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晓声对国民性问题的再思考分析解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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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晓声对国民性问题的再思考分析解析
浅谈高晓声对“国民性问题”的再探索
摘要
陈奂生系列作为高晓声的代表作之一，在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品以陈奂生这一背负着思想包袱、极具国民性的中国农民为描写对象，深入细致的刻画了时代变化在农民身上留下的痕迹。
他们既有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也有愚昧、狭隘的顽固缺陷。
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幽默的语言直面历史的严酷与现实的不足，写出了底层群体的真实精神状态和命运遭遇，指出了在光明的大格局中仍存在令人痛心的社会现实，这在其他作家都热衷于表现农民翻身的喜悦的时期是难得的。
对于主人公陈奂生，高晓声既批判他身上的劣根性，也殷切盼望着他的转变。
他探索了陈奂生悲剧命运形成的多方面，不仅关注到农民追求精神生活的现象，也对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了解剖。
这些内容的加入使陈奂生系列小说极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性，对人们研究“国民性问题”具有很大的价值。
作者本人在文章中独到的分析和解剖也为改造国民性这一命题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高晓声；国民性；陈奂生系列小说
GaoXiaoSheng’sRethinkingonThe“NationalProblem”
ABSTRACT
ChenHuanshengseriesnovels,oneofGaoXiaosheng’smostfamousliteraryworks,hasfar-reachingimplicationsinthehistoryofliterature.TheseworkswithChenHuanshengthisburdenedwiththisthoughtweight,averynationalChinesefarmersastheobjectofdescription,in-depthandmeticulousdepictedthetracesofthetimeschangeinthefarmers.Theyhaveindustriousandkind-heartedtraditionalvirtues,butalsohaveafoolish,narrowandstubbornflaw.Theauthortakesahighdegreeofsocialresponsibilityandhumorouslanguagetofacetheharshandrealisticproblemofhistory,wrotetherealmentalstateandfateofthebottomgroups,Itispointedoutthatthesadrealityofthegreatpatternofthebright,Thisisrarecomparedwithotherwriters.
FortheprotagonistChenHuansheng,GaoXiaoshengnotonlycriticizetheworstinstincts,butalsoeagerlylookingforwardtohischange.HeexploredthemanyreasonsoftheformationofthetragicfateofChenHuansheng,notonlyconcernedaboutthephenomenonofthepursuitofspirituallife,butalsoanalyzedthebureaucracyandunhealthystyleofwork.TheadditionofthesecontentsmakesChenHuanshengseriesnovelfullofcontemporaryandreality,Ithasgreatvalueforpeopletostudy"nationalproblem".Theauthor'suniqueanalysisandanatomyofthearticlealsomadeanindeliblecontributiontothedevelopmentofthepropositionofthesis.
Keywords：
GaoXiaosheng;nationalcharacter;ChenHuanshengseriesnovels
前言1
一、“国民性问题”探索的延续性1
（一）陈奂生的金钱意识和精神追求1
（二）小农意识影响下的陈奂生2
（三）陈奂生对“精神胜利法”的因袭3
二、底层视角下的陈奂生系列3
（一）高晓声笔下的底层群体3
（二）陈奂生们的生存选择4
三、揭出“国民性问题”的成因5
（一）官僚主义、极“左”路线对人的损害5
（二）落后农民的精神病态及扭曲心理6
（三）高晓声对“国民性”批判的局限性6
结语7
参考文献8
致谢8
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始终不离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
对于这一命题，建国前探索最为深刻的莫过于鲁迅；建国后，对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的探索曾一度中断，直到七十年代末高晓声发表《“漏斗户”》、《陈奂生上城》等小说，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继承。
高晓声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他塑造的陈奂生是一位处于软弱地位、没有自主权，同时物质精神上发生了一定变化的中国农民，是历史传统与现实变革相交融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典型。
