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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之间的关联性分

中国的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之间的关联性分

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制定经济政策的政府,还是研究经济理论的经济学界,都从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

必须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2011年年底我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也是基于这样的共识。

近些年来,我国虚拟经济表现为“暴利”,金融工程日益成为“显学”,实体经济对于资金、人才缺乏吸引力,这些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对工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重视得还不够。

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推出十大产业振兴与调整规划,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并于2011年12月30日正式颁布《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

但是,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将工业发展问题仅仅从产业战略层面来认识是不够的,我国缺乏的是从基本国情高度和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工业发展问题。

一、工业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

基本经济国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阶段的基本概况,是一个国家制定经济现代化战略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基本依据。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持续成功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和高速工业化进程,30余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人均GDP从1978年不足100美元到2011年超过4000美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无疑,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现实基本经济国情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被概括为农业大国。

那么,如何描述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现实基本经济国情呢?

2005年,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经济国情分类框架(陈佳贵,黄群慧,2005)。

该分类框架综合考虑经济总量维度和经济结构维度,认为一个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应该经历从农业经济大国(农业大国)到工业经济大国(工业大国)、从工业经济大国到工业经济强国(工业强国)、从工业经济强国到服务业经济大国(服务业大国)的国情变化阶段,大致应该对应工业化初中期、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三个阶段。

该国情分类框架提出的重要意义在于为长期以来流行的关于“农业大国”、“工业大国”和“工业强国”等国情描述提供了严谨的理论基础,使这些日常流行语或者政策用语变为经济学概念,进而有可能拓展出一种发展经济学分析范式。

基于这个国情分类框架,我们研究表明,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这意味着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为工业大国,也就是说,中国的现实基本经济国情是工业大国,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也就是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

所谓工业大国是指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具有庞大经济规模的工业生产出口大国。

具体而言,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包括以下几点内涵:

第一,中国经济总量巨大。

这里的“大国”是指国家的经济规模大,而不是国际政治学中“大国”概念。

在国际政治学中,大国是指在军事实力上具有霸权地位的“超级大国”,能够发动战争并赢得战争,具备自主安全的能力(郭树勇,2006)。

中国不仅仅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总量,而且经济总量庞大,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6名,2005年位列第5名,2007年位列第3名,2010年位列第2名。

第二,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

这里的“工业大国”主要是相对于“农业大国”而言,是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经济增长率上,工业的贡献都远远超过农业。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20世纪70年代以前,农业一直占主导地位,而近些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一直在50%左右,服务业占比为40%左右,农业只占10%左右,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整个出口额的90%以上。

这表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

第三,中国工业生产总量占有世界工业的较大份额。

这里的“工业大国”,是指其工业总量(包括品种、产量、产值等)在世界上占有较大的比例。

到2000年,中国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生产大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前列,粗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发电、化学纤维和棉布产量居世界第2位,糖和原油产量分别居世界第4和第5位。

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23640亿美元,是美国的1.04倍,中国制造业产值为1.9550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9.8%。

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项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

钢铁、造船、汽车、电力、化工、家电等行业,均具有庞大的产业基础,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第四,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

这里的“工业大国”不同于“工业国”,“工业国”是指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的演进阶段是按照农业国、农业工业国、工业农业国和工业国的阶段发展的,这里的“工业大国”大致对应于工业农业国的发展阶段,所以不能将“工业大国”理解为大的工业国。

我们的评价表明,中国是“工业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工业国,到2008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黄群慧,钟宏武,2010),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第五,中国还不是工业强国。

中国成为“工业大国”,其另一个相对涵义是中国还不是“工业强国”,我国的经济国情是“大”而不“强”。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大”是“强”的一个方面,但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

“大”描述的是规模和数量,而“强”则说明的是效率和质量。

中国已经是工业经济大国,还不是一个工业经济强国,不“强”主要表现在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工业质量有待提高。

我们的评价表明,“十五”中后期(2004年)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满分为100)为36.44(陈佳贵,黄群慧,2009)。

关于我国是否是工业大国的基本国情的判断,还有“悲观”和“乐观”两种观点值得深入探讨。

“悲观”的观点认为,由于现在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仍然是最多,我国基本国情还应该是农业大国。

近些年,具体是1991年以来,农业就业人员一直在缓慢下降,截至2009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仍为29708万人,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缓慢上升,2009年为21684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速最快,2009年为26603万人。

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总体上呈现出近乎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农业就业人数仍然最多。

然而,考虑到我国有1亿—2亿左右的“农民工”——以农民的身份从事非农生产,考虑到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大多为家庭农业,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很少,甚至是业余时间在务农,实际上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并没有统计上的那么多。

因此,我们不能根据一次产业就业人数多就说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由于巨大的人口和经济体制的约束造成了我国就业结构一定程度的扭曲,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变,这意味根据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来判断基本经济国情是不准确的。

相对而言,国民经济的产值构成更能够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

因此,我国就业结构的偏差并不能够否定国民经济中工业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

同样,由于户籍制度约束、城市化进程慢于工业化进程等原因,我国的农业人口一直占多数,如果一定要基于这个现状给出判断,可以认为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但不是农业大国。

