历经……燧人氏时代(黔东南苗族为火耐氏)、伏羲氏时代((黔东南苗族多数称姜央氏),苗蛮族团的末期就形成了规模不大的九黎部落联盟。

有一部分(分批)北进中原后形成了规模宏大的九黎部落联盟(据说有81个部落)。

蚩尤为其中最著名的大酋长……(从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苗族的历史框架可以用粗线条记述为:

苗蛮族团〔……燧人氏(黔东南苗族称为火耐氏)→伏羲氏(黔东南多数苗族称为姜央氏)〕→蚩尤九黎→三苗(苗族在此时代形成)→苗族操苗语三大方言分布在中华大地上,还有近300万人迁居外国(笔者按:

其中的火耐氏和姜央氏只列了中部方言区的;另两个大方言区也许或无或另有相应时代的称谓,请相应补充!

)。

而应舍去以往的传统记述:

“九黎、三苗、荆蛮与苗族一脉相承”和或“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与苗族一脉相承”等等的提法。

这个框架显示:

苗族最早最久远的源头是居住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苗蛮族团(苗蛮的末期中的主力即九黎人后来分多批进入中原……)。

如果只写到九黎,包括一些老的苗学专家在內的多数人就容易理解成苗族源头在北方去了。

虽然范文澜先生早也明确:

九黎是出自“南方的蛮族”(即梁启超和徐旭生等说的苗蛮族团),北进中原。

通过对苗族历史框架的初步探讨,笔者有两点较深的体会:

(一)、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类思维的认识一样也是有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由局部到全体,由不太正确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到比较正确再到基本正确的认识过程。

而且认识还在不断地深化着的。

我们对苗族历史的认识也还在不断的深化中,认识才能不断地接近苗族历史的真实。

因此在认识过程中开始有一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的认识是难免的。

包括苗胞在内的人们开始对某些同一事或人的看法往往是有两种以上的不同看法,这是十分正常的亊。

不同的看法正是促使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进一步对该事或人进行深入研究的强劲动力。

既然对苗史框架包括苗族形成的时代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们就一定要按中共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办事。

建议尽早在省、地州、县市的相关《苗学研究》刊物上用一定的篇幅展开讨论。

尽力早日使大家,首先是使苗族同胞的认识得到统一(即符合史实,史实是宇宙间最大的权威!

)。

不讨论,会各唱各的调,各敲各的锣。

别人到底听谁的呢?

我们各级之所以办苗学会和会刊,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苗胞和热心研究苗学的兄弟民族同胞有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要把各级苗学会当作一个庞大的认识主体。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希望全省各级苗学会的决策者们要加强此项工作,首先以书面和网络的形式从学术交流的角度来讨论一些重大问题。

以便取得共识。

有些同胞怕一争议会影响团结。

笔者认为,只要认识到争辩之唯一目的是为了使人们首先是苗胞的认识进一步接近某事或某人或甚至是苗族历史以及苗族文化及其苗族文化之历史的本来面目。

只要辩论双方都持有向真实即真理低头的态度。

都会破除自己的思维定势,抛弃一点个人面子和架子,认真反思本人原来观点的正误。

就不会影响团结。

离开了这一宗旨而搞无味的钻牛角尖的甚至有意编造是非的争辩的确是没有什么意思。

当然不能搞这样的争议。

(二)、对于一个没有本民族通用的文字随时把从古代到近代(主要指各地苗人掌握汉文字之前)里本民族的人所做过的事和经历均记录下来的苗族来说,要准确或相对准确地编写出令苗族满意(这是基本的)使国家认可的《中国苗族通史》之类的书是很不容易的。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如上提及的几本和未提及(笔者未见到)的较权威的书。

但这些书还未穷尽对苗族的整体历史和三大方言区(尤其是西部方言区的)苗族各自的较细的历史真实。

还需要不断地充实、弥补不足和统一对某些历史阶段某些事或某些名人的认识。

为了继续搞好苗学研究,笔者建议:

(1)、一定要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含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的理论尤其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而产生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来指导苗学研究工作。

因为伟人恩格斯于1878年6月就在其名著《自然辩证法》中(1971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29页上说过: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