高晓声在70、80年代的创作多是通过描写农民的生活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思考，而陈奂生系列则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高晓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清醒的头脑、幽默的语言直面历史的严酷与现实的不足，对农民们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和分析，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政策、农民的生活进行了反思和再审视。
在批判农民身上的劣根性的同时，也对农民的命运饱含同情、对农民的改造饱含期望。
与热衷于表现农民喜迎翻身的同期作家相比，高晓声关注到了底层小人物积极追求精神生活的问题，在乐观的大格局中看到了急需改变、令人痛心的一面，极具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国民性问题”探索的延续性
作为为建国后中国农民发声的杰出代表，在农村下放的二十年中，高晓声清楚看到农民在吃住两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样的经历使他始终将农民作为他倾注一生心血去探索和关怀的对象。
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高晓声把自己当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借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感叹农民生活的艰辛。
“农民—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他既能体会农民的心理感受，又能以知识分子的求知精神去探索。
高晓声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在关注农民的命运、揭示农村的痛楚的同时，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继续思考。
（一）陈奂生的金钱意识和精神追求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陈奂生的金钱意识也在不断加深加重。
起初作为“漏斗户”的陈奂生工分少，负担重，生活清苦不堪，为了养家糊口，陈奂生一直在为生计奔波。
在这样的环境下，陈奂生对金钱的意识仅停留在能让家人吃饱饭，对于精神生活是什么、怎么过完全无暇顾及。
而到了《陈奂生上城》的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高晓声也自然地将作品的关注点从农民的物质生活转向了农民的精神追求。
文章开篇写陈奂生悠悠上城去，“悠悠”二字形象的表现出陈奂生心情上的愉悦和生活上的轻松自在。
依靠国家政策和自己的勤劳努力，陈奂生摘掉了“漏斗户”的帽子，做起了国家主人，身份上的变化使他不必再为粮食烦恼，在物质生活压力减小的情况下，他的思想活络了，他渴望过精神生活。
他想到了用金钱去满足他精神上的追求，买帽子，正是陈奂生追求精神生活的表现。
这四五十年来，陈奂生从没买过帽子，不是买不起，就是用不着。
后来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的帽子，却不是他想要的。
到了新时代，生活上过得顺心的他想到用卖油绳的钱给自己买一顶帽子。
对于怎样卖、卖给谁，陈奂生有着周密的计划和对商机的精准把握：
他知道只有深夜下车的旅客才会买油绳充饥，于是他一直挨到晚上十点，油绳果然被一扫而空。
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印证了陈奂生想法的正确性，一方面也表现出陈奂生出色的经济头脑。
但即使赚到了钱，陈奂生追求精神生活的过程却充满意外和困难。
卖油绳时少的三角钱和住宾馆阴差阳错花掉的五元钱对他来说是双重打击，这样的意外使陈奂生的金钱意识发生了变化，他坚定了买帽子的决心，带着剩下的钱直奔百货公司，直到买了一顶满意的帽子、自觉完成了精神追求，才安心回家去。
陈奂生的金钱意识在《陈奂生转业》的结尾处变得浓厚起来，因为完成了大队要求的采购任务，陈奂生拿到了五百八十三元二角的奖金，这笔钱让他既高兴又不安。
一方面他惊异于钱来的太容易，担心是否不正路；另一方面又怕以后形势变化，这钱会害了自己和吴书记。
但是金钱的诱惑不是轻易能抵抗的，陈奂生一家已经穷困了半辈子，他不愿意放过这次改变的机会。
于是他舍弃了种田的想法，继续当他不在行的采购员。
这里的描写将陈奂生的金钱观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虽然心中万般纠结与不安，但过去的艰难、眼前的利益，都让陈奂生无法拒绝这次改变。
只要人们有精神追求并愿意为之付出，只要人们对金钱的需求始终存在、金钱的力量始终强大，那么人对于金钱的意识就会越来越浓厚，对金钱的在乎和欲望将会变得理所当然，最终成为国民性格中的一部分。
（二）小农意识影响下的陈奂生
虽然是建国后新社会的农民，但陈奂生的脑中依然存在着狭隘、自私、落后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消磨着他的自主意识，局限了他个人发展的同时也拖累了社会的发展。
陈奂生的前半生几乎都被这种思想所限制，作为“漏斗户”，他非常自卑胆小、不懂得反抗。
面对自己亏粮的困境，他试着安慰自己还有同伴；他去借粮遭到拒绝并被讽刺为“漏斗户”，也只得默默接受。
作为底层，陈奂生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他的自卑，总是看低自己。
其实，这种性格的造成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受到统治者的压迫以及落后文化的腐蚀，另一方面是小农意识中的奴性意识在作祟。
陈奂生习惯性的听领导安排，没有胆量去尝试副业，只知道下地干活。