“乐观”的观点认为,1978年我国就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201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工业强国(胡鞍钢等,2011)。

认为1978年我国就是工业大国的判断可能是出于当时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在三次产业产值比例中最大等因素的考虑。

但是,当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低,几乎很少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我国国内还是短缺经济,工业产品根本无法满足国内人民的基本需要。

因此,称那时的中国已经成为工业大国,这种判断无疑是过于主观臆断了。

关于我国到2010年是否已经转变为工业强国,不可否认,进入21世纪后,我国努力推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国工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表现在:

我国的工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我国工业主要还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我国能够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还较少,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工业劳动生产率还较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我国工业产品质量亟待提高,等等。

这意味着我国现在的基本经济国情仍是工业大国,还不是工业强国。

二、工业强国的特征描述

“工业大国”之“大”是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具有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和数量巨大的工业品,而“工业强国”之“强”则用于概括一个国家具有现代高效的工业体系和先进优质的工业品。

概括地讲,“工业强国”是指在整个世界工业或者某些工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发展中占据强势地位、具有引领作用和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

从上述界定中可以看出,“工业强国”可以具体包括两类:

一类是全面强势型,在整个工业领域的几乎各个方面、各个行业都具有强势地位和重要影响,当今世界美国、德国和日本可以归为此类;另一类是局部强势型,在某些工业领域具有强势地位和引领作用,当今世界的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应该大体属于此类。

考察当今世界的工业强国,一般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在技术方面,工业强国具有世界先进性特征,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位于世界先进行列,对整个工业创新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技术先进性特征是工业强国的强势地位的技术保证;二是在产业方面,工业强国的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特征,既表现为产业普遍应用高新技术(含信息技术)、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条高端、产业组织合理等产业内结构高级化,又表现在具有高新技术产业主导、高加工度产业主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的产业间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特征是工业强国具有现代产业体系的具体体现;三是在环境方面,工业强国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特征,建立了绿色工业生产体系,由于工业发展而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持续发展特征是工业强国能够有效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表现;四是在效率方面,工业强国具有高生产效率的特征,与一般国家相比,工业强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高生产效率的特征是工业强国“强势”的综合体现;五是在企业方面,工业强国具有国际竞争力强的特征,工业强国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性著名品牌的大型跨国公司。

企业国际竞争力强的特征是工业强国的“强势”的微观经济组织体现。

为了更进一步描述工业强国,表1给出了描述工业强国可供选择的指标体系。

该描述指标体系是对上述五方面特征进一步细化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表1所列指标有的是统计指标,但有的是需要计算分析的,有的还是计算分析后的排名;有的是国际可比指标,有的则是国内特有指标;有的指标的数据易获得,有的获得性较差。

本文这里罗列这些指标,并不是要用这些指标进行工业强国的“强势”程度评价,②主要是为了对工业强国特性有更为具体的描述。

三、工业强国战略的提出

既然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工业大国,正处于一个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过程,那么将我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进程一直在推进。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中国工业发展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工业增长的方式以外延为主,资源消耗巨大,环境破坏问题突出,在中国享受工业发展产生的巨大利益时,粗放的工业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1996年,“九五”计划明确地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到集约的增长方式。

1997年以后,我国开始关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问题,这种关注可以从表2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

表2列出了中国最权威的反映中国工业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历年主题。

从表2中可以看出,除了有一些总结性的主题(包括1996年对“八五”计划时期工业发展的总结,2006年对“十五”计划时期工业发展的总结、2008年对改革开放30年的总结、2009年对新中国成立60年的总结)外,《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主题基本都围绕推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展开的,具体包括这种转变本身(1997年的从数量扩张向素质提高、1999年的告别短缺经济、2000年的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2006年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011年的工业转型升级)、转变的国际背景(包括2001年的经济全球化、2002年的中国加入WTO、2003年的国际分工体系、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转变的关键问题(1998年的制度创新问题、2003年的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问题、2004年的技术创新问题、2005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问题、2007年的工业发展效益)。

表2中,2000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中国新世纪战略——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如果以此作为理论界正式提出工业强国战略的概念,那么到现在中国的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进程已经推进了11年。

在这11年中,实施工业强国战略的要求已经反映在党中央2003年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6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中,在“十一五”发展规划、金融危机后提出的“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和“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都体现了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要求,但是,在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设计的实践层面,专门的工业强国国家战略一直没有正式提出。

中国工业强国战略,是指基于中国的工业大国国情、围绕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强国这个目标而制定并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实践层面,政府需要制定工业强国战略规划,规划的内容包括使命、环境和条件分析、目标及其分解、实现时间和步骤、具体任务、所需条件、推进措施等。

从战略的科学性看,这个规划要满足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国际竞争性的要求。

所谓全局性,要求该战略规划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立足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业发展规划。

所谓系统性,要求该战略规划从国家系统角度思考工业强国建设问题,要包括工业强国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科研、教育、行政、社会、文化等。