而这个“理论思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要十分重视不断发现新的考古资料及其研究成果(这是黄金标准);(3)、对苗族的口碑资料还必须特别地要加以重视。

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最初的历史,总是先用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巫词、歌舞、节日、生产(物质生产和人的繁衍)、生活习俗、服饰文样如刺绣和蜡染图案等的方式方法经世代流传下来的。

但在一些地方的故事传说中,例如缺乏对某个战争或民族英雄的陈述,很可能是由于苗民怕别人追杀等原因而不言传。

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某支某地苗族不参加某次战斗或其他什么什么的。

当然也有弃伪存真的任务。

(4)、我们必须要继续重视对汉文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弃伪存真的应用工作。

要下大力认真地从浩如烟海但却纷乱繁杂、真假参杂的汉文史料中理出符合苗族史实的东西来。

不能像开中药铺那样看什么都认为值钱都要用。

要分清哪些是互相矛盾的史料。

对于一个没有自已民族文字记录自已的人和事及其历史的民族来说,一切唯以别人的记录来确定,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

人家的一些古人骂你是动物,你就不是人了吗?

人家不记录你,你就不存在了?

人家另称你为别的名字,你就不是你了?

例如,被称为中国人类学大师的费孝通先生在其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导论》(修订本1999年版)的第23页上就说:

“被认为是汉族祖先的黄帝,就曾在黄河北岸和炎帝和蚩尤作过战。

炎帝后来被加入了汉族祖先之列,所以现在通常认为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

蚩尤在传说中却一直被排斥在‘非我族类’之中。

但是他所率领的‘三苗’却还有人望名构史地和现在的苗族联系了起来。

这固然是牵强的推测,但蚩尤之后有一部分被留在汉族之外却可能是事实。

”。

(笔者按:

单就这一点讲,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费氏的认识水平还不如处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梁启超和鲁迅!

费氏至今还持典型的华夏中心观点!

)请看!

在中央担当民族史高参且握有话语权的大人物发话了!

作为苗族的你,听了此吓虎话后你也就不敢承认蚩尤是苗族人民的民族英雄,就不敢承认蚩尤是苗族人民的文明祖先了吗?

你也就不敢承认“三苗”正是苗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代了吗?

我和大家一样就不信这一吓人的说法!

对于类似费氏的观点,我们只能这样回话:

“费孝通先生完全享有只相信自己的观点而不必要相信与自己观点相异的他人之观点的权利!

您不相信蚩尤是苗族的文明始祖,不相信蚩尤是苗族的民族英雄!

可数千年来无自己文字又天各一方的苗族人民却世世代代打心底里崇拜着蚩尤(苗族只知称为尤公),并以包括服饰、重大节日、故事传说、巫词等等在内的各种方式来祭祀、缅怀着蚩尤!

苗族人民才不管别人承认不承认呢!

”。

众所周之:

1943年3月,蒋介石只承认在中华大地上有一个汉族,不承认有少数民族。

蒋委员长大人不承认少数民族,你作为苗族的一员,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我们在书写自己民族历史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崇尚历史真实!

要有严瑾的求实科学作风。

现在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暂时写到什么程度!

不要把包括苗族历史在内的中国历史的上限说死!

要留有时空。

有些问题只能留待考古史料来充填,有错处由它们来纠正。

因为人们对事对人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中。

故,绝对不能去胡说八道,更不能去编造苗族的历史!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有苗学学者曾用苗语去套译榆罔=我王=蚩尤=姜央=姜炎=炎帝=神农,这是对历史的误读!

上已述过,当年在涿鹿大战中真正是神农族团的第8代帝榆罔联合黄帝与蚩尤九黎族团决战,结果蚩尤方惨败。

黄帝称帝后把榆罔丢在一边,代神农氏而称帝。

这有《庄子。

盗跖。

释义》云:

“神农之第八帝曰榆罔,世时蚩尤氏强,榆罔与黄帝合谋,击杀蚩尤。

”和《帝王世纪》云:

“蚩尤氏与榆罔争王于涿鹿之阿”等等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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