对于很多人都亏粮的问题，陈奂生也疑惑“为什么牵涉到了一批人的问题倒反不去努力解决？
”[1]（P2）“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呢？
”[1]（P2）但他没有勇气问出口，怕别人笑话；他也不敢埋怨领导，“领导比爹娘大”的荒唐道理他深谙于心。
小农意识摧残着陈奂生的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上城后，陈奂生因生病被送进招待所，五元钱的房价让他心痛，总想给自己找个心理平衡。
对比之前的小心翼翼，陈奂生付了房钱后的疯狂可谓一种报复。
他肆意糟蹋房内的家具和装饰：
用提花枕巾擦脸、反复折腾皮凳……一系列的破坏行为显示出长期的物质贫乏导致的人精神上的自卑，即使是在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的新社会，人们也不能很快弥补精神上的缺陷。
物质的压力和钱财的无计划消费加快了陈奂生狭隘心理的爆发，他对房间的破坏使其小生产者的报复心理暴露无遗，而从这种行为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这种报复心理对社会是有破坏性的。
小农思想对陈奂生的禁锢还表现在他的守旧心理上。
他不能忍受人们对土地的荒废，看到吴楚家的土地空着，他无法控制的开始锄地播种。
在《陈奂生出国》中，作者还让陈奂生把这一心理带到了国外。
陈奂生看到外国人家里的阳台空着，就建议在阳台养鸡以做到“节俭”；在艾教授家看到空草地，他便帮忙翻地种菜……陈奂生的种种行为都显示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对他的影响，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后期陈奂生因为受了县委书记的一系列帮助，在村里的地位显著提高，大家都把他当成香饽饽，一个劲儿的吹捧，连公社的头把手见到陈奂生都笑呵呵地跟他主动打招呼。
陈奂生可谓时来运转，不禁有点飘飘然，自抬身价，浅薄的虚荣心一览无余。
但地位上的上升没有改变陈奂生的内在，他骨子里还是那个深受小农思想局限的胆小农民，无法摆脱落后的农民文化心理。
面对新形势，他不敢积极，担心单干就是反对共产党，他就是饿死，也不唱这对台戏。
多年的集体生活消磨了陈奂生的自主意识，他只知道听队长的话，吃荫下饭，虽然这荫下饭并不可口，但陈奂生仍然很依赖。
当别人找他合作养殖时，他却满足于现状而不敢接受改变。
如高晓声所说：
“他们活着,始终抱定两个信念：
一个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
”[2]（p13）陈奂生只想依靠劳动、依靠党的政策，对于风险他自觉是承担不起的。
在《陈奂生出国》中，高晓声描写农民这种保守心态的思路更开阔了。
陈奂生能够迈出国门，对于农民来说是历史性的一步，是有时代意义的。
作品中涉及到的与西方文化对比的内容，能够让人们更深刻的看到陈奂生作为小生产者的行为之荒诞，思想之落后。
从当代历史发生的挫折与传统文化积习的理解出发，高晓声用幽默的语言描述了陈奂生的生活，揭示了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农民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
他们有着勤劳坚韧，质朴善良的优秀品质，但也残存着自轻自贱、逆来顺受的奴性缺陷。
对于执政党和新社会，在热爱中也蕴含着麻木、愚昧的顺从。
这种劣根性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从鲁迅笔下的阿Q到新时期的农民陈奂生，高晓声对于这种劣根性的表现是有普遍意义的，因为这种劣根性不仅存在于陈奂生的脑里心里，也深藏在千千万万国民的心里：
落后、麻木、妄自尊大、自轻自贱……高晓声的批判提醒人们，不要因为迷恋乐观氛围而忽视了现实的沉重。
（三）陈奂生对“精神胜利法”的因袭
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中，高晓声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主题，他曾在作品中说过：
“我敬佩农民的长处，也痛感他们的弱点。
[2]（p74）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
”[2]（p80）农民的个性是很复杂的，为了让人们不要忽视这一问题，高晓声创造出了同样有阿Q精神的陈奂生，他在作品中揭示出来的“陈奂生战术”被看做是“精神胜利法”的新版本。
阿Q没有家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靠打短工生活，是一个贫困的流浪者。
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受人欺侮的现实并不让阿Q觉得可悲，反而非常自尊，不把未庄人放在眼里，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自我欺骗和虚幻的胜利中。
无论是“精神胜利法”还是这样病态的精神状态都是贫困的生活现状和低下卑微的社会地位造成的。
物质上的缺乏和精神上的受打压使他不得不自我催眠，否则他会更痛苦。
生在一个无法自己做主的年代，阿Q的人生注定是一个悲剧，他的结局必然是凄惨的。
陈奂生对“精神胜利法”的因袭即表现在他因物质缺乏导致的精神安慰上，“漏斗户”的身份使他几乎丧失了话语权，所以内心总想着能有件别人碰不上的事在自己身上发生，在大家面前神气一把。
陈奂生进程卖油绳少了三角钱，便安慰自己还有三块钱的赚头；他因为生病被书记用车送到招待所，五元钱的房费虽然让他非常肉痛，但他也因此买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他想：
这五块钱化的值透。
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
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
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