所谓长期性,要求该战略规划期应该有10—20年甚至更长,从现在直到中国成为工业强国。

如果初步设想,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并努力一直保持工业强国的地位,那么战略规划期应该有20年,并对20年后进行展望。

所谓国际竞争性,要求该战略规划应该动态地考虑到世界各国的竞争战略,既要立足于国情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立足于世情和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我们认为,制定上述国家层面的工业强国战略规划十分必要。

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一个工业大国,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虽然从1996年开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3年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6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进展并不突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缓慢,而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政府工作推进的“抓手”,一个专门的国家层面的工业强国战略规划,从政府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组织管理上看,就十分必要;二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需要。

一般而言,实体经济是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的,可以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贸物流、建筑业等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但其中更为核心的是工业的制造活动。

而虚拟经济是金融服务业中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其本质是虚拟资本以增值为目的进行独立化运作的权益交易。

虚拟经济应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发挥优化配置资金资源、促进技术进步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但现实中由于金融体系不完善等原因,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而产生泡沫,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业过度膨胀,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而在欧债危机中,制造业大国德国保持了较为稳健的态势,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国际化背景下,发达的实体经济对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至关重要。

近些年,由于虚拟经济“火爆”,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的倾向,不少资本转向民间借贷、房地产等市场,造成以制造业为代表的部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正常的发展受到冲击,这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还增加了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2012年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如何既要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又将发展实体经济的中央精神要求落到实处,国家层面的工业强国战略规划制定和实施,无疑是一个必要的行动选择;三是指导地方科学发展的需要。

虽然工业强国战略一直没有在国家政策层面确定,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出“工业强省”、“工业强市”的地方却比较普遍。

贵州、安徽、河北、云南、甘肃、四川、湖北等省都明确提出“工业强省”战略,而如果考虑到县级市,提出“工业强市”战略的城市应不下百座。

③但是,地方政府提出的“工业强省”、“工业强市”战略与这里提出“工业强国”战略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表现在国家、省、市的战略区域层次差异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战略具体实施中可能有本质上的差异。

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提出所谓的“工业强省”战略、“工业强市”战略,在实施战略中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扩大工业规模而提高本地区的总体经济增长水平,是通过工业发展“强”省或者“强”市战略,更多的是体现为工业化中期以前工业数量扩张,而工业强国的内涵则强调的是在工业化中后期工业质量的提升,是以建设“工业的强国”为目标的。

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资源和环境压力很大,在错误地实施“工业强省”、“工业强市”战略中,地方政府工业扩张的冲动可能会使得资源和环境问题更加突出。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提出的“工业强省”战略、“工业强市”战略需要中央政府提出“工业强国”战略的统一指导,以促进地方经济的科学发展。

通过战略引导、制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是发达国家的重要经验,也是政府推进工业发展的一种通行做法。

表3罗列了前些年美国、日本和德国为了支持制造业发展,提出的系列战略规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国家制造战略,例如,南非在2002年以政府报告的形式提出了《南非国家先进制造技术战略》,印度在2006年由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提出了《国家制造业白皮书》(孙林岩,2009)。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意识到“去工业化”的问题,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纷纷推出了制造业振兴和发展国家规划。

2011年6月24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呈交了题为《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的专题报告。

报告认为,虽然一百多年来美国始终在制造业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迅速衰退。

报告呼吁政府、企业与学术界紧密合作振兴美国的先进制造业。

根据该报告,奥巴马提出并启动了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dvancedManufacturingPartnership,AMP)计划。

该计划由道氏化学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领导实施,主要致力于四方面的工作:

建设国家安全关键产业的国内制造能力;缩短先进材料从开发到推广应用的时间;投资新一代机器人;开发创新型的节能制造工艺。

法国在2010年3月4日,提出了法国工业发展的系列目标和措施,被业界看做是近年来法国雄心勃勃的振兴工业计划的新起点。

法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使工业产量增长25%,彻底扭转除能源领域以外的工业贸易逆差局面,法国工业附加值占欧洲共同市场工业总附加值的比例提高2%,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现有工业领域的就业数量。

国际上制定国家战略发展工业的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借鉴,而且金融危机后,各个发达国家推出的工业振兴计划,使得工业发展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提出自己的工业强国战略,不仅仅十分必要,还非常紧迫。

2011年12月30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该规划在全面分析“十一五”工业发展成就和“十二五”面临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点领域发展导向和保障措施。

该规划指出,转型就是要通过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升级就是要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把整个工业作为规划对象,并且由国务院发布实施的规划,明确提出工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无疑该规划具有了里程碑意义。

但是,该规划立足接续“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立足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而不是针对工业强国的战略规划,没有具体提出我国工业强国目标的实现时间和步骤,也不是一个长期规划④,该规划可以作为工业强国战略规划的近4年的阶段性实施计划,而不是工业强国战略规划本身。

四、工业强国战略的目标与任务

从现代化理论看,工业现代化一般指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工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强力推进工业现代化,促进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进而驱动整个经济现代化进程。

因此,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过程实质就是推进工业现代化过程,我国工业强国战略的核心任务就是推进我国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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