[1]（p30）这样想着，陈奂生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精神抖擞，也不再担心老婆的盘问。
陈奂生这种用精神上的满足补偿自己物质上的亏损，正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一种延续，高晓声把陈奂生对于阿Q的这种因袭，描绘的入木三分。
陈奂生与阿Q一样，都是一个矛盾体。
陈奂生老实善良，但在自己利益受挫时，也会露出狭隘、丑陋的一面；他怯懦自卑，却能把自己上城遇到的事向村里人宣扬，从而使自己大出风头；他愚昧落后，却又能想出精神安慰的方法安抚自己和对付老婆；他既渴望过精神生活，又安于现状不敢改变……陈奂生表现出来的自轻自贱、自尊自大、狡黠愚昧，无一不是他对“精神胜利法”的因袭，在他的身上一直投射着阿Q的影子。
二、底层视角下的陈奂生系列
自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一直强调应该为底层服务，书写底层生活，表达底层情感，中国文学和底层是不能疏远的。
“文学如果远离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与人之存在价值疏淡，作品无疑失掉了血脉。
人之生存的叙述和探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活法；一是人之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意义。
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意境都会缺失的。
”[3]（p29）
（一）高晓声笔下的底层群体
关于“底层”的概念，学者刘旭在文章中这样解释：
“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这是个不需要思索的概念，处于‘最下层’就是划分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内容如果再详细一些，可能包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
”[4]（p3）
现实主义在中国小说创作中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自“五四”时期开始便扎根于中国文学的土壤之中并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对于底层人物进行写作的主要动因，也可以追溯到现代主义的兴起与流行。
从20世纪起，底层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表现方向，始终没有脱离作家们的视野。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也同样涉及到底层的内容，作者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传统写法，描写了1971年，在中国农村重新实施了新政策后，社会底层小人物陈奂生依旧吃不饱饭的困苦生活。
对于陈奂生这一底层人物的塑造，高晓声关注到了他的精神追求和情感世界。
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是一个向往精神生活、感情细腻的人。
当他和关系好的人一起沉默的坐着的时候，总能感觉到别人对他无言的同情和内心的为难，他为此既感动也惭愧。
他本勤劳又乐于助人，可当了“漏斗户”后，这种帮助仿佛变得功利起来，得不到他人的认同不说反招来讽刺。
对于这些不公平，陈奂生只是一味的忍让着。
现实生活逼迫着他不得不忍气吞声，这种忍耐力是底层人物所共通的，他们的老实中含着压抑的痛苦。
创作《“漏斗户”主》时期的高晓声始终保持着现实主义“忠于现实”、“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他走到了农民之中，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表达方式，在感情上和他们形成了相通。
高晓声用饱含情感的语言、深邃灵敏的头脑塑造了陈奂生这一让人同情的底层人物，真正做到了为底层小人物发声，为农民叹苦经。
通过深入底层，高晓声缩短了知识分子和底层人物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底层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
但是在离开了农村后，高晓声和农民之间不仅在生活上出现了差距，在精神上也有了疏远。
（二）陈奂生们的生存选择
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下，许多乡土文学作家都在关注农民的艰辛生活和精神状态。
到高晓声的时期，农民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新的生活给了他们新的机遇，可是在机遇之外又是新一轮的迷茫。
陈奂生作为一名底层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和命运转变同样反映着当代中国农民的状态和命运。
从起初的生存困难到最终出国，陈奂生的经历真实展现了改革开放后部分中国农民的生活经历。
在陈奂生系列的前三部中，陈奂生几乎没有自己选择营生的权利。
做了油绳自己舍不得吃，拿去卖了赚钱是为了生存；在干部的要求下做采购员不得不去找吴楚帮忙，也是为了生活。
《陈奂生包产》的时代背景设定在中央主张包产到户的时期，中央要社员自己包种生产队的土地，给了社员更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
但是这样的政策却让陈奂生头疼，他跟惯了领导，习惯听领导指挥，让他自己拿主意的时候，他反而犹豫了，盲目的跟着王生发反对包产。
但是陈奂生的反对不是为了什么利益，他反对包产无非是害怕包不过别人。
他知道自己没有别人那么好的本事，也没有别的手艺，只能养家禽，卖油绳。
他明白包产责任制是势在必行，这件事情也一直郁结在他心头，但是他总因为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而拿不定主意。
高晓声在这篇小说中，重点描写了中国农民真正开始进行生存选择时的艰难。
他们的内心想法是复杂的，挣扎的，面对真正的自主，陈奂生心里很紧张也很焦虑。
陈奂生是保守的，作为新中国老一辈农民，经过了苦日子的他更偏向于选择脚踏实地的劳动以换取温饱。
因此在文章的最终，陈奂生终于看清现实，选择了包产，选择了一种公认的实实在在的生活。
从最初的犹豫不决到最终的做出选择，这种心理斗争对于陈奂生来说是很难的。
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的思考评判，是不能简单地以保守、落后来概括的。
他们度过了对于他们来说最坏的时代，如果一步选择错误，以后的每一步都只会更加艰难。
他们有自己的顾虑，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他们曾经的经历以及不愿意冒险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向往踏实生活不一定是因为其固守的落后思想，也因为现实的残酷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三、揭出“国民性问题”的成因
在发现高晓声对于鲁迅的继承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高晓声本人对于探索“国民性问题”所做的努力。
高晓声和鲁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生活经历、情感经历不同，笔下的人物定位也不同。
与鲁迅相比，高晓声与农民的联系更加密切，关系更加深厚，这使他的作品更加感人、更加可信。
他对于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温情宽容的态度是鲁迅小说中所没有的。
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上，高晓声凭借敏锐的眼光、清醒的头脑提出了造成农民悲剧命运以及精神软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提出农民自身责任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其他的可能性。
（一）官僚主义、极“左”路线对人的损害
王干认为高晓声“对陈奂生们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种愤慨直喷射向损害陈奂生们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的极”左“路线、封建意识和官僚主义，这种愤怒里包含着对人道主义和健全人格的呼喊。
”[5]（p85）
高晓声多次在《“漏斗户”主》中写到陈奂生和干部的相处模式，他把陈奂生的卑微和干部的高高在上刻画的入木三分。
这些干部在文章中是官僚主义的象征，他们对于陈奂生这样的农民多数时间是刻薄的，面对陈奂生的困境他们不搞清楚真正的原因，不能有所作为，反而责问他为什么别人够吃就他不够吃。
有一位“包队干部”为了争取产量上的达标，稻子没晒干就分给社员，结果导致稻子不够秤，社员只得饿肚子。
陈奂生的队长爱占人便宜，知道陈奂生得了奖金，以队长的身份一再要求陈奂生该有所表示。
有些干部靠手里有点权力，伸直手臂只会多吃多占，面对问题却没了办法。
就连“漏斗户”这个帽子都是其中一个干部给陈奂生戴上的，陈奂生不禁疑问“共产党的干部，能这样看待困难户吗？
”小说中多处描写暴露了干部们自私自利、腐败不良的丑恶面目，有力的阐述了官僚主义对人在精神、尊严、价值等方面的损害。
陈奂生因为多次受到县委书记的照顾，地位在村里一飞冲天。
不仅干部们对他笑脸相迎，在村里甚至还形成了“陈奂生热”，人人拿他当学习对象。
而这样的地位改变只因县委书记和他的一点交情。
村里每个人都把这样的关系和特权看的很高，从这样的态度转变中可以感受到，所谓的官僚主义，其本身是很难形成的，是千万个人的仰视和追捧共同制造除了的。
吴楚对陈奂生进行照顾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料到会带给陈奂生怎样的改变，官员们的无心行为和群众的有意看重共同促进了官僚主义在农村的滋长。
建国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摸索着前进，动荡、混乱是这一时期的代名词。
高晓声在《“漏斗户”主》中侧重表现的，正是陈奂生处于“文革”浩劫刚过，改革变动之际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
陈奂生的生活艰难清苦，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也有部分是因为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缺陷造成的：
物质匮乏，集体化生产导致生产力低下；“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文革”中形成的恶习仍然存在。
在这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如果让不理智的官崇拜继续膨胀，如果违背民意的“左”倾政策无法得到彻底清算，它们还会继续危害老百姓，进而使社会陷入黑暗的深渊。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国家政策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在农村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后，人们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从历史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寻找自己和自己的位置。
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是他的国民，国民中最基础的部分是农民。
在国家的整体水平还